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作者的悲慘下場(圖)

李劫夫是中國近現代作曲家，曾為組織創作了幾千首用於給洗腦的政治歌曲，包括大量的毛澤東詩詞歌曲和毛澤東語錄歌曲，最為著名的就是曾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文革期間，他與妻子被關入「學習班」審查了五年多，直到「四人幫」被打倒之後的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死於「學習班」中。
李劫夫

李劫夫在教工人唱歌
《南方周末》曾發表一篇署名陳益南的文章《紅色音樂家李劫夫在「文革」中》，詳細的披露了李劫夫傾其一生為共產黨服務的創作生涯和最後因為「政治錯誤」被迫害死的悲慘下場。
據文章報道，共產黨員李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延安時期開始，一生中，他一個人就為共產黨譜寫了二千多首歌政治歌曲。比如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歌唱二小放牛郎》、《一代一代往下傳》、《蝶戀花》、《沁園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等。
在文革中，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還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被廣為傳唱。
李劫夫的音樂創作，非常的政治化。但是他確是「誠心誠意」地以藝術的旋律和音樂的美感去為政治服務，而並不是生硬地將政治塞進歌曲。所以，他創作的歌曲，甚至連那些《語錄歌》，都能讓人傳唱，流行多年。
文革前，李劫夫擔任了瀋陽音樂學院院長。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他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遇到了周恩來。周對李劫夫說：「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罷還真唱了幾句。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災區便創作了後來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一歌。
李劫夫一生中，擔任的最後一個官職，是瀋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1968年8月)。他的蓋棺政治結論，遼寧省委在1979年11月對他下達的決定，則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而他最後欲擬創作的一首歌、並親筆寫下了的歌題，竟是《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李劫夫的「政治錯誤」，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
文章披露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李劫夫就已名列遼寧省文化局右派「侯選」的黑名單中。從延安時期開始就目睹過無數運動慘劇的李劫夫，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幸虧省委宣傳部長是他在延安時期的老上級，所以最好沒有抓他的右派。
1959年進行黨內「反右傾」，作為瀋陽音樂學院院長的李劫夫，卻沒能逃脫。瀋陽市委給他定了一個「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但是只需做檢討，沒有正式戴帽子。
文革開始后，象成千上萬的那些領導幹部一樣，李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鬥、抄家的厄運。對此，李劫夫只好逆來順受，等著挨批鬥，等著被抄家。
然而，此時發生的一件好事，卻可能在之後對他發生的滅頂之災，預伏了危機。
瀋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分為兩派：一派為「紅色造反團(紅造團)」，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岡山」，卻是想保李劫夫的。
「紅造團」是激進造反派，勢力不小，而「井岡山」雖是擁軍派(擁護軍區)，但估計力量鬥不過「紅造團」。於是，他們為了不讓「紅造團」劫走李劫夫，1967年元月15日，便派專人將李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文革與周恩來送信反映。
結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來李劫夫的住處了解，並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學院。因當時，北航已由「北航紅旗」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沒有中央文革的話，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見了李劫夫與瀋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並公開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毛澤東文藝路線的。
這一來，李劫夫總算脫了一次難，回瀋陽安然無恙了。
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護，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瀋陽后，僅過一個多月，在瀋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之時，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瀋陽軍區的安排下，於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
以後一年多中，京沈之間，來來往往，李劫夫便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間，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重視，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參入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而重點則是大量為一段段的《毛主席語錄》，作歌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一歌。這樣，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還被邀出席了當年中央舉行的「八一」宴會。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強了他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而正是這事，導致讓他李劫夫最後陷入了萬劫不復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任三分區下屬的文藝機構「衝鋒劇社」的副社長，當時，三分區的司令就是黃永勝。因此，從那時起，李劫夫與黃永勝便有了一種部屬性關係。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廣州開會，遇到了多年沒見的老上級黃永勝(時任廣州軍區司令)。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李劫夫是瀋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便讓李劫夫將黃永勝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瀋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結果，12歲的黃春躍到「沈音」后，李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從生活上能照顧這個小孩子。後來，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李劫夫的乾兒子。
