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副司令員丁一平-重讀甲午，還北洋海軍將領公正評價

　　甲午海戰的硝煙散去近兩個甲子了，那段屈辱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再復返，曾經遍體鱗傷的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復興。在此歷史時刻，我們重新反思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意義何在？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客觀分析、正確評價、重新反思甲午海戰那段屈辱歷史有其特殊意義，以更寬的視野，從更高的層次，更科學、更全面、更深刻地吸取歷史經驗教訓，這既是一個有著5000年悠久文明偉大民族應有的歷史擔當，更是實現「富國強軍」和建設「海洋強國」，增強全民族海洋、海權意識的現實需要。

　　

　　提到甲午戰爭和北洋海軍，就不得不提到洋務運動，中國有了自己的煤礦、鋼廠，可以自己製造輪船、槍炮。當時，中國的國勢要強於日本。英國人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19世紀下半葉中國進行了5次對外戰爭，《中法合約》是唯一沒有割地賠款的合約，這就是洋務運動的成功所致。通過洋務運動，中國基本上達到了「我能自強，則可以彼此相安」的目的。下圖為清同治四年（1865），曾國藩、李鴻章在上海共同創辦江南機器製造局，又稱「江南製造總局」，主要生產槍炮、彈藥等軍用品。

　　

　　

　　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中國破天荒地有了一支在亞洲堪稱一流的近代化海軍艦隊。這支艦隊在人才培養、裝備建設、基地建設、制度建設、教育訓練、戰術技術等方面全面依靠和學習借鑒西方，建軍治軍有許多新的特點和寶貴經驗。這支艦隊成軍后，在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海洋利益、威懾遏制外敵入侵等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作用，也一度遲滯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步伐，將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的時間大大向後推遲。（丁一平）圖為停泊在港口的北洋水師的艦艇。

　　但是，洋務運動是不徹底的改革，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觸及腐朽統治階級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廢的改革。這種失敗改革的結果，必然首當其衝地影響北洋艦隊，使這支生長在封建落後、腐朽沒落、封閉保守制度和一窮二白工業、科技基礎下的洋艦隊，先天性存在嚴重的水土不服。同時，舊觀念、舊體制、舊制度、舊軍隊的種種弊端與惡習也不可避免地束縛、影響著北洋艦隊。

　　反觀日本，明治維新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改革，日本為拓展其海外利益，舉國節衣縮食建設海軍。實際上北洋艦隊成軍之時，也是停止造艦、停止發展之時，日本利用這一寶貴時間以每年增建2艘主力戰艦的速度趕了上來，到甲午海戰爆發時，北洋艦隊已全面落後於日本的聯合艦隊。從某種意義上說，北洋艦隊的失敗是洋務運動失敗的必然結果，也是晚清政府改革失敗的重要標誌。（丁一平）圖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青年學生。

　　

　　

　　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日漸頹微。甲午戰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然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自信心喪失殆盡。（節選自《中國大時局 2014——問題、困境與必然抉擇》，高連奎著）圖為日本宣傳畫：日軍斬殺俘虜清軍。

　　

　　評價北洋艦隊將領首先應當分清戰敗的主次責任。甲午戰爭所處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機。政治統治的腐朽沒落，戰略決策的消極保守，派系黨伐的明爭暗鬥，封建軍隊的腐敗渙散……這些才是導致甲午戰敗的主要原因。（丁一平）圖為1894年7月25日（農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戰，在朝鮮豐島海面襲擊了北洋水師的戰艦「濟遠」、「廣乙」，豐島海戰爆發，海戰中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的「浪速」艦悍然擊沉了清軍借來運兵的英國商輪「高升」號，製造了高升號事件。

　　北洋艦隊成軍之後，朝廷大員指手畫腳者多，真正幫助扶持者少，前來校閱觀摩者多，前來解決問題者少。這致使戰爭即將爆發時，艦隊戰備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毫無疑問，北洋艦隊將領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實事求是地分析，許多關鍵問題確實不是他們能夠解決的。在指責他們負有戰敗責任的同時，我們更應看到這樣一些重要事實

