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如何完成523任務研製出青蒿素

　523項目是指代號為「523」的瘧疾防治藥物研究項目，緣于越戰的需要，發起的一場大規模合作項目。最突出的成果代表是，研究成功了抗虐新葯青蒿素，其項目領頭人屠呦呦更是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中國人。其歷史地位堪比「兩彈一星"----

　　

　　李國橋主動感染瘧疾，讓同事用針灸的方法在自己身體上做試驗。

　　「523任務」

　　瘧疾，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基本絕跡了。多數人對它的認知來自於反映戰爭年代或者更久遠年代的影視劇或文學作品：它又稱為「打擺子」，發起病來一時高燒焚身，一時如墜冰窟，顫抖不止……

　　醫療衛生條件和生產生活條件的根本改善，讓瘧疾逐漸從中國人的生活中消失。但這種古老而頑固的惡疾，因其傳播廣泛，致死率高，曾經是對人類威脅最大的疾病之一。

　　在人類與瘧疾的持久戰鬥中，最有效的治瘧藥物，起初並非來自青蒿，而是源於另一種植物——金雞納樹。

　　19世紀，法國化學家從金雞納樹皮中分離出抗瘧成分奎寧，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金雞納霜」。隨後，科學家又找到了奎寧替代物——氯喹。氯喹藥物一度是抗擊瘧疾的特效藥。

　　但是，引發瘧疾的瘧原蟲在被氯喹克制了將近200年後，漸漸表現出了強大的抗藥性。特別是到了上世紀60年代，瘧疾再次肆虐東南亞，疫情蔓延到無法控制的局面。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美國發動了二戰以後參戰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越南戰爭。隨著戰事升級，美越雙方傷亡人數不斷攀升。

　　與越南同屬社會主義陣營、且緊密相鄰的中國，給越南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時任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副所長的周義清，就在那時作為援越抗美的醫療專家進入越南戰場。

　　這並不是周義清第一次上戰場。1945年，周義清16歲時就參了軍，在部隊當衛生員，解放戰爭中經常出沒在槍林彈雨中。

　　早已習慣了戰火硝煙的周義清，在越南戰場上卻發現了比子彈、炸彈更可怕的「敵人」——抗藥性惡性瘧疾。

　　越南地處熱帶，山嶽縱橫，叢林密布，氣候炎熱潮濕，蚊蟲四季孳生，本就是瘧疾終年流行的地區。而當時的抗瘧葯氯喹及其衍生葯，對越南流行的瘧疾已經基本無效了。

　　越南部隊因瘧疾造成的非戰鬥減員遠遠超過了戰鬥造成的傷亡損失。周義清記得，越南北方部隊開赴南方戰場，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行軍后，有的團級部隊真正能投入戰鬥的只剩兩個連。其餘都是因為感染瘧疾，或死於行軍途中，或被送往後方治療。

　　瘧疾同樣成為美軍的夢魘。據越戰後公開的資料記載，1965年，侵越美軍的瘧疾年發病率高達50%，1967年到1970年的4年中，感染瘧疾的侵越美軍人數竟有80萬人。

　　能否抵抗瘧疾，甚至成了越南戰場上美越雙方的「勝負手」。

　　美國國內當時已經基本消除了瘧疾，但為了解決侵越美軍的難題，專門成立了瘧疾委員會，組織大量科研機構和專家開展抗瘧疾新葯研究。後來公開發表的資料表明，到越南戰爭結束，美國共篩選了二十餘萬種化合物，但始終沒有取得理想效果。

　　越南則向中國尋求幫助。

　　據說，當時的越共總書記胡志明親自到北京，向毛澤東提出請中國支援抗瘧疾藥物和方法。在革命戰爭時期曾感染過瘧疾、深知其害的毛澤東回答說：「解決你們的問題，也是解決我們的問題。」隨後，親自布置了抗瘧疾新葯的研發。

　　這段故事未見文字記載，但在此後參與抗瘧疾藥物研發的醫藥工作者中口口相傳。曾參與過中越瘧疾疫情調查的軍事醫學專家方輝（化名。尊重當事人意願，隱去實名。）告訴記者，毛澤東的這句話是有現實依據的。瘧疾在當時的中國也是一種惡性傳染病，1969年到1971年是高發年，其中1971年就有4000多萬人感染瘧疾。

