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生不得平反的六大頂級右派

「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至1980年5月8日最後一批「右派」摘帽，約53萬頂帽子幾乎全部摘去。但是，最終「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判，不予改正」這月百人，其中就有聲名赫赫的六個頂級大右派。
　　
　　羅隆基是中國民盟創始人之一。他在1957年5月22日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不單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他還鼓勵大家有什麼冤枉冤屈都要申訴。羅隆基因發表「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它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一起被稱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論，被欽封為「右派老祖宗」。
　　
　　章伯鈞1922年公費赴德國留學期間，與朱德同住一室，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后，任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長、秘書長、副主任，第九軍黨代表。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被任命為起義軍總指揮部副主任，1927年11月脫離共產黨。
　　
　　建國后曾任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交通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
　　
　　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登載了他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講話：「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他認為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由他們討論。他還提出：「國務院開會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樣形式主義的會可以少開」。
　　
　　儲安平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1957年6月1日，在統戰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言，提出震撼全國的"黨天下"之諫。他認為「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並且稱在百花齊放政策后「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大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並且委婉地指出政府已成「一黨天下」，這個「黨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此文一出，石破天驚。章伯鈞稱"儲安平是個勇士"。
　　
　　彭文應曾資助過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周恩來鄭重地向陳毅介紹彭文應：「這位彭先生曾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並囑陳老總要記住這個朋友。」
　　
　　彭文應心直口快，話多，文章多。1957年8月2日印發的《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其「嚴重反黨言行」被分編為八大類。其中有：「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
　　
　　「今天黨群關係上所以有『牆』有『溝』，原因之一就是幹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學，大材小用，小材大用（這一點在黨內相當多），有職無權，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等情況，產生了許多不合理現象。」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陳仁炳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57年劃為右派前，兼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民盟中央委員。
　　
　　1958年6月9日，《解放日報》刊登了陳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他其中說了一個漢代賈誼在「文景之治」時指出王朝危機的故事，當時賈誼在《陳政事疏》中，列政事「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陳仁炳說：「我不敢說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們長太息的事情恐怕實在太多了。」陳仁炳發言最關鍵一點，就是他提出可以「算舊賬」：「只要我們的動機正確，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而不是為了算賬而算賬，不算是一種『算賬主義』，那為什麼不好算呢？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譬如說，算一算浪費和走彎路的賬（如果有這樣的賬的話），我認為沒有壞處，只有好處。」
　　
　　原名程海果，她從林默涵、李希凡和藍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文學論文，引起爭論並受到批評，她不服並進行反駁，於是聲名雀起。
　　
　　1956年底，她曾上訪中南海，為此曾引起了一場風波。
　　
　　1957年開始，她連續發表了幾次「驚世駭俗」的演說，為「反革命」的胡風鳴不平，還提到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指出「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很嚴重」，從而「一鳴驚人」，一度被譽為「勇敢的化身」、「帶刺的玫瑰」。
　　
　　劉少奇為此批示「極右分子，請公安部注意」。1959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15年有期徒刑。1975年上訪無果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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