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文革遺產與習近賓士國模式（一）

轉載：美國之音

作者按：這篇論文是為參加紀念文革發動五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而寫，全文分四個部分：一、鄧小平應對毛文革遺產復活負責；二、毛的文革遺產反文明反傳統反人性；三、毛是紅二代的精神教父；四、毛魅影下的習近賓士國困局。現由美國之音首發。

鄧小平應對毛文革遺產復活負責

毛澤東是中國人的宿命和孽債，生前曾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命運，改變了近代中國原有的歷史走向，把整個國家推入一場共產主義烏托邦試驗場。儘管他已經死去多年，但幽靈仍在纏繞著中國，牽制著未來中國社會的走向。而文革則是毛留給中國最大的政治遺產，一直蟄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時隱時現，揮之不去，左右著當今中共最高執政者的思維方式、執政模式、話語風格和路徑選擇。

毛澤東發動文革，並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政治生涯中一場最大的賭博，乃至一生的歸宿。文革傾注了毛一生的心血，濃縮了他全部的政治理念，是他對中共建政后黨內分歧、歷史恩怨所做的一次總的清算。他自以為可以指點江山，再造歷史，變共產黨的黨天下為毛氏的家天下，最後卻被歷史所捉弄，敗於黨內官僚集團。死後不到一個月，江青就被囚禁，精心安排的由文革派接班的布局灰飛煙滅。毛晚年背誦《枯樹賦》的悲涼心境，正是對這種結局的預感。

毛的文革遺產與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是一對孿生兄弟，前者是後者的極端形式，後者是前者的常態表現，兩者同源，互為依存，剪不斷理還亂。官方意識形態一直就存在著「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敵對思維和鬥爭哲學，製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遺產當年經過文革秀才的包裝后，具有相當完備的理論形態，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概括出性質、矛盾、對象、動力、途徑等六個方面的要點。本來，這只是文革秀才為毛髮動文革尋找說辭的理論包裝和欺騙愚弄民眾的政治宣傳，後來卻成為中共官方為毛遮羞的依據，用所謂的「理想主義」來掩蓋毛的文革罪責。在討論毛的文革遺產時，應該特別小心，不要落入官方的這種話語陷阱之中。

鄧扼殺批毛勢頭歷史責任不比六四鎮壓小

文革浩劫后，人們痛定思痛，本來可以趁勢一舉徹底清算毛的罪責，從起草官方歷史問題決議前召開的四千人討論會上群起批毛的氣氛，就可以看出當時黨內外的人心向背。記得當時聽傳達，萬里在書記處會議上講，現在是最後一次再提「毛澤東思想」。但是，鄧小平扼殺了這一批毛的勢頭，強調毛功大於過，必須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否則，決議寧可不寫！

按照鄧定下的調子，當時理論權威胡喬木煞費苦心，試圖把毛的晚年錯誤即文革遺產從官方的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中剝離出來，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毛晚年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這樣一來，毛被高高掛起，讓林彪、江青背文革的黑鍋，中共官方提出的「徹底否定文革」轟轟烈烈地走了過場，成了爛尾工程，貽害深遠。

鄧小平刻意維護毛，從私心來說，是不想當中國的赫魯曉夫，但從政治上來說則是為了保住黨天下，不想觸動文革產生的制度根源。鄧採取實用主義的做法，只在某種程度上與毛劃清界限，以此為基礎推動改革開放，開創自己的時代。在這一點上，鄧小平缺少政治膽識和歷史眼光來開創國家真正的長治久安。

其實，鄧心裡很清楚，對毛的評價禁不住歷史的檢驗。九十年代初，鄧向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等人承認，當年決議「部分歷史是不實的」，對毛的評價是「違心的」，可以在他們這一代走後，再作全面評價。但是，已經坐失清算毛的歷史時機，以致造成今天毛文革遺產死灰復燃，困擾中國的局面。應該說，鄧對此起了關鍵作用，應負的歷史責任一點不比六四鎮壓小。

