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哈佛大學在培訓下一代中共領導人？

轉載：譯者
作者：William J. Dobson
原載：2012年5月23日



哈佛和中國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因此，當前重慶的黨委書記薄熙來的醜聞爆發的時候，哈佛也難免受到震動。兩者之間的聯繫是薄瓜瓜。他是這位倒台的中共官員的兒子。小薄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研究生。四月，他沒再聽課，有人看到他在保安的護送下離開了校外公寓。（譯註：根據《華爾街日報》的最新消息，他參加了哈佛的畢業典禮，正式獲得了哈佛的碩士學位。）

薄瓜瓜即將獲得哈佛學位，這引起了人們對於所謂的"太子黨"在美國精英學校求學這一話題的興趣。這實不鮮見。中國的副主席，預計在今年秋季會成為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的女兒也在哈佛讀本科。兩名中國近期的高層領導人——趙紫陽和江澤民都有孫子輩子女在哈佛讀書。中國高層領導之一賈慶林的一個孫女在斯坦福。事實上，根據 Andrew Higgins 和 Maureen Fan 的報道，九名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五名成員的兒孫在美國學習。

不過，比紅二代們更重要的人物也在哈佛和其他美國常春藤學校求學，中共領導人自己。

10多年前，中共開始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努力，為官員們提供培訓，讓他們獲得能在越來越複雜的環境下進行治理所需的技能和專長，這種治理對於一個威權政體來說對其彈性的考驗。被精心挑選的官員們，也是被選拔出來的"明日之星"，被送到國外位列世界上最好的幾所大學中學習經過了特別設計的課程。第一批就被送往了哈佛。今天，中國當局已經將這一項目擴展到了斯坦福、牛津、劍橋和東京大學等。一年之前，我遇到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秘書長盧邁，他在管理著這個項目。他告訴我說："這是個重大的決定，我們已經派遣了超過4,000名官員。我不知道其他國家還有哪個的派遣規模有這麼大。"

這個經過了特殊設計的哈佛項目的課程類似於在職高管培訓。在肯尼迪學院的阿什中心，哈佛的老師們教這些中國官員的包括領導學、戰略和公共管理。（薄瓜瓜上的也是這個學院。）一些課程由著名的哈佛教授授課，包括羅傑·波特（Roger Porter 譯註：著名的政府與企業關係學教授）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 譯註："軟實力"概念的提出人。）雖然課堂只限於中共官員，這些共產黨員卻有充分的機會跟學校教職工和普通學生打交道。

借用了商學院的個案研究方法，這些課程包括特別題目比如美國政策和政府，媒體如何運作，策略談判，甚至是社交媒體。課堂補充內容還包括訪問麻州州議會、波士頓重建局，更大的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和聯合國。除了主要的為期八周的領袖項目，哈佛還有更多針對性課程。

其中一個題目是危機管理。另外一個項目則完全是為上海市政府設計的。一個新的能源項目將匯聚中國南方電網電力公司的高管。"目標是幫助中國政府在全球化的環境里工作。"盧說，"為了追趕（世界）。"

哈佛可能是一個有競爭性的學校，但是和中組部比起來就不算什麼了。中組部是一個高度秘密機構，負責任命全國所有共產黨官員，並每年選擇一批官員到國外學習。中組部的工作幾乎都是秘密進行的。它位於天安門廣場附近一棟沒有掛牌的建築內。來自中組部的電話在你的座機上顯示的是一連串零。

被選中的官員身份不一：他們包括市政府官員，市長，省長，一直到中央政府副部長。要知道，在人口密集的中國，即使一個低級官員都可能影響數百萬人。盧邁驕傲地說，超過一半的赴哈佛進修的官員在歸國不久都獲得提升。儘管他承認："我們不知道他們被提升是因為培訓還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不錯。但是我們想說是因為培訓。"

哈佛的培訓項目已經持續了足夠長的時間讓它在其校友名單上列出一系列知名人物。李劍閣現在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中融類似於中國的第一家投資銀行。趙正永是陝西省省長，陳德銘是商務部長。不過，其中官階最高的是李源潮。

李源朝是政治局當中第一個在哈佛受訓過的成員。今天，他領導著中組部。今年稍晚的十八大上，李源潮預計將進入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國最有權力的幾人之一

一些人會覺得，哈佛教授中國領導人如何治理國家的竅門，這其中頗有兇險。他們說得有理。因為，不管你怎麼辯白，哈佛在幫助一個前所未有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專制政權磨刀，拋光並加強它的專業化。哈佛沒有教任何人如何審訊人權活動家，中國當局無需在這方面再接受培訓，但是他們是在幫助一個為了能不惜一切掌握統治權可以毫無保留地殘酷對待其人民的政黨保持領導力，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儘管如此，鼓勵改革和政治開放有不止一種方式。如果哈佛的課堂能打開中國官僚的眼睛看到另一種治理的方式，那麼與其拒之門外，不如開門迎之。

國際交換通常是值得讚賞的。如果我們對此事有不同想法，那是因為我們不肯定這些中國學生從課堂上到底學到了什麼。阿什中心的執行董事朱利安·張說，"我們希望這些項目能幫助學員更好的理解全球治理。"

更重要的是這些項目對中國是怎麼說的。在威權政府中，中國在借用外國的治理手段為其所用方面是最開放的。最近幾年，它已經試驗了選舉、公開聽證、民意調查、實時的市政府會議，以及一系列典型的民主機制來提升其治理。你可見不到利比亞的卡扎菲和辛巴威的穆加貝到西方頂尖大學來學習。如果獨裁者們真的在西方設立教育項目的話，通常也是軍對軍的交換項目的一部分，比如印尼在蘇哈托治理時期，或者是埃及在穆巴拉克統治的時期，和美國軍隊進行的交換項目。

中國的官員們參加的課程包括環境政策和可持續性。應該承認，這些對於讓黨保持統治來說是好事，但這畢竟是好的治理。

我遇到盧邁的前幾天，我和一名中國官員、黨員談了談。他是俞可平，也是鼓勵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可以進行更大膽的民主試驗的領軍人物。他也在哈佛學習。談到"阿拉伯之春"，那時還是在事情發生了短短數周之後，俞說："我們可以從中東國家的混亂中學到教訓，公眾服務和人們的參與的必要性——透明度、問責制和社會公正。"他可能不是從哈佛學到了這些，不過他要是真的是從這兒學到的，那可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