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事件的另類提示

兩種政治體制的文化解讀

——薄熙來事件的另類提示

2012-03-19 01:48:44  多維-博客  未名


協商政治和競爭政治之間一個顯著的差異就是參與者如何理解自己在本制度中的倫理角色以及和其他參與者的關係。這既是一個文化和價值取捨問題，也是如何理解政治的認識論問題。中國和西方政治制度之間的差異，如果僅從意識形態層面來考察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於最近發生的薄熙來事件，單純從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來解讀就更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對政治的理解可以透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從權力的組織和分配，另一方面是從制度和結構層面去認識社會的各種互動關係，從而了解政治所要達到的組織效益。前者以權力和主導權為導向，後者更為重視各種力量平衡以達至有利於社會發展。協商所強調的是求同化異，尋找共同點，重視政治進程中的平衡功能；競爭所強調的是差異，尋找優勝者，奠定主次排序，否定主觀意見的妥協空間。顯然，協商政治和競爭政治是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更重要的是兩者同時代表著解決社會利益衝突的不同手段，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不能夠只放到意識形態的框架來評價。

協商的主題是如何從各種意見中尋找最大的公約數，並以共同的價值訴求和觀點交流的手段在眾多意見中尋找絕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處事方式，往往是各種不同意見化約而成的一種折中結論。協商過程自身就是決策過程，它代表了一種妥協文化，認識到政治的結論往往不會是絕對的。

競爭的主旨是贏者通吃，也就是窮盡所能、傾其所有，一旦決出勝負，贏家就主導了局面。這種過程強調了差異，贏家和輸家之間就是正負對錯，你死我活。不管是總統選舉，公民投票，還是議會裡對某個政策的投票，都必須確立51:49的結論。某個個體的選擇就可以讓接近一半的群眾成為失敗者或者少數，但多數和少數之間的差異可能就是一，這在數千萬人口的國家已經是數學上的恥辱，更遑論十三億人口的中國。然而，我們卻將民主的神聖性放到了這種尷尬和非理性之上。

目前世界上普遍認為民主就等同於以政黨競爭為基礎、議會代表選舉為手段的體制，任何不在這個範疇的體制都不能夠算是民主，這也就是將民主簡化為選舉這種組織決策行為。我們暫且不說這種選舉方式是否就必然是民主，但將其作為達至民主的唯一手段就有些極端和缺乏科學性。相對於集權，人民只有透過革命去推翻一個不合格的政權，選舉制就是對喪失民心政權的一種有效制衡。但這也只能夠說明選舉是取消失去民心政治家的執政資格的有效和文明手段，卻無法證明凡選舉即能有效尋找賢能領導者。從美國到歐洲，從印度到菲律賓，我們都可以看到選舉出來的領導者可能在某一刻較為受到民眾支持，但卻無法避免滋養腐敗無能甚或倒行逆施的政府，這種案例比比皆是，政客們很快就被選民所唾棄，但在過程中卻影響著行政效率，社會代價之大可想而知。

建國和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從民族自強和生活質量各方面都獲得了很大成就，不少人開始懷疑西方體制是否是推動文明發展的唯一方法，甚至開始懷疑政黨選舉體制是否依然是唯一的有效民主形式。至少在方法論層面，西方的政治體制並非現代社會的唯一政治運行模式，對兩種制度之間的價值比較也開始模糊。大家開始明白意識形態並不一定是絕對標準，對人民的口惠實至以及體制的效率可能更為重要。

在思考這個議題的時候，我們可以從中國傳統的王道思想如何在今天的現代社會中依然起著作用來認識。這種思想的實質是要求人在政治的權力架構里保有一種無為觀念，它源於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修身」——不論從約束自己以克已慎行，還是發展自己以治國安民，都應該以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質為依歸，而不是不擇手段獲取利益滿足私慾。這是發展「聖人」品質的自我要求，並以此作為自己與外部世界關係的理解。這種思想讓謙虛的中國人不恥於以競爭的手段去獲取別人的臣服和懼怕，而是重於讓自己的賢能和仁德去獲取別人的尊重和認同。由於這種思想傳統，從歷史上中華民族就並不是一個侵略民族。也因為這樣，就算多次被外族統治，最後都融化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里。表面看來，這種傳統在今天與以西方性格主導的現代社會格格不入，但這只是一種膚淺和缺乏歷史文化認識的通俗解讀，而且大部分學者還沒有認真研究兩種體制和文化之間已經在現實互動中所形成的張力。我們可以借用這次薄熙來在中國政治的浮沉來進行反思。

