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是政府幾輪刺激所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是開放宏觀經濟學，近年來主要關注中國經濟結構失衡、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國際化、外匯儲備管理以及全球宏觀經濟等領域的研究。

　　先簡單回顧一下金融危機之前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型。這要回到最基本的增長理論框架。其實經濟增長理論在最初的設計上是非常簡單和直觀的，經濟增長過程取決於三個東西，第一就是要素稟賦的增加，這些要素主要是包括土地、勞動、資本。第二是給定這些要素稟賦，有多少要素可以參加到生產活動中，就是要素參與率。再進一步，給定的要素稟賦和要素參與率，這些要素的生產率怎麼樣。在這個過程中，需特別關注的是要素生產率提高的發動機在哪兒。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的國企改革，到二十一世紀的WTO開放，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以美國為代表的需求持續擴張。這三個因素放到一塊，對中國工業部門，尤其是製造業部門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推動。國企改革的好處其實是一個市場化機制的建設，效率更高的民營企業發揮了更大作用，生產率在提高。WTO節省了對外貿易的成本，中國面臨更大的市場，在出口過程中企業規模在增長，生產效益在提高。製造業部門的快速增長，房地產，政府投資，很多服務業也跟著都得到了快速發展，土地價格上升，農民工的收入也跟著增長。這是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型。

　　GDP增速下滑的原因分析

　　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特徵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宏觀經濟很多指標都是趨勢性的轉折。GDP的增速，危機之前是一路上去，2007、2008年之後，增長率持續下降。支出上看，凈出口佔比下降，資本形成佔比再上新台階，也就是平常大家所說的投資過多、消費不足。從生產上來看，工業部門的佔比在下降，服務業部門的佔比提高。現在討論比較多的還有債務問題，中國債務和GDP的比率在危機之後快速上升，2001年到2007年中國各部門的債務，包括政府、居民、企業，所有加在一塊佔GDP的比率，是從162%上升到172%，累計增幅為6.2%。但是從2007年到2012年該比值從172%上升到215%，累計增幅為25%。同時，還可看到的一個現象就是經濟刺激政策頻繁，以前總是覺得經濟太熱，但是從2008年之後，上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已經有三次了，不刺激經濟就往下沉，需要不斷刺激。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些變化？為什麼GDP增速會下降？2001年到2007年之間平均增速是10.8%，2008年到2012年是9.0%，GDP平均增速下降1.81%。光進出口增速對GDP的拉動，它的貢獻就下降了1.74個點，這一項就佔到90%。猛一看好像是出口的問題，是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需下降的問題，其實不是。

　　2008年之後，出口增速平均下降14.3%，而進口增速下降9.6%，答案很明顯，進出口增速下降最主要是因為出口下降太快，遠遠大於進口增速的下降。為什麼出口會下降？出口增速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只有不到一半是來自於外需下降，有超過一半是因為市場份額增速下降造成的。通過分解可知，中國出口增速下降當然跟金融危機有關係，外匯收入下降，進口也少了，但是這隻佔4.6%，而市場份額的增速下降更為主要，這個判斷意味著即便沒有金融危機，中國出口市場份額的增速同樣要下降，中國經濟也會持續大幅度的滑坡。

　　市場份額增速下降又是為什麼？有兩個因素最重要。第一，WTO很重要。 WTO的主要作用降低了貿易成本，而貿易成本降低之後確確實實增加了中國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但加入WTO的紅利是在慢慢下降的，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除了這兩個因素之外還有別的，包括匯率，但匯率對出口市場的影響總體來說不大。過去七八年，勞動力工資，特別是製造業里的農民工工資，平均名義工資增長速度是10%-15%，累計幾年下來工資是翻倍了。從2005年匯改到今天，人民幣大概也就是升值 30%，兩者不是一個量級的，不是說匯率不重要，而是相對於勞動力成本變化幅度來說，對企業出口的影響相對較小。

