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佩昌：不喜歡中國的老師給了我高分

在德國求學的日子—不喜歡中國的老師給了我高分

在德國，一般是不需要給老年人或者殘疾人讓座的。殘疾人有專座，而老年人不服老。如果你這麼做了，對方會以為你在歧視他。在德國，人與人之間雖然友好，卻保持著距離感。他們認為這也是為他人著想的一種尊重。

是的，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確有些怪異。比如我在德國時，一向不怎麼喜歡中國的法律老師卻在考試時給我打了高分。比如，一位學環境工程的老人竟然對經濟學問題對答如流……

也許，怪異的背後，是另一種文化，另一種對人生的解讀。

我和老師
他批評中國我考試卻得高分

我在德國求學時，有一位叫施密特的法律老師。在他的課堂上，經常會「攻擊」中國，說中國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我不喜歡這個老師，不喜歡有人批評我的祖國。到期末考試時，施密特教的那門課，我打起了退堂鼓，準備「以進為退」不想考了。他有些不解，過來找我「為什麼你不來考試呢？我相信你能行的。」既然老師都這麼說了，我就硬著頭皮試試吧。

成績出來了，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得了高分。我有些疑惑了。誰知，施密特老師過來跟我解釋，「我對中國雖然批評有些尖銳，不過那是我的學術觀點，並不等於我仇視中國人。相反，我到中國的北京、上海、寧波旅遊過，還挺喜歡中國的。任何人都有批評的自由，但批評不等於仇恨。」施密特老師這種將學術觀點和個人情感嚴格區分開來的做法，獨特的精神思考，深深地影響了我。

我和朋友
隔行如隔山他對我的問題對答如流

在德國，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止施密特一人。在德國南部城市沃爾姆斯的時候，我認識這樣一位先生。他在企業上班，妻子結婚之後就在家裡看孩子。現在，孩子已經上班了，家裡剩下了兩位老人。

男主人對我很熱情，經常帶我去鎮裡面玩。有時我們吃完飯，就會一起在他家花園的躺椅上躺下，閑聊起來。我是學經濟史出身，有時會問些深奧的問題。令我驚訝的是，環境工程出身的他常常對我的問題對答如流。這不得不讓我佩服他的博學。博學到什麼程度呢？要知道，這些問題一般是在我的專業領域裡交流的。

不過，畢竟「隔行如隔山」，有一些問題他不見得很清楚，這時這位可愛的老爺爺就會跑到屋裡找出一本詞典，給我指出來解釋，然後接著探討。在他那裡，大概信奉一條原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吧。

還有讓我驚訝的一點，他總是能準確地從一堆書中找出來自己想要的。這說明什麼呢？一是這些書他都看過，二來他對書籍的分類相當的科學。

德國大學里就有好多老頭老太太，我就很納悶「老年人上大學還幹嘛呢」在我的觀念里是「學以致用」，這麼大年紀學了東西，不工作了，也不能為社會做貢獻了。那學來何用？結果老人告訴我說，學習是一件終身的事情，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這種學習當然是有用的，可以在跟孩子交流時保持相應的水準，不至於被時代落下。從懂事到死亡，這中間都是需要學習的。

我和室友
垃圾沒有分類他堅持倒出來重新裝

德國人不僅重視精神營養，他們的嚴謹態度也是出了名的。

有次我跟一個企業家走在柏林的大街上，看到三個不同顏色的垃圾桶。他問我這是做什麼的，我回答「是用來裝不同顏色的玻璃瓶的」。

「裝玻璃瓶為什麼要放三個桶呢？」

「是為了讓不同顏色的瓶子對應相應的桶。」

他表示懷疑，會不會有裝錯的呢？我說應該不會。過了一會兒，這位朋友想出來一個好主意，「我拿照相機去桶裡面拍張照片，不就知道了嗎」？

結果拍出來的照片，讓他大吃一驚。三個桶裡面分別裝的白色、褐色、綠色的瓶子，沒有一個混的。

這讓我想起來，自己剛到德國時的那些日子。當時我和幾個朋友一起住，我算是個講衛生的人，過去之後將廚房衛生間打掃得很是乾淨。結果朋友把我叫過來說，垃圾需要分類，一種可回收，一種不可回收，要保證這兩種區分。結果他把我裝錯的垃圾倒了出來，又重新分了一遍。沒有任何人監督，完全靠自己自覺，在這種情況下，是很不容易的。

我看著垃圾桶里那些顏色一致的瓶子，突然覺得不怎麼神奇了，如果一個人從小都堅持在家裡進行垃圾分類，出去扔個瓶子會扔錯地兒嗎？


－－轉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