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上台與當今改革開放出現的問題（上）

在說鄧小平之前，先談毛澤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末期，有三件事影響深遠。第一件事是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本人逝世；第二件事發生在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借用葉劍英（軍隊）和汪東興（中央保衛部隊）一舉抓獲（或稱：粉碎）以江青、張春橋、姚文遠、王洪文為首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這裡說明一下，華國鋒是在1956年擔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時寫了幾篇關於農村合作社文章而得到毛澤東慧眼賞識。在毛澤東提拔下，1969年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林彪事件」后，他被從湖南調到北京，提名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1976年2月，經毛澤東兩次提議，任國務院代總理，成為毛澤東名副其實的接班人（毛澤東時代下革命體制運行就是這樣，只要毛澤東本人中意，就可以讓他成為國家接班人）。這第三件事就是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鄧小平與華國鋒較量，最終以鄧小平的勝利而結束。


自然，這其中應該分兩個階段。即：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鄧小平只是政治上的得手，而到了十一屆六中全會時，鄧小平在組織上也取得了勝利。這個勝利成果表現在於：「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全會通過無記名投票，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選舉的結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二、趙紫陽同志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三、華國鋒同志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四、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如果說前一次是「剛性」宮廷政變的話，那麼后一次則屬於「軟性」的宮廷政變。我們可以用中華權力中和平交接時的稱呼「禪讓」來表示。官方的評論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基礎的革命體制從此進入一個「新時期」的「偉大轉折」。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四人幫」與華國鋒較量爭奪的是對毛澤東繼承權，而鄧小平與華國鋒分歧又在哪裡呢？是「繼續」毛澤東那套思想理論還是「修正」毛澤東的思想理論？華國鋒從內心來說反對鄧小平復出。他在1976年9月18日毛澤東追悼會上，講了這麼一句話：「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的陰謀，奪回了他們的權力。」


在權力角逐中，鄧小平後來居上，反敗為勝。道理很簡單，因為鄧小平看到了群眾對毛澤東所創立的那個革命體制的支持性動力資源已經耗盡，再不可能回到「林彪事件」前的那個激情年頭去了。要重拾民心，只有「改頭換面」，以「新的」革命體制面目出現，唯有這樣才能為社會各階層人士認可。這個新「面目」就是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到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而華國鋒恰恰沒看到這一點；沒有意識到革命體制內黨的精神信念基礎已經在革命群眾中喪失殆盡。華國鋒還以為，只要堅持「兩個凡是」理論，相信會出現新的奇迹。


鄧小平以總設計師名義設計、指導的這場改革開放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它的形式就是建立「農業生產責任制」。這在1981年12月召開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看得一清二楚。《紀要》主要是對毛澤東曾經燦爛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形式給予否定。就建設大綱內容來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是與毛澤東過去的路子有選擇地「對著干」。


到了1984年，鄧小平的這種經濟體制改革路子被平行地移到了大城市。具體做法是在企業內部實行「企業承包責任制」。就像是一部「處女作品」，從1981年到1984年，這四年中，改革開放給鄧小平於政治上帶來了榮譽的頂峰，這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五周年慶祝活動中遊行隊伍里由北京大學生們打出的橫幅：「小平，您好！」獲得證明。


然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很快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煩和阻力，而這種麻煩和阻力恰恰是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想迴避的。這個問題正是由毛澤東時代下革命體制運行所帶來的領袖專政原因造成的。


站在今天的歷史角度來看，可以這樣說，從一開始，鄧小平就對自己設計的改革開放缺乏信心。因為他總是擔心這樣一個問題：改革開放會不會給這個社會帶來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為此，鄧小平提出這樣一個理想目標：「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前期階段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然後再由這一部分富裕起來的人去帶動更多的人、以至所有的人，一起富裕起來。這種目標的願望當然是不錯的；也是很「善良的」；甚至可以說是「很良心化」的。


然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鄧小平的目標是建立在怎樣一種社會基礎之上呢？即：「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是不是構成這個目標基礎呢？答案顯然不是的。鄧小平這種目標制定的出發點僅僅是讓人們在致富道路上如何擠進「富」作了一個順序安排。也就是說，這種安排是從一種平面化的順序上加以關照，而不是一個垂直化的、多角度輻射的安排。換一句話說：鄧小平原本就沒能做到為「共同富裕」這架航機到來準備了一個以現實為基礎的降落場。


