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種糧熱情低，再不拯救農村將會有大問題

據印度政府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1月1日，印度大米庫存總量為3220萬噸，比上年同期的2970萬噸增長8%，創下歷史最高紀錄。2012年印度的大米生產也創歷史最高水平，大米出口達到975萬噸，比2011年增加175萬噸，首次超過泰國（650萬噸），成為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國。

此外，印度的小麥產量連續7年創紀錄，2013年的收成可能高於2011—2012年的最高紀錄9390萬噸。印度小麥研究院主任杜·夏爾馬錶示，過去三周小麥主產區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較好在土壤濕度和低於平均水平的氣溫對小麥生長有利，且創紀錄的國內價格激勵了農民的種植熱情。

讀了這兩條信息，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這些年，印度糧食實現了自給自足，不僅解決了國民的吃飯問題，而且還有大量餘糧出口。過去，印度需要進口糧食才能滿足國民的需求，因而他們十分羨慕中國解決了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然而，不到10年時間，現在該輪到中國人羨慕印度糧食的自給自足了。

有關媒體稱，從2012年起，中國已開始從印度進口大米，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成為印度大米的最大買家。這無疑給中國糧食安全敲響了警鐘。進入21世紀初，中國糧食自給自足還能達到95%，之後逐漸下滑，到現在糧食的自給率總體水平已不足90%。

想想看，作為13億人的大國，中國糧食缺口達到10%是什麼樣的結果。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觀察人士認為，導致中國糧食自給自足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農民種糧熱情下降。

一是農業比較效益低，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近幾年來，政府雖然取消了傳承幾千年的農業稅，並下撥了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購置補貼。但隨著物價上漲，農民種糧的成本急劇上升，種子、化肥、農藥不同程度上漲。經測算，農民種糧除去成本每畝利潤不足400元，按每人種5畝計算，年收入不足2000元。

其二，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農的勞力短缺。中國目前已有1/3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僅跨地區流動的農民工就約有1億人。農民工作為城市發展勞動力不足的有效補充，已經成為城市產業大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城市不可或缺的就業主體。與此同時，農村剩餘勞動力「棄田務工」、「棄田經商」的人數急劇增多，種糧農民人數大大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迫使農民放棄糧食生產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投資成本加重，種糧已經不再是一條好的「致富道路」，或者農業生產如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而因市場傳導作用，可能蔓延至更多的產糧地區糧食產量急劇下滑以及耕地荒廢。根據一些農民的說法，在家種田一年，收入為一千多元；而外出打工，一般有一萬多元。況且，「口袋裡有錢，不愁買不到糧。」這一觀念已被許多農民所接受。

許多地方的農民家庭的耕作面積平均約為0.6公頃，能在多大程度上擴大規模，提高產量？另外，雖然糧食生產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但農民種糧卻未能分享農業引入企業化經營后的成果，即使農民提高產量其收益也屈指可數。

例如全國著名的大米品牌——黑龍江省「五常大米」，最貴的一斤甚至賣到了199元。但當地許多農民卻感受不到喜悅，因為他們辛辛苦苦種出的稻穀，賣給糧食加工企業或經銷商每斤不到2元錢。按水稻出米率60%計算，如果加工企業或經銷商將大米每市斤賣50元的話，水稻價格應該是每市斤30元。可是企業收購價平均還不足2元，去掉加工費、包裝費，企業得到了十倍的利潤。

沒想到，中國這個全球曾經的產糧大國，已淪落為糧食進口大國。伴隨著糧食進口的大量增加，中國的吃飯以及涉及到的相關產業將出現嚴重依賴國際市場供應的狀況，最終喪失對糧食供應的主導權？由於印度和美國、澳大利亞等國掌握了世界糧食市場的控制權，中國進口這些大宗商品將受控於這些國家。

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同樣也是大米、小麥生產大國，但兩國在糧食自給自足角色的迅速轉移，無疑給中國極大的壓力。要改變這個現狀，中國只有從制度上保障了農民能增產也能增收，才能真正有種糧積極性。以市場為主體來形成糧食價格，前提首先是必須有好的市場經濟，農民能夠賺錢，「農民不願種糧」的問題才有可能破解。

農村已經承擔中國八次危機的代價了

在原始積累過程中，我們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外資投入，帶來了四次大規模的危機。第一次是1960年，GDP增長、經濟支出、財政盈餘都紛紛下降到零值線以下，大危機爆發，中國有了第一次上山下鄉運動。

