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德：父親陸定一臨終前最後一句話

　　父親1906年出生在江蘇無錫一個家道殷實的官僚家庭。他參加革命很早。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很多人是因為家庭貧困、吃不上飯而奮起反抗，參加革命的。而父親從小過的是詩禮相傳、衣食無憂的生活。他1925年畢業於上海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還在讀書時就參加了五卅運動，受先進思想影響，矢志要改變社會的不平等。父親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後來隨著所受思想的影響而前進的。他先加入國民黨，追隨三民主義，希望實現工業救國、技術救國;後來受馬列主義思想的洗禮，認識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靠工業和技術是不能救國的，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推翻舊社會，打倒官僚、軍閥，中國才能有前途，從而確定了他最終的革命方向。

　　1925年秋，父親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冬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20世紀20年代末，他曾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少共國際代表，是黨的第一代革命家，也是共青團第一代領導人。外公嚴朴也是中共第一代的早期革命家，他1925年參加革命，是江南一帶有名的農民革命領袖。嚴朴家是無錫有名的大財主，但他早在1926年左右就把自己的田地分給了農民，之後又變賣了家產，投身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並曾在瑞金蘇維埃政府任財政部副部長。陳雲同志稱讚他是「三公子毀家鬧革命」。我的母親嚴慰冰，一個典型的江南才女，也拋棄富家千金的身份，追隨丈夫和父親，為同一個革命理想奮鬥而無怨無悔。我的前母唐義貞被「左」傾教條主義者迫害，開除了黨籍，未被允許參加長征而留在蘇區戰鬥，后被地主武裝「鏟共團」抓住。她英勇不屈，是被敵人開腔剖腹而壯烈犧牲的。早期紅軍條件惡劣，父親又兩次遭受「左」傾路線迫害，長征前丟 「官」罷職，只是一名普通戰士宣傳員，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理想，即便是在長征這樣艱苦卓絕的過程中，他扛著梭鏢，文筆下產生的依然是《老山界》那樣的革命英雄主義情懷。

　　「滿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來了。從山腳向上望，只見火把排成許多『之』字形，—直連到天上跟星光接起來，分不出是火把還是星星。」 高山的陡立，夜行軍的氣勢……一篇寫景寫情、險中有美的散文《老山界》正是文由心生的寫照。這篇文章後來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幾十年來感染了整整一代人，也讓後輩深深記住了「陸定一」這個名字。據老紅軍趙發生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萬里長征」這一政治術語也是由父親提出來的。父親在長征中與賈拓夫等人創作了《長征歌》、《打騎兵歌》等詩歌，他還獨自填寫了《會師歌》，其中《會師歌》是建國十周年大型歌舞劇《東方紅》中的主題歌之一。這些革命歌曲都被後世傳唱。父親所寫的《長征大事記》，記錄了從長征開始到遵義會議之前紅一方面軍每一天的活動情況和大事，成為研究二萬五千里長征史的珍貴歷史資料。

　　艱苦的長征見證了革命的情誼。父親是個有情有義的人。廖承志曾被捆著長征，當他到達延安想照張相給媽媽何香凝報個平安時，連完整的衣服都沒有。父親於是脫下自己的衣服借給了廖承志。今天還能在軍事革命博物館里看到那張廖承志的長征照片，他當時穿的就是父親的衣服。後來「文化大革命」中父親進監獄時，中央專案組為了發現所謂的「罪證」，不僅家裡被掘地3尺，就連他身上的筆、表都被拆卸了。父親出獄后，廖承志去醫院看望他，看到父親手臂上連個手錶都沒有，便脫下自己的手錶戴在父親的腕上。直到1996年去世，父親戴的一直就是廖承志的那塊手錶。

　　我名字的來歷

　　1942年是陝甘寧邊區最困難的時期：當時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封鎖，停發了軍餉，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在冬天穿的還是單衣。就在環境和條件這樣惡劣的時候，我降生了。因為是早產兒，我剛出生時的體重僅僅有4.5磅。媽媽沒有—滴奶水，我的體重很快又掉到3.6磅，對於一個新出生的嬰兒來說，這意味著懸在了生死線上。那時所有的中央領導同志，一家一天只能分到一瓶牛奶。朱老總得知我的情況，就把自己的那一份讓給了我們家。因為延安的醫院條件差，沒有嬰兒暖房，朱老總同時又把自己的暖水袋拿出來給我家用。後來李井泉的夫人剛生完孩子就把我抱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此外，給我餵奶的還有一位「廖媽媽」。

　　對於這些革命同志在困難時期的無私幫助，父親很感動，為此給我取名陸德德，一是為紀念朱德，二是提醒自己要以德報德。直到1961年，我準備參軍上大學，覺得「德德」這個名字太小孩子氣，才提出改名字。一次觀看文藝演出中場休息時，父親向郭沫若提起：「我孩子馬上就入大學了，但他覺得自己的名字不合適，請您給他改一改。」郭沫若就問一旁的我叫什麼名字，我回答：「叫德德。」郭沫若晃著頭想了想說：「就改叫陸德吧，少了一個字，但是意思沒有變，多快好省!」

