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曾炫耀小學學歷：書讀多了也並不見得有用（圖）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東南局工作，在皖南溪縣丁家山村時，我與葉挺、項英、曾山等同志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當時曾聽項英同志講過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發生了震驚全國的「 潘漢年、揚帆」案件，雖然大家三緘其口，但知其內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數，深知江青為人的厲害和狠毒。

　　大約是1939年這個時間，毛主席要與江青結婚的消息傳到新四軍軍部。對江青的過去有所了解的項英很不滿意，說：「跟什麼人結婚不行，非要跟這麼個人結婚！」出於對毛主席的尊敬和愛戴，項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時情況的軍部揚帆同志進行調查，並根據揚帆寫的證明給延安黨中央發了一封密碼電報。這封署名項英，反映「藍蘋」三十年代劣跡的電報直言不諱地表明：「此人不宜與毛主席結婚。」經辦這封電報的還有新四軍司令部秘書長李一氓同志。可惜，據說這份電報毛主席本人並沒有收到，卻落到了當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手中。康生不僅膽大包天地把這份電報扣下，並欺騙中央說江青歷史清白，而且事後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終記恨項英、揚帆和李一氓同志。

　　上海市解放后，揚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1955年，他和潘漢年相繼被捕，並以「潘、揚反革命集團」的罪名判刑。揚帆在獄中經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雙目幾近失明，並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其中揚帆獲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對江青的揭發。1978年10月，揚帆同志的夫人李瓊到湖北荊門沙洋農場探望還在「勞改」的揚帆，她在路過武漢時給我寫了一封長信。1979年1月8日，我特別安排了一架安－24型專機將揚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從蘇南區黨委書記任上調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書記。由於上海了解江青底細的人很多，所以有關她的浪漫生活傳聞又聽說不少。因此，我對她這個人是敬而遠之，心有想法，但表面還是客客氣氣。「不看僧面看佛面」，畢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 柯慶施、張春橋。柯慶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來往較多。

　　1965年的一天，江青請我和謝志成以及張春橋到西郊賓館她的住處吃飯，大概是答謝我們對她搞革命現代戲的支持。

　　

　　席間，我們隨便聊了起來。江青問我：「阿丕同志，你是什麼文化程度？」我13歲參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斷斷續續讀過七年書，便回答她：「我只上過小學。」

　　「我也是小學文化程度。」江青轉臉又問張春橋，「春橋，你呢？」「我是中學畢業。」「小謝呢？」「我讀的是中專，也算中學吧。」「我和丕顯都是小學程度。」

　　接著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說，「有時書讀多了並不見得就有用。」江青顯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言語之中流露出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和對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後話多，席間我們談起參加革命的往事，我說謝志成參加革命受華家影響很大。

　　「什麼華家？」江青似是不經意地問。

　　謝志成回答說，我在老家無錫讀書時，學校有一個很要好的同班同學叫華輝（又名華英），她的一家人思想進步，很早就參加和支持革命。二哥華斌、姐姐華萼都很早就入黨了，他們經常向華輝和我灌輸革命道理，啟發我們參加革命。1934年，華輝到上海參加「反帝大同盟」，回到無錫後送給我一條襯裙，說是一個和她有組織關係的同志送給她的，而這裙子又是上海的藍蘋送給那個同志的。華輝送我襯裙的意思是以此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組織。

　　哪知江青一聽此事，臉色大變，趕忙說：「沒有這個事！沒有這個事！你曉得我當時叫什麼名字嗎？」

　　「藍蘋呀。我還聽說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說。

　　

　　文革中的江青與周恩來(資料圖)

　　
  「你那個同學叫什麼？」

　　「她對外叫華英，是華家小妹，後來在福建犧牲了。她的姐姐華萼當時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還聽說有一個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當時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 志成在新四軍時當過軍部速記員，為葉挺、項英、曾山等領導做速記，記憶力特別好，對這些親身經歷的事記憶猶新，聊天時隨便說了出來。哪想到這恰恰觸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隱痛！

　　「沒有這個事！根本沒有這個事！我沒有被捕過，我從來沒有送給別人襯裙……」江青厲聲說道，聲調都變了。

　　場面頓時變得異常尷尬，張春橋頭都不抬，只顧吃飯，一聲不吭。

　　但是，後來江青又承認她在上海時曾被敵人逮捕過，說是沒有暴露身份，更沒有「自首」、「動搖」之類的事。江青說：「我是裝哭以後被放出來的。」

　　其實，當時誰也沒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經意地說說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賊心虛。

　　後來得知，江青對於她1934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一事諱莫如深，成為一塊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曾向我彙報過，江青曾問過他：她 1935（應為1934）年在上海接頭時被巡捕房「扣留」過，公安局有沒有她被扣留的指紋檔案（指她具結自首的手續）。這實際是要黃查找後送給她。就在那次談話之後，江青在杭州休息時也和當時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說過，她在上海時沒有被捕過。與此同時，她又要上海市警衛處處長王濟普到市局檔案處查她被捕的檔案材料。此後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釋說，她要王濟普查敵偽檔案是查浙江的一個壞人，所以才要這份檔案。江青所做這一切都是企圖銷毀罪證。然而，1968年 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的碰頭會上，她卻反咬一口，捏造說上海公檢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並通過空軍的吳法憲將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書記梁國斌、公安局長黃赤波、警衛處長王濟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監獄；被牽連的還有浙江省公安廳的王芳、呂劍光等人。華家也因了解江青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在「文革」中備受迫害。大哥華渭臣、二哥華斌、姐姐華萼、三哥華祝以及他們的家屬先後被批、被斗、被關，受盡凌辱和折磨。華萼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