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為何頻頻求見中國主席？

丁咚 文

在11月份中國作為東道國舉辦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前夕，中日圍繞開啟首腦會談、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展開了密集的博弈。

8月9日深夜，在東盟外長會議舉行期間，中國外長王毅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緬甸內比都以神秘的方式，實現了自安倍第二次擔任首相以來的首次外長級會談，而不是像以往中日外交陷入困境時那樣舉行「駐足」會晤。如中國前總理溫家寶曾在2010年10月4日第八屆亞歐首腦會議上「巧遇」日本時任首相菅直人，進行了25分鐘的「走廊」會談。

中方強調，本次會晤是「應日本之約」「臨時安排」的「非正式接觸」，雙方只是進行了「初步的意見交換」。王毅並指出，見或不見都是個形式，關鍵是（日本）有沒有意願改善和中國的關係。與中國的低調、謹慎不同，日本則強調，會晤是「落座而談」，雙方進行了充分且長時間的對話，坦率地交換了意見。日本朝野都樂觀地預期，這將成為中日改善關係的契機。

輿論普遍認為，中日外長會談，旨在為即將在中國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期間舉行「習安會」，從而打破兩國新一屆政府成立后即形成的外交僵局、展開首腦外交鋪路。但雙方的不同定調，又顯示關係仍舊微妙。

安倍晉三第二次擔任日本首相后，以迥異於第一任期的方式推進內政外交，高揚民族主義旗幟，對內力主重新解釋和平憲法，積極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和軍隊正常化，並在日本對外侵略歷史問題上態度曖昧，執意參拜靖國神社；對外則奉行強硬外交，在前政府實行釣魚島國有化后，堅稱日本毋庸置疑地擁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主權（日本稱尖閣諸島），並提出「積極和平主義」外交政策主張，推動自衛隊海外用兵。而安倍推進內政外交政策轉變的重要策略之一，即是強調中國擴張的海洋活動以及加強軍備、對外實施強硬路線。就在上周，日本發表了本年度《防衛白皮書》，其中重點提及中國的軍事透明度、東海防空識別區政策和中日軍機「異常接近」等問題。

不過，安倍在參拜靖國神社、解禁集體自衛權以及領土主權問題上立場強硬的同時，也一直謀求在日本實行釣魚島國有化后僵持的日中關係實現正常化，屢次提出提升雙邊交往的層次，特別是舉行兩國首腦級會談。而即將由中國承辦的APEC峰會，由於中國的「主場」地位，而被安倍政府視為融化中日外交「堅冰」、舉行「習安會」的最佳機會。因此，近期來，安倍政府明顯加強了外交攻勢，直到8月初在巴西的記者會上，安倍晉三仍在向中國隔空喊話，強調「正因為有懸而未決的問題，才應該展開對話。」

為達目標，安倍政府可謂不遺餘力，除了原則立場未鬆口之外，在外交上可行的範圍內儘力放低了姿態。此次中日外長會晤，日方也充分照顧了中方的顏面，「主動」邀約中國外長，且事先沒有對預定的會晤進行大肆宣揚，按照中方要求，於深夜舉行會晤，儘可能降低會談的轟動效應。在會談期間，岸田文雄以謙恭的姿態「傾聽」了中方在歷史問題上觀點，重申了其原則立場，岸田文雄甚至選擇在會談結束后從後門離開。這個細節充分反映了日本急於改善中日關係的心理。

在此之前的7月下旬，被中國視為「老朋友」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亦秘密訪華並同習近平進行了會見，傳達了安倍的信息，指出歐洲各國認為中日兩國戰事一觸即發，而這種想法對中日均無好處，促請改善兩國關係，並強調必須重回「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立場。

眾所周知，無論是領土、主權，還是歷史問題，日本都佔盡主動權。按理說，中國處在被動甚至是希望尋求解決問題的一方，然而為何恰恰相反，倒是日本如此不顧外交顏面、苦心孤詣地尋求突破外交僵局，與中方舉行久已擱置的首腦會談？

