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他日本弟弟的故事（圖）

　　岡崎嘉平太是日本的一位著名企業家，曾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發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一生來訪中國不計其數，光和周恩來總理的正式會談就有18次。本文是岡崎嘉平太的兒子關於周恩來的一些回憶，催人淚下，讀後讓人心情難以平靜......

　　

　　
   1963年在人民大會堂，周總理第一次接見我們。

　　因為我跟貿易訪華團無關，所以我排在最後。周總理同來訪的每一個人一一握手后，站在我面前，第一句話問：「會不會說普通話？」我說：「不會。」第二句用法語問我：「會說英語嗎？」我講：「英語會說一點兒。」然後他用日語說：「我的日語忘光了。」清清楚楚的日語，使我吃驚。他說完哈哈笑了一聲。我並沒問他會不會日語，他自己用日語這麼說的，其後我問他會不會廣東話，他就笑著不答而叫了廖承志先生。當然他是會說廣東話的。

　　當時，我父親站在周總理身後，他顯得特別高興，為什麼呢？因為他最尊敬、最喜歡的人正在和自己的兒子交談，我父親那帶點兒羞澀的天真的臉，說實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就在這一剎那，我明白了父親之所以要我請假陪他到北京的用意。

　　周總理對我說：「你父親自己不會說，他為我們，為我做了什麼樣的工作，我們中國對他是怎樣評價的，所以我來替他說一說。我非常依賴你父親，這種信任體現在犧牲自己利益為他人儘力的行為之中。你父親為了日本和中國，犧牲自己，盡心儘力，所以我們非常信任他。」

　　當時我30多不到40歲，可算是青年人，因為平生見過很多地位高的人，在國外如總統，在美國也見過國務卿等人，可是周總理卻是和那些人不一樣，首先他不給人以威力，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著柔和的視線，他對我這樣的年輕人，也像和朋友說話一樣親切。畢竟是12億人口中的拔尖人物，與眾不同。

　　晚上開了一個盛大的宴會，會上聆聽了周總理的講話。那次講話，對我來說是影響深遠的講話，因為它成為我了解中國的基礎。這個講話概要地說是這樣的：日中邦交的歷史，在史籍記載的就有兩千多年，沒有記載的恐怕更悠久。

　　我從小就知道，日本的文化其源泉在於中國文化。聽了周總理的講話后，使我認識到日中兩國的友好關係也是天理。

　　我父親對我說過：世界上有四大聖人：基督、釋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而周總理應列入聖人之中。我父親這時候笑著對我說，如果聖人中有兩個是中國人，可能別人會有意見的，只好委曲一下孔子，把這個地位讓給周總理。

　　我聽父親說：他和周總理的正式會談就有18次，但非正式的會見不計其數。有時候還到周總理的辦公室去會見。正式會談時周總理穿著筆挺的中山服，在日常工作時，他穿著有補丁的衣服。這件事對我父親的影響很大，從此我父親再也不添置新衣服了。年紀大了以後衣服顯得肥大，但他照樣穿著舊的直到去世。我想父親這樣做，是為了使自己更接近於周總理的緣故吧。我母親看著父親那肥大的衣服，幾次勸他做新衣服，可他怎麼說也不聽。

　　我父親經常說，人一般來說，得到權勢后，不管這個人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總不免在某些方面會流露出傲慢來，表現在態度上，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人，地位高了就會流露出來的，可是在周總理身上半點兒都找不出來。

　　我父親是1989年發病住院后8小時安然去世的。整個葬禮結束后，包括我母親在內，我們幾個弟兄圍坐在一起交談時，我母親就說：「不太悲傷。」我們都驚呆了！這是為什麼？我母親心平氣和地說：「你父親活到了92歲，又能到周總理身邊了。我倒是高興他能夠去周總理的身邊，這怎能說是悲？是高興。」

　　當時我忘了是誰提醒的，反正不約而同的，將周總理相片放在父親遺體的胸上，送去火葬場。因為我父親平時總是把周總理的照片隨身帶著。骨肉之死當然是悲痛的，但想到我父親到了周總理的身邊，無拘無束地交談，他們在天上保佑著我們，這樣，心情緩和了許多。

　　從中國朋友那裡聽說，在淮安，在周總理的故鄉，有我父親留下的字跡。寫的是：「訪問周總理的故鄉淚流不止。」落款是：「弟岡崎嘉平太。」

　　那裡常有很多中國友人去採訪，常常問起，周總理哪來日本的弟弟，我也儘力作些說明。其實，我父親比總理的年齡要大一些。

　　但是從人格來說，他認為他只能是弟弟。我看，周總理面前的我的父親，只能認自己為比他小很多的弟弟。一生中，能遇到這樣的朋友，總算是沒白活在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