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 | 無言者的悲哀

　　

　　幾年前，費了一點兒周折才終於買到了楊絳先生的散文集《將飲茶》。此前，楊先生的這本書早已在讀書人的圈子裡被傳為佳話了。得書之後立即一口氣讀了一遍。而後，再讀一遍。放上書架的幾年中每逢找書，眼睛在密密的書脊中偶然碰見它，總要拿出來再隨手翻一翻。楊先生的文章寫得真好。人生的大悲喜、歷史的大動蕩，在先生樸素、從容、平靜的筆下一一湧現的時候，你彷彿看見一輪溫暖的夕陽從容平靜地撫摸著眼前的世界。

　　從書後的作者簡介中得知，楊先生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已經有七十多歲了；而且知道《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都是楊先生翻譯的，我年輕的時候都讀過。說我是讀楊先生的書長大的，一點兒也不算是誇張。楊先生把自己七十多年的人生濃縮在一本不足十萬字的薄書里，又把這書戲稱為「將飲茶」。「將飲茶」是說將要在人生的最後一站去飲「孟婆茶」。

　　一個人能對死亡這樣戲稱，這樣會心一笑，真是看得很透，也真是豁達。可看完這九萬三千字，尤其是看了楊先生一家人「文革」中的悲慘經歷，看了楊先生和錢鍾書先生在《後記》中互開玩笑時，都渴望得到的那件「隱身衣」，你就會在這平靜、從容而又豁達的水面底下體味到一種深深的無奈和悲涼——這是一灣歷盡人世滄桑，無奈悲涼到了不願多說一句，寧願一笑了之的深潭。

　　現在回想起來，在楊先生平靜從容的敘述中，我曾被她一段突兀而起的文字深深地刺痛過，這刺痛所引出的種種聯想和滋味竟然數年之中不能釋懷。如今已經有了五六年的時間隔在中間，當我再一次翻閱《將飲茶》的時候，覺得從被那刺痛所打翻的五味瓶中，也許終於可以整理出一點兒清醒的想法來了。

　　在楊先生記敘「文革」遭遇的《丙午丁未年紀事》中，有一小節題為「披著狼皮的羊」。其中講了許多人在「文革」中忽而去革命、忽而被革命的尷尬事，被鬥爭的高帽子走馬燈一般在大家頭上輪流戴。楊先生在講到自己和錢先生如何被剃陰陽頭、如何被戴高帽子、如何被人抽打辱罵、如何被撕拽著去遊街的時候，從來不露聲色，從來不說一個苦字。字裡行間倒是常常能看見楊先生令人剜心的黑色的一笑。

　　接下來便講到了我們這些由紅衛兵到插隊知青的一代人，楊先生說：「這使我想到上山下鄉后的紅衛兵，我在幹校時見到兩個。他們住在一間破屋，每日撿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類當飯吃，沒有工作，沒有人管，也沒有一本書，不知長年累月是怎麼過的。我做『過街老鼠』的日子，他們如餓狼一般，多可怕啊。」

　　

　　「曾幾何時，他們不僅脫去了狼皮，連身上的羊毛也在嚴冬季節給剃光了。」我就是被這段話深深地刺痛了，因為我就是那由「狼」變成「羊」的一代人中的一個。由於楊先生從容而平靜的敘述，由於楊先生從頭至尾的不動聲色，你會分明地感到她那一份堅定不移的局外人的立場。可回首往事的時候，我不能把自己算成是一個局外人，我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當事者。

　　儘管「文革」開始的那一年我只有十六歲，儘管後來我變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經歷了被抄家和被批鬥之後，又經歷了父母雙亡，但這都不能改變我曾經是一個紅衛兵的事實。現在一提起「文革」，許多人只說自己是「黑幫」或「准黑幫」，大家全都爭相和那場浩劫劃清界限，大家都是也僅僅是「無辜」的受害者。「紅衛兵」這三個字已經變成一盆最容易，也最方便使用的髒水，潑到誰的身上，誰就「原形畢現」，誰就是一個證據確鑿不容懷疑的「壞人」。

