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回應調查轉基因被質疑:剩我1個人也堅持

崔永元回應調查轉基因被質疑:剩我1個人也堅持
2014年03月21日

　　2013年9月7日，方舟子發起活動鼓勵網友品嘗轉基因玉米，方舟子聲稱「應當創造條件讓國人可以天天吃轉基因食品」。對此，崔永元回應：轉基因食品，你可以選擇吃，我可以選擇不吃。你可以說你懂「科學」，我有理由有權利質疑你懂的「科學」到底科學不科學。

　　隨後崔和方在網上展開了長達六個月的關於轉基因的論戰。

　　崔永元的關於轉基因的評論在互聯網上受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嘲笑。有人說他「科盲」、「文傻」，一篇財經網的專欄文章《小崔考察轉基因哪裡出了問題？》流傳甚廣，「崔沒有能成功證明轉基因『危害』。他只是證明了一個聰明人在採用了錯誤方法論后，能夠在謬誤的道路上走多遠。只是證明了當你的目標是北方，你向南出發能走多遠？」

　　在這些人眼裡，崔永元是一個完全不懂得科學體系的落伍者，一個挑戰大風車的堂吉訶德。

　　這些爭論使人不由得回想起1996年，那一年的3月16日早晨，崔永元在電視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現，一時間，討伐之聲不絕於耳。一封信這樣寫道：「我們全家互相問，中央台怎麼了，欺我中華無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該幹什麼幹什麼去，沒聽說又要『嚴打』了？」這封信來自北京。崔永元曾經在自傳《不過如此》當中講過這段經歷，「後來，蘭州、西安、銀川、蘇州等地觀眾相繼用不同方式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對於形象的攻擊只是一方面，「人身攻擊小意思。我們當主持人的時候，網路沒有這麼發達，都是寫信。寫信寫難聽話的多得很，最早是我們的編導不讓我看，他們先看一遍，專揀好的給我看。後來慢慢地就讓我看，後來就我自己拆。天天什麼都會看到，看到就會生氣。」

　　後來，從時間到陳虻，那個時候的央視評論部把這種理想主義渲染到了極致。這樣的環境里，崔永元呈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野蠻生長」。他習慣做一個觀察者，理智而冷靜，參與而不介入。聚攏力量，在某個地方宣洩出來。

　　這是為何崔永元會把那些想儘力做好卻最終夭折的節目稱之為「挫折」，當年他想做期節目叫《納米不是大米》，針對一夜之間就冒出大量納米實驗室，很快開始民用。「我們就很擔憂，但是我們其實也搞不清這個技術。我們就找來了正反兩方，支持的和反對的一起討論，最後這個節目沒有播出。那我就覺得不舒服，找當時的主管領導，他們那邊也有壓力。」另外有的時候就是上面布置的任務，「你拿過來看這個沒有爭議，一邊倒，不知道怎麼做。這時候說必須做，而且連續做三期。那心裡可能有抵觸。」

　　國內最活躍的網路問答社區知乎上面有道關於「崔永元是什麼樣的人」的提問。下面有著這樣兩條回答：「當年我參加過一期，作為台下觀眾，我見識過他是怎麼墊場，怎麼圓話，怎麼帶著嘉賓往預想的道兒上走。我自己也做過不少面訪，我控制不到那個地步，我投入得不夠。他不像朱軍那樣套路明顯，關鍵時刻必起煽情的音樂，而是誘著你真實起來，如果不真實他就招呼台下觀眾，通過他們的反應來刺激台上。總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準備太細緻了。」

　　這些僅僅是他自身的影響力以及他所涉及的影響力的一部分，他似乎也已成為曾經的電視領域理想主義者的化身，也許是僅有的央視的理想主義者之一，他似乎無所不能談，他在屏幕面前綿里藏針、針貶時弊、勇往直前，但他又隨時都和大眾站在一條戰線，並未犯過錯。

