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看乾隆盛世：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

　　

　　比經濟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的，是中國政治上的貧困。

　　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裡，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對於社會的強烈兩極分化，中國人幾千年來已經習慣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國家並不都是這樣。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 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 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

　　18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中產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19世紀的民主改革等，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 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里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實際上，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對於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洛克就說，財產權與個人的自由有著直接的關係。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係，而是一種道德的關係，一種與因果關係相聯繫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係。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