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文化決定論導致了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中國的「西化而非現代化」大潮

　　在近代中國，既有中西文化交流，又有新陳制度代謝，文化變遷與制度興革的關係就很有趣了。制度上的現代化與文化上的「西化」當時往往混在一起，而且後者有時還被看成是最為深刻的變化。過去有種流行的說法，說是近代中西交往是個「三階段」的過程：洋務運動時代學習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學習西方的「制度」；而新文化運動則達到最高層次，開始學西方的「文化」了。

　　這種把「文化」列為最高層次的「三階段」論，反映了一種文化決定論的觀點。但它未必符合事實。筆者前面已指出：其實鴉片戰爭后一些先進國人對西方「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產生羨慕，並不晚於國人重視器物層面的「船堅炮利」，而像劉錫鴻那樣反感西方「器物」，卻對西方「政教」私下稱羨不已的現象，也並不罕見。但是，最為重要的反證應該是太平天國：作為基督教這一「文化」在華造成巨大影響的事件，太平天國早在洋務運動之前就震撼了神州。

　　在過去的近代史中，太平天國通常被當作傳統的「農民起義」看待，但毛澤東也曾把洪秀全與康有為、孫中山並稱為「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人物。

　　

　　太平天國的王爺在斥責下屬。

　　作為「農民起義」，太平天國曾被宣傳為「打土豪分田地」的先聲，有人甚至杜撰了所謂「太平天國民謠」：「毛竹筍，兩頭黃，農民領袖李忠王。地主見了他像見閻王，農民見了他賽過親娘。……農民領袖李秀成，是我伲農民大恩人，殺了土豪和惡霸，領導我伲把田分。」而《天朝田畝制度》更是一度紅得發紫。

　　但如今，不僅那種「民謠」已經被還原為小說家言，《天朝田畝制度》也還原了真相：它不僅內容與「打土豪分田地」無關，而且當時就流傳極少，可以說只是一份天朝「內部文件」。當時清朝情報部門根據天朝的「旨准頒行詔書總目」進行搜集，結果其他書都不難找，就是不見這本今人捧為天朝頭號「綱領」的《天朝田畝制度》。情報官報告說：「惟各處俘獲賊書皆成捆束，獨無此書，即賊中逃出者亦未見過，其賊中尚未梓行耶？」（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九「偽書」）其實此書倒是「梓行」了，但數量少到幾乎無人得見，自然也談不上影響。人們早就公認《天朝田畝制度》並未實行。但就算未能實行的理想也應該有宣傳號召作用嘛，太平天國為何要對這一「理想」秘而不宣呢？其實讀了就會明白：這個「制度」對天朝官員爭取立功獲得高官厚祿也許有激勵作用，但普通百姓讀了是不太可能有好感的。（秦暉：《太平天國：傳統民變的特殊標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節》，《看歷史》雜誌 2011年8月號，88-94頁）

　　實際上，太平天國與傳統中國曆次王朝末期的大規模民變一樣，本就是「秦制」下周期性危機中專制朝廷與民間社會的衝突，與所謂「農民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並沒有多少關係，更與「土地改革」無關。要說它在這類民變中有什麼特點，第一是以「奉天討胡」誅「滿妖」為言的漢族反滿情緒，第二，就是毛澤東說的「向西方尋找真理」了。

　　說到「向西方尋找真理」，人們首先提到的通常是太平天國另一個所謂的「綱領」，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此書的確是一篇受西方影響、站在時代前列的文獻，其資本主義色彩至少比同時期的許多洋務派還明顯。但洪仁玕本人的實際作為卻遠不如洋務派。而這本書的影響甚至還不如《天朝田畝制度》，後者好歹還是「旨准頒行詔書」之一，不管多麼「內部」總還屬於正式文件。而《資政新篇》是洪仁玕個人署名，沒有「旨准頒行詔書」名義，其流傳比《天朝田畝制度》更稀。

　　太平天國所找到的「西方真理」，其實主要還是基督教。

　　按照前面的定義，信基督還是信孔子，是「文化」之別，而信仰自由還是神權專制，則是「制度」之別，因此說太平天國在「制度」現代化方面有何意義，固然很成問題，但說它是一場「西化運動」，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因為太平天國在政治經濟各種制度上除了一些乖戾的做法，說實話沒什麼有價值的引進與創新，但她卻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時空範圍如此廣大的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

　　當然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與正統基督教有很大區別，所以有人說它是「邪教」。但如果僅從教義上來看，基督教的許多異端與其主流（新教、正教、天主教）的差異，並不比拜上帝教小。洪秀全接觸的基督教讀物，都是低層次的通俗讀本，其中譯本的翻譯很差甚至難以卒讀，他也不可能有多高的神學素養，但他畢竟是跟美國新教基要派牧師羅孝全在教堂里學過三個多月的，與撿到一本書就閉門造車者不同。史料表明，他曾多次在對基督教增加了解后，就盡量修正原有教義（如天朝的葬儀原來基本是中國傳統式的，後來就改得更為基督教化）。而太平天國最出格（按正統基督教觀點看）的宗教行為，大概就是楊秀清、蕭朝貴的「代天父、天兄立言」了。但洪秀全實際上是不情願接受這一套的，天京內訌后也就把這一套廢除了。

