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去世后，斯大林的重要任務

　　

　　1924年1月，列寧靈柩抵達莫斯科，蘇共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抬棺，照片從右向左依次為布哈林、加里寧、季諾維也夫（被加里寧擋住）、莫洛托夫、魯祖塔克、托姆斯基、加米涅夫、斯大林

　　就在美國知識界轉向極權主義歐洲在有序計劃上尋求精神食糧和指導的那一刻，他們事實上正在走向史無前例的殘暴和荒蕪的20年——道德相對主義的可怕體現。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作為一個獨裁政權的絕對主人慶祝了他的50歲生日。幾周前，就在紐約股票交易所崩盤的同時，他下令強迫俄羅斯農民集體化，這一舉措所涉及的物質損失遠遠大於華爾街範圍之內的任何東西。到約翰·斯特雷奇寫到逃離資本主義死亡、發現蘇維埃新生的那段時期，這項社會工程的豐功偉績已經完成。

　　

　　1922年8月，列寧（左）和約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高爾克村

　　然而，就在列寧喪失了工作能力並十分在乎批評自己的聲音之後，斯大林便立即擺出一副溫和派和中央大員的姿態，來尋求權力。他面臨如下的問題。通過控制迅速擴張的秘書處，斯大林實際上已經控制了黨的機關，並正在把他自己的人安插進中央委員會。然而，在政治局，有4個重要人物擋住了他通向獨裁統治之路：最著名、最兇殘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托洛茨基，他控制了軍隊；季諾維耶夫，他掌管著列寧格勒的黨務——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他都是斯大林特別痛恨的人；加米涅夫，他控制著莫斯科的黨務，眼下是最重要的；還有布哈林，最重要的理論家。前3個人傾向於左翼，布哈林傾向於右翼，斯大林分化瓦解他們，並利用他們互相消滅對方，然後把他們的政策據為己有——他似乎沒有自己的政策，其方式是強權政治的一次經典運用。

　　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列寧的繼承者當中，沒有一個人是清白無辜的。就連布哈林（列寧說他「像蠟一樣軟」，並把他描繪為「人性社會主義」的始作俑者）也是一個慣於揭發別人的人，有人尖酸刻薄地稱之為「關押優秀共產主義者的監獄看守」。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完全是肆無忌憚的黨魁。托洛茨基在倒台之後把自己描繪為黨內民主的信徒，被他的追隨者和傳記作者艾薩克·多伊徹奉為布爾什維克運動中所有最高貴成分的縮影，而實際上他不過是一個老奸巨猾的政治流氓。他實施了1917年10月最初的暴動，後來又以最放肆的手段屠殺了新政權的反對者。正是他，最早扣押沙皇軍官的妻兒作為人質，威脅要以不服從蘇聯命令為由槍斃他們，這一手段很快就成為制度。他對自己一邊的人同樣冷酷無情，槍斃那些「表現懦弱」（亦即撤退）的人民委員和紅軍指揮官，後來成了斯大林主義的普遍慣例；普通士兵被大批殺死。托洛茨基始終採取最殘酷無情的路線。他發明了「兵差」制度，摧毀了獨立的工會。他使用無法形容的殘忍手段，鎮壓喀琅施塔得的士兵起義，甚至在起義失敗的時候準備使用毒氣。他把自己看作歷史的化身，認為歷史高於所有道德約束。

　　

　　1935 年，斯大林接受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左）的專訪

　　「托洛茨基分子」這個術語最早是被季諾維耶夫作為罵人的話來使用，其成熟的形式是斯大林定義的，他創造了「不斷革命」（托洛茨基）和「一國革命」（斯大林）的區分。事實上，他們都相信世界革命立即爆發，當它沒有發生的時候又都轉向了鞏固政權。跟斯大林比起來，托洛茨基希望更快地推進工業化，但兩個人自始至終都是機會主義者。他們畢業於相同的屠場，他們的鬥爭本質上是圍繞這樣一個問題：誰應當成為新的最高祭司。假如托洛茨基勝出的話，他甚至可能比斯大林更殘忍。但他不會堅持到最後：他缺乏生存技巧。

　　

