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衛平憶文革：我和習近平去打群架(圖)

聶衛平憶文革：我和習近平去打群架(圖)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追蹤：習大大最新動態
　　文革期間，習近平、聶衛平、劉衛平三人被稱為北京二十五中的「三平」，在一次紅衛兵武鬥中，他們三人遭到了突然襲擊，聶衛平回憶：「我們正在得意，忽然之間，禮堂的門大開，好幾百人拿著棍子從裡面喊著衝出來，見人就打。我們雖然人比他們多，但沒有準備，也沒有組織，沒有指揮，在他們有組織、有準備的「突然襲擊」下，頓時成了烏合之眾。我們三人轉身就朝鎖車的地方跑，我和習近平動作快，逃了出來，而劉衛平跑得慢了一步，被打成腦震蕩。」本文摘自《聶衛平·圍棋人生》，作者聶衛平、王端陽，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習仲勛與習近平早年合影

　　在我的一生中，曾經遇到過四次險情。
　　第一次還是在1968年，幾月我記不清了，那時中學的紅衛兵已經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紅衛兵、聯動、逍遙派等等，各派之間經常發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屬於逍遙派，對那些活動基本上不參加，最多是湊個熱鬧。這時我們班分來了兩個學生，一個叫習近平，一個叫劉衛平，他們原是八一學校的，后八一學校因所謂「高幹子弟學校」被解散，他們才被分到我們二十五中。習近平是習仲勛的兒子，他爸爸當時可是有名的大「黑幫」。劉衛平是劉震上將的兒子，他爸爸也因和林彪有過節，受到林彪的迫害。當時不論搞什麼活動，一開場都要敬毛主席萬壽無疆，敬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敬毛主席時劉衛平跟著喊，敬林副主席時他就不喊，他覺得林彪是個壞蛋，這在當時可是「大逆不道」的，沒人敢這樣，所以都覺得他太「傻」了。而我爸爸也是「黑幫」，可能是這個原因，我們成了好朋友，我們三個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都是平，人家就稱我們「三平」。我們在班上是2010年在毛主席故居最「黑」的了，當時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們，也不敢沾我們，我們也看不起他們，但是和校外的老紅衛兵聯繫很多，這主要是習近平和劉衛平的關係。
　　在他們倆的影響下，我的感情明顯地轉向老紅衛兵了。
　　有一天忽然傳來一個消息，說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壞分子集會造反，號召各校的老紅衛兵前去和他們辯論。我們三個按照約定的時間真的去了，到了那裡一看，各校來的老紅衛兵真多，有好幾百，當時覺得特振奮人心。我們把自行車鎖好就跟著進到學校去了，操場上站的全是我們的人，沒看見一個所謂的地、富、反、壞分子。
　　我們正在得意，忽然之間，禮堂的門大開，好幾百人拿著棍子從裡面喊著衝出來，見人就打。我們雖然人比他們多，但沒有準備，也沒有組織，沒有指揮，在他們有組織、有準備的「突然襲擊」下，頓時成了烏合之眾。
　　我們三人轉身就朝鎖車的地方跑，我和習近平動作快，逃了出來，而劉衛平跑得慢了一步，差點被打成腦震蕩。我們還沒和人家碰面，一下子就被人家打散了。後來和已經當了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談及此事，都感慨當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沒有現在的戲了，我們可以說是患難之交了。
　　第二次遇險是在上方山雲水洞，時間也是在1968年。當時我們學校白克剛的哥哥白克明帶了幾個同學從哈爾濱來，他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他們聽說上方山有個雲水洞，要去那裡探險，白克剛把我也叫上了。
　　上方山雲水洞現在成了旅遊景點，那時還沒開放，連車都不通。我們從周口店下火車，沿著一條山溝走了五十多里才到達洞口。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正是秋天，滿山的野果都熟了，有海棠、山梨、酸棗，還有一些我都叫不出名字，我們一邊摘一邊吃，高興得不得了，特別是對我們這些在城市裡長大的孩子，第一次接觸大自然，有一種異常的興奮。
　　中午我們在山上一個勞改大隊打尖吃飯，勞改大隊的管教幹部聽說我們要去雲水洞，就跟我們講，戰備時洞里可以藏幾個軍，還說從這個洞口進出，那邊可以從幾百公裡外的張家口出來，當年外國有兩個探險隊進去都沒能出來，就在前些日子，北京工業大學的就死了兩個等等，他講得很邪乎，意思是想嚇住我們，沒想到這更刺激了我們的好奇心。他見我們執意要去，就告誡我們說，在洞里不要大聲講話，否則一產生共振就會引起塌方，並勸我們過了六七洞就不要往裡走了。我們離開勞改大隊，來到一個尼姑庵，洞口就在尼姑庵的一座神像的後面，這有點像電影里的暗道似的。我們在尼姑庵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進了洞。