有了這層關係，李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間，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有了較多的往來。李劫夫的夫人張洛與項輝芳的往來，則更是越來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稱。
1968年3月後，黃永勝正式調往北京，任總參謀長。
1968年初一天，項輝芳告知張洛，葉群委託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可她項輝芳周邊哪來合條件的工農子弟?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瀋陽文聯工作。張洛還真給在文聯找了一個小夥子，經帶給項輝芳與葉群先後目測，均合格后，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可是，怎麼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小夥子冒充李劫夫的隨行工作人員，一道參加接見。
這是李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見。接見中，葉群將李劫夫介紹給林彪，為李劫夫吹了一頓，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話，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接見后，林彪還送了李劫夫及其家人幾樣小禮物：二本《毛主席語錄》，二套毛澤東像章，一些治心臟病的葯等。
雖說事由「做媒」起，但當時受到「林副統帥」接見，畢竟是大事。回家后，李劫夫與張洛夫婦，便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在信中，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
這封信，日後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李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李劫夫還有兩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問題。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張洛在林彪的另一位愛將李作鵬家裡，偶爾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重上井岡山》，當時是寫在條幅上。張洛便將它抄下，回瀋陽時，帶給了李劫夫。
這位當時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了癮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動私下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給譜了曲。後來，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黃永勝與吳法憲、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一回，並請吃了一餐飯。其間，李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併當場演唱了一下。黃、吳、葉聽后，都很滿意，說曲子「很雄壯」。也不知是客套，還是真心。反正這事，李劫夫的罪已鑄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李劫夫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時墜毀了，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是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危了。而到十一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象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愈來愈猜想高層出了事，但見報上報道了周恩來依然如舊，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文人集團而接了班。
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草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其他歌詞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時，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了，問他寫什麼，李劫夫就告訴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現在寫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張洛卻說：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麼?趕快別寫了。李劫夫一聽，也就停止了寫作，並將那寫了歌題的紙給燒了。
後來，這兩口子之間說說話的事，卻在「學習班」中被掏了出來。
據張洛後來回憶說：她被關進「學習班」后，1972年過年左右的一天晚上，吃過飯後，她突然覺得腦袋裡轟的一下，隨後，她便感到自己頭蓋骨變得象木頭一樣了。她便問「學習班」的人，是不是給她吃了什麼葯?反正，自那以後，她就控制不住了，什麼都講。後來，出「班」時，她收拾東西時發現，抽屜里有她莫名其妙寫的東西，如交待她與基辛格(美國國務卿)的「關係」等等。
正是在這個時期，她把李劫夫創作《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事情說了出來，成了他們長期受審、並永無政治上翻身之日的關鍵。
文章最後說，李劫夫夫妻是1971年10月20日，從錦州押到瀋陽，正式被軍隊戰士予以分別逮走的，爾後，被關進了地處瀋陽的「學習班」，進行審查。專案「學習班」一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還沒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時多一點，因心臟病發作，李劫夫猝逝於「學習班」中。
1979年，遼寧省委的「紀委」於11月20日作出決定：「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與全部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
這是中共官方對李劫夫問題的最後正式結論。