　　不過，1967年開始的集全國醫藥科研力量進行抗瘧疾研究，確實是發端於「援越抗美」。這項研究由此成了一項帶有軍事色彩的緊迫任務。

　　1967年5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和國家科委在北京召開了抗藥性惡性瘧疾防治全國協作會議，組織60多家科研單位協力攻關，並制定了三年科研規劃。防治抗藥性惡性瘧疾被定性為一項援外戰備的緊急軍工項目，以5月23日開會日期為代號，稱為「523任務」，一直沿用下來。

　　1967年，國家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之中。在那個狂熱的年代，正常的科研工作幾乎陷於停頓癱瘓。而抗瘧疾研究項目的軍事背景，卻讓它能夠集中全國醫藥科研力量，迅速地開展了起來。

　　原「523任務」全國領導小組成員李衛國（化名。尊重當事人意願，隱去實名。）告訴記者，「523任務」的成果彙編摞在一起能有幾尺厚，具備國內外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總共有89項，除了以青蒿素為代表的中醫藥研究，還有數十種驅蚊滅蚊藥物和方法。現在人們使用的驅蚊葯就有從中衍生過來的。瘧疾預防藥物成功研發並得到應用，惡性瘧疾的臨床救治方法確立並完善，瘧疾免疫的病理、藥理研究，乃至系統科學的瘧疾防治方法，都可以說出自「523任務」之功。

　　這些成果自是后話。「523任務」緊急軍工項目的定位，使它最初的研究方向帶有明顯的軍用色彩：要求科研成果不但像一般醫藥科研那樣保證藥效好、毒副作用小，還要「一輕」，即體積小、重量輕；「二便」，即攜帶、使用方便；「五防」，即防潮、防霉、防熱、防震、防光。

　　最先取得成果的是西醫方向上的化學合成藥協作組。本著緊急需要的要求，軍事醫學科學院首先把科研方向選擇在預防上，並且在「523任務」啟動前就開始了研究——在軍事行動中，不得病才能最有效保證戰鬥力。

　　很快，軍事醫學科學院研製出了防瘧1號片，吃一次可以保證7天不受傳染。後來又研製出了防瘧2號片、3號片，預防效果能夠達到1個月。

　　預防葯雖然不能治瘧疾，卻能解作戰軍隊的燃眉之急。李衛國說，在越南戰爭期間，中國先後為越南提供了100多噸瘧疾預防葯的原料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而在西醫方向上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時，中醫方向上的研究卻屢屢受挫。

　　「一根銀針一把草」是人們對中醫治病方法的形象概括。「銀針」指針灸，「草」即草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是這兩大法寶伴著「赤腳醫生」，為中國的基礎醫療衛生事業開創奇功。

　　「523任務」中醫藥協作組也分別在針灸和中藥兩個方向上進行著探索。

　　源遠流長的中醫藥是一座巨大的寶庫，對瘧疾的治療方法在眾多中醫典籍中皆有記載。中醫藥協作組遍尋古方、民間諺方、秘方，同時重點確定了10種有明確治療瘧疾作用的中草藥，利用現代醫學和化學技術進行分析研究。不過，這顯然不是一朝之功。

　　而用針灸治療瘧疾的設想則很快被實踐否定了。

　　承擔針灸治療瘧疾研究的，是廣東中醫藥專科學校（廣州中醫藥大學前身）教師李國橋帶領的科研小組。

　　雖然出身中醫世家，又是科班畢業，但用針灸治瘧疾對李國橋來說也是一項全新的嘗試。針灸療法屬於臨床，必須親自到瘧疾多發的疫區去。

　　1968年底，李國橋到了雲南梁河縣一個小山寨。寨子只有20戶人家，戶戶都有瘧疾病人，而且整個寨子一個月里就死去8個病人。一個畫面深深刺痛了李國橋：走進一戶人家破敗的木屋，一對感染瘧疾的母女，蜷縮著身子躺在床上，骨瘦如柴，氣若遊絲。旁人告訴李國橋，這個家庭原先還有一對父子，幾天前因為感染瘧疾，雙雙撒手人寰。

