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

朋友們，我在此要向你們講述我遭受迫害的經歷，希望你們能夠認清自己所處的環境。
2009年我去了法國讀碩士。在那之前，我就已經聽說過法國的一些負面言論和法國人那古怪的性格，但是那時我認為我應該去試著接受他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我在法國的留學生涯是一場惡夢的開始。在法國的第一年，我總是面對著語言學校老師的無端的諷刺和總是因為一點小事就找我麻煩的房東老太太的歇斯底里的嘶吼，我在法國的生活於是被這種生活境況蒙上了一層陰影。電信公司員工騙取保險費和銀行職員肆無忌憚地從我的賬戶里扣款的行為摧毀了我那僅存的對法國的美好的第一印象。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與絕望中，最終那不該發生的事還是發生了。在和房東老太太一次激烈的爭吵后，她和她那當警察的兒子，還有一條惡狗，在2010年4月房屋租賃合同到期之前，野蠻地把我從家裡趕了出去。我只在那個房子里住了幾天，即使我為那個月付了整月的房租。這難道是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應該發生的嗎？這一切徹底改變了我對法國和法國人的印象。在2010年9月，帶著對法國的不好的印象，我進入了法國大學，開始了我的研究生課程。不幸的是，我發現錄取我的專業不是我所申請的。我覺得我又一次被法國人欺騙了，因此，我開始在課堂上變得漫不經心。一些老師發覺我對法國人有偏見，這也許是傲慢的法國人所不能容忍的，他們開始給我找麻煩。我本應該早一些結束在法國的學業，但是他們使我復讀了第一學年。因為這樣不公平的對待，我變得絕望以至於不知道下一年應該做什麼。我開始因為小事而發脾氣。一天，當我被一邊用歧視的眼神看著我一邊想要封住我的手提包的保安在AUCHAN超級市場的入口處攔住的時候，我那積壓了好久的怒火全都向他發泄了出來。從那時起，AUCHAN總在我付賬的時候給我找麻煩。我認為AUCHAN勾結了法國政府，而且非法地把我列入了黑名單。
我試著申請比利時的另一個碩士項目，從而逃離法國，但是最終我沒能成功。我懷疑錄取過程被法國人搗亂了，因為項目負責人給我在錄取材料上找麻煩。我再也不能忍受他們的所作所為，於是我在一個中國的網路論壇上發表了對法國和法國人的負面評價，這也許在中國學生中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因此，去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數量明顯地減少了。這就是為什麼法國政府開始了他們的報復計劃，他們百般阻礙我畢業，攔截我的電子郵件，信件和手機簡訊來阻止我在法國找工作，他們還非法扣留了我想要寄回中國的行李，自從2014年4月末從巴黎寄出到現在，我已經等待了1年多了，還是杳無音訊。他們監控我的一切通訊設施，藉助我的行動電話跟蹤我，滿世界地造謠，玷污我的人格，這使得我無論在哪都收到歧視。我實在沒辦法了，加上對家人的思念，最後在2014年4月選擇了回國。但是惡夢還沒有結束，我在中國受到和法國同樣的對待，因此我意識到法國政府勾結了共殘黨一起玩弄我，我成為了政治交易的犧牲品。他們在全國各地到處造謠，在飛機上，火車上，酒店裡，餐館里，在我的朋友中，在我的家庭成員中，在我遇到的和即將要結識的每個人中。我的朋友和家人淺淺地和我疏遠了。我想試著變得好起來，於是在2014年4月末去了上海找工作。但是共殘黨想盡一切辦法讓我花錢，把我趕出上海。很多次，他們給已經跟我有了口頭協議的房東打電話來讓他們取消對我的承諾，延遲我入住的時間或者直接取消我們之間的協議，因此我只能呆在酒店裡花更多的錢。除此之外，我發現我的電腦被黑客攻擊了，而且不管我住在哪，總有人在我隔壁的房間偷笑。我敢肯定這是共殘黨的特務流氓。我憤怒了，開始在一個針對中國學生的社交網路上發表關於人權的言論來譴責政府。我認為我的言論在中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因為共殘黨引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作為中國大學的必修課，從而控制學生們的意識形態，防止他們西方化，他們還實施了一系列措施來加強對公共輿論的管控。造謠和洗腦是共殘黨的法寶，他們還善於煽動民族情緒。在當下中國民族主義盛行的形勢下，共殘黨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要清除一切異己勢力，我因此被描述成為一個叛徒。