在中國，搶先上車很重要

　　聶日明：很多政策制定沒有公共討論，也不允許利益相關者參與決策，導致後來者承擔政策成本，所有人瘋狂搶先。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聶日明

　　「搶」是一種中國特色。在中國，總有一群人什麼都要搶，擠公交車、擠地鐵、買火車票、醫院挂號、進景點，他們生怕進不了門、上不了車、搶不到座位，因此拚命往前擠。即使在供應充足的環境中，很多人「搶」的習慣依舊難改，例如，乘飛機都是有座的，但搶先登機的現象並不少見。「搶」也通過中國遊客走出國門進而名揚世界。今年3月，泰國網友上傳了一段中國遊客在泰國吃自助餐時瘋狂搶蝦的視頻，雖然有闢謠稱此視頻是惡意抹黑中國人，但依舊受到廣大輿論的批評。

　　為什麼中國「搶」文化如此盛行？有人將其歸結為文明程度的欠缺，或者歸結為國民劣根性。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在特大城市生活的人群，對這些不文明的現象多有批評，這些現象也成為他們排斥外來非戶籍人口或低收入人群的理由。也有人認為這是中國長久以來的稀缺經濟導致的，對供應不足的恐懼讓人沒辦法不搶，這種習慣至少要經過幾代人的生活富足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搶」有兩層含義：有和無的差異、先與后的差異。一般理解「搶」，都是從有和無的差異入手，這主要是資源稀缺所致，由於普通商品的供需大多由市場所決定，稀缺的商品，價格自然也高，一般用不著搶，而需要搶的服務（或商品）大都是受到政府管制，或者直接由政府提供的。

　　顯然，「搶」還是「不搶」的關鍵不是「有與無」，而是「先與后」。當今社會，對「搶」持嘲諷心態的中產階級，也越來越能理解「搶」的內涵，並且加入到搶先上車的大軍之中。

　　在中國，搶先上車很重要。買房要趁早，晚一步不僅買不起，也可能出現有錢也買不了的狀況。在上海，搶先辦居住證很重要，因為這樣就可以成為第一批辦理居轉戶（居住證持有滿7年可以申請戶籍），而第一批居轉戶的辦理，不僅條件低，名額也足。

　　所有政府推出的管制政策，不管看起來多麼荒唐，你都要先擠上車，或者先買張車票，不然將追悔莫急。就算是公務員，時間也是異常寶貴，每一步升遷都要及時趕早，早一年，往往意味著仕途升遷機會的倍增。

　　為什麼搶先上車很重要？首先，改革的策略決定了搶先上車的重要性。「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是廣泛使用的改革原則，由於改革的對象往往都是既得利益群體，而「老人老辦法」豁免了現有既得利益群體的義務，搶先上車、佔了位置，就可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損害。所以每一輪社保、人事改革，都會有很多公務員、事業編製職工提前退休，就是想沾上「老人老辦法」的光。

　　上海和北京的限牌政策亦是如此。2010年前，北京車輛上牌尚未受到限制，之後推出了搖號政策，目前中籤概率低到0.14%，即693人中只會有一人中籤。上海早先的車牌雖然需要拍賣獲得，但有錢總可以拍的到，然而2013年警示價制度出台以後，車牌拍賣淪為抽籤，概率雖比北京高，但也不到5%。晚一步買車上牌，其難度增加何止百倍。

　　過去的30年，是資產膨脹的30年，也是知識與技術價值回歸的30年。房產是居民財富最主要的資產，除了投資以外，對於一線城市的常住居民，能否買房將嚴重影響其財富增值的可能，買房早與晚也非常重要，直接影響其房產財富的凈值。在這種情況下，買房的資格卻與繳納社保年限以及是否有戶籍等因素掛鉤，從而變相拉大了人群之間的財富差距。「先來後到」的資源配置機制，是加劇代際和人群之間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這種機制也已經成為上海、北京等城市族群衝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其次，搶先上車的根源在於恐懼，害怕機會的大門對自己關閉，這是由政策的不確定性導致的。2010年以前，全國只有上海實施小汽車車牌數量管制政策，隨著北京車牌搖號政策的出台，深圳、廣州、杭州、南京陸續傳出實行小汽車車牌總量控制政策的謠言。以深圳為例，社會上多次傳出深圳將實施車輛限購的謠言，但官方多次闢謠稱不會實施車輛限購，但2014年12月29日，深圳官方宣布當天晚上18時開始實行車輛限購，杭州的情況也與深圳相同。