　　李國橋為寨子里的病人開展治療的過程中，仍舊不斷地有人死去。因為瘧原蟲的抗藥性，治瘧藥物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有效。而針灸，甚至很難明確是否產生了效果。

　　原因究竟是什麼？百思不得其解的李國橋決定「以身試法」。他從病人身上采血，注入自己的體內，主動感染了惡性瘧疾。

　　幾天後，病來如山倒，高熱、發冷輪番襲來，李國橋的病狀甚至比當地人還要嚴重。但李國橋堅持不服藥物，而讓同事用針灸治療。4天過去，沒有任何效果。李國橋這才開始服用氯喹——瘧原蟲已經具備了抗藥性，沒有人敢保證氯喹還能產生作用。幸運的是，11天後，李國橋痊癒了。

　　病中的李國橋堅持記錄感染數據，尋找瘧原蟲發育規律。這次用自己生命作賭注的冒險，雖然沒有找到針灸治療瘧疾的方法，但留下了寶貴的實驗記錄，為此後治瘧藥物臨床試驗的開展奠定了基礎。世界衛生組織編著的《瘧疾學》，就記錄著他和同事們的親身實驗數據和研究結論。

　　經過無數次試驗之後，李國橋最終作出了結論：針灸對治療瘧疾難以達到良好效果。

　　針灸治療瘧疾的探索終止了。李國橋小組轉為負責中醫藥協作組的臨床實驗，而另一支針灸研究的重要力量——中國中醫研究院針灸研究所則退出了「523任務」。接替他們的，是屠呦呦所在的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

　　青蒿一握

　　1969年，屠呦呦和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幾位同事一同參與到「523任務」中。那一年，屠呦呦39歲，職稱是助理研究員。

　　屠呦呦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是家中五個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親摘引《詩經》「呦呦鹿鳴，食野之蒿」，為她取名呦呦，意為鹿鳴之聲。誰能想到，詩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與屠呦呦結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緣。

　　屠呦呦因青蒿素獲得拉斯克獎后，家鄉的報紙找到她小時候的同學，據他們回憶，讀書時的屠呦呦「長得蠻清秀，戴眼鏡，梳麻花辮」；讀中學時，她「成績也在中上游，並不拔尖」，但有個特點，只要她喜歡的事情，就會努力去做，「非常勤奮」。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醫學院藥學系生藥學專業，畢業后被分配到中醫研究院的中藥研究所工作。由於屠呦呦的專業屬於西醫，中藥所送她到中醫學習班，用兩年半的時間系統地學習中醫藥。

　　具有中西醫背景，而且勤奮，屠呦呦很快嶄露頭角。她被任命為中藥研究所「523任務」研究組組長，帶領4名小組成員尋找抗瘧藥物的線索。

　　屠呦呦首先系統地整理歷代醫籍。她還四處走訪老中醫，就連單位的群眾來信也仔細地翻閱了一遍。由此，她專門整理出了一本《抗瘧單驗方集》，包含640多種草藥，其中就有後來提煉出青蒿素的青蒿。不過，在第一輪的藥物篩選和實驗中，青蒿提取物對瘧疾的抑制率只有68%，並沒有成為屠呦呦重點關注的對象。

　　那時，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這種在中國極為常見的植物，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到了84%。這是一個很讓人興奮的數據，但此後的深入研究卻事與願違。屠呦呦發現，胡椒只能抑制瘧原蟲的裂變繁殖，滅殺效果卻非常不理想。

　　放棄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轉向了效果並不突出、卻在中醫藥典籍治瘧藥方中屢屢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先秦醫方書《五十二病方》已經對植物青蒿有所記載；公元340年，東晉的葛洪在其撰寫的中醫方劑 《肘後備急方》一書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瘧功能；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則說它能「治瘧疾寒熱」。

　　但是，當屠呦呦利用現代醫學方法檢驗青蒿提取物的抗瘧能力時，結果卻並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對瘧原蟲的抑制率為68%，但效果極不穩定，有一次實驗，它的抑制率只有12%。