　　第一次見到崔永元是在2004年的某一天，在央視的舊樓，當他緩慢而堅定地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人群紛紛讓出一條道，那種感覺幾乎就像摩西分開紅海的場景。那個時候崔永元已經開始做《小崔說事》，他的節目期期都盤踞收視率排行榜前三名的時候。崔永元的口語風格和央視大多數主持人的「文工團腔」形成鮮明的對比。央視逝世的著名製片人，紀錄片之父陳虻曾經說過，他最推崇的主持人，是擁有「坐標系」的：我覺得崔永元永遠不用著急，因為目前中國沒有一個主持人能超過崔永元。他是對於任何一個事物，有自己的價值觀，有自己識別的方法，有自己表達的特性，所以決定了他叫崔永元。

　　想琢磨出一個人在體制中到底能走多遠，是一件極其具有風險的事情。但是崔永元似乎並未刻意去尋找那條底線。對很多人來講，可以沉默、明哲保身，可以去做擺弄花草、逗弄寵物，世界如此融洽，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可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日子不該是這樣過的。

　　早在2002年，崔永元就炮轟過「電視庸俗化」，接下來的數年間，他曾經炮轟過超女，炮轟央視某些主持人，曾經就「限制私家車治理霧霾」提起過質疑。2012年6月11日，崔永元發出一條微博怒斥湖南省教育廳，「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鄉村教師培訓8月培訓100名湖南鄉村教師。為此，湖南省教育廳回復：不反對、不支持、不參與。我們非常憤怒，在此正式評價湖南省教育廳：不努力、不作為、不要臉！」此微博發出后，網友的評論很快達到數萬條。

　　他的一位前同事說：「崔是比較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喜歡就公眾利益發表評論，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有時候也會言多必失。說得不一定對，但他還是會執著地按著自己的既定經驗，就像在節目裡面，即使說錯一兩個地方，可以靠十句八句地補回來。」

　　這個體制內明顯的「少數派」曾經是個大眾追隨者。崔永元的父親是工程兵，他的童年是在工程兵大院度過的，小的時候搬了14次家，都是在北京附近的山溝溝，大院里的孩子全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這使得崔永元從小到大完全沒有任何的「階級」觀念，不清楚人與人之間的區別。

　　這種天然的親和力，也許就是維持他幾十年電視魅力的原因之一，崔永元回憶說，當時大院里在一起玩的有70多個孩子，分成兩個山頭，一撥30多人。所以這裡面非常複雜，你怎麼當這30多人的頭？而崔就是其中一個頭。

　　「頭就是有一些追隨者，天天跟著你玩。那個時候就天天絞盡腦汁說怎麼把他們那邊挖過來一個。比如一邊36個，怎麼變成38個。如果我們這邊能變成50個，那那邊就歇菜了。也沒啥招，就是有一些小玩具，彈球什麼的，主要是賄賂。那邊也有賄賂。基本上那邊有人叛變，我們這邊也會有叛變。這個時候真的是表現個性的時候。你既要維護好自己的組織，又得維護自己在組織中的地位，因為隨時有可能被更換。其實後來我和南京大學的教授桑新民聊，他覺得這個兒童遊戲非常好，對孩子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他在學會什麼叫組織，什麼叫適應，什麼叫規則。這裡面最牛的人就可以制定規則，說了算，我說玩什麼就玩什麼，我說怎麼玩就怎麼玩，那你就混到極致了。你比這個人稍微低一點，你可以提出修改規則，你有建議。最底下的人只能適應規則。最殘酷的是開除，不跟你玩了。所以孩子有這個過程他會適應社會，社會就是這樣的。但是現在獨生子女就沒這個了。」

　　崔永元的父輩屬於完全沒有個性的時代追隨者，崔永元從小到大也是個聽話的孩子，他從來都是三好學生，也沒有那麼多想法，「基本上都會覺得別人說的挺對的。直到上大學以後，價值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1981年，崔永元進入傳媒大學新聞系學習，他從小到大都喜歡歷史課，有一次老師講南昌起義。他覺得挺吃驚。「這時發現南昌起義是政府軍里的起義，不是共產黨組織的秋收起義暴動，等於是一幫人反叛了，開始跟著共產黨人要開始做事。忽然意識到是這麼個意思。然後就想到會不會還有這樣的事情呢？會不會國民黨還有往共產黨走的？共產黨是不是也有往國民黨走的？這些以前都沒仔細想過。」

