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戰爭中的日本佛教徒

自明治以來，日本佛教中不少宗派相繼淪為軍國主義的幫凶。為了矇騙佛教徒去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便挖空心思閹割佛教經典，炮製侵略有理、殺戮無罪的歪理。其中凈土真宗和日蓮宗表現得尤為惡劣。

日蓮宗和尚田中智學（1861—1939，東京人）早在中日甲午戰爭時就組織佛教徒為日軍念經祈禱。戰後又倡議不尊佛祖而改尊天照大神，鼓吹「必須讓日本去統一宇內，讓日本最終地永遠地成為宇宙人類靈魂之巨鎮，世界萬邦朝儀的大戒壇，王佛冥合的理想世界。」其狂熱的征服世界的邪說，引起了日本右翼政客和少壯派軍人的極大興趣，即由山梨縣身延山久遠寺的和尚井上日召（1886—1967）出面發起成立「一人殺一人」的「血盟團」，為日本政府推行法西斯化鋪路。田中智學又在日蓮宗內組織建立了法西斯團體「國柱會」，以「內固祖廟中心宗門統一之基，外啟王佛如一法國冥合之猷運」為宗旨，自任總裁。國柱會的骨幹分子石原莞爾（1889—1949）是「九一八」事變策劃人之一，他從日蓮宗的經文《撰時鈔》里找出「一天四海皆歸妙法」等句，宣稱「日本是佛教正法源頭」，妄說日本人能以「一乘妙法統一亞洲、統一世界」。這一謬論後來竟成為日本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理論依據。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田中和他的門徒興高采烈，發表了「解決滿蒙危機」聲明，主張乘機擴大侵略，以武力「徹底解決，實現國運興隆」。同時派出僧侶赴東北，慰問關東軍。田中智學還親赴長春，向傀儡皇帝溥儀宣講「王道本義」。

日蓮宗僧侶在侵華戰爭中充分暴露出其幫凶的罪惡面目。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蓮宗和尚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帶上藤村國吉等三人，從上海江灣妙發寺出發，來到位於租界外的三友實業社門前，蠻橫地向正在操練的中國義勇軍辱罵和扔石頭，中國工友起而還擊，於是引發了「一·二八」淞滬事變。事後日方招認，這兩名和尚是受駐滬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和間諜川島芳子指使，蓄意挑起事端的。

中日戰爭爆發后，日本政府近衛內閣頒布總動員令，並頒發扼殺一切反戰言行的《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等臨時取締法》等一系列戰時法規，要求「舉國一致，盡忠報國，扶助皇運」。佛教各宗各派紛紛舉行效忠集會，向天皇表忠，表示要「振作國民殉國精神，奉獻報國誠之心」，「發揚皇道宗教之真諦，奉戴聖戰之宗旨」。此後各寺院布教，竟大肆宣傳「尊皇即奉佛」，「皇軍是為完成統治全世界的聖業而戰」，「皇軍所至，宇宙經輪迴轉」，「天皇必勝，神國必勝」。佛教真宗，還向出徵士兵教喻：「無論殺死多少敵人，也一點不違背佛意！」日軍中的佛教徒認為，信佛首先要忠君，他們不相信「陰陽輪迴」和「因果報應」之說，認為只要身首不分離，死後都能成佛，無論惡行多大，也不會受到神佛的懲罰。因此那些穿著軍衣的日本佛教徒在殺人、放火、姦淫時毫無忌憚，他們如同野獸，以虐殺為樂事，對婦孺老弱和傷員、戰俘毫無惻隱之心。他們的佛教信仰已完全被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宣傳所扭曲，慈悲行善的念頭已蕩然無存。在旅順屠城和南京大屠殺中他們的表現與那些殺人不眨眼的日本軍人又有什麼分別呢？侵入浙江的日軍燒佛寺，殺僧侶，也從不手軟，致許多千年古剎被焚，和尚被殺不計其數，尼姑被奸又被殺，也屢見不鮮，試舉數例以窺一斑：

1938年4月10日，日軍焚毀嘉興新塍的能仁寺。
1941年4月15日，炸毀天目山禪源寺。
1941年6月24日，焚毀慈溪龍山寺，殺死和尚八人。
1942年5月23日，焚毀金華羅芳橋鎮如水禪寺，殺死和尚二十二人。
1942年6月6日，衢州城內所有寺院的銅鐘、銅磬、香爐、香鼎及燭台被洗劫一空。
1944年11月4日，在永嘉永中鎮居士林當眾輪姦正在做法事的尼姑十餘人。

侵華戰爭逐步擴大和深入，日本佛教的法西斯化也不斷加速和深化。日本全國「佛教懇話會」被改組成「佛教聯合會」，規定每月月半為「托缽修行日」，向戰死日軍行「慰靈法會」、「效勞大會」。各宗派還聯合成立了「興亞宗教同盟」，其總裁竟是陸軍大將林銑十郎。軍方完全控制了佛教。1939年3月，日本眾議會通過《宗教團體法》，規定「宗教不能違背皇道精神」，以法律形式確立天皇、神道教在各教中至高無上的權威。佛教聯合會召集各宗各派魁首五百餘人聚集東京，舉行「大日本宗教報國會」，宣稱接受「皇國佛教」的旨意，「天皇與宗祖結合」，佛教要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和樹立世界新秩序作貢獻」，並號召全國佛教徒投入「滅私奉公」的「興亞行動」。