　　今年3月，上海市的房地產市場也出現了一起相同的案例。3月24日以前，上海瘋傳房地產限購將升級的消息，作為購房前提的社保繳納年限從累計2年調整到連續5年，3月25日上午10時，市政府的新聞發布會證實了這一消息的準確。

　　造成搶先上車恐慌的政策都有如下共同點。第一，閉門密室決策，買車、買房、落戶、子女入學這些政策事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此類重大決策很少有公共討論環節，利益相關者也很少有機會參與到決策過程中。第二，以時間為劃分原則，先上車者的利益將被保護，大家不得不搶先上車。第三，決策執行沒有緩衝期，因為以時間為主要劃分原則，所以政策方案不僅要保密，還要立即執行、自公布之時起執行，如上海的房產限購升級政策，政策執行的時間甚至要回溯到政策發布十小時之前的時間點，這就導致大家對謠言的態度是「寧可信其有」，而絕不放棄任何搶先上車的機會。

　　南京對限牌政策的態度是少有的例外。受杭州等地限牌政策突然襲擊的影響，南京車市持續了很長時間的火爆狀態，大家搶先上車以防止自己被政策拒之門外。為此，2015年5月3日，江蘇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劉克希回應表示，南京絕對不可能像杭州那樣突然限牌，因為江蘇省地方性法規對限牌有明確規定。在江蘇，如果有城市準備限牌，必須要走這三個程序：必須公開徵求公眾意見、必須人大常委會審議、必須提前30天公告。

　　更進一步，不管是試點改革策略、政策傾斜，還是閉門決策、政策制定不遵循法定程序，此類現象突顯的都是中國各級政府行政行為的法治缺失。政府可以關門立法、不徵求公眾意見，可以以公眾利益為名、損害特定群體的利益，可以使重大政策不經過代議制機構（各級人大）的審議，可以使政策自公布之日起實施、不留緩衝時間，這些才是造成公眾恐慌的根本原因。

　　在今天，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分蛋糕」效應越來越明顯。在勞動力全國流動的大背景下，大城市產生了義務教育學位不足、交通擁堵、房地產供小於求導致的高房價等問題。以擁堵為例，其根源在於道路的供給過少而需求過多，擁堵的治理自然也要從抑制需求、增加供給的角度入手。在需求側，抑制需求要增加哪些人群的使用成本，成本又要如何分攤，這些問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本應該充分採納公眾的意見，平衡不同群體間的利益。

　　然而，中國的現實是，這些政策制定過程，沒有公共討論，也不允許大多數利益相關者參與決策過程，最終的結果就是讓沒買車的居民承擔了大部分的政策成本，這樣的公共政策既不公平，也沒有效率，更讓無數的後來者恐懼被政策所拋棄，瘋狂地「搶」佔一切可能佔據的位子。

　　換而言之，如果所有的公共政策決策都遵循三個要素：第一，開門立法，公開徵求公眾意見並允許公共討論；第二，重大決策要平衡不同群體間的利益，由人大審議，或未經法定程序不得推出；第三，設置必要的緩衝期，那麼新老划斷、突襲政策等現象就根本不會出現。

　　公眾參與也意味著政府在治理城市時不能自說自話、閉門決策。制定什麼樣的政策，由誰來承擔政策成本，應該納入公眾討論的範疇。公共討論中的事實呈現和競爭性的學術研究形成的共識才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公眾也更願意接受並支持這樣通過科學民主決策的治理方案，哪怕這會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這樣的決策才會讓老百姓有明確的預期，自然也不需要事事都搶著先上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