　　中國勞動力成本為什麼提高那麼快呢？可從供需兩個方面分析。企業為什麼會增加雇傭工人，是因為企業可以賺錢。製造業的生產率在經歷了國企改革，經歷了制度性變革，特別是民營企業加入之後，生產率有很大提高，這意味著利潤的增加以及對工人需求的提高。這個過程中，工人工資自然會提高，而且會帶動全社會的工資增長。從供給來說，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有很大變化，因為有計劃生育政策，中國工作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佔比之前都是在上升，但是2010年之後開始下降，而且是一個趨勢性的下降。2013年總的工作年齡人口第一次出現了負增長，也就是勞動力的供給是在惡化。這兩個力量在一塊同時發生，使得工人工資上漲。

　　伴隨經濟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搞了幾輪刺激，刺激政策抬高投資和2010-2011年增速，但是隨著刺激政策退出，投資減速拖累了以後的增速。

　　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有幾個原因。從趨勢性上看，是WTO紅利和人口紅利下降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所致。從周期性上看，是金融危機導致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而從政策性上看，是政府的幾輪刺激所致。

　　　　服務業發展滯后的困擾

　　我們還是要回到基本的經濟增長理論，從要素生產率上看。大家知道，收入增長過程中的一般性規律。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1973年發表了享譽世界的著作《后工業社會的到來》，書中指出美國社會將經歷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三個發展階段。丹尼爾。貝爾認為，后工業社會的典型特徵是從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的轉換，還伴隨著職業結構分佈、統治力量、社會決策機制等一系列的轉換。也就是說，人均收入水平達到一定水平以後，社會都面臨著工業部門增加值在GDP中佔比趨穩或下降、服務業部門增加值在GDP中佔比上升的經濟轉型階段。

　　上世紀70年代，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開始進入工業社會，製造業佔GDP的比重開始趨勢性下降。中國台灣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PPP計算的人均GDP5000~6000國際元)製造業佔GDP 的比重開始趨勢性下降；韓國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製造業在GDP中的佔比停止了上升趨勢，此後這一佔比保持穩定。

　　我們再看中國內地，如果人均GDP按照PPP計算，5000到6000國際元時發生轉型，這個標準來看應該是2005年到2006年期間發生轉型，但是中國內地實際發生是 2008年以後。2008年之後，中國製造業包括工業在GDP中的佔比下降，製造業增長速度放慢，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開始上升，這是趨勢性的變化。按照這個標準，中國開始進入后工業社會。

　　從需求方看，隨著中國民眾收入的增加，對工業品需求下降，對服務業、高附加值工業品、民生基礎設施需求提高。民眾需要更好的環境、空氣、更好的小區、更好的醫療服務等等。但供給為何一直沒跟上呢？

　　第一個原因是對服務業的過度管制，這不需要我多說，在教育、醫療、環境、衛生等各個方面，到目前為止還有比較普遍的管制。管制，所謂的「市場准入」不僅減少了供給數量，關鍵的問題是影響公平競爭，民企與國企不平等。還有一點大家要注意，服務業管制不光是遏制了服務業自身的發展，同時也給本來已經受到打擊的製造業部門雪上加霜，它遏制了製造業部門的發展。典型的例子比如說物流或者電力供應等服務業，如果它不是競爭的局面，價格很高，自然就會傳遞到製造業的成本。

　　第二個原因是公共服務供給沒能跟上。這主要面臨兩個難題。一是激勵機制扭曲。就目前來看，政府最主要還是看重GDP、稅收和升遷，很多官員的福利也是在這些項目上，所以他們會比較在意這些東西。公共服務對很多地方政府來說是一個負擔，花錢的事，也帶不來什麼收益，所以提供的意願並不強。但是這又是它的職責，在履行職責方面又沒有非常強有力的外部監督。這是激勵機制上存在的問題。二是信息扭曲。即使政府有意願改善公共服務，所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基於何種信息有針對性地提供有效服務。公共服務源自本地居民複雜多樣的需求，具有很強的本地化、非標準化特徵，需因地制宜提供。只有廣泛、充分接收基層民眾信息，並經專家科學論證，才具備改善公共服務的信息基礎。但在現實決策中，沒有機制確保公共服務決策的信息基礎，基層群眾的需求信息難以充分、有效地傳遞到政府。