那麼，是不是說這種現實基礎一點也不存在呢？也不是的。雖然十年「文革」（說是「十年」何止是十年）幾乎掏空國家的財力和物力，但是鄧小平心底里「政治權力分享」之念讓「共同富裕」之路變得艱難曲折起來。我們知道，社會財富被生產出來之後，一般是通過分配讓其一部分分到個人手裡的。而分配中往往涉及到政治權力。就是說：誰擁有政治權力誰就有分配社會財富的資格。林彪曾說過：「有權，就有一切。」這裡所說的「權」就是政治權力。雖然鄧小平也曾說過，改革要讓國家得大頭，集體得中頭，個人得小頭。不過，他的這種提法存在大量隱蔽性。隱蔽了什麼？隱蔽了鄧小平真心思想：領袖（國家）得大頭，黨（集體）得中頭，人民（個人）得小頭。


如果這個觀點被我們認定，那麼對改革的挑戰來自於中下層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各種保守勢力干涉下，鄧小平不得不正視一個新問題：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要有政治體制改革與之相配套，沒有政治體制上的改革與護航，經濟體制的改革再怎樣大刀闊斧還是無法保證能順利進行下去。


為此，從1986年至1989年這三年裡，鄧小平無論是在接待外國友人面前還是在黨內會務發言中，多次涉及「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話題。當然，鄧小平在談及「政治體制改革」這個事關整個改革開放大局的問題上，多少流露出對毛澤東所創建的革命體制意義上的由領袖特權帶來的即得利益眷戀，這是正常的。畢竟，毛澤東創建的這個革命體制時代多少也有鄧小平付出的汗水。


查閱歷史資料，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談話圈定了兩點。第一點、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向著三個目標進行。第一個目標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第二個目標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個目標是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見1986年11月9日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的談話）。第二點、「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見1986年9月13日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彙報時的談話。）


分歧，恰恰是出現在第二點上。即：由毛澤東時代下的革命體制內的領導層來完成（四個）現代化，顯然是難以做到的事。為何這麼說？鄧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黨的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已明確表態說：我們要走改革開放之路，但前題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說這話的意思是：改革只能在這個框架內進行，不能越雷區半步。改革，還得不能忘了讓毛澤東思想作指導路線。這在鄧小平會見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也說過：「……..我們對毛主席的評價要非常客觀。那天我跟你說，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位才是過。毛主席的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


改革，既要往前走，向西方現代化模式靠攏，又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並捍衛馬列主義理論。這確實是一個難題，難在一個現代化國家是無法包容「階級鬥爭」學說的。1958年那場「大躍進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當初毛澤東想通過「大躍進」形式，借革命體制內部的包容性來完成現代化在中國大陸實現的嘗試。然而，現代化以其不容通融性教訓了毛澤東。雖然事後，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代會上作政府報告時提出實現「四化」（1964年），但這只是毛澤東給全國人民一個良好願望而已。


經濟學家薛暮橋曾撰文，題為《為什麼會重犯大躍進的錯誤》（見《經濟研究》雜誌[北京出版，1981年第2期]）。他在其文中問道：「為什麼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會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什麼一九七八年冬黨的三中全會提出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兩年多來成效不大？」此話問得好！


記得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向世人莊嚴宣布說：「八十年代要完成三件大事。第一，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第二，台灣回歸大陸；第三，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農業、工業、國防、科技）。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


此時，鄧小平雄心壯志沖雲天。他清楚，想要重塑黨和領袖的形象，只有加緊實現「四個現代化」，才能向人民交一張滿意之卷。然而，人民的態度卻一反常態地變得格外明朗。他們提出：除了要求「四化」還要求「政治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革命——1966-1982》[美R.麥克法誇爾著，費正清編]一書「後記」部分）。對飽受精神磨礪、剛從文革陰影中走出來的人民來說，既渴望「四個現代化」；同時也渴望「政治民主化」。只有政治民主化了，文革浩劫不會再發生。兩者不對立，不能像熊掌與魚翅不可兼得。

一生見證我們四川老鄉鄧小平同志扭轉乾坤。沒有他的教育體制改革，恐怕我們好多人仍然呆在山溝溝里！

zhousx18 發表於 2012-12-31 07:41
一生見證我們四川老鄉鄧小平同志扭轉乾坤。沒有他的教育體制改革，恐怕我們好多人仍然呆在山溝溝里！ ...

中國的變革，需要很長時間。鄧只是做了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