　　事實之一：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之日，也是停止發展之時。1891年，清廷決定停購外洋船炮兩年，丁汝昌十分著急，他曾上奏：「……從前所購船艦，經歷多年，已成舊式，機器漸滯，運用不靈，比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懸異，且快炮未備，難資戰守，一旦有事，恐難支拄，請及時增購船炮，以備防禦。」但是他的多次建議均未被採納。大戰在即，為應對日本威脅，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銀61萬兩的最低要求，清廷仍舊拖而不辦。大戰之前清廷大興土木修園，所花銀兩再建兩支北洋艦隊也綽綽有餘。大戰之後割地賠款圖苟安，所賠銀兩更是令人瞠目結舌。我們不禁要問，連添置幾門快炮都辦不成的艦隊將領，何以承擔戰敗的主要責任？

　　事實之二：消極防禦戰略貫穿北洋艦隊作戰的全過程，「保船制敵」、「以戰為守」方針束縛著北洋艦隊，但北洋艦隊將領只是這一消極作戰方針的執行者，而非決策者。僅舉一例：豐島海戰前，丁汝昌對日本艦隊來襲就預有判斷，制定了親率北洋艦隊主力8艘戰艦護航的計劃，這個計劃開始也得到李鴻章的認同，並授權「相機酌辦」，丁汝昌據此提出了「大隊到彼，倭必開仗」、「倘倭船來勢兇猛，即行痛擊」的應對之策，但卻被李鴻章訓斥后取消了大隊護航計劃。結果豐島海戰中清艦在明顯劣勢下慘敗。連派出多少兵力都說了不算的艦隊將領，如何承擔指揮不當的主要責任？（丁一平）圖為1894年的李鴻章。當時他還認為戰爭打不起來。看來此時他的精神尚佳，和一年後在馬關判若二人。

　　事實之三：甲午戰爭並非只是海戰，陸上作戰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陸海相輔相成，陸岸是北洋海軍的依託。陸上作戰，儘管廣大清軍官兵也有英勇作戰之舉，但總體上是敗得快、敗得慘。遼東戰場，日軍順利佔領遼東半島，使北洋艦隊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順;山東戰場，日軍榮城灣登陸如入無人之境，威海港南岸各炮台一日之內全部失守，北岸炮台和衛城守軍不戰而棄守，北洋艦隊腹背受敵，成為孤軍，苦苦等待的陸上援軍始終未見。甲午戰爭海戰的失敗固然影響重大，陸戰的失敗又何嘗不是如此，陸戰慘敗的責任又該誰來負呢？

　　事實之四：劉公島被包圍后，清廷內外臣工、將領意見紛紜，有的主張艦隊出擊;有的主張退往煙台;有的主張水路相依，協同作戰;有的主張固守威海，陸上增援;最後是哪一種決心也沒定下來。結果是，港口被日聯合艦隊絕對優勢兵力死死封住，艦隊出擊「出不去」;陸岸被日軍全部佔領，協同相依「依不上」;陸上增援清軍無影無蹤，堅持固守「守不住」，最終艦隊只能走向覆滅。

　　

　　

　　丁汝昌戰後長期背負罪責，至今仍爭議不斷，有很多不實之辭應當加以澄清。指責丁汝昌的不實之辭主要有三個方面：一說丁汝昌能力不強、指揮無方。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軍專業，領導管理能力不強，造成艦隊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認為丁汝昌擔任北洋艦隊提督，完全是李鴻章「任人唯親」的結果。誠然，丁汝昌出身淮軍，並非海軍科班，專業知識不及留洋培訓將領。與北洋艦隊科班出身將領相比，丁汝昌是資歷最深、作戰經驗最豐富、戰功最多的將領。作為統領艦隊的提督，能夠在較短的時間裡使艦隊成軍，並投入作戰，其責任、壓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實際上，丁汝昌很早就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並一直在努力學習近代海軍知識。從他留下的大量親筆文件可以看出，他海軍專業術語熟練，表達準確，相當熟悉艦隊業務，具體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槍、逐日輪流打靶的訓練安排，甚至艦船修理舊洞的數量他都親自抓落實。某次，運抵軍中的煤炭短少10噸，丁汝昌硬是5次追討，直至補齊，從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對艦隊建設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時清朝上下既無海軍傳統，又無海軍文化，更無人才培養的歷史積澱，選用既懂海軍專業、又有實戰經驗的將領談何容易，說李鴻章用人完全是「任人唯親」，也有失公允。

