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陳賡「守節三年」的抗日女英雄！（圖）

　　王根英犧牲后，陳賡悲痛萬分，他在日記中寫道：「三八，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他承諾要為王根英「守節三年」，後來兌現了自己的諾言。

　　

　　"我的父輩?英烈篇"――王根英

　　72年後，我們為母親遷墳，驚見遺骨中有兩枚子彈頭，見證了當年――

　　為搶救文件，她騎馬沖回日軍包圍圈

　　作者：陳知非

　　兩枚子彈記錄母親犧牲經過

　　今年3月16日，是我的父親陳賡將軍逝世50周年。這一天，我們帶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他的故鄉――湖南湘潭湘鄉。與父親的骨灰一起「回家」的，還有我的母親王根英的遺骨，以及父親的第二任妻子傅涯的骨灰。我的母親王根英長眠在她犧牲的地方，已經72年了。今年1月，我的孩子趕赴河北邯鄲的烈士陵園，取回了她的遺骨。

　　沒想到，我們在那裡獲得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在胸部附近，我們發現了兩枚黃綠色的「小鐵棍」。仔細一看，大家不禁呆住了――這竟然是兩枚子彈！其中一枚子彈斷了頭！

　　孩子們將子彈頭小心翼翼地包起來，帶回北京進行鑒定。初步鑒定結果顯示，其中一枚長度為35.4毫米的尖頭彈，是九二式重機槍的槍彈；另一枚長度為24.7 毫米的槍彈，為三八式步槍的可能性比較大，而且彈頭折斷，可能是由於近距離射擊造成的。這兩枚子彈頭，再一次有力地證明了當年母親英勇犧牲的經過。

　　1939年，母親在八路軍129師供給部工作。3月8日那天，她隨師供給部駐在冀南根據地的南宮縣，不料遭到日軍進攻並被包圍，母親隨警衛部隊一起突出重圍。衝到村外后，她發現裝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沒有帶出來，騎馬向村中奔去。她將挎包取出后，出村時驟然與日軍遭遇。

　　2007年，河北邱縣電力局工會主席潘永生在南宮縣附近找到了一位80多歲的老農，他目睹了母親犧牲的全過程。老農說，當時小鬼子邊開車邊用機槍掃射，我母親持槍還擊，但不幸中彈，她所騎的白馬也被打死了。

　　鑒定結果也證實了老農的說法，母親的確是被敵人機槍掃射，而後又被步槍近距離補了一槍！看到這兩枚子彈，想到她壯烈犧牲的情形，我的心裡就說不出的難受！

　　起義前夕飯桌底下一車步槍

　　我母親犧牲時年僅33歲，她的一生，短暫卻充滿傳奇色彩。

　　母親1906年出生在上海市郊一個貧苦農民家庭，8歲就進了怡和紗廠當童工。母親每天早晨5點就要出門去上班，在裝滿紗錠的機器前連續工作12小時。一開始因為人矮小，必須要踩著凳子才能工作。

　　1923 年，滬東區黨支部在怡和紗廠開辦了工人夜校，雖然只有短短兩個星期，但母親不僅學到了文化知識，還受到革命的啟蒙教育。此後，她積極投身到工人運動中，1924年，母親組織了怡和紗廠的全廠大罷工；1925年在五卅運動中，她帶領全廠工人參加了罷工示威遊行；1926年，她再次領導怡和紗廠的工人罷工，堅持了4個月並最終取得勝利。

　　年僅20歲的母親成為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並在1925年入黨。

　　資本家尋機報復，突然有一天母親被巡捕房抓走了。工人聞訊后，6000多人舉行了罷工，把巡捕房圍了起來，巡捕用水龍頭衝擊工人，大家毫不退縮。兩個多小時后，巡捕房被迫釋放了母親。

　　我一直很好奇，母親在工人中的威信和號召力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據我母親的妹妹王旋梅說，母親漂亮、聰明、口才好，每次演講都能博得滿堂彩，她性格豪爽剛烈、愛憎分明，是個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此後，母親到上海總工會擔任組織員，參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起義前的一天，她竟然用黃包車偷運了一車步槍回家，藏在飯桌底下。這可把全家人嚇壞了。好在，這些槍第二天就發出去了。

　　紙條求婚父母愛情轟動「五大」

　　我父母「傳奇」般的愛情故事，一直都是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他們最初在工人夜校相識，1927年兩人出席了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父親連寫3張紙條，向母親求婚。「紙條求婚」轟動大會，五大結束后，他們倆終於走到了一起。

　　父親和母親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只有五六年，但他們的感情非常深。我還記得，1946年，我和父親在太岳軍區重逢，他撫摸著我的臉龐，喃喃道：「你和你媽媽長得真像！你媽要是在，肯定高興死了！」

　　母親犧牲后，父親悲痛萬分，他在日記中寫道：「三八，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他承諾要為母親「守節三年」，後來兌現了自己的諾言。

　　1960年，我的女兒出生了，父親很高興，他給孩子取名「懷申」。雖然父親沒明說，但大家一聽就明白了這個名字所蘊含的意義：一是為了紀念當年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日子；二是因為我是在上海出生長大的；三是為了懷念我的母親。

　　童言惹禍母親機智化險為夷

　　1927年，身受重傷的父親來到上海治療，傷愈后，被任命為中央特科情報二科的負責人。由於需要家庭作掩護，母親把妹妹王旋梅和弟弟王心昌都帶來，組成了一個大家庭。1929年，這個家庭又多了一口子――我。