　　在當前流行於種種期刊的種種批評和種種關於「轉型期」為知識分子或為文學「定位」的宏論中，把紅衛兵這盆髒水潑來潑去，已經成了制勝的法寶，已經成了一大景觀。如果我們不迴避事實的話，我們都應當記得，當時的中國是「八億人民八億兵」，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在「文革」的十年中，大家都曾經或先或后地戴過紅袖章，都曾經對那場浩劫充滿了理所當然的信任和難以想象的熱情。

　　即使是那些極少數的人，也每日每時都處在被拋出人群的恐懼和渴望回到人群的焦慮之中。即使是元帥將軍、開國元勛們，在被打倒、被迫害，以至被殘害至死的時候，所焦慮的也是自己的被冤枉，所渴望的也是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誠。甚至在那些自殺者所留下的遺言里，也大都是「毛主席萬歲」、自己「罪該萬死」一類的「正面話語」。尤其是在「文革」的最初兩年，國內極少有人敢於對「文革」提出懷疑和批評，緊跟還緊跟不上，更遑論「劃清界限」。

　　現在大家都來紛紛「劃清」，就好比打開一聽可口可樂，當然是一件可心可意而又輕鬆愉快的事情。我何嘗不知道把那樣一場浩劫裝在心裡、把那樣一個惡名頂到頭上，是一件很沉重，也很難受的事情。我當然也能以「歷史轉型期」的優勢，以「後現代」的瀟洒把那盆髒水潑出去，一潑了之。潑給誰呢？就潑給當年那些十六歲的男孩兒或是女孩兒吧！

　　

　　古往今來都說是「人之初，性本善」，可你們怎麼就變成了一群狼呢？是誰把你們由人調教成狼的呢？是你們的爸爸媽媽？是你們的老師？是你們的革命老前輩？是那些學貫中西的教授和先生們？再說你們變成狼也就算了，可你們怎麼鬧得「八億人民八億兵」？你們怎麼鬧得舉國上下狼性大發了呢？

　　大約十年前，有位朋友從西德訪問歸來（當時兩德尚未統一），他給我講過一個在西德的地鐵車站裡發生的事情。有一夥德國的年輕人在地鐵車站喧嘩不已，喧嘩得有點兒過了頭，於是有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走上去批評。

　　想不到年輕人忽然沉下臉來厲聲厲色地回敬道：你們這一代人有什麼資格來教訓我們！言外之意，你們這群選舉了希特勒上台的人，有什麼資格對我們的道德和行為說三道四！那位蒼蒼老者頓時啞然，無言以對。這位老人很不幸，他的不幸在於他以成年人的身份經歷了浩劫；這位年輕人很幸運，他的幸運在於他是在一切都結束了之後才出生。

　　這個故事讓人震動之處正在於，歷史的質問竟以這樣意想不到的方式直逼人心。在這裡，發問者和被問者雙方的真實身份是不重要的，那位蒼蒼老者當年說不定還是一位地下抵抗戰士；但那一份歷史的責任是不容推卸的。

　　我的女兒如今也已經上了初中，她已經開始朦朦朧朧地向我問起什麼叫「文化大革命」？什麼叫紅衛兵？在電視劇里看了那些臉譜化的凶神一樣的紅衛兵之後，她甚至問過我：你打沒打過人？抄沒抄過家？我意識到這些在飯桌上被當作家常話而有意無意提起的閑談，正出現在許多中國人的家庭里——一個歷史的追問正無法逃避地迎面而來。