　　但另一方面，洪秀全對非基督教文獻如儒家四書五經的反感，卻遠遠超過楊秀清等人，他「曾貶一切古書為妖書」要完全禁絕，而楊秀清卻認為「四書十三經……宣明齊家治國孝親忠君之道亦復不少」，因而要求保留（見王慶成：《太平天國和四書五經》，《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83頁）。換言之，洪秀全對基督教的偏執專信要遠遠超過楊秀清，而拜上帝教與正統基督教相比最「邪」的部分卻出於楊，而非出於洪。所以，與其說洪秀全對基督教有「邪教」傾向，不如說他有原教旨主義傾向。當然，這並不是對「邪教」或者「原教旨」做褒貶。其實洪秀全的文化專制遠甚於楊秀清。但這與是否「邪教」應該沒什麼關係。

　　應該說，太平天國對基督教的認同相當認真。甚至有證據顯示他們原先的打算不是北上長江流域，而是背靠香港、澳門在兩廣立國，依靠基督教世界的支持。「因大頭子（洪秀全）、二頭子（馮雲山）都系花縣人，暗中也有人在廣東傳教，他們原說（廣）東省做東京，此處（指廣西）為西京。……萬一打敗，也好投到英吉利國去。」（《李進富口述》，轉引自姜濤、卞修躍：《近代中國的開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262頁） 只是因軍事形勢不便而未能實現。這與所謂太平天國「反帝」「愛國主義」的說法反差極大。當然，也很難因此反過來給太平天國扣一頂賣國、叛國的大帽子，因為這基本上就是一種信仰的結果。

　　「洋兄弟」為什麼翻臉：國際關係好壞並非「文化」問題

　　但是，後來太平天國與基督教西方的關係就很微妙。過去教科書上說帝國主義與清王朝勾結起來鎮壓太平軍。而太平軍進行了「愛國、反封建」的抗爭。其實理論上講，當時西方列強在中國內戰中是中立的，但是西方人作為個人去當雇傭軍（褒義的說法是志願軍）則兩邊都有，清朝這邊有華爾、戈登等，太平天國這邊有「洋兄弟」呤唎，還有先後受雇於兩邊的白齊文等。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無論是西方各國國內、在華僑民、教士、外交官、軍人還是租界輿論，都存在著親清朝還是親天朝兩種意見的爭論。但總的來講是親清朝的傾向日益佔優勢。清朝一方的洋人雇傭軍遠比太平天國一方的多，作用也大。列強官方的態度雖然幾經搖擺，後來（尤其是在《北京條約》簽訂、其在華利益獲得清朝首肯，而太平軍又兵臨上海時）也是明顯偏向清朝的。

　　為什麼基督教的西方列強不親近基督教（至少是「類基督教」）的太平天國，反而親近非基督教的滿清？有人認為這就證明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不是基督教而是「邪教」，所以得不到西人的同情。這當然是不對的。太平天國的宗教與正統基督教的歧異，的確受到一些洋教士的非議，尤其是一些法國天主教士在得知洪秀全的宗教知識來自美國新教牧師羅孝全后，這種非議還帶有一種嫉妒新教的心理。但無論如何，拜上帝教與基督教的差別不會比清朝傳統宗教與基督教的差別更大，這是基本的事實。正因為如此，在整個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最同情太平軍的西方人基本上也是一些傳教士，乃至雖非教士但也懷有強烈宗教熱情的人（如呤唎）。

　　不過，教義（也可以說是「文化」）相近者之間的關係是否就會比教義或「文化」相距最遠者的關係好處，歷來就是不確定的。歷史上的宗教戰爭經常發生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如基督教中的天主教與新教、伊斯蘭教中的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甚至是同一教派的不同支派（如新教中的塔波爾派與聖杯派、聖公會與再浸禮派、路德派與加爾文派等）之間，因為越是相近的門派，越容易產生「正統」之爭，造成激烈的競爭關係，反倒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宗教，可以相安無事。事實上，源出近東的三大宗教（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本同出閃米特一神信仰，相似之處很多，可是歷史上這三者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遠遠超過它們和佛教、儒教等絕不相類者的衝突。這道理也是一樣的。

