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第二天：回顧民國大學校長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從某種意義上說，民國時期，是思想交鋒、學術碰撞最為激烈的時代。此時的大學兼容並包、百花齊放，這一點從當時大學校長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便可見一斑——既憂國憂民，又不乏開放思想。

　　

　　蔡元培畫像趙建成作

　　1907 年，已40歲的蔡元培留學德國，在以「實幹精神」著稱的「萊比錫大學」從事心理學、美學和哲學研究。其間，蔡元培發現德國的大學管理十分民主，校長和各科學長均由教授會公選，每年更迭一次。並且，校長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各科教授按年輪流擔任，而學生們從來沒有因為校長的去留問題而出現狀況和異議。回國后，蔡元培極力主張效仿德國大學的制度，實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並親手起草了《大學令》。1916年 12月26日，總統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為北大校長。當天，蔡元培便造訪因事進京的陳獨秀，極力邀請他加入北大，出任文科學長。當時，陳獨秀因主辦《新青年》、倡導「民主」與「科學」，而名震大江南北。陳獨秀白天四處奔波活動，晚上喜歡看戲，所以晚睡遲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去拜訪陳獨秀，有時去得早，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陳獨秀，自己坐在房門口等候。起初，陳獨秀不想受聘，說要回上海辦《新青年》。蔡元培就勸他說：「把《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來辦。」最後陳獨秀終於為蔡元培的真誠所感動，接受了邀請。

　　就任北大校長后，在開學典禮上，蔡元培開宗明義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大學乃「研究高深學問之地。」「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針對北大的現狀，他強調三點：「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友」。此舉給北大吹來了最初的新風。

　　

　　蔣夢麟在北大

　　自 1923年起，蔣夢麟曾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在開學典禮上，他曾講道：我常說，東西方文明的不同，即在個性主義。比如希臘的文化，即以個性為基礎，再加以社會的發達，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孔子雖然也講個人，但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講起個人總要聯繫說到家族和社會上去。真正的個人主義，就是以個人為中心，以謀社會的發達，並不是自私自利。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如此發達，就因個人與社會同時並重。譬如雙馬車，定要兩匹馬步驟和諧，這車才能走得快利。我覺得北大這麼大的一個學校，研究學問、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團體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謀個人的發達，一方也須兼某團體的發達。從前嚴厲辦學的時代，是「治而不自」，現在又成了杜威先生所說的「自而不治」，這都不好。我們要「治」同「自」雙方並重才好。因為辦學校用法律是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導，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聯絡。這是我最後的希望。

　　

　　張伯苓畫像郭紅松繪

　　1934 年，在南開大學的開學典禮上，校長張伯苓這樣說：人常說，學生們是國家的主人翁，主人翁是享福的嗎？主人翁是受罪的。我說過不知多少次，奴隸容易當，主人難當。做奴隸的，聽人的調度，自己不要操心；做主人就要獨立、要自主、要負責任，然而有思想的人，寧可身體不安逸，也要精神自己。你們都是主人翁，就得操心、就得受罪，你趁早把這一項打在你的預算裡頭吧。我們國難日深，然而還有機會還有希望，就怕自己不發良心、不努力。我快60歲了，我還干，一直到死， 「哎喲，我還有一點氣力未用。」我希望你們人人如此，中國人人人如此。學校30周年，而國難日深，所可幸者，國人已知回頭，向我們這邊來了。都要苦幹、窮干、硬幹。我們看國人這樣，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志同道合，懼的是堅持不久，不管別人，我們自己還是咬定牙根去做。

　　

　　胡適畫像

　　1946 年，胡適先生在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說：至於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學府，我想有兩方面可以提供給先生批評，給同學考慮。一、提倡學術研究：望先生攜學生多做研究，做獨立的創見，做In-dependent0rinal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對此精神作高深的學術研究；二、對於學生，希望能夠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夠獨立地研究、獨立地思想。這一方面是研究學問，另一面是做人。外面貼著歡迎我的標語——「自由思想，自由學術。」為什麼不說「獨立思想」呢？我用「獨立」，因為獨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的傳統向來如此，思想當然自由，學術也當然自由，不用再說，而獨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自由是對外界束縛的，北大三十年的傳統，並沒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學士的研究，自由當作當然的信守。什麼是獨立呢?「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這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傍門戶，不依賴別人，不用別人的耳朵為耳朵，不以別人的腦子為腦子，不用別人的眼睛為眼睛，這就是獨立的精神。學校當然給你們自由，然而獨立是靠你們自己去爭取的。

　　最後，對同學們說，我是無黨無派的人，希望學校也成無黨無派的。這意思不是說個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同宗教思想一樣，我們可以信耶穌，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學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參加政府黨的左派右派甚至其餘各黨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說學校只承認各人是學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絕不因學生的宗教信仰而遭歧視，但同時希望每個學生、教授把學校當作學校，當作你們的母校，求學問和研究學問，求知做人和訓練做事的機關，不要使得學校慚愧，這是老生常談；我再說句老生常談的話，活到老學到老。我五十六歲才覺得這話意義真深刻，我們若忘了自己是學生，我們會把事情把問題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評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這是武斷，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八十五六歲了還在做學生，當初學農，後來學文學、哲學以及政治、經濟、教育，文學史和歷史，但今天我還是學生……

　　我送諸君八個字，這是與朱子同時代的哲學家文學家、曾寫過《東萊博議》的呂祖謙先生說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資格把這八個大字，送給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