　　激勵機制扭曲和信息扭曲，根源上都來自於公共服務需求方和供給方處於嚴重的不平等位置。供給方可以置需求方利益不顧，需求方對供給方缺少有效監督和強制執行力量。

　　第三個原因是金融體系不匹配。為什麼服務業難發展，除了政府的管制、公共服務跟不上，還跟金融體系有很大關係。不管做什麼、發展什麼，總是需要投資的。中國金融體系的特徵，其設計本身就是服務於工業部門的金融體系，特別是出口。以幾大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大的骨架是如此，這個骨架對於支持工業出口部門和製造業，生來就有很多抵押品，有土地、廠房、出口訂單。但是到了服務業，服務業很多都是小微企業，而且是人力資本密集型，沒有什麼硬的東西拿給你抵押，且往往投資的失敗率很高。這些特徵就需要比較複雜的金融服務體系，光靠原來銀行這樣的金融體系不行了。危機之後這麼多年金融體系確實有變化，但是距離實際的需求還有很大距離。

　　擺脫刺激政策的惡性循環

　　接下來我們再來分析政府為什麼要搞經濟刺激政策了。原因就是經濟增長帶來需求結構變化，第一回合結束，中國步入了后工業時代，但是供給方未能及時跟上。供求不匹配凸顯，經濟增長動力減弱。而政府不滿足於經濟下滑，於是第二回合開始，刺激政策出台。刺激政策的主要內容集中在高端基礎設施，增加了對鋼鐵、水泥等工業品需求。基礎設施數量增加，邊際收益遞減，工業品部門減速，也加劇了相關基礎設施收益遞減。

　　隨著刺激政策的推出，相關的行業開始出現產能過剩。而能帶來更好商業回報，或「外溢效應」的中低端基礎設施，比如地下基礎設施建設、城市老舊基礎設施維護和改造、城中村和城鄉接合部改造、街道收費停車場等鮮有人問津。同時刺激政策加上高債務槓桿率行業特徵再加上預算軟約束，導致這類政府投資的資金需求高，對其他部門帶來擠出效應，突出表現是融資難、融資貴。而另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刺激政策后，整體投資效率急劇下滑。這樣就造成了一個不當的刺激政策———偏離經濟結構轉型所要求的調整方向，延遲了資源從產能過剩的傳統工業企業向需求旺盛部門的轉移，帶來了傳統工業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債務負擔的快速上升，增長動力進一步惡化。

　　要擺脫這種惡性循環，需在理念上更新和調整。發展理念層面上，「發展是硬道理」、「集中力量辦大事」、「國家戰略」等一系列關聯的認知理念能夠凝聚的共識下降。「民權」、「民生」、「社會公正」、「和諧社會」、「包容性發展」等理念理應得到更多認同和支持。與上面那些理念相比，這些理念更強調處理好個人與政府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迎接后工業社會的理念基礎。政府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保護，是改善公共服務和公共政策的基礎。人與人之間的更多尊重和諒解，是優良服務品質的基礎。

　　而在具體的政策層面上，首先要放鬆一般服務業管制，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其次是進行土地和戶籍制度改革，降低城市服務業發展的成本，發揮城市的集聚優勢。三是中央與地方的合理分權。四是賦予公眾對公共服務的外部監督和強制力。五是減少刺激政策措施，重視本地化、非標準化的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合理分配地方公眾代表和相關專家對地方基礎設施的決策權力。六是在有效控制微觀主體預算軟約束前提下，有序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理順基礎設施融資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