一些國際媒體在討論薄熙來事件的時候，喜歡用他的執政風格來凸顯他如何與中國傳統政治生態存在隔閡。這裡所代表的除了隱含對這種傳統的批判，還希望藉此打破這種傳統的壟斷。事實上，薄熙來事件確實符合這種期待，而且成功地挑戰了中國的政治傳統，而薄熙來的離任就更印證了這種解讀的準確性。當我寫到這裡的時候，自然地想起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參加共和黨初選的窩囊情形，就好像一個彬彬公子要在一群野狼的惡鬥中希望用說理找到生存和發展的可能，結果是徒勞的。這是文化衝突的問題，與洪博培政治理念的對錯或能力的強弱沒有關係。就好像薄熙來硬要將自己的特立獨行放置到共產黨強烈要求團結和和諧的氛圍里，並尋求從中建立自己的領導地位，他必須要有毛澤東或鄧小平那樣的過人能量，不然只有自取滅亡。

西方媒體在分析中國或者中東的政治時，經常訪問一些英語流利而且受過西方教育的代表性人物。試想，這種選擇是否從一開始就具有偏見。在這種社會，具備流利英語或者受過西方教育往往代表了這些人的價值取向。如果他們在政治上活躍，就更容易歸屬到某一種價值取向的意識形態格局裡。這種訪問容易變成一種自說自話，就好像每當我們訪問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家有關經濟發展的方向時，通常的意見都是希望政府少些干預，讓市場自由發展。但當我們和中型製造業廠家探討同一問題時，他們都會希望政府能夠給予更多的幫助，積極引領企業的發展。從這種討論中去挖掘經濟現實是白費功夫，永遠不可能找到合理和客觀的認識。

在考慮到以上一些認識的前提下，可以嘗試重新去了解薄熙來事件給予我們的提示。我特別將他所犯的三個錯誤羅列出來，讓大家去評價。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野心家是罪大惡極的，是國家分裂和政治動蕩的禍首，因此人人得而誅之：高崗高調向中央要官，林彪急於取毛澤東而代之都一樣。可能因為受到父親薄一波的影響，薄熙來從一開始就不掩藏自己的政治抱負，但他不知道這種抱負一旦被誤解，很容易被解讀為野心。在王立軍事件之前，薄熙來不斷突出重慶經驗的獨特之處，從不提「改革開放」，更不會將「科學發展」掛在口邊，「三個代表」就更不用說，確實有一種取中國發展路線而代之的氣魄。但在王立軍事件發生之後，薄熙來突然強調重慶的發展是落實胡錦濤的「314」指示，反覆強調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這就更證實了在這之前他確實期望形成自己的一套發展理論。這在重視倫理關係和統一思想的中國政壇是莽撞的政治投機，更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想改朝換代的野心。由於立場轉變過於突兀，讓自己變得更為被動，對其批評更顯合理，自己的野心家形象就愈發明朗。對於薄熙來，這是他的第一個錯誤。

個性獨立，能言善辯，具備良好公眾形象，而且能夠激發群眾的積極性，理論上這都是一名優秀官員所需要具備的條件。但這種能力一旦被理解為脫離領導集體，企圖建立自己的「山頭」，在中國就會容易被指責為搞獨立王國，這是犯大忌的。薄熙來以自己的方式去說明重慶的發展經驗，促進中國政治文化多元發展，本來無可厚非，但當這種行為被「誤會」為挑戰既定路線，突出自己，而手法如此激進，一旦發展失控，這種行為很容易會造成黨的路線的分裂。要知道當年趙紫陽就是急於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在手法上激進，無視黨內的決策傳統，讓鄧小平處於被動位置，使黨內存在不同聲音，客觀上出現黨內分裂的可能，才招致了那樣的下場。當然薄熙來和趙紫陽無法比較。在王立軍事件發生之前，薄熙來春風得意，培育了一大批擁護者與支持者，在社會上高調傳播重慶經驗，這在中國政治生態里一定算是異類，對其他官員也將形成政治壓力。一旦王立軍事件爆發，自己成為眾人笑柄，那問題就不只是執政風格而已。雖然重慶的各項政策應該說並沒有怎麼出格，而且可能正是中國日後需要逐步實施的善政，然而如果結合其執政風格和意識形態的傳播手段，他的重慶模式被當做獨立王國的幾率就大大提升，客觀造成的印象就真的是分裂黨的路線。薄熙來的第二個錯誤就是沒有注意自己的賭注越來越大，在推動重慶的經驗時，沒有給自己留有後路，更沒有意識到事態發展所可能出現的轉折。

薄熙來的第三個錯誤是執政手法過於文革化。唱紅打黑雖然說只是重慶模式的招牌，其內涵其實是如何建立更為公平的社會，讓資源傾斜於社會底層。這一點沒有什麼不好，而且正是國家所需要的。但當他將唱紅打黑運動化，文革味道就大了，也就容易讓人忽略其內涵，只感覺到左派回潮，加上如「烏有之鄉」等媒體和不少政治評論家的相互呼應，人們能夠不有所顧慮嗎？要知道中國老一輩政治家沒有一個不是文革的過來人，都受到過文革衝擊的影響，很容易激發這些人內心深處的悲慘記憶。雖然說大家都認同今天社會的不道德亂象和