　　太平天國一方面對基督教有強烈的認同，但另一方面他們的基督教知識十分貧乏，甚至不知道世界基督教存在著哪些派別，一聽到對方也崇拜上帝、耶穌，就很親熱，覺得是「洋兄弟」，大家都是「天父」之子、「天兄」之弟，天下基督徒是一家人。而且在他們的概念中，「天父、天兄、天王」都是一元化的，既然大家都信天父上帝、拜天兄耶穌，那就應當擁戴天王洪秀全。於是這種概念中的天王，成了類似羅馬教皇那樣的世界教徒領袖，而且在既不懂教派多元、又實行政教合一的情況下，比羅馬教皇還要了得：他應該既是超教派的宗主，也是教俗兩界共同的領袖。

　　在這方面，中國傳統的「天朝上國」虛驕也摻和進來，所謂「四夷賓服，萬國來朝」。本來，清廷在鴉片戰爭時就是這樣看待「夷務」的。可是經過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之役，清廷在大吃苦頭之後，終於明白了一些近代國際關係規則。而太平天國仍然不明白，於是在對外交往中就出現了一種十分奇特的悖謬：一方面天朝當局聽說來了「洋兄弟」就很高興，以為是一家人，與作為敵人的清朝「滿妖」相反。但另一方面又把人家當作天王的藩屬，以為是來稱臣朝貢的，於是要求人家行跪拜等為臣之禮，乃至做出一些自以為親昵、對方卻覺得是侮辱的言行——典型的如一位天朝官員曾向英使詢問：聽說「聖母瑪利亞有一美麗的妹妹」，你們能否使她嫁給天王？（轉引自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57年版，中冊775頁）洋人對此自然大為反感，覺得反不如清朝「明事理」了。

　　當時的西方列強在國內都已政教分離，國際關係上更是利益優先。現在講中西交往和衝突，好像不講到「文化」就不夠「深刻」，但實際上，國際矛盾首先是利益的衝突，其次是制度的扞格，而「文化」的對立往往是被誇大的。對於列強來華謀取種種利益，清朝已經反應遲鈍，而天朝的反應比清朝還要遲鈍得多。一方面，天朝並無主權觀念，甚至不知道外國兵艦在自己的江河上行駛是要徵得自己批准的；另一方面，天朝又不能像《北京條約》后的清朝那樣，保護列強的在華利益。因此不少列強寧可與清朝打交道。這與太平天國是否「愛國」其實沒多大關係，而天朝的「西化」，對此也毫無幫助。而就制度來說，資本主義列強要在中國做生意，他們雖是基督徒，但資本主義卻是一個世俗化的制度，宗教狂熱的天朝要把中國變成一個龐大的修道院，這未必如清帝國雖非資本主義、但卻世俗得多的制度更合乎他們的需要——說穿了就是做買賣的需要。

　　因此無論就利益而言還是就制度而言，西方列強最後都寧願選擇與清朝合作，就不奇怪了。

　　洪秀全的宗教偏執，在中外歷史上的神權政治中並不是最極端的。但他的知識眼界和文化素養太差了，至少比清朝皇帝是明顯不如。就憑洪秀全晚年越來越極端、越來越走火入魔的焚書禁書，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他真的取清朝而代之，那真的會是中國文化的災難——但也絕不會是「西方文化」的福音

　　

　　中世紀式的「西化」與秦始皇式的焚書

　　文化傳播層面的「西化」與制度進步層面的「現代化」雖有聯繫，畢竟絕不是一回事。近代中國歷史的基本趨勢是制度進步，而不是文化更替；是資本主義化，而不是基督教化；是以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取代傳統帝國的命令經濟和專制政治。單從文化角度講，也應該是從「罷黜百家、獨尊一教」轉向宗教寬容信仰自由。無論是獨尊儒術而禁絕西學，還是獨尊耶教而禁絕四書五經，都同樣是愚昧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太平天國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只是個旁生的枝節，並不是主流。因為太平天國儘管比同時的洋務派、後來的維新派、立憲派和革命派都更熱心於基督教（教義很不正統是另一回事，至少你不能說拜上帝教與基督教還沒有儒教與基督教接近吧），但是太平天國沒有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做任何事。這正如極端敵視基督教的義和團也沒有為儒家文化做任何貢獻一樣。太平天國的基督教狂熱和義和團的反基督教狂熱，「文化」方向似乎相反，制度土壤卻大體一致。

　　可以說，太平天國經濟的保守和政治的專制都比清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這因為是戰時狀態可以不論，那麼天朝的文化管制更是空前絕後的，可以說比歷史上以焚書坑儒鉗制言論著名的秦始皇還要專製得多。它從金田起兵時就對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異端邪說」，包括中國傳統的儒家典籍實行封禁焚毀政策，一路焚書砸廟直到南京，定都天京后更實行了「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制度，由官方刊印若干書籍對民眾進行灌輸宣傳，每年印行若干種，每種都附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按最晚一本書的總目計，「旨准頒行詔書」總共出了29種。此外太平天國末期又出了《資政新篇》等書，由於不再附有「總目」而不詳總數，但已發現的有10種，連同以上29種，加上可能湮沒不為人知的，太平天國在存在的14年中，總共出書不會超過50種。