這首先是國家利益使然。中日關係對日本來說具有無比重要性，中國體量龐大，在東亞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重要性，而且中日經濟關係緊密，雙邊經貿合作強勁，加強與中國的良好關係，對日本維持經濟增長、改善民生和福利，優化其周邊國際環境，從長遠來看，維持東亞的大國均勢，都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因此為了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安倍政府難以迴避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問題。

其次也是民意使然。日本選舉制度決定了首相必須將民意擺到首要位置。安倍的民族主義立場，固然有個人因素，但民意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在另一方面，緩和直至加強與中國的關係，也是日本經濟界和很多民眾的訴求，處在首相位置，安倍不可能不正視這些訴求，並在國家政策層面作出反應。

其三是理念使然。安倍政府詮釋了外交是什麼。這從兩個方面來看。對俄外交，日本像中國對日本那樣處在被動地位，但日本向來都主動與俄羅斯交好，甚至不惜討好普京（在制裁俄羅斯的問題上，則是由於日本是西方體系的組成部分，必須服從大局），跟對中國外交如出一轍。就像安倍所說，「正因為有懸而未決的問題，才應該展開對話。」在對俄外交中，日本沒有預設前提，所以希望中國也如是。

從中國方面來說，對日本的強硬以對，滿足了很多中國人的心理期待。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正變得越來越強大。日本的侵華史對中國人造成的心理創傷延續至今，在新形勢下它變得更強烈。所以，中日兩國政府在換屆后外交關係長久處在僵持中，從根本上說是由於民意的支撐。

然而，即將舉行的APEC峰會為中國帶來了兩難問題。作為東道國，必須向其所有成員國包括日本發出正式邀請，使其得到順利有效進行，而且無論是正常的程序，還是外交禮儀來說，東道國領導人與參與國領導人舉行禮節性會見，幾乎不可避免。如果生硬地拒絕日本的要求，在APEC峰會期間不安排首腦會晤，從道義上、外交禮儀上都有損中國的大國風範，也會讓領導人在國際輿論中失分。

正因如此，客觀上中國不得不正視中日首腦的會談問題。事實上，主觀上，中國也有改善關係的強烈意願，如同前面所說，中日強勁關係，對日本很重要，反過來說，對中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日本媒體在報道習近平最近與福田康夫的秘密會見中提到，福田康夫認為，習近平正苦思改善中日關係的良策。消息人士指，習近平在會談中表示，「必須打破現時中日關係的困局」。

真正讓中國領導人在與日本舉行首腦會談問題上糾結不已的關鍵是，日本堅持不同意中方關於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存在主權爭議的觀點，安倍也拒絕公開承諾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前者涉及日本的主權原則問題，後者涉及安倍的政治理念問題，都是難以根本改變的。但中國將它們設置為復甦中日關係、實現首腦會談的前提條件。這就是中國外交官員一再強調的中日之間的政治障礙。

而困擾中國領導人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安倍一系列內政外交政策轉變的內在意圖為何？在與福田康夫的會見中，習近平追問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的真正含義，以及推動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背後動機，並指出指出「看不透安倍希望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對日本的重新軍國主義化和可能的戰爭意圖保持了警惕。

應該說，問題並不在於問題本身，但由於它們都經公開提出並在中日之間引發了曠日持久的外交戰，中方很難作出讓步而致民族主義者失望，並影響自身民意基礎。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也必須尋求日本的支持和配合，以使自己的「主場外交」得以圓滿進行，因此中國領導人出面會見日本首相，似乎也是不得不為之。

雙方博弈之後有三種可能性：

一是日方堅持原有立場，毫不讓步，但同意在APEC峰會期間予以支持和配合，中國國家主席與安倍晉三進行會場外的會晤，禮節性寒暄。
二是中方在強化主權和歷史問題立場的同時，兼顧外交禮儀，並降低會見規格，由國務院總理正式禮節性會見安倍。
三是雙方形成折中方案，日本堅持原有的主權問題立場，但默認中方在安倍及日本內閣閣員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的觀點，並在11月前的敏感時間停止參拜靖國神社、且安倍在其剩餘任期停止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或者供奉祭品等活動，在此情況下，中國國家主席與安倍晉三會見並正式會談，探討如何改善雙邊關係，安倍將在會談中對日本近期政策變化向中國作出解釋，尋求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