我感到是那樣的無助於絕望在上海，那些我到訪過的餐館里的民族主義分子開始向我的食物裡面放瀉藥，每次吃完飯我都不停地去衛生間，我還看到了他們那惡毒的眼神，這就是共匪統治的結果，愚昧的人們已經分不清是非。帶著失望與恐懼的情緒，我在2014年9月回到了我的家鄉鞍山。在我返回后，共匪在鞍山的國安流氓們給我打電話讓我去訪問他們。我去了他們鞍山的辦公地址，在談話中，他們試著讓我妥協，說他們沒有給我找麻煩，我沉默了，因為我對他們的卑鄙無恥的嘴臉已經無語了。我當時認為惡夢應該結束了，幾天以後，我在淘寶上開了一家服裝店。不幸的是，他們沒有停止迫害我，我發現他們攔截了我和客戶之間的信息交流，繼續給我找麻煩。我這才意識到他們切斷了我的一切經濟來源。在新的形勢下，我變得脾氣暴躁。我住在一個新小區里，從我家樓上我聽到了那熟悉的嘲諷的笑聲，再次受到黑客的攻擊。樓上的特務流氓們監視我，知道我的一切。他們知道我喜歡吃的東西，我的習慣和作息時間。我已經厭倦了在持續的監控中生活，這儼然是在坐牢。我開始咒罵他們，向每個我在網上遇到的人講述我的故事。為了讓我閉嘴，當我在戶外散步時，他們開著飛快的車直撞向我。我更加憤怒了，我開始踢他們樓上的房門予以還擊。也許他們意識到我不會妥協，所以他們想殺了我。他們知道我每周去附近的超級市場買酸奶，這是為什麼他們能夠成功地在我從那裡買的酸奶里下毒。在我吃了那些以後，我感覺腹脹，胸悶，乏力，厭食，總是打嗝，懷疑是黃曲霉素中毒，幾乎臨近死亡的邊緣。我醫院檢查，醫生在外界的干預下敷衍我，隱瞞病情，我只能自己調節，勉強的活著。這還沒結束，他們發現我停止吃那些酸奶了，於是他們開始使用其他手段。我總是聽見他們在切割樓板，移動機器，而且我發現我的思維減慢，尤其是在我早上醒來的時候。我懷疑他們在我睡熟的時候用機器照射我的頭部。為了認證我的猜測，在睡覺時我把我的頭放到了床尾，令我驚訝的是，我聽到了他們在意識到我已發覺他們對我所做的一切之後的慌張的腳步聲。我突然意識到在法國里爾上學時，我的頭部已經被法國特務照射過了，因為我聽到有人在我的宿舍樓上挪動機器，而其那時我已經覺得開始神志不清在我搬到大學城裡的公寓后。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法國人可以滿世界造謠我是個傻子。帶著找到證據的希望，2015年6月我帶著剩下的那些酸奶來到北京，希望能夠找到一個NGO可以幫助我。我打給了無國界醫生，但是他們在外界的干預下拒絕了我的請求。我是那樣的絕望，於是把酸奶扔掉了，來到了香港。令我意外的是，不論我在哪，總有特務在監視這我，我想到我不能在痛苦與恐懼中生活在中國了，不得不為了生存逃離中國。於是在2015年6月18日，我滿懷希望地從香港乘機來到了美國塞班島，我本以為我可以逃離特務流氓安靜地生活，但這不是真的。我發覺特務們就在我酒店的隔壁房間，我也看到了來自超市員工的歧視的眼神。我意識到共匪的勢力已經延伸到了塞班島。我現在無論在心理還是身體上都受到了無盡的摧殘。
我返回香港想找找其他辦法，可是就在我7月1日返回香港之後，共匪開始抓捕維權活動人士和律師，因此我覺得形勢惡化了，於是在7月17號又回到了塞班。麻煩從來就沒有遠離過我，從酒店員工粗魯的行為和超市營業員的歧視的眼神中，我意識到我在塞班是不受歡迎的。他們還阻止我在當地租房，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感覺被拋棄了。
7月22日，帶著對家人的思念，我再次回到中國，當時認為只要我不再發表言論他們就不會再找我麻煩。但是，就在我7月22日從香港抵達深圳后，深圳的特務們又在我從酒店對面的超市裡買來當第二日早餐的蛋糕里下了毒，我當時感覺胸悶，疲憊，噁心，我甚至23日在床上躺了一天。在我回到鞍山以後，我發現特務流氓們依然在那等待我的歸來。他們向往常一樣照射我的頭部，而且還攻擊我的電腦阻止我從外匯交易中獲利。他們徹底剝奪了我生存的權利，我意識到離開中國是我最好的出路。因此我在2016年1月28日再次來到塞班，希望能夠得到美國人民的幫助。我萬萬沒想到，塞班島儼然已快成為被共匪收買的腐敗島，他們依舊攻擊我的電腦，給我搗亂，四處造謠，租給我房子的這個見錢眼開的無恥女人也成為了被共匪收買的線人，整天找我麻煩，給我造謠。真不知道應該叫美國塞班島還是中國塞班島。從塞班島遞交到加州的庇護申請也被退回，期待一位好心的律師幫我為了人權，正義和自由打一場官司。
朋友們，大家一定要認清共匪的邪惡本質，不然誰知道還有誰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他們把愛國和愛黨綁架在一起，奴役人民，大家只有團結起來，解放中國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