　　1922年的托洛茨基，當時他在黨內的地位高於斯大林

　　托洛茨基犯下了每一種讓斯大林抓住把柄的錯誤。在1920年訪問期間，伯特蘭·羅素精明地注意到這兩個人之間的差別：托洛茨基喜歡做戲而虛榮，而斯大林則沒有這樣的缺點。1923~1924年政治局會議的一份現場記述說，托洛茨基從不費心掩飾對同僚們的輕蔑，有時候摔門而去，或者耀武揚威地轉過身去讀一本小說。他鄙視政治陰謀的觀念，更看不起搞陰謀詭計這種有失尊嚴的苦差事。他從不試圖利用軍隊，因為他把黨放在第一位；但當時他在黨內也沒有培植自己的親信。當他在1923年秋天第一次攻擊斯大林並發現後者的地位有多麼穩固時，他想必十分沮喪。他想讓自己的手掌乾乾淨淨，這對於一個不可能從秘密集團內部訴諸公眾的政治流氓來說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他經常生病或者離開，而且從來都不是在正確的時間。他甚至錯過了列寧的國葬禮，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這正是斯大林在俄羅斯生活中恢復虔敬成分的第一個舉措，自從沙皇和教會被消滅以來，這一成分就令人悲哀地失去了。很快，斯大林就復活了由來已久的托洛茨基－列寧之爭。在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黨代會上，他給托洛茨基打上了列寧所說的「少數分子」的烙印。托洛茨基拒絕收回他的批評：斯大林正在變得權力過大。但他不能質疑列寧對國內反對派的指責，就像一個被宗教裁判所指控為異端的人一樣，他被自己的宗教信仰解除了武裝。「同志們，」他承認，「我們沒有一個人在跟黨作對的時候還希望自己是正確的，也不可能是正確的。歸根到底，黨始終是正確的……我知道，一個人跟黨作對不可能是正確的。一個人只有始終跟黨保持一致才是正確的，因為歷史並沒有創造出其他的途徑來認識什麼是正確的。」由於斯大林已經控制了黨，托洛茨基的話也就鍛造了16年後敲碎他腦殼的那把碎冰錐。

　　隨著托洛茨基的被消滅（他1926年10月被逐出政治局，次月被開除出黨，1928年國內流放，1929年被逐出俄羅斯，1940年在墨西哥被奉斯大林之命的殺手暗殺），斯大林轉向了他的左翼盟友。1925年初，他通過賄賂加米涅夫副手烏格拉諾夫，從他眼皮底下竊取了莫斯科的黨務大權。9月，他拉來布哈林和右翼，以幫助他對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發起正面進攻，在12月的黨代會上決定性地打敗了他們。緊接著，斯大林最信任、最冷酷的心腹黨羽莫洛托夫率領的一支由黨的「要員」所組成的強大小分隊，被派到列寧格勒，搗碎季諾維耶夫的黨組織並接管它——本質上和同一時期艾爾·卡彭在芝加哥擴大地盤時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樣的，只不過規模更大一些。被嚇壞的季諾維耶夫如今和他幫助打倒的托洛茨基聯合起來。但為時已晚：他們兩個人都立即被開除出黨，在1926年12月第十五次黨代會上，加米涅夫的抗議被受過精心訓練的斯大林分子的高喊聲給壓下去了，如今，這些斯大林分子已經充斥黨的各個階層。斯大林有意識地模仿列寧，他站起身來對昔日的盟友說：「夠了，同志們，到了該結束這場遊戲的時候了。……加米涅夫的演說是一派謊言，是這個講台上發表過的所有反對派演說中最偽善、最無賴和最流氓的。」

　　斯大林想方設法把自己神化為已經被神化的列寧的繼承人。早在1924~1925年，尤佐夫卡、尤佐沃和察里津就成了斯大林諾、斯大林斯克和斯大林格勒；但正是1929年底的50歲生日慶祝會，不僅標誌著斯大林個人統治的真正開始，而且標誌著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進入噩夢般的成熟期，像斯大林納巴德、斯大林奧爾、斯大林尼里、斯大林尼西、斯大林諾、斯大林諾戈斯克、斯大林斯克、斯大林山這樣一些地名雨後春筍般湧現於整個蘇聯帝國，連同最早出現的斯大林主義祈禱文：鐵人，花崗岩布爾什維克，強硬的列寧主義者，鋼鐵士兵，全能天才，那是一種可以追蹤到埃及法老們的統治者崇拜。在蘇聯政府就其外表而言變得更具宗教性質、更有禮拜儀式感的同時，其實質上也變得更加恐怖主義，蘇聯「科學」陷入了非理性，還有一群群准宗教的「重要思想家」，分別被稱作遺傳學家、目的論者、機械論者和辯證學家——還有很多其他專家——努力贏得斯大林支持他們包羅萬象的物質進步理論。在斯大林的朝廷里，有些專家很樂意證明：有「鐵人」掌舵，人類將會戰勝任何事情，那些迄今為止被認為是自然規律或經濟規律的東西都可以暫停。作為斯大林的御用經濟學家之一，S.G.舒米林寫道：「我們的任務不是研究經濟學，而是要改變經濟學。我們不受制於任何規律。」

　　正是在這一非理性的背景，以及因此而不受任何經濟或道德體系的約束，斯大林推行了他在社會工程學上的大規模實踐：消滅獨立的俄羅斯農民。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正是農民讓列寧的政變成為可能；也正是他們，後來通過違抗他而迫使他做出讓步，儘管他用「新經濟計劃」這個委婉的說法來掩飾這一讓步。而斯大林正是打著列寧主義和「新經濟計劃」連續性的旗號，在1924~1928年消滅了左派。但現如今，到了對那些曾經讓蘇維埃權力卑躬屈膝的農民大眾實施可怕報復的時候了。

來源：歷史那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