太平洋戰爭開始，日本國內又成立了全國性的「完成大東亞戰爭宗教贊翼大會」，由特別成立的「宗教團體戰時中央委員會」領導「戰時教化」。各宗派的教化指導員紛紛奔赴學校、工廠、城鎮、鄉村從事「思想善導」，「啟迪國民宗教之心，培養堅韌不拔的精神，做忠良之臣民」。戰敗已成定局，教化人員還在宣傳「誓死效忠，一億玉碎」。

這些教化員還負有監督、密報民間反戰言行的任務。甚至佛教經文也需事先經過審查。要求「修改教典，適應時局」，凡被認為「不順應國策」的內容要刪去，而塞進一些「忠皇護國」之類的詞句。在戰爭年代，日本寺院里誦的全是被閹割過的不倫不類的「佛經」。在「滅私奉公」的壓力下，寺院的鐘、磬及金屬法器也被強迫捐獻熔化，以作軍火材料。甚至有日本第一青銅大佛美稱的曹洞宗的「酒田大佛」，也難逃劫難，被熔成鑄錠。至於寺院被征為軍隊駐地，僧侶被趕往軍工廠日夜「勤勞報國」，更是普遍的現象。

「佛教興亞同盟」又稱「興亞會」，擔負著向中國淪陷區從事奴化宣傳的「布教」任務。日本佛教聯合會在淪陷區致力建立漢奸佛教團體，然後由「興亞會」統一進行奴化宣傳。當時的漢奸佛教團體，汪偽中央一級的有「中華佛教會」（由潘寧濂任會長）和「日華佛教協會」（由漢奸劉秀梅即鐵禪和尚任會長）。華北有「北支日本佛教聯合會」、「興亞佛教會」、「日支真言密教研究會」；華中有「光明思想普及會」、「東亞佛教大同盟」。在東北則「強化」「神佛結合」，佛教完全是神道教的附庸。1940年，在所謂「滿洲國」修建神宮、神社達127處之多，祭祀的是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說「日本諸神已降臨這塊土地」，把滿洲視同日本領土，強迫中國百姓參拜。

日本佛教徒還在中國廣為宣傳，說中國佛教歷來主張「消極出世」，而日本佛教徒是「積極入世」者。這種宣傳用心極其險惡，妄圖把中國佛教徒引入歧途。但流行於中國的大乘佛教，雖然否定紅塵濁世，追求個人生死的解脫，其終極宗旨卻是為了普度眾生，富有悲天憫人和平等博愛的精神，從而把「獻身利群」作為修行應達到的最高境界。面對民族危亡的嚴酷局面，佛教界的一些精英人物即提出「濟世救亡」的主張，「佛教以救世為宗旨，既要救世，必須入世」，在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中，他們也同仇敵愾。如在「九·一八」事變后，臨濟宗第四十六世震華法師即撰寫了《僧伽護國史》一書，導引僧眾，憂國愛國。發起佛教革新，倡導「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太虛法師在抗日戰爭爆發后創立了「中國佛學會」和「中國宗教徒聯誼會」，號召全國宗教徒團結一致，救亡圖存。他還在國民政府支持下建立「佛教青年救國團」，訓練僧侶奔赴各戰區從事救護工作。太虛本人又奔走於緬、印、南洋群島，宣傳抗日，爭取海外僑胞支援抗日。早年曾參加大革命的巨贊法師，在葉劍英協助下，發動僧侶參加抗戰，組織「佛教青年服務團」和抗日游擊隊。又創辦《獅子吼》雜誌，呼籲佛教徒要堅持「佛魔不相容」的立場和日寇展開鬥爭。周恩來同志為題「上馬殺賊，下馬學佛」數字，以讚揚佛教徒的愛國行動。

杭州是千年佛地，進香朝拜的人多。日寇想利用佛教來進行奴化宣傳。杭州淪陷之初，日軍到處姦淫燒殺，日酋卻裝出一副慈祥姿態，宣稱「要保護佛地」。說什麼「日中的宗教信仰一致」，並指派「隨軍佛使」完根西谷監管市區佛教。完根即召來隆元、西野等日僧，讓他倆幫助投敵的吳山海會寺僧成元，成立「日華佛教會杭州分會」，強令各寺院、尼庵的僧尼向成元報到，接受他們的「入世指導」，宣傳「中日親善」。還挑選三十餘名青壯年和尚為「講習生」，分派到各寺院做宗教特務。

杭州日華佛教會曾在特務機關長德江光等支持下屢次舉辦「慰靈祭」，追悼在中國戰死的日偽軍官兵。1942年8月13日下午，在昭慶寺大雄寶殿舉行「大慰靈祭」，日酋和漢奸為日軍亡靈招魂，誣衊淞滬抗戰的中國將士，妄圖消蝕中國人的民族仇恨。用心可謂良苦，但其計謀焉能得逞，中國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勢不兩立。

當日本佛教徒沉入侵略戰爭的漩渦時，日本佛教徒中也有反戰言行。但在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暴虐鎮壓下，他們已毫無思想和言行的自由，一些守佛教本義，反對侵略戰爭的正直的佛教徒，先後遭到殘酷的迫害，或被殺，或被判終身監禁和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