鄧與毛的歷史淵源左右其改革取向

在鄧小平時代，中共官方對毛文革錯誤的定性，是按照《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口徑，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誤，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並推向極端，但沒有認真加以清理，而是強調「宜粗不宜細」，文革歷史的真相被刻意掩蓋起來。「魔鬼存在於細節之中」，離開了歷史細節，一般民眾無從了解毛髮動文革的真相和罪責。再加上毛的文革遺產與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同質性，掰扯不清，結果八十年代官方的否定文革做成一鍋抽象否定、具體含混的夾生飯。

另一方面，鄧小平主政后實行的跛腳鴨式的改革，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不公和民怨，這成為毛的文革遺產復活、興風作浪的社會土壤。不錯，鄧主導的改革開放把中國民眾從毛時代的貧窮飢餓中解救出來，開始過上小康生活，但其目的主要不是為了民眾的福祉，而是為了挽救共產黨的一黨天下。這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步履蹣跚，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不能容忍胡耀邦、趙紫陽，接連罷黜兩任總書記的原因所在。與胡、趙兩人相比，鄧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改革派，充其量只是個半吊子的改革派。更深一步說，鄧的改革取向，與毛對他有知遇之恩有密切關係，這種情結左右著他的政治判斷。

在中共第二代領導人中，鄧小平與毛的關係最深。早在中央蘇區毛挨整時，鄧就是毛派的頭子而受到株連，由此得到毛的青睞，刻意扶植，作為接班人來培養，鋒頭甚至超過林彪。如在淮海戰役中，讓鄧統領二野、三野兩大野戰軍；在中共八大時，又先林彪一步進入中央常委。中共建政后，鄧一度也是積極貫徹毛的左傾路線的得力幹將，在許多事情上，鄧都難脫干係，如在反右運動中擔任前台總指揮；在中蘇論戰中，鄧直接領導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參加這個寫作班子的康生、王力等後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

正是由於這種歷史淵源，毛雖然對鄧小平跟著劉少奇跑不滿，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終留有餘地，強調「鄧是內部問題，劉、鄧應有區別」，並給予特別關照，允許鄧可以給他寫信，指定汪東興負責照顧鄧的生活。所以鄧在文革中的境遇，與劉少奇、彭德懷那種生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鄧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后，毛仍保留他的黨籍，並滿足鄧的請求，允許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謂做到「仁至義盡」。

「 中國模式」：鄧思想和毛體制雜交怪胎

鄧、毛之間這種關係，使鄧小平對發動文革的歷史罪人毛澤東格外寬容，高高掛起，輕輕放過。在維護毛的問題上，他甚至超過黨內保守派大老陳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鄧才是中共黨內最大的保守派。這種對毛的曖昧態度，對一黨體制的格外看重，決定了鄧在政治上的搖擺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雙重角色，只求經濟發展，拒絕政治改革。這種跛腳鴨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國模式」的權貴資本主義。

這種半管制、半市場的權力經濟——通過權力尋租，通過市場兌現，是中共官場乃至整個社會深陷腐敗、道德淪喪的原因。鄧小平是始作俑者。鄧是一個站在新舊時代交替的歷史門檻上半新半舊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兒，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機。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黨體制下的經濟改革所釋放出來的人和資本的貪婪，必然像當年毛煽動文革狂熱一樣席捲肆虐整個社會。

六四鎮壓后，當鄧小平在耄耋之年，終於把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寫入中共十四大黨章的那一刻，就為權貴資本主義大行其道打開大門。此後，所謂「改革」已經成為權貴集團的專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嚴重失衡，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廣大底層民眾淪為改革的犧牲品。

於是，人們開始懷念毛時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會不公和權貴集團貪腐的旗幟，是人民的保護神。毛的文革遺產更是成為中共黨內原教旨派批判鄧式改革的利器，社會被嚴重撕裂，毛左和鄧右兩種勢力水火不相容。這種局面是生前刻意維護毛歷史地位的鄧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鄧的片面改革，一左一右，共同釋放出來的人性惡，摧毀了中國社會的生態環境和道德倫理底線，而這正是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今天必須面對的局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