　　為什麼在實驗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瘧疾？為什麼同樣的提取物卻得出千差萬別的結果？屠呦呦一時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醫學典籍，一本一本仔細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治寒熱諸瘧方》中的幾句話觸發了屠呦呦的靈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

　　絞汁使用的辦法，和中藥常用的煎熬法不同。這是不是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溫下被破壞？福至心靈的一個閃念，推開了緊鎖青蒿素奧秘的大門。

　　此後的情節被眾多的講述者概括為，屠呦呦用沸點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實，提取青蒿素實驗的真實過程是繁複冗雜的。

　　在2009年出版的專著《青蒿及青蒿素類藥物》中，屠呦呦提到了當時的一系列實驗。這本專業性極強的書籍中記載的實驗過程，穿插著大量的化學分子式、專業術語和數據，在記者這樣的外行人看來如同「天書」。只有幾句高度概括的綱領性描述能夠大致明白，讀起來亦頗為艱澀：

　　「青蒿成株葉製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揮髮油無效。乙醇冷浸，控制溫度低於60℃，鼠瘧效價提高，溫度過高則無效。乙醚迴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瘧效價顯著增高且穩定。」

　　她還特別提示：分離得到的青蒿素單體，雖經加水煮沸半小時，其抗瘧藥效穩定不變，「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時，當生葯中某些物質共存時，溫度升高才會破壞青蒿素的抗瘧作用」。

　　在實驗數據的一份效果對比圖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取物，對瘧原蟲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揮髮油毫無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則可達到95%的抑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則是100%！

　　那是一種黑色、膏狀的青蒿抗瘧物質粗提物，離最終的青蒿素晶體尚有一段距離，但確定無疑的是，打開最後寶藏的鑰匙找到了。

　　青黃之爭

　　1972年3月8日，「523任務」辦公室召集所有參與單位，在南京召開了全國抗瘧疾藥物研究會。屠呦呦在會上彙報了青蒿乙醚提取物的研究成果，舉座振奮。

　　屠呦呦報告的題目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毛澤東思想指導發掘抗瘧疾中草藥工作》。同樣時代特徵鮮明的是，這篇在青蒿抗瘧研究上取得關鍵性突破的報告，並沒有以個人署名的論文形式發表，而是迅速而自主地變成了集體的財富。

　
　　那時，中國的科研工作普遍採用「大科學計劃、大協作」模式，個體的成果和貢獻，都由集體共享，協作攻關，凝聚成集體的成就。

　　那個時代最顯著的科研成果「兩彈一星」是如此，青蒿素的研究亦是如此；屠呦呦是如此，參與「523任務」的其他科研人員亦是如此。每一步抗瘧疾藥物研究的成果，都像接力棒一樣在「523」科研團隊中傳遞著，繼續著先行者的成功，規避著先行者的失敗。

　　即便是在1972年的全國抗瘧疾藥物研究會上，將自己研究成果和盤托出的也不是只有屠呦呦一人。

　　方輝是那次會議的組織者之一。他告訴記者，在此之前，國內其他的科研機構已篩選了4萬多種抗瘧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藥，並確定了在中醫典籍中出現次數多、抗瘧效果比較明顯的10種中草藥重點研究。

　　青蒿就是重點研究對象之一。不過，更被寄予厚望的，是效果更明顯的常山和鷹爪。

　　常山又名玉葉金花，是一種落葉小灌木，其根入葯。科研人員從常山中分離出常山乙鹼，確定為遏制瘧原蟲的有效物質，抑制率最高能達到80%以上。但常山的副作用同樣大，服用後會造成劇烈的嘔吐。苦於這種副作用一直找不到去除之法，對常山的研究未能完全成功。

　　鷹爪是一種攀緣灌木，也是根部入葯，對瘧原蟲的抑制率與常山相當。但是這種植物資源稀少，植物中的有效含量又低，很難大量提取，又被迫放棄了。

　　在1972年的全國研討會上，常山、鷹爪的研究仍被重點關照，還有科研單位彙報了仙鶴草、陵水暗羅等十餘種中草藥，對瘧原蟲的抑制率也達到了80%到90%。只是，青蒿乙醚提取物的效果最為突出，從而激發了眾多科研單位對青蒿的研究熱情。