　　二說丁汝昌「怯戰」，消極保船，貽誤戰機。這一指責實際上是朝廷大員推卸責任、尋找戰敗替罪羊之舉。甲午戰爭中，丁汝昌幾乎參加了北洋艦隊除豐島海戰外所有的戰鬥和重大行動，黃海海戰中，他負傷后還不肯進艙，仍坐在甲板上激勵將士。而在抗敵過程中，丁汝昌時常遭受無端指責及處分。他有許多機會可以推諉卸責脫離戰場，但他從未這樣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頂著來自朝廷的問罪、處分和言官們如潮的聲討、謾罵，抱定必死決心，忍辱負重堅守指揮崗位，直至自殺殉國，這樣的人會「怯戰」嗎？實事求是講，丁汝昌在指揮上深受李鴻章「保船制敵」消極防禦方針的束縛，但他僅是這一方針的執行者。將「怯戰」、消極保船和貽誤戰機的帽子扣在他頭上，顯然有失公正。

　　三說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敗的禍首。這是當時光緒皇帝和一些朝臣為推卸戰敗責任對丁汝昌的指責，什麼丁汝昌「一貫畏怯避戰」，「旅順危急，率兵艦望風先逃」等，現代還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稱他自殺不是「以死報國」，而是自知罪責重大，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誅罰。這樣評價一個英勇抗敵、自殺成仁的將領是很殘忍冷酷的。試想在艦隊陷入絕境之際，日軍將勸降書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誘他投降，丁汝昌斬釘截鐵表示「予決不棄報國大義，今惟一死以盡臣職！」時，是一個怎樣的心境？僅用「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誅罰」來解釋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丁汝昌這種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忍辱負重，最後時刻盡節以終的崇高品格和愛國精神難能可貴。這一切不應否定，也不容否定。歷史應當還丁汝昌這個甲午戰爭最大的悲劇人物以公正。　　

    劉步蟾，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兼旗艦「定遠」號管帶。黃海海戰中，在丁汝昌受傷後代為指揮。在威海保衛戰中，他英勇抗敵，最終在不得不引爆「定遠」后，拒絕投降而服毒自殺。甲午戰爭后，國人對劉步蟾的評價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紀中葉，他突然又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焦點，在一些學術書籍和影視作品中，其形象變得相當負面。據查，劉步蟾的這些惡名主要來自英國人戴樂爾（又譯泰萊）之手。戴樂爾是北洋艦隊洋員，海戰時曾擔任「定遠」艦副管駕，在其晚年所著回憶錄《中國事記》中，劉步蟾被描述成為中國將領中的反面典型。由於戴樂爾是海戰的經歷者，他的話具有一定權威性，因此該書譯本被視為研究北洋海軍的重要一手資料。

　　評價歷史人物，實踐是最好的檢驗。戴樂爾攻訐劉步蟾的要害問題，是指責他在黃海海戰中擅自改變既定陣形，怯戰自保。那麼，北洋艦隊將雙縱陣改變為雁行陣，是否是劉步蟾擅改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丁汝昌在戰後報告中明確指出曾下令變陣，劉步蟾代表提督發出變陣旗號，完全是職責所在。其次，變陣后「定遠」艦居於艦隊正中最前方，距離日聯合艦隊本隊最近，受敵火力威脅最大，又怎麼可能自保？再次，海戰中「定遠」艦一直衝鋒在前，從第一個開火到最後一個撤離，如果劉步蟾怕死，「定遠」艦怎麼可能會有如此勇敢的行動？

　　

　　「致遠」艦管帶鄧世昌是北洋海軍將領中著名的民族英雄。但就是對這樣一位將領，時下也有少數人提出質疑，認為鄧世昌是後人搞「虛假宣傳」的產物。其主要質疑有四：一是對鄧世昌治軍嚴格提出質疑。有文章認為鄧世昌對下屬十分苛刻、嚴酷;還有人說鄧世昌在北洋艦隊中是事故率最高的一位管帶，不配做 「民族英雄」。應該承認，鄧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點。在封建舊軍隊中打罵士兵是普遍現象，艦隊即將開戰之際，面對存在的紀律鬆弛、鬥志渙散等問題，採取非常手段整肅軍紀實屬正常，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去苛責。而對於事故率高的問題也應客觀分析，北洋海軍成軍僅6年，駕馭的又是代表當時科技水平的新式戰艦，在官兵素質尚不高的情況下，事故隱患在所難免。鄧世昌自投身北洋艦隊後事事爭先，頻繁執行各種任務，而執行任務多、幹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會高。對此，不應以偏概全。（丁一平）圖為北洋海軍致遠艦主要官兵合影，中立者為鄧世昌。