　　母親是1933年末被捕的，那時我只有4歲，此後直到母親犧牲，我們都再也沒見過面。這4年的生活，留在我記憶里的，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片斷，唯有我腦袋上的那條疤，清楚地提醒著我，那是一段多麼動蕩危險的歲月。

　　1933年3月，黨組織原本決定讓我父母前往中央蘇區工作，沒想到動身前，父親因叛徒出賣被捕。母親得知此事後，受到很大刺激。4月1日，敵人將父親押解去南京。母親在一家酒樓聽到這個消息，驚恐過度，竟不慎將懷裡的我從二樓摔了下來。

　　當時我只記得「咚」的一下，然後就失去了意識，醒來后發現舅舅抱著我。他告訴我，我摔下來的時候，正好被下面的人抓住一隻腳，保住了性命，但卻把腦袋摔了個大口子，送到醫院裡縫了好幾針。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裡，為了避開偵探和特務的追蹤，我們經常搬家，改換姓名。母親以自己的機智和從容，一次次化解了危險。

　　有一次，劉少奇年約8歲的孩子被送到我家，結果在路上走散了。他的湖南口音特別引人注意，竟被巡捕抓了起來。母親知道后，趕緊去巡捕房，用上海話和巡捕交涉，說這是自家的小孩，巡捕才把孩子放了。

　　還有一次，則是我惹的禍。有一天，小姨帶我上街，看到一個「紅頭阿三」(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著槍，我忽然想起前幾天，父親藏在枕頭下的槍，便指著「紅頭阿三」天真地說：「我爸的槍比你的好。」這句話立刻引起了印度巡捕的警覺，他跟著我回到家門口，正好遇到母親。巡捕問她：「你家有槍嗎？」母親馬上機警地回答：「有，有支槍，是他爸爸給他買的玩具槍。」母親講話的神情從容自然，印度巡捕信以為真，就離開了。事實上，這整個的事情經過，我已經不記得了，唯一有印象的是，因為我「口沒遮攔」，之後被母親狠狠打了一頓！

　　和母親生活的日子太短暫了，而我年紀又太小，有印象的好像都是一些「不好」的記憶。比如，母親帶我去「接種」牛痘，我害怕得大哭大鬧，醫生瞪眼嚇唬我，母親也在旁邊凶我；又比如，母親帶我去戲院看戲，我看到舞台上怪模怪樣的「花臉」，又害怕得哭了。

　　母子分別我抱媽媽不肯放手

　　父親被捕后，母親精神一度受到刺激，就到松江親戚家裡養病。病漸漸好了后，她回來與黨組織接上關係。1933年12月，由於叛徒出賣，母親在家裡被捕。那時我也在家，只知道母親要走了，大概真的是「母子連心」，我抱著她死不肯放，眼淚把母親的旗袍都打濕了。舅舅他們拿了很多錢，想買通特務，還是不行。母親被帶走了，那一天，竟是我們母子的「永別」。

　　母親被押送到南京老虎橋「江蘇第一模範監獄」，1936年秋又被轉移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1936年底，我們意外地收到了母親從監獄里寄來的一個「包裹」――裡面是母親親手做的三個枕套和一個書包。三個枕套上，分別綉著老虎、蝶戀花和菊花。書包和綉著老虎的枕套，是給我的；蝶戀花枕套，是給小姨王旋梅的；菊花枕套是給外祖母的。

　　母親從來沒有學過繡花，可枕套上的圖案那麼精美。大家都說，老虎枕套最好看，綉給兒子的東西最用心！書包和枕套，我一直珍藏在箱底，不捨得用。而小姨恰好相反，天天都用那個蝶戀花圖案的枕套。她說，枕著這個枕套，就好像跟我母親在一起。直到很久之後，突然有一天，小姨說要把枕套洗乾淨，放起來。她說，這是母親留給她唯一的東西，可用得太多，都洗舊了，邊也毛了，她很後悔。

　　我更後悔！我珍藏在箱底的書包和枕套，多年前被一家烈士紀念館要去做展覽，之後竟然遭竊。

　　與父團圓這才確知母親死訊

　　母親在監獄里受了很多苦。帥孟奇阿姨1983年寫的回憶錄中，記錄了她們為了爭取改善條件，在監獄里絕食鬥爭的經歷。當時，母親餓到第七天，「綠水都吐出來了」，後來獄長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答應了6個條件，大家才復食。

　　1937年，西安事變爆發，國共再次合作。8月19日上午，周恩來和葉劍英到南京接帥孟奇、夏之栩和我母親等同志出獄。

　　母親出獄后不久，就隨周恩來轉道西安到雲陽八路軍總政治部，與父親團聚。見面后，他們悲喜交加，激動得熱淚盈眶。父親在8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達雲陽總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為我們慶賀，並另闢一室使我們能作竟夜長談，其快樂有勝於1927年武漢新婚之夕。根英在獄中達4年，艱苦備嘗，在敵人威逼利誘下，始終堅持黨的立場不為動搖，使我對她更加敬佩，從此我倆的愛情更趨穩定而不可動搖了……」

　　出獄后，母親始終沒能抽空回上海看我。直到1946年，我與父親團聚，才確認了母親犧牲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