　　1972年到1973年，青蒿素研究捷報頻傳。

　　屠呦呦公開了自己的發現后不久，中醫研究所「523」項目小組從青蒿乙醚提取物中，獲得了定名為「青蒿素Ⅱ」的白色的針狀結晶。不過，這種結晶在臨床前的動物毒性實驗中表現出了心臟毒性。

　　是否執行原方針，儘快拿到現場進行臨床試用觀察？屠呦呦選擇了富有當時特色的解決方式，「由屠呦呦帶頭共3人，經領導審批，住進中醫學院附屬東直門醫院……」他們親口試服了「青蒿素Ⅱ」。

　　試服的結果顯示，「青蒿素Ⅱ」沒有毒性，但後來在臨床上的表現卻不那麼令人滿意：「效果不好，又出現了較明顯心臟毒副作用」。（后查明是片劑崩解度問題，即有效物質從片劑架構中溶解出來的速度問題，改用青蒿素Ⅱ原粉膠囊，證實有效。）

　　而幾乎就在同時，山東省寄生蟲病研究所借鑒屠呦呦的研究成果和實驗方法，用乙醚從當地的黃花蒿中提取出有效單體。這種物質的臨床試驗沒有毒性，且對瘧原蟲具有強效的殺滅功能，被命名為「黃花蒿素」。

　　雲南省藥物研究所則在會後專程赴京，到中藥研究所取經。回到雲南后，該所研究員羅澤淵利用石油醚、乙醚、醋酸乙醚、甲醇4種有機溶劑進行了提取實驗。她的提取對象是黃花蒿大頭變型，簡稱「大頭黃花蒿」。

　　雲南省藥物研究所把他們獲得的有效單體命名為「黃蒿素」。就在這種晶體被提取出來時，負責「523任務」臨床試驗的李國橋小組恰好在雲南疫區開展調查研究。原本調查任務已經收尾，準備撤離。但一聽說有了「黃蒿素」，李國橋當即決定，不走了，馬上開展臨床試驗。

　　「黃蒿素」的臨床試驗結果出人意料地好，藥效幾乎「立竿見影」：惡性瘧疾病人服藥6小時后，瘧原蟲開始減少，16小時后，90%瘧原蟲被殺滅，20小時殺滅率在95%以上。

　　三家科研單位制出了三個抗瘧晶體，中草藥抗瘧疾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的同時，卻也為此後曠日持久的爭論埋下伏筆。

　　「青蒿素Ⅱ」、「黃花蒿素」、「黃蒿素」，雖然在1974年已經認定為相同物質，但行業內至今仍有不同看法。爭論的焦點就在不同的名字上，牽扯的矛盾錯綜複雜。

　　在植物學範疇里，青蒿和黃花蒿是同屬菊科的兩種植物，此後定名的青蒿素其實存在於黃花蒿中，青蒿中反倒沒有。而在中醫藥領域，青蒿和黃花蒿卻被統稱為青蒿。

　　中藥研究所提取「青蒿素Ⅱ」晶體並將其命名為青蒿素時間最早，但云南省藥物研究所改進了提取方法，採用「溶劑汽油法」大幅提高了提取效率，並且確定了優質黃花蒿產地，「523任務」後續進行的動物藥理毒性試驗和臨床試驗研究，用的其實都是「黃蒿素」。

　　青蒿素命名的「青黃之爭」，成了一場糾纏不清的「文字官司」。直到1978年，「523」項目科研成果鑒定會上，按中藥用藥習慣，將中藥青蒿抗瘧成分定名為青蒿素。

　　但爭議並未止歇，以至於2000年版的《中國藥典》中還在為此做著修正：將中藥青蒿原植物只保留黃花蒿一種。

　　且不管它究竟是該叫什麼名字吧，在確定了那種針狀晶體對瘧疾神奇的治療效果后，科研人員們馬上開始分析，它究竟是一種什麼物質？

　　新型倍半萜內酯

　　從中草藥的提取物中找到具有抗瘧疾效果的物質，是利用中西醫相結合的科研方法，可以說是對青蒿素抗瘧疾做到了「知其然」。真正要「知其所以然」，則要確定出其化學結構，青蒿素才能被確認為抗擊瘧疾的新葯。完成這一步的，是有機化學方面的專家。