　　二是對鄧世昌駕艦撞擊「吉野」提出質疑。有人認為，「致遠」艦速度不及「吉野」，「以慢撞快」非常盲目;還有人強調，在蒸汽鐵甲戰艦的時代，使用撞擊戰術很不科學。從專業的角度分析，其一：當時日艦正以優勢兵力和火力形成對旗艦「定遠」的圍攻，形勢非常危急，鄧世昌此舉可吸引敵艦、減輕旗艦壓力;其二：撞擊戰術在當時仍有一定適用性，「致遠」艦艦首下方就有為實施撞擊而設計的沖角，當時「吉野」在縱隊隊列之中不便機動，又正好處於「致遠」艦首正橫位置，「致遠」是以截擊態勢沖向日艦，一旦撞上可收重創敵艦之功效;其三：「吉野」具有側舷速射炮的火力優勢，正橫向是其發揚火力的最佳方位，「致遠」試圖撞擊「吉野」，迫使其轉向，可直接降低其火力效果，有利於改變北洋艦隊的不利態勢。由此可見，撞擊「吉野」並非盲目之舉，而是試圖以重傷之艦為戰局作出最後一搏的英勇選擇。

　　三是對「致遠」艦的作戰準備提出質疑，認為很可能是日艦炮彈命中「致遠」引爆艦上魚雷。有人進一步稱，北洋艦隊接戰前要求各艦將魚雷棄海，以免中彈引爆，而「致遠」艦由於故障無法將魚雷投出，恰恰就是這枚魚雷最終造成「致遠」沉沒，由此推論鄧世昌對作戰準備要求不嚴、不細。這一指責既不真實，也不專業，所謂「棄投魚雷」是杜撰的。常識告訴我們，艦載武器不僅有魚雷，也有炮彈，如果怕魚雷引爆就將魚雷卸掉，怕炮彈引爆就將炮彈卸掉，豈不可笑？

　　四是質疑鄧世昌究竟是「墜海」還是「跳海」，認為以「致遠」龐大艦身，只要鄧世昌堅守崗位就不會墜海，由此推斷鄧世昌是在艦沉之前為求生而跳海，其「英雄」稱號名不副實。其實，要分析清楚這些問題並不困難：其一，「致遠」艦倖存官兵都是隨「致遠」艦沉沒落水的，如果鄧世昌真想求生，那他完全有機會隨眾接受其後趕來的魚雷艇救援;其二，包括洋員和日方目擊者在內的親歷者多方證實，「致遠」在中彈發生大爆炸后迅速沉沒，當時「致遠」艦官兵紛紛墜海，在艦橋上指揮的鄧世昌為什麼會例外呢？其三，鄧世昌早就下定了以死報國的決心，其英勇行為不是一時衝動。豐島海戰後，他就激勵全艦官兵：「設有不測，誓與日艦同沉！」黃海海戰時，鄧世昌見「定遠」危急，高呼：「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率艦沖向敵艦。有人主觀臆測地將他說成是「出於政治需要的虛假典型」，是極不嚴肅的。

　　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北洋海軍官兵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批優秀的軍人，他們絕大多數治軍勤勉，刻苦學習西方海軍建設經驗，努力鑽研海軍技戰術。他們在甲午海戰中視死如歸、英勇殺敵的壯舉和寧死不屈、自殺殉國的崇高民族氣節，都是不可更改的歷史事實。120年過去，逝者已去矣，生者當自省。今天，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來客觀評價北洋海軍官兵，還他們以公平，還歷史以公平，這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

　　

再怎麼重讀，甲午也是敗了。
所以，重要的是現在怎樣能夠做到富國強兵，並保持有隨時徹底殲滅日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