　　但這個寄寓了美好的希望、意義豐富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卻成了父親反黨的「罪狀」之一。有人誣陷「陸定一給孩子起的名字『德德』，一個是朱德的德，一個就是彭德懷的德。彭德懷是反黨的，說明陸定一很早就有反黨之心」 。當時父親是這樣反駁的：「這是形而上學的解釋。第一，眾所周知，陸德的『德』是為紀念朱老總起的;第二，即使是為了紀念彭德懷，當時彭德懷是解放區的副總司令，後來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彭德懷是我們自己的革命同志。毛主席當時不也親筆題詞『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嘛!『陸德德』這個名字是1942年起的，你們不能把廬山會議以後才發生的情況顛倒過來去定罪。」

　　尊重事實首倡「雙百」

　　父親學識淵博，對古典文學和歷史造詣較深，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有豐富的知識。他的英文水平也非常高。毛主席與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重要談話，就是由父親直介面頭翻譯的。父親對待工作非常認真，他的文章從來不讓秘書代筆，幾十年來都是自己在「爬格子」。他筆耕勤奮而且謙虛好學，對不熟悉的領域和不懂的問題，都會虛心請教，學術上非常嚴謹。例如，上個世紀60年代，他對原子物理了解不多，就拜專家為老師，還專門請何祚庥來給他講課，一直堅持上課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讚歎說：「這麼大的領導幹部，還如此學習的，沒見過。」正是這樣的學風，他寫的文章才能與眾不同，提的方針政策才能務實而具有針對性。

　　父親是中國「新聞」定義的提出者。早在1942年4月，父親負責編輯《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就撰寫了《從實際出發》等比較有影響的文章。同年8 月，父親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他撰寫的《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提出「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短短的13個字，是各種新聞定義中最短的一條，但卻涵蓋了新聞的所有特質。他明確指出事實是新聞的本源，強調新聞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提出「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東西」。他始終堅持新聞的客觀真實性和及時準確性，反對那種以「政治性」為借口，以「政治」為理由而篡改事實的做法，認為這就失去了新聞的真諦。父親對新聞的定義雖被林彪、「四人幫」肆意批判，但深受廣大新聞工作者的支持和擁護，至今仍被大學新聞系的教科書沿用。

　　歷史上著名的「雙百」方針，其內容也是由父親提出的。他在1956年4月27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發言中，提出「雙百」主張，被毛主席在28日的總結髮言中肯定，其「雙百」的名稱則是由陳伯達建議的。1956年5月2 6日，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父親在中南海懷仁堂，向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毛主席在 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和3月l 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肯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主席明確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黨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主要管文教衛體宣，他希望以他的努力，至少在這個範圍內能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父親在50年代那種大政治環境中，提出「雙百」方針，提出要允許不同學術派別自由辯論，不要亂戴「政治帽子」，不要一派壓一派，「要允許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的 「四大自由」，提出「要把學術和科學技術研究同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是十分不易的。父親在晚年時曾對我講：「我國的政治民主化，還有待時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總希望在文化、學術領域能創造出一個自由研討、暢所欲言的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促其蓬勃發展。」這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狂濤急流中的堅定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因為母親反對葉群和林彪，被打成反革命，抓捕入獄。當時父親正在外地視察，他回到北京在機場才被通知妻子被抓，而且全家已被搬離中南海的消息。之後我們幾個孩子隨父親搬到安兒衚衕一個有兩進院的房子。我們住里院，外院是警衛班，形同監禁。但這種看似平靜的日子也沒過多久。一天，中央文革小組來人，把孩子們叫到外院談話。沒多久我們就聽到里院很亂，感覺肯定是出事了。當我們衝出來的時候，父親的影子都沒了，連告別也不允許。後來我們才知道他被抓進了秦城監獄。

　　秦城監獄，—個6平方米的單人囚室，裡面沒有床,只有地鋪，門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68164」。它有特定的含義：68——入獄年份;1——特等犯人;64——這個囚犯的編號。父親的名字就被這個「68164」所代替，而且這一代替就是13年。

