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掃黃就能讓中國變得高尚？

　　東莞掃黃的硝煙漸散，但誰都能看出，東莞只是打響了發令槍，全國範圍的掃黃正在展開，據《新京報》報道，僅山西一省即出動警力32000人次，成都一地出動警力6000多人次，並以「摧枯拉朽之勢」端掉了兩千多家涉黃娛樂場所，逮捕的嫖客和小姐不知凡幾。同時配合以強大的宣傳機器。將其名之為運動，可算恰如其分。

　　掃黃是國人早已司空見慣的行動，隔一段時間就來上一次，而且與政治氣候息息相關，大賽、大會之前必掃黃。但與以往不同，這次掃黃運動引起了民間強烈的反彈聲音。以往的掃黃新聞中，網友和媒體往往針對個案，如對警察虐待或鏡頭直面性工作者等侵犯人權的行為提出批評，而這一次，公眾的批評對準了整個掃黃運動。

　　這是一個新變化。以前對掃黃運動的批評局限在知識分子範圍，他們對人的權利和政府作為比較敏感，這次普通人利用網路和市場媒體發出了疑問：為什麼要掃黃？小姐也有自己的人權，運動式掃黃是過時的管治方式，掃黃運動侵犯了底層的社會公正，等等。對掃黃的合法性提出質疑，顯示了普通階層權利意識、平等觀念的普遍提高。

　　為什麼會開展這麼大規模的掃黃運動？掃黃在中國有著什麼樣的歷史淵源？掃黃能讓中國變得道德高尚起來嗎？

　　對於此次掃黃運動的目的，官方語焉不詳，筆者也只能推測以下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政治清場。隨便點開一則相關新聞，就可發現這樣的標題：《中國政府要求「掃黃打非」重拳出擊迎「兩會」》（2006年2月23日《湖北日報》，搜狐網轉載），在兩會之前的「掃黃打非」，更像是一種政府工程，震懾各類犯罪分子，為兩會營造聲勢，創造一個安全有序的政治環境。今年的兩會將於3月份召開，這場掃黃運動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這種可能性最大。

　　第二種可能：歷史尋根。眾所周知的是，1949年以後，取締娼妓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成績之一，對娼妓進行教化改造，把他們變成新人，成了彰顯新社會與舊中國區別的標誌，也是「新中國」具有的道德優勢的來源之一。所以不斷拿起掃黃的武器，包括進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嚴打」，進行思想道德上的清潔與自我清潔，既是對社會各種勢力的清掃，也是向共產黨早期的歷史致敬。這種執政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即使當官員普遍呈現道德危機，即使中國社會已經強烈呼喚法治天下，執政者仍然對道德的力量、以德治國的方式深信不疑。這種可能性其次。

　　第三種可能：道德自律。這種可能來自於高層的道德自信，以及對當下「驕奢淫逸」社會風氣的不滿，所以既清除老虎，也打擊蒼蠅。在生活作風方面，老虎可以理解官員，而蒼蠅可以理解為百姓。這與高層內心的某種理想主義或政治理念遙相呼應，即他對早期共產黨歷史的嚮往，相通道德教化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最大區別。這種可能性最小，但未必不存在。

　　掃黃是否能讓中國變得高尚起來，筆者持嚴重懷疑態度。個人的道德修養歸個人，老公的道德自有老婆去管理，黃不黃的生活作風問題，並不在政府的管轄範圍之內。妓女賣淫的合法性，更是世界各國一直在討論的問題，即使在賣淫不合法的發達國家，對性工作者依然以安全救助為主，不會興師動眾擺出斬草除根的架勢。而官員的道德問題，才是政府需要管理的對象，還要加上法院和媒體的監督，因為官員的道德問題與政治腐敗密不可分。

　　在中國社會走向現代的今天，「黃」早已不是社會道德的主旋律，社會道德的內容應該是社會是否公正、民眾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政府的管制方式是否暴力、官員是否廉潔自律，一個存在著普遍腐敗的國度，其道德是無法得到保障的，因為官員普遍的違法亂紀行為，才是敗壞社會道德的毒氣。從大量的腐敗案件，我們很容易得出這個結論。

　　另一方面，民眾對掃黃運動的反彈，也應引起政府的重視與反思，當這種方式不得民心，反而導致政府失分的時候，政府需要研究其原因何在，並及時調整自己的管理方式。其實，任何運動式的社會管制方式，都已經落後於社會發展，並有違法治的精神，是探討它的合法性的時候了。

　　道德問題依附於社會政治，所以，對這場掃黃運動的思考，最後必然歸結於對社會治理方式的探討，並呼喚政府提升社會管理方式，對政治腐敗進行深層治理，對管理方式進行結構體制上的改革。以德治國不是靈藥，法治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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