1960年的危機總爆發引發的重大成本轉移給社會，這是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必然發生的代價。

當沒有外部資本投入的時候，用成規模的勞動力投入才能替代稀缺資本，但是，單家獨戶的個別勞動力替代不了極度稀缺的資本要素，只有把勞動力成規模的集中並且准軍事化投入時才能替代，因此每個人民公社都是民兵團，大隊是民兵營，小隊是民兵連，是准軍事化建制，集中勞動進行國家基本建設。那個年代是人海戰術，沒有資本，不用勞動力靠什麼？成規模的集中農業剩餘，才能把農業剩餘送到工地，那時唱著歌上工地。

國家集中了農民剩餘，送到基本建設工地上，就跟驢前面吊一棵青草就跟著走是一個道理。我這並不是說什麼不好的話，只想調動勞動力上工地得用讓他吃飽飯來調動。我們當時在村裡就吃不飽。別以為原始積累那麼乾淨，都是唱著歌，打著紅旗去幹活嗎？都是學雷鋒干好事嗎？如果不調動積極性，怎麼願意去工地呢？我們的原始積累就是這樣。

當時前前後後大概有四五千萬知識青年，奉獻了青春，最好的年華為國家當勞動力，形成龐大的國有資產，現在說沒你們份了，國有資產歸國資委他們說這就是改革，然後你得跟著走。拿這個騙別人行，我們是親歷者，是過來人。

在這個階段，原來1億3000多萬的就業迅速下降到4000多萬，有多少失業呢？如果按照這個數值，有8000萬失業，請問誰的教科書上寫過這個數？

同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000多萬，另外還有回鄉知青，不同於城市知青，你也上中學我也上中學，我上的是縣中或者農村中學，你上城裡中學，你叫下鄉知青，算工齡，我叫回鄉青年，不算工齡。回鄉知青有一兩千萬，當時城市青年人數比重小的多，農村青年上中學的比重高。城市青年下鄉1000萬，農村回鄉青年2倍於城市青年，50年代支援國家工業建設的壯工也全回去了，這樣算，從城市向鄉村排斥的勞動力總量大約在5000萬。這就是典型的資本原始積累代價，都是資本的惡。

我總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場危機死的都是農民，為什麼沒死城裡人？是因為產業資本當時集中在城市，產業資本向農村轉嫁了自身製造的危機。

到1966、1968年的時候，第二次大危機爆發，各項指標又下到零值線。我是1968年那批知青，很多城裡人都被送到農村，我父母當時都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師，人民大學解散，因為他們不是搞科學技術的，社會科學無用，所以解散了。我父親去江西放牛，我母親在北京去種水稻，一家六口人分六個地方，都下鄉了。

那一次1700多萬知青，同理，那時候是80%多的農村人口比例，可以算一下有多少農村回鄉青年。所以說1968年大危機也仍然是幾千萬的失業，怎麼軟著陸？向農村轉嫁。

大規模失業如果在西方會怎麼樣呢？滿大街的磚頭都會被揭起來打警察，中國怎麼著呢？毛主席一揮巨手下鄉了。

至於60年代為什麼發生第二次危機，是因為從1960年遭遇危機開始，整個西方世界除了封鎖之外，還準備對中國實施打擊，中國曾經有過五次被人家準備核打擊，為什麼再窮也得搞核武器，是因為多次被人家核威脅。整個60年代美機美艦侵犯中國領海領空800多次。

60年代開始出現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劉少奇同志、李富春同志、陳雲同志，這些搞經濟工作的同志很清楚原來50年代留下的工業結構過重，要調農輕重比例，要調整得合理，於是制訂「三五計劃」，沒有「二五計劃」，因為蘇聯停止投資了，沒投資上什麼「二五」啊，也就是說「二五」沒出台，到「三五」還是沒出來，為什麼？「三五」準備是搞農輕重比例協調，結果周邊地緣戰爭關係越來越緊，臨時改變不搞「三五」了，改成西部建設，搞三線，把沿海工業向內地轉移，沿海工業向內地轉移不創造新的增加值，反而把工業分散了，增加了工業化的代價，於是導致第二次大危機爆發。

把沿海工業搬到內地，塞到山溝去，大三線、小三線搞了2000多億的建設，結果都是相當於負效益的投資，導致出現嚴重的債務危機，就表現為文化大革命期間1967年、1968年的危機爆發，也就是我們這波人的上山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