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標：從招遠血案談反邪教與陰謀論

　　招遠血案，當事人血濺當場。據稱是全能神信徒的六人，在麥當勞的眾目睽睽之下，虐殺一名無辜女性，其血腥程度驚悚一時。這樁事件出來后，配槍警察槍殺平民的兩條新聞猶如如過眼雲煙，不再受青睞，媒體焦點翻轉。輿論涼薄，血與血有輕重之別。

　　如果就殺人罪案的案情而言，招遠血案因其情節特別簡單、特別惡劣，除了表達憤怒，幾無可說之處。眾聲沸騰，也間接說明論斷此事不需高明的智力。譴責圍觀人等，譴責出警不力，等等。諸如此類的譴責，種類繁多，它們特別具體，又特別不確定。

　　這件事還引出對暴力邏輯的爭辯。圍觀人等毫無作為，是因為政府對社會控制特彆強，控制強勁導致公民喪失反抗意志，連帶剝除了人民的道德心腸。如此，招遠血案與批判政府建立起因果關係。不出所料，這種論調招惹來不滿，反對用牽強的邏輯進程得出反政府言論。

　　對暴力源泉的清理，也將注意力引向了邪教。「邪教」因素在最初揣測暴力動機時顯現，很快得到警方通報的確認。央視利用報道特權，也將兇手的邪教殺機展露給它的幾億名受眾看。輿論追尋至此，到底怎麼評價「邪教」成分，反邪教還是反駁陰謀論？躊躇了。

　　全能神在招遠血案中的顯示，讓定罪與定性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混淆。如果以法治化方向來處理，邪教因素可有可無，定罪大過定性。然而，若以政治化方向來解決，邪教定性蓋過殺人定罪。官方沒有明說，但對邪教的「強調」，歷史鉤沉，引起了輿論中人的不安。

　　大陸對法輪功的打擊已經過去近二十年，微博用戶中四十歲上下的用戶對此印象深刻，這很可能是他們開始職業生涯后遇到的第一樁頭等的大事件。經過這些年的「反芻」，他們審視政權以邪教定性、嚴打法輪功的動機。招遠血案令這種審視得以公開化，得以復活。

　　成都傳道士王怡在杜甫草堂散發反墮胎傳單，被派出所傳喚。這個消息發生在招遠血案傳播的上升階段，自然被納入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拿來佐證「邪教定性——打擊邪教」的擔憂。不過，王怡被抓是否是六月例牌也難講，但事件中的「信仰」部分參雜到一起。

　　反邪教尚未成為現實，但在政治索引派那裡，已經呼之欲出。所以，他們特別著急強調，以求喚起注意與抗拒。這種心理訴求與言論傾向，也許和所謂的塔西佗效應有關，當然也使用了當局長期壓制地下教會的事實。在大陸環境下，陰謀論很容易就變得豐滿起來。

　　但招遠事件與邪教的關係確實不像這麼簡單的是與非。陰謀論與索引派之所以早早地建立起「反邪教」的防禦性言論，是因為他們深知專項打擊邪教的擴大化影響。他們不相信當局在甄別信仰上的能力，但是他們相信當局在借勢壓縮社會空間的效率。

　　這對索引派來講，也是兩難的境地。如果血案中確有宗教式行動，就需要對不同的宗教進行區別，這會涉及到特別混亂的信仰與宗教現實——當局反邪教無需動用這些仔細區分，陰謀論者又受各種掣肘，無力做出區分與宣告。陰謀論的預警或有道理，但是無力。

　　在政權的立場上，信仰與宗教會被帶入與政權的利弊權衡中，是道單選題，按需抑揚。在社會的或個人立場上，它們合理與否的標準要繁複得多，總之是一道多選題，對土生信仰與在地宗教，更是一言難盡。陰謀論在反「反邪教」時，涉及答案，就被將了一軍。

　　邪教問題到底是政治問題還是社會問題，對它的定性也將影響到政權和社會的取態。社會警惕的是，政權將反邪教擴大化，服務政治穩定的目的，不加區別地剷除宗教信仰土壤。但同時，對於社會化範圍內的異端，正信起身狙擊又相當困難，社會遠未建立對邪教的免疫機制。

　　招遠血案被輿論設置出許多議題，儘管殺人事實沒有多少言說空間，但輿論心態上步步設防，則相當微妙。社會勉強立於各種斷裂與衝撞之上，對政權有著沉重的防備心態。索引派不缺歷史感，對教派動員VS朝代更迭抱有認知熱忱，可有時也不敢想太多。

抵制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