　　我不能告訴我的女兒說，她的爸爸是當年那場歷史運動中的英雄，像一些人說的那樣「青春無悔」；我更不能告訴我的女兒說，她的爸爸是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一個插隊知青，是一個父母雙亡的無辜的受害者。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應當怎樣才能向她講清楚這件事？我到底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當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兒變成一隻狼的時候，我們這個社會為什麼竟然沒有制止的機制？當一場浩劫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時候，它為什麼不能被提前制止？它為什麼只能隨著一個人的去世才能結束？當一場浩劫來到和結束之後，在中國充滿了歡呼或控訴的大地上，為什麼聽不到知識分子理性承擔的聲音？為什麼連像楊先生、錢先生這樣的學術泰斗，這樣高山仰止的人物，所渴望得到的也僅僅是一件「隱身衣」？到底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太缺乏獨立的理性和人格，還是特殊的生存環境已經徹底滅絕了某些人獨立人格生存的可能？

　　

　　現在提起當年老三屆的一代，常常被人詬病的一條就是：這些人由於被「文革」中斷了正常的教育，上山下鄉之後又都變成了純粹的體力勞動者，所以素質低下，如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註定成了時代的落伍者。可是如果真的叫他們完成了中國式的大學教育，他們就可以避免這個由紅衛兵到知青再到落伍者的命運曲線？

　　如果我們僅僅以一份體面的工作作為落伍與否的衡量的標準，那這個問題就可以免去不談。如果我們以一個人的獨立人格和理性精神來衡量，那我們就可以發問：那些「文革」以前就畢業的、據說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在「文革」中的表現又如何呢？在「文革」后的表現又如何呢？

　　我們這些「文革」的經歷者都應該記得，在「文革」後期所謂的「評法批儒」的荒謬的醜劇中，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新文化運動以來面對歷史大潮敢於以一人之勇堅持儒家學說和觀點的馮友蘭老先生，也終於被逼迫著站出來，在全中國、全世界人面前「評法批儒」。我想不會有誰狂妄愚蠢到自己手裡拿了一兩張什麼「學」或什麼「士」的文憑，就敢對馮先生誇讚自己的「高等教育」了。然而，學貫中西的學者、高山仰止的泰斗，竟也做著和十六歲的孩子們一樣的事情！行文至此，劇痛錐心，難以咽下的眼淚豈能撫平這中國人曠世的悲哀？

　　在這裡僅僅對馮先生做個人操守的指責是不公平的。那麼到底是誰、到底是什麼，竟然如此徹底地泯滅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自從戊戌變法以來就不斷迴響在中國大地上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怎麼就變成了這樣？怎麼就無聲無息？怎麼就變成了一件「隱身衣」呢？讓我們怎麼面對歷史？讓我們怎麼面對自己的孩子們？告訴他們這都是別人的錯誤？告訴他們這都是因為別人當了紅衛兵？

　　如果我們面對著一種潮流只會馴順地低下頭來，而又只會把髒水朝身邊的人潑過去，那你算不算知識分子倒可以先不問，應該先問的是你到底還能不能算一個光明磊落的人。

　　我一直在想，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是在什麼樣的精神資源的灌輸下，是在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的引導下，是在怎樣的社會氛圍、怎樣的歷史條件下，終於「進化」或說「退化」成一隻狼。這在現在看起來不可思議的事情，當初卻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就好比打開任何一本中國的縣誌，你都能看見一個長長的貞節烈婦的名單。

　　這個讓我們現代人覺得不可思議、覺得恐怖萬分的事情，在當初卻由皇帝親自下詔降旨，或是「旌表其門」，或是興建牌坊，那是一份許多人「緊跟」也跟不上的天賜隆恩，它不僅僅是烈婦本人的無上光榮，這份光榮還要蔭庇子孫；除了可以得到「光榮」之外，還能得到種種諸如兒子可以優先入學的「實惠」，一個烈婦的兒子在自己的仕途上和生活中，會得到無數有形或無形的好處和便利。

　　如此，千萬個看來荒謬絕倫的烈婦，才會在中國三綱五常所維繫的社會裡、在成百上千年的歷史中前仆後繼、層出不窮。有一句話叫作「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記得從我上小學的時候開始，同學們就被教導要向各種各樣的英雄學習。