　　崔永元讀書的1980年代，恰逢全民進行知識重構的時候，思想解禁但又有控制，物質貧乏但欣欣向榮，各種海外知識、書籍聯繫開始海量出現，這十年，大學生就像海綿吸水一樣，大學裡面經常會有各種各樣的講座和活動。和許多今天那拔充滿理想義者的文化人一樣，崔永元的「理想主義」也正是在彼時慢慢形成的。

　　讓崔永元印象比較深的是，有一次老師講《楚辭》，崔永元當時沒什麼興趣，就一邊聽一邊干自己的事，突然旁邊有個同學就和老師爭起來了。老師推薦了一本研究《楚辭》最好的書，學生不同意，覺得老師之所以推薦這本書是因為這本書是他父親寫的，他自己心目中有其他的認為最好的書。「我就在旁邊看熱鬧。這種在中學課堂里就不可能出現的。這是我們直接目睹的衝撞和辯論。其實，這樣的衝撞和辯論更多存在於書本里，存在於歷史的記述和著作里。」

　　很多年以後，崔永元從《實話實說》出來轉而去做「口述歷史」，這並不是一種偶然，柴靜在新書《看見》當中有一段描述這樣說道：「他(崔永元)說現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這些抗戰老兵：『我每看這個，就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們受那點委屈算個屁啊。這裡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詞啊，對他們來說小意思。受盡委屈，有誤會，沒有錢，半輩子吃不飽飯，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鄰居一輩子在盯著你。當我每天看他們經歷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這個年齡經歷的所有事都特別淡。』」

　　做《口述歷史》前，也是網傳崔永元有鬱抑症的時候，還有一段崔永元和柴靜的對話，「他一句寒暄沒有，談的是都直見性命的事。這些話題我不陌生—讓人失望的現實，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缺少堅守的人……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面前說，很多人在文章里說，很多人在喝酒後說。他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坐在一個並不熟絡的同事面前談這些。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這些東西都是石頭一樣，死沉地壓著他，逼著他。」

　　助理劉磊磊推開房門，吱呀的聲音才使人驚覺時間的流逝，坐在茶几前的崔永元很容易把人帶進他的氣場，無論是聊轉基因、聊童年、聊女兒、聊抑鬱症還是聊歷史，你就好像站在一個山谷，面對迎面而來的一陣微風，根本不會察覺到它的來和去。

　　傳媒大學的同學，《舌尖上的中國》總策劃陳曉卿說崔永元是個「對任何人都充滿善意的人」，崔永元的理髮師從1996年開始給他理髮，兩個人之間非常熟。崔永元一有好煙就會送給他。「有的人會說，你送他幹嗎呀？我覺得特別莫名其妙，我不送他我送誰呢？ 我送台長啊？他也不抽煙啊，他抽也有的是人送啊。對我來說，理髮師小劉是我哥們。部隊大院里就沒這東西。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在採訪的大部分時間之中，他顯得親和隨意，一邊聊著的同時，一邊還拿出了煙斗，撥弄起了自製的煙絲。只有在問及轉基因和提及方舟子時他明顯語調提高，語速加快。

　　2013年，崔永元遇上了轉基因，他的聲譽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崔永元和方舟子是在微博上展開轉基因論戰的。2013年年底的一天深夜，崔永元發布了一條諷刺性的微博，內容上升到「問候對方母親」。該微博引來大量網民圍觀，有評論稱「小崔有點掉進自己的坑了，理性說事很難嗎？」隨後，崔永元回復表示「不難，我和所有人都理性探討，『肘子』除外，抱歉！」

　　有人覺得，崔永元已經過於沉淪於這場論戰，在這條路上走得太遠。一位新聞傳播方面的資深人士說「我尊重小崔的人文主義精神和社會關懷，但科學是科學，他根本不懂。」陳曉卿則說崔永元這次的表現有些奇怪。另外一位知識份子則解析說：「方舟子能把所有的好人變成壞蛋。方舟子是一個正確的壞人，小崔是一個有缺點的好人。」