　　洞里特別黑，我們帶的裝有五節電池的大電筒都不管用，幸好帶了馬燈，這也不知是哪位有先見之明。過了幾個洞，果然看見地上儘是骷髏和死人骨頭，那情景真是恐怖極了。我們還聽見下面老有水響，用電筒照卻看不見，後來聽人說那是暗河，掉下去就完了，屍體都找不到。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后怕，那時候還小，反而覺得特別刺激，特別來勁兒。走著走著，我突然發現我和其他人失去了聯絡，我用電筒打出去，光就像消失在宇宙黑洞里似的，什麼都看不見，我自己也好像在宇宙空間，四周一片黑暗。我想這一下完了，我根本就不認識回去的路，這裡有無數的洞穴和岔路，就像迷魂陣一樣，最後只能餓死，想到這我真有點害怕了。就在這時白克明提著馬燈找我來了，使我大難不死。後來白克明當了中宣部副部長，我見他問還記不記得在雲水洞救我，他說記不很清楚了，我說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笑了笑。
　　第三次是到了東北山河農場。星期日放假，我們六個北京知青去嫩江縣城玩。正值冬天，天氣奇冷。我們搭車去，坐在車廂里，是很艱苦的，能把人凍死，就這樣人家還不讓你搭，還要求爺爺告奶奶的。女的就好搭，還讓坐在駕駛室里，真是沒法說。到了縣城，我們住進農場的辦事處。聽說有場好電影，具體什麼片子記不清了，我們就到電影院去買票。那時除了「樣板戲」還是「樣板戲」，難得有一場好電影，所以來看的人很多，還得排隊。售票口有個鐵欄杆，我們就站在裡面排。
　　這時來了一幫當地的地痞流氓，故意尋釁鬧事。我們北京知青都穿著統一發的「軍大衣」，說是「軍大衣」，其實是假的，土黃色，上下一般粗，非常難看。大概他們看出我們是北京知青，還不了解我們的底細，沒敢向我們挑釁。我們前面有個當地知青，又是一個人，他們就朝他去了，故意找茬，挑起爭端，最後惡劣到向他臉上吐唾沫。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願惹是生非，一個個就像縮頭烏龜似的假裝沒看見。可事情就發生在眼前，裝也裝不過去，最後我們其中一個實在看不下去了，就指責他們怎麼能這麼欺負人。這一下不得了，就像捅了馬蜂窩，他們仗著人多，對我們大打出手。這可不是一般的打，有點像流氓團伙之間的鬥毆。他們本來就是想教訓我們北京知青一下，好讓我們以後聽他們的，所以下手特狠，我的棉帽子一下子就被打飛了。開始我們還只是躲閃、抵抗，後來實在頂不住，急了眼了，正巧旁邊有個煤堆，我們端起大煤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砸了過去，我也扔了一兩塊，當場就把他們砸躺下了好幾個。
　　他們沒想到我們真拼了，頓時傻了眼。這時警察聞訊趕來，把我們帶到派出所。我們把情況一說，警察就把我們放了，他們也知道那是一幫流氓。從派出所出來，我們還挺得意，走了沒多遠，突然發現有人在跟蹤我們，而且越來越多。我們感覺不對勁兒，撒腿就跑，這時他們就在後面追我們。我當時真是一路狂跑，心臟病也顧不上了，我從來沒有跑得這麼快過。那些人是帶了刀子和棍子來的，憋著要報復我們，如果被他們追上，打不死也得打個半死，東北人的血性是全國聞名的。
　　我們一口氣跑回辦事處，可那些人仍不死心，把辦事處給包圍了起來。
　　我們在屋裡拿起了鐵杴，準備最後一拼了。就這樣一直相持到晚上。後來的結局挺絕的，他們見相持不下，就這麼回去臉面上下不去，於是派代表進來和我們談判，他們認為我們北京知青有種，是條漢子，以後誰也別惹誰，我們到嫩江來，他們不管，他們的事，我們也不要干涉，即所謂「大路朝天，一人半邊」。我們也巴不得如此，隨即與他們握手言和。
　　第四次就更懸了，那是在1994年，我到武漢參加一個比賽。比賽之餘，湖北省的一位副省長請我們幾個人到一個山上打橋牌。打完牌副省長先走了，我們留下又玩了會兒卡拉ok，直到很晚才下山。我們坐的是一輛「中華子彈頭」，剛上車我就在副駕駛的座位上打起瞌睡。我在車上特別能睡覺，就是在市內十幾分鐘的路程，我也能打個盹兒。當時可能是麥收時節，公路上晾了很多麥子，汽車從上面壓過時，把麥稈卷進汽車輪子里，經過一段摩擦，居然著了。他們發現起火，驚叫起來，並迅速地跳下了車。我居然沒有聽見，仍一個人留在車裡迷瞪著。等他們把我叫醒，就見前面已冒起好高的火苗，就像一條火龍來回躥動。我當時真是嚇壞了，這麼大的火，汽車隨時有爆炸的危險。我推旁邊的門，可怎麼也打不開，我只好從椅背上往後爬，「子彈頭」車身還小，費了很大勁兒才從後門爬出來。所幸的是汽車沒有爆炸，火很快就給撲滅了。事後我開玩笑地對他們說，關鍵時刻你們怎麼把我一個人丟在車裡？他們說當時以為我也出來了，就急著救火去了，後來才發現我還在車裡。這事說起來真有點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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