　　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個叫劉文學的四川農村小男孩兒，成了最著名的小英雄。因為有一個人偷摘了生產隊田裡的幾把辣椒，他向這個人展開了「毫不留情」的鬥爭，這個偷摘辣椒的地主分子央告無用，最後竟然在辣椒田裡掐死了劉文學。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位在新中國的歷史上為「階級鬥爭」而獻身的孩子。至今我仍然記得歌唱他的朗誦詩：「黃桷樹啊根深葉茂，嘉陵江水啊浪滔滔……劉文學，我們的好夥伴，我們的好同學……」此後，在一個人人揮動小紅書的政治運動中，一個又一個的英雄層出不窮地向我們走來。

　　他們最顯著的特點有兩個，一個是無限忠於毛主席，一個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伴隨這些頂天立地英雄的，是每一個單位、村子、工廠、學校里雨後春筍一樣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我記得那種印著大紅旗的獎狀自己也曾經領過兩張。那都是在早到晚歸、打掃教室和廁所，在生活會上嚴厲批評和自我批評，勇於向「壞人壞事」做鬥爭，積極向老師和團支部彙報思想，刻苦學習功課，反覆學習小紅書並反覆寫下學習心得等等行為之後，才獲得的最高獎勵。

　　我至今記得上台領獎時，老師和同學們暴風雨般的掌聲和台下那一片亮晶晶的羨慕而又激動的眼睛。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得到了這樣的鼓勵和獎賞，在他「走向英雄之路」的征程上還有什麼可猶豫、可害怕、可阻擋的呢？他心裡所思所想所無限憧憬的，就是什麼時候才能讓自己得到一個可以證實自己是「英雄」的機會，什麼時候自己才能快點兒長大，也像一個英雄一樣去壯烈地獻身。

　　——機會終於來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所有的孩子們成為革命英雄的戰場。

　　我也常常在想，即便是那個時候，我們所能獲得知識和精神的渠道也還是有別的可能，比如中國的古典名著還能看到，比如雖然有限但一些外國文學名著也能看到，在廣播里、銀幕上偶爾也還有可以稱之為是藝術的作品，就是在自己的家裡也還有關於善惡、關於美醜、關於親情的種種潛移默化的言傳身教。

　　但是，就好比在炎炎烈日之下你不會看見身邊的燭光一樣，在那種滔天而來的主流話語的淹沒之下，「祖國的花朵」們恐怕是沒有什麼自我選擇的可能。更不要說，很快，除去毛澤東思想而外，所有中國、外國的可以被文字記載的東西統統被斥為「封、資、修」的大毒草。花朵的身邊豈能叫毒草叢生？共產主義接班人的神聖事業怎麼能叫「封、資、修」的壞東西來影響？

　　現在回頭看去，那個滔天喧嘩的主流話語是何其蒼白、貧乏、荒謬，又是何其反知識、反理性、有悖於所有人類的善良和真情。令人擔心和悲哀的是，這樣的主流話語在我們今天的社會裡依然時時泛起。「紅太陽歌曲」在重新被人用流行的腔調唱起來，江青「抓」出來的「革命樣板戲」又一模一樣地被搬出來對現在的孩子們「進行傳統教育」。

　　有時走在大街上，耳朵邊上突然轟響起這一類的腔調，你不由得就會陷入困惑：這是不是自己在「革命大串聯」？又來到了哪個曾經去過的地方？

　　其實，任何人，如果不是一位意識形態狂，他都會承認，對於共產主義的鼓吹、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是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初，面對巨大的歷史挑戰以巨大的勇氣和決心做出的理性回應。李大釗、陳獨秀，這樣的名字是永遠不可以輕慢的。不管他們的理性思考曾經有過怎樣的局限和缺陷，作為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他們的名字將會永遠銘刻在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紀念碑上。

　　