　　在支持轉基因技術的人看來，轉基因是一項相對安全的技術，被主流科學界和權威機構肯定，代表的是一種思考方式和科學界嚴謹的評價方法，因此崔永元的所有言論是出於「知識儲備不夠的自取其辱」；而對於另外一些新聞工作者，則認為崔永元赴美調查的紀錄片也有不符合新聞學規律的不夠嚴謹的地方。因此無論這一場對抗結果如何，崔永元已經損失了他曾經無可挑剔的美譽度。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一個人的評價進行到這裡，是那種幾乎相當於地裂的時刻，如果慢慢侵蝕，一條淺薄的斷層線也有可能會演變成一條巨大的鴻溝。現在的他成了相當一部分評論當中的「科盲」，反對者們說他「騎虎難下」、「聰明人辦的糊塗事」，即使是支持者們，也會覺得「他像是堂吉訶德應對大風車」，成為公眾名人幾十年，這是崔永元「從來沒有過的這麼多攻擊」的時候。

　　在崔永元的自傳裡面有這樣一句話「進入群體的個人在『集體潛意識』機制下，在心理上會產生一種本質性的變化。……這樣的個人會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識完全變成另一種理智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2011年3月6日，崔永元以美國洛杉磯手機費9.9美元包年為例，在兩會的小組討論會上炮轟國內手機資費「貴得離譜」。隨後，眾網友留言稱他引用的數據不準，國外話費也沒這麼便宜。崔永元核實后承認引用數據有誤，並在微博致歉。

　　那是他難得的一次妥協。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管是令崔永元成名的央視還是做口述歷史，他都是獨樹一幟地孤獨。費勇說：「即使是他的方法不對，也算是一個好人做了一件錯事。如果不去糾纏具體的細節，他的出發點和姿態是有正面意義的。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他完全可以不去做這些事情。」

　　但崔永元不承認自己孤獨，他只是不願意隨大流，即使提出質疑會使自己處在少數派的地位「這個可能就是他的樂趣。因為所謂的多數派，隨大流，跟著很多人混，你肯定會覺得很舒服。但是如果你想要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空間、思想獨自漂流的空間，隨大流的時候會很痛苦。」

　　最近有天晚上的凌晨一點，崔永元在回家的時候碰巧看到兩個人在小區里拿著鐵棍子要玩命。原來兩車在停車場撞了一下，受損方想讓賠錢，肇事方想走保險。一方要走，另一方就不讓。然後就要動手。崔永元去把兩人攔住，來幫著斷案。賠多少錢？一邊說賠500塊錢，另一方說100。然後崔永元就掏出錢包，讓一邊給100，自己加了400給另一邊，「這事就解決了。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說跟我沒關係，但是你用鐵棍子把他打死，這事可就大了。沒管可能就是沒看到，看到了就得管。」

　　這就是常見的多管閑事的崔永元。就在做轉基因的調查之前，他曾經和助手開著車在北京轉了15個晚上，察看北京晚上車的情況。發現大貨車毫無遮攔，掉下來的塵土砂石比PM2.5更直接。所以他當時就覺得政府針對私家車是不對的。如果和車有關係，這比小車厲害多了。他們為什麼不管呢？那時他還為這個事較過勁，每天晚上在微博上發了好些拍的這些照片。後來還為此和市容委、市政府辦公室拉鋸了多個回合。

　　「不小心走到電視行業」的崔永元其實一直都有著自己的夢想，是想要拍幾部電影，可是從口述歷史到轉基因的這個事情，幾乎分散了他所有的時間和精力，他的抑鬱和焦慮恐怕只有北京沉沉的黑夜才能承擔，助理劉磊磊說崔永元是個「晚上基本不怎麼睡覺的人」。你可以把這理解為「公共道德潔癖」，但崔永元堅持認為只是「舉手之勞」。

　　「我是覺得差不多了，現在家喻戶曉，基本都知道這個事，然後大家都有這個判斷力了。甚至我覺得有興趣的媒體自己也可以追下去了。」只是，這樣決定「放下」的時刻似乎鳳毛麟角，之後很快崔永元又堅定地回答說，「我只要覺得我是在維護公眾利益，我只要覺得我是正確的，我的採訪調查是正確的，我永遠會堅持。就是剩我一個人我也會堅持。」說這話時，他的表情好像他是個命定的使者。

　　這次採訪結束沒多久的幾個小時后，凌晨兩點，崔永元發布了一條微博，就轉基因問題再次質問農業部。下面獲得了三萬多個贊，接近兩萬的評論和五千多的轉發。是他自2014年2月20日開通新浪微博以來，獲得關注度最高的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