　　1973年青蒿素臨床試驗取得喜人結果之後，「523」項目辦公室馬上確定了青蒿素為抗瘧疾研究的攻關方向，一方面安排青蒿素簡易製劑研究，儘快拿出抗瘧疾成藥，另一方面則加快青蒿素化學結構測定和改造的研究。

　　方輝說，通過臨床試驗的結果看，青蒿素晶體對瘧疾的治療效果可以說是神奇的。但也不能說「盡善盡美」，它的缺點是復燃率高，瘧疾的病情容易反覆。測定青蒿素化學結構並加以改造的目的，也包括了解決這個問題。

　　1973年3月，中藥研究所工作人員帶著青蒿素找到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周維善時，他剛從「五七」幹校回來。

　　周維善後來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是新中國最早一批從事有機化學研究的專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類似這樣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頂級專家，很多卻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加以批判。周維善也未能倖免。

　　為此，周維善對測定青蒿素化學結構的任務曾頗感猶豫，一是因為以往的種種際遇讓他心存忌憚，二是僅憑經驗就能判斷，青蒿素是一個結構複雜的化合物，破解其奧秘絕非易事。

　　但最終，周維善接下了這道難題。他也的確是最合適的人選——周維善也畢業於醫學院，後來轉向有機化學，在醫用化學和有機化學兩方面均有極高造詣。

　　做這項工作一個人不夠，周維善又找來了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甾體組的吳照華和吳毓林做助手。

　　要了解化合物的結構，首先要測它的分子式和分子量，確定其類型。

　　其中，測定分子量需要高解析度質譜儀，這在當時的中國屬於高精端儀器，即便是科研能力在國內有機化學領域數一數二的上海研究所也不具備。周維善等專家打聽到北京有一台，只能拿著青蒿素晶體樣本到北京，請該單位做出了質譜。分析結果顯示，這種晶體是一種有15個碳原子、22個氫原子和5個氧原子組成的化合物，在有機化學中屬於倍半萜類化合物。

　　下一步就是將各個結構單元拼湊起來，也就是說，要憑藉大腦將42個原子的結構想象出來。問題是，42個原子理論上有成千上萬種可能的結構，究竟哪一種是正確的結構呢？這需要靠化學家的經驗、直覺和想象。

　　在質譜分析中，周維善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化學結構「碎片」，其特徵明顯說明，分子中存在兩個氧原子連在一起的情況。這在半萜類化合物極為少見。這兩個氧原子又是怎麼結合到一起的呢？作為有機化學頂級專家的周維善也解釋不通。

　　給出答案的卻是抗瘧中草藥的「過氣明星」——鷹爪。

　　1975年，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李英，參加了在成都召開的「523任務」中醫中藥研討會。會上，一位專家彙報說，在鷹爪素的化學結構中也發現了兩個氧原子連在一起的結構片段，並首次宣布這是一個過氧基團，抗瘧疾有效成分的一個關鍵結構。

　　這是青蒿素研究過程中的又一個「成功接力棒」，其傳遞的過程頗有戲劇性——李英參與了「523任務」，她的丈夫是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吳毓林，周維善測定青蒿素化學結構的科研助手，此刻正對著那兩個氧原子犯愁呢。

　　李英帶回的成果，「一句話點醒夢中人」。

　　周維善小組設計了一系列複雜的氧化和還原反應，最終測定出青蒿素的結構。這是一個罕見的含有過氧基團的倍半萜內酯結構，而且，這個藥物的分子中不含氮，突破了60多年來西方學者對「抗瘧化學結構不含氮(原子)就無效」的醫學觀念。青蒿素的結構被寫進有機化學合成的教科書中，奠定了今後所有青蒿素及其衍生藥物合成的基礎。

　　1978年11月，全國「523」領導小組召開青蒿素治療瘧疾科研成果鑒定會，宣告了青蒿素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