　　整整13年，父親被隔離關押。毛主席對「秦城監獄虐待犯人問題」批示后，被關押幹部的親屬被允許定期「探監」，但我們卻13年都不能見父親—面。究其原因，是因為父親始終堅持不認「罪」，而且不揭發其他「黨羽」，是「態度惡劣」。—位參加公審「四人幫」陪審團的何訪拔同志(北京市高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後來和我談起父親的獄中情景時，非常感慨地說：「我看過所有被關押審查的中央領導同志的審訊材料，你爸爸真是個硬骨頭，一個知識分子被吊起來拷打審訊，態度依然那麼硬。」 父親被抓后不久，江青又點了四個孩子的名：陸德、陳小魯(陳毅之子)、粟寒生(粟裕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中央文革小組要這四個人到公安部投案並接受審查。其中我是唯一從清華大學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的，之後在監獄待了6年。在監獄中他們要我揭發父親，按著他們的調子說，不然就不給飯吃，還要挨打。一次我被推到一間黑屋子裡，幾個人輪番踢打。我還在「學習班」挨批鬥，遭毆打，最終被打斷了一根肋骨。

　　當時為了整掉父親，中央專案組採用的是「株連九族」的做法，不管有無問題，凡是主要親屬都抓起來，被關押的多達63人。我的外婆和叔叔被整死，一位不願說假話的證人被專案組打死，一位副部長自殺。我媽媽被戴「背銬」5年多，兩手銬在背後，吃飯睡覺都不讓摘。但這都不能摧毀他們的意志。

　　我蹲監獄的時候，弟弟妹妹也被趕出家門。妹妹陸瑞君終日低頭沉默。弟弟陸健健在清華武鬥的時候，連住的地方都沒有，要去火車站長凳上過夜。由於陳伯達批示只給陸定一家「最低生活標準」，故—個月弟妹只能領到12元生活費，每天4毛錢，只夠大學里的兩頓飯費。但是就這樣，得知我在獄中得了肝炎，弟弟每月探監時還會給我帶兩斤紅糖。出獄后我才知道，這是用他每天省一頓飯的錢買的。

　　父親的言傳身教

　　因為工作忙，父親和我們直接交流的機會並不多。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父親更忙，白天黑夜都要工作。當時他擔任中宣部部長，《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在他簽字后才能發。《人民日報》每天凌晨兩點開始排版，所以他必須兩點前把文章批完。父親每晚都要兩點以後才能睡覺。孩子們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頓晚飯，也只有這時他才有空問問孩子們的學習情況。

　　父親這一輩子，平常很少找我們談話。和我交流最長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軍工上大學之前，他專門抽出兩天時間給我講了講老子的《道德經》。他認為《道德經》充滿了辯證思想，年輕人要獨立思考、辯證思維，不能再是簡單的1加1等於2，很多事情都是發展變化的。他還讓我重點看了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說我們走上社會必須學會辯證地看問題。

　　作為一個學者，父親一輩子都在看書學習。直到去世的前三天，他還在床上看書。他對我們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學習，將來為建設新社會貢獻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們走仕途， 60年代就告誡我們「不要去作官，而要好好學習科學技術」。我去哈軍工和清華大學學習技術，他非常支持，但是他並沒有在入學時幫我們走後門，兩個學校都是我自己按正常程序進入的。如今，我們三兄妹都是技術型的幹部，沒有一個是走仕途的。

　　我和妹妹、弟弟都把父親當做心中的行為典範。沒有文字的照本宣科，我們卻在日常生活中模仿著父親的一言一行，規範著自己的道德行為。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父親在外面視察，接見工人和農民時都是主動兩隻手握過去。有時候別人也會提醒，身為國家高級領導人，不需要那麼謙卑。他回答說：「民以食為天，他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最值得尊敬。」父親在改革開放后，到各地視察，都會特別叮囑不要搞形式，不需要警車開道，不需要保鏢和官員們的前呼後擁。他曾說：「安全和接近群眾，到底哪一個更重要?我們不能和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他從來不擺譜，不鋪張。

　　父親去世后，他的悼念活動規格是500人。但要求前來悼念的人很多，訃告連續加印了6次(每次500份)，最後4000多人參加了追悼會。父親去世前並不身處顯赫的地位，但由此可以看出其影響很大，那一次讓我們全家頗受感動。

　　父親在遺囑中寫道：「我為共產主義奮鬥一生。『出入幾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過去，大至政治主張，小至個人品質、個人道德，都是沒有什麼遺憾。古來志士仁人，老來都有『悲慨』，我沒有這種悲慨，因為我親自參加的革命，推翻了兩千年的封建統治和一百年的帝國主義統治，把中國扶到富強的道路上。哪裡還有什麼『悲慨』可言。我懷念革命中犧牲的無數有名無名的烈士們，相信中國人民將會永遠紀念他們……我已老邁，不能為革命和建設做更多的貢獻，相信必定後繼有人。共產主義的實現，是千年的事業……這個事業必定勝利，但它又必須經過長期奮鬥才能實現。」

　　父親臨終時講：「參加革命幾十年，幾經生死，我無怨無愧。」他最後的一句話是：「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

這文章還可以。

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

中外歷史證明，真正在危難時局捨生取義，為國而死的人，恰恰不是那些平時歌功頌德之人，而是那些常常針砭時局之人。歌功頌德之人到民族危難之時都是腳下抹油逃走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