　　這些書包括基督教聖經新、舊約的改編刪節本，傳統兵家著作刪改的彙編（稱《武略》），每年出版的天朝曆書，天朝自編的童蒙教材《三字經》、《幼學詩》，其他大部分是太平天國的各種典章制度如《太平禮制》、《太平軍目》之類和天父天兄天王的語錄，以及天朝官員撰寫的政論文集如《建天京於金陵論》等，即基本上都是官方政治宣傳品和規章制度類讀物。號稱「旨准頒行詔書」，其實與中國傳統詔書只指皇帝發布的文告不同，由於太平天國認為他們的這些出版物都是宣傳上帝的旨意、天國的真理，所以都叫「詔書」、「天書」，後來的研究者則稱為「太平天國官書」。它們基本上都是字數不多的小冊子，如那本《天朝田畝制度》不過才3000字，相當於今天一短文。可以推測所有這些讀物加起來大約也不到30萬字左右，不過與今天的一本書相當。其中還包括了像「田畝制度」這樣印數極少的「內部讀物」。這幾乎就是皇皇天國14年裡的全部「文化」積累，幾千萬天朝臣民只能讀到這點東西。

　　而對除此而外的豐富文化遺產，它又基本上視為「妖書」，採取拒絕和禁毀的態度。楊秀清還相對開明一點，楊死後，洪秀全的禁書焚書，更加厲害。不僅禁了偶像鬼神，禁了孔孟程朱，禁了諸子百家、經史子集，甚至禁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名人不準提，大事不準講，史書不準看，到最後連當年自己為反清而稱道過的明代也不許提了，「以示他們的事業與前人無關」（見王慶成：《太平天國和四書五經》，《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93頁）。因此可想而知，說太平天國是一片文化沙漠應該不算過分。

　　最「規範」的西化：洪秀全如何反對「修正主義」

　　太平天國的偏執「西化」還不僅表現在宗教方面，它的曆法即所謂《天歷》也完全棄絕了中國自古以來的陰曆為主、陰陽結合的傳統，而採用西方式的「純陽曆」，並且引進了西方的禮拜日概念。但它卻是一種最原始的「西曆」，比古羅馬時代的儒略曆還落後，一年12月366天不置閏，沒幾年就產生了相當的誤差。為何西曆都置閏，天歷卻不置？據說是因為洪秀全特別喜歡一刀切的規範化。西曆小月30日、大月31日取代了中歷的朔望月，但西曆的2月卻顯得「不規範」，洪秀全比西曆還「西化」，不接受這種「修正主義」，於是就出現了這種更加正統（其實是更加原始）的「原教旨西曆」了。

　　所以，太平天國的「西化」並不是近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倒有點像「西方中世紀」化。這當然有悖於歷史潮流。人們通常把帶有制度進步意義的「西化」叫做「啟蒙」（當然，這個詞如今引起了爭論），但洪秀全的「向西方尋找真理」恐怕不能這麼說，叫做「蒙啟」（蒙昧的開始）還差不多。

　　今天太平天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革命」的光環，人們批評它專制、愚昧，說洪秀全生活腐敗，太平軍有過屠殺。但歷史地看，這些還不足苛責，過去只罵清朝「暴君」而無視天朝「暴民」固然偏頗，現在只罵「暴民」而放過「暴君」也不能說公允。像簡又文等先生並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們用大量的史料證明，當時清朝官方的腐敗、官軍的殘殺比太平天國嚴重得多，我以為是可信的。簡又文先生尤其反對神化太平天國的敵人曾國藩，而我們很多人現在在這方面確實走得太遠了。

　　但是太平天國有些負面因素，已經不是一般的「暴君」「暴民」之類辭彙可以概括。例如我們很難說洪秀全是不是比清朝皇帝更專制更腐敗，但他的措置乖戾，天國制度安排上的很多莫名其妙之處，在歷史上的民變與朝廷中都是夠荒唐的。像前期的洪楊「二元權位」，不是權力制衡，卻又要天有二日，明擺著就是會惹出大禍的。而後期的胡亂封王，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歷史上空前絕後。這已經不是用什麼「烏托邦的悲劇」或者「專制文化的土壤」這類「宏大敘事」可以解釋的了。

　　洪秀全的宗教偏執，在中外歷史上的神權政治中並不是最極端的。但他的知識眼界和文化素養太差了，至少比清朝皇帝是明顯不如。偏執加上愚昧，使他的「文化」政策危害尤大。就憑洪秀全晚年越來越極端、越來越走火入魔的焚書禁書，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他真的取清朝而代之，那真的會是中國文化的災難——但也絕不會是「西方文化」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