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海臻：幾十年的左右博弈給我們帶來的問題

　　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不同於思想爭鋒。

　　意識形態具有統治階層的意識和社會主流精英的思維成份，這是意識形態工具化的體現，也是意識形態領域爭議的焦點。從這個角度發出，意識形態帶有階級性和政治性，同時也是存在時效性和不穩定性。

　　這種意識形態的確是特色的，也是需要改變的。

　　而文化領域的意識形態，包含文明特徵，屬於一個群族的烙印和身份認同，這是她有區域性。同一區域不同地區和國家，可以擁有同樣的情懷和價值認同。她幾乎屬於信仰層面，她是世俗的，也是宗教。

　　一般而言，這兩種意識形態的結合構成了一個國家的價值主流或共識，通常是比較穩定的，也是大家不輕易去觸碰的。但事實上統治階層常常是會改變的，在大陸，每屆領導層的意識流均不相同。

　　曾經一段時期內，執政黨意識形態高掛，用自身意識形態直接置換了國家意識形態，卻讓國家文化身份認同的意識流退避三舍。

　　這是不對的。

　　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不同於思想爭鋒。

　　意識形態的爭端一旦開啟，其殺傷力並不亞於一場一定規模的武力衝突。通常而言，意識形態領域的爭端是民族或國與國之間的博弈，而我們國家在近百年以來都是自己操練意識形態，把自身歸屬一步一步弱化，而新的歸屬感卻總在羞答答地難以正面示人。

　　幾十年的左右博弈，文化自覺性無法倡導，文化認同無法正式歸位。左右博弈、公私之爭、東西方文明的對沖，這些以意識形態高掛的爭端，都使得社會共識凝聚艱難。

　　意識形態時而高掛，而思想領域奉行不爭論，導致思維能力萎縮，才是值得我們關切的問題。

　　或者思想啟蒙，意識形態先行，啟蒙淪為姿態表演，理性思維缺失，該是被當下忽視的焦點。

　　忽視以上問題，導致社會正常的質疑成本在不斷攀升，維穩所付成本居高不下。

　　質疑成本過大，被質疑方通常付出極高成本去維穩或直接付出代價，而即便是沒什麼過錯的質疑方同樣會傷痕纍纍，質疑演變成特權與特權之間的遊戲，與庶民無關。

　　意識形態領域的不爭論，其實，該是文明屬性方面的意識形態不爭論才是，而思想領域卻要採取開放、包容、理性的原則。這是一種基本原則，對思想爭鋒而言根本無需明示的原則。意識形態的發展或進化，思想爭鋒往往先行，而思想爭鋒又是趨向共識為準則，這也是思想爭鋒與意識形態爭議的根本差異所在。

　　不爭論，不刻意製造意識形態的大衝突，而思想領域卻要放開爭論；不爭論，如果是阻塞思想領域自由、公正原則，其結果是左右意識形態爭端彼此起伏，社會總是欲前卻此，錯失改革良機，甚至，向後倒退。

　　舊的極左意識形態並未褪去，新的極右的意識形態已經落伍，而社會主流價值依然羞答答的自開自謝，共識凝聚不易，維穩與質疑的成本隨之而高。

　　要問質疑當下的成本有多高？去質疑下執政黨、國家領導人或社會名流，就知曉了。要麼拒絕質疑，要麼質疑即倒，質疑成本攀升，質疑由正常行為演變成純粹的武器，隨之而來的便是質疑變成一種特權，是特權的手柄。

　　我們都習慣了左右意識形態的互博，唯獨不願意在營造公共博弈平台上下硬功夫，營造博弈規則，做適當的妥協。

　　我很欣賞秦暉所強調的左右共識，實際上講的就是一種辯論規則，如果單純出於現實而漠視甚至刻意撕破的行為，也在助長質疑演變成特權。

　　本文標題所示「質疑的代價與尺度」並非刻意劃一個冷涼的框框來迫使他人接受，而是想表達，如果不在公共辯論平台投入，我們所承受的代價便會增高。

　　其實，我們沒那麼多的左右派，只是該做而未做到的事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