　　當年屠殺知識、屠殺精神、屠殺人格的軍閥張作霖，如今已經變成了電視屏幕上豪爽威風的「張大帥」。但是，中國的讀書人應當記住，就是這個張作霖殘忍冷酷地把李大釗先生送上了絞刑架。為了折磨一個臨死的人，劊子手們曾經反覆地把李大釗先生拉上去又放下來直至斃命。中國的讀書人應當永遠記住1927年4月28日。這一天，在軍閥張作霖的絞刑架上，顫抖、痙攣，並最終斃命的是中國的良心和靈魂。

　　越是知道和了解了這樣的事實，我們就越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道義，去理清中國人到底是怎樣從那個充滿了理性、理想、人格尊嚴和為良知無畏獻身的祭壇上，走到了「文革」這樣一場摧毀人類一切良知的浩劫中的。這恐怕不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能夠承擔的，也不是老三屆的一代能夠承擔的。

　　當初，西方人的耶穌滿懷著救贖和悲憫之心走上了自己的十字架，而後來卻有人高舉著十字架四處征討和殺戮異教徒，並最終隱入了中世紀的黑暗。在漫長的歲月里，這個集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於一體的文化，在經過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並取得了現代民主、科技、經濟和文化藝術上的一切輝煌之後，又陷入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

　　這些災難所帶來的一切，西方人已經經歷了、承受了，並且以他們的理性反省了、以他們的精神和情感承擔了，而且至今仍然在不斷地追問。但是，我們中國人卻遠遠沒有做到。

　　西方人正是在對自己的歷史災難和歷史命運的不斷承擔和追問中，才走到了今天反本質、反理性、反英雄、反話語權威的「后深刻」的；包括他們的「后殖民」，都是極其深刻的，充滿了精神和情感承擔的「反」。他們並不是一「反」到底，他們是「反」而後生。他們的「解構」也不是一「解」到底，他們是「解」，然後再「構」。

　　「解構話語」如今在全世界範圍內，以摧枯拉朽之勢搗毀舊有「權威話語」的同時，也恰恰是在建構一套新「權威話語」。所以我們中國的讀書人不該在「解構」了自己的承擔和責任之後、在扔下了自己的災難和命運之後，再去炫耀舶來的「后殖民」理論是多麼「新」而且「后」。如果這樣，我們就真將變成一群萬劫不復的奴才，真將變成一群萬劫不復的「被殖民者」。

　　「文革」之後，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一呼百應，成了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也是對十年浩劫最直接的歷史反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造化在給予了浩劫的同時，也給予了機會和回報。我們不能只停留在簡單被動的歷史反彈上，我們應當也完成自己的理性、精神和情感的承擔。放棄歷史給予的機會和回報，將意味著再一次的犯罪。

　　

　　可聽說現在身處「轉型期」、身處「後現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已經「邊緣化」，早已經「逃離了權威話語」，早已經「解構」成一些言不由衷、詞不表意的「個人化」的「個人」了，早已經是一群除了自己什麼也不想承擔的「後學者」了，早已經「現代」和「後現代」到誰再想承擔誰就是「傻帽」、誰再想承擔誰就是「教主」誰就是「紅衛兵」的境界了。

　　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應當明白，這不奇怪。——精神和情感的承擔從來都是一個人自覺自愿的選擇，從來都是屬於個人的行為，也從來都是源自一個人自己心靈深處不可抗拒的召喚。搖擺著各種旗幟與潮流相認同的、高舉著各種「新理論」與「新時代」相擁抱的、拿著漂亮文集和出國的機票一心要同「世界文學接軌」的，大約都是不會再想承擔什麼的。

　　因為在那些讓人心滿意足、實用而又舒服的地方，實在是沒有多餘的空間放置精神和情感。這很好。這無可指摘。這也很合理。只是有一條應該遵守：不該不斷地從讓自己滿足而又舒服的地方站出來指責別人搶奪話語，更不該再為當前某些強權性精神時尚編出一道「文化冒險主義」的籬笆以維持某種既得利益格局。古人云：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是讀書人應該懂得和遵守的比賽規則。

李銳 文　文章來源 | 孔見王雁翎主編《我們經驗里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