1979年11月20日，遼寧省紀委在對瀋陽市紀委7月3日對劫夫問題的結論和處理意見做的批複中指出，「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定為嚴重政治錯誤」，「因其已死，對其處分問題可不再提及」，對劫夫的隔離審查「不屬於受迫害的冤假錯案」，不補發工資。

1981年4月，劫夫的三個女兒聯名為父親申訴，將申訴材料投送給了中央、省市的有關部門。申訴后，劫夫和張洛的工資被補發，但劫夫的歌曲仍然被禁。1981年7月，時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的呂驥出面肯定劫夫的作品，劫夫的歌曲才被解禁。1983年11月8日，中宣部也刊文肯定了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同時說明劫夫曾積極追隨林彪反革命集團，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但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因劫夫已經去世，不再提及處分問題，但介紹、演唱歌曲的時候，不必聯繫作者進行宣傳。1984年2月，中宣部在回復瀋陽音樂學院的詢問時表示可以對劫夫的歌曲進行學術研究。[30]

1985年，《劫夫歌曲集》錄音帶由中國唱片公司廣州分公司發行。1986年，長篇報告文學《劫夫生與死的交響樂》在遼寧的《當代工人》雜誌上連載。1991年年末，為紀念毛澤東誕生98周年，中國唱片總公司上海公司發行了《紅太陽毛澤東頌歌》錄音帶，帶來了「紅太陽」磁帶熱，出現了各種版本的同類歌曲磁帶。在這些磁帶中，很多都使用了劫夫的作品，但大都沒有署劫夫的名字，有些甚至署上了別人的名字。1992年，劫夫的家人將出版商告上了法庭，並贏得了官司。

1992年，劫夫的《我們走在大路上》被評為本世紀中國音樂124部經典作品之一。1993年，文革后的第一部劫夫歌曲集出版，中國文化報記者蔣力的《重識李劫夫》發表。1994年4月1日，經遼寧省委同意，劫夫的骨灰安放到回龍崗革命公墓，4月3日，《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記者姜敏文章《深深的懷念》，報道了劫夫骨灰安葬儀式的情況，對劫夫做出了高度讚揚。[30]

1997年1月，劫夫的三個女兒舉行了「三姐妹音樂會」，一個月後，「劫夫音樂會」在北京音樂廳舉行。各大媒體紛紛刊發了報道文章或紀年劫夫的文章。此後，廣州、瀋陽兩地分別在1998年和1999年舉辦了「劫夫作品音樂會」。1997年，江澤民曾在慶祝香港回歸的活動中同群眾一起高唱《我們走在大路上》；1999年的國慶閱兵上也使用了該曲。

子女[編輯]
劫夫與張洛於1947年結婚，共生育了四個女兒，乳名「小老虎」的第一個女兒還沒有起名字就夭折了，其他三個女兒分別是李青、李丹丹、李迢迢。劫夫的三個女兒都從事音樂工作，李青是鋼琴演奏家，李丹丹是中央歌劇院著名歌唱家和導演，李迢迢是中央歌劇院的歌劇演員、女中音歌唱家。

榮譽[編輯]
1947年，劫夫出席冀東軍區群英會，被選為甲等模範工作者。
1947年，劫夫因創作小歌劇《歸隊立功》和詞作者管樺受到冀熱遼軍區通令嘉獎並各記大功一次，通令全軍表揚，各獲朱德獎章一枚。[5]
1964年，劫夫被授予瀋陽市勞動模範。

評價

正面評價[編輯]
在戰爭時期，劫夫深入前線，創作了很多膾炙人口的革命歌曲，鼓舞軍民抵抗外來侵略，如1947年中共的「嘉獎令」中提到劫夫「能深入部隊與戰士生活在一起，戰鬥時並能出入火線，參加戰勤，細心收集材料」，號召文藝工作者向劫夫學習。[5][31]他在戰爭時期的很多戰友都給予了劫夫很高的評價，呂驥1962年12月為《李劫夫歌曲集》寫的序言《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歌曲》中提到：「劫夫同志始終注意保持和群眾鬥爭的聯繫，把音樂反映群眾鬥爭生活看作音樂創作的主要任務，因而他每一個時期的作品總是多方面地反映了那一時期人民生活中各種主要鬥爭……僅僅說他在曲調上進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也許還太籠統，具體地說，包括了對調式的探索，對曲調中的韻律（包括韻腳）的探索，對曲調構成的探索，對語言處理的探索。」[32]劫夫的作品還得到了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肯定，劫夫1966年3月在河北邢台地震災區遇到周恩來總理時，周恩來曾對他說佩服他的《我們走在大路上》，說著還現場唱了幾句。[22]1964年，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長劉異雲在劫夫作品音樂會前講話中指出：「劫夫同志是文藝戰線上的毛主席的好戰士，是我們音樂界學習的好榜樣。」「劫夫長期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堅持音樂的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道路，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和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我們今天舉辦這個音樂會，就是要向他學習，學習高舉毛澤東文藝思想紅旗，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堅持不懈，二十幾年如一日的勤奮、嚴肅的勞動態度。」

負面評價
從創作開始，劫夫的作品就試圖為政治服務。楊文武在《文人的「政治幼稚病」》中提到劫夫等曾在延安出身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全心全意為政治服務」，在後來不斷加劇的政治運動中，放棄了獨立人格，成了「『黨叫寫啥就寫啥』的馴服工具」。[34]劫夫創作了大量的毛澤東詩詞歌曲，而且引領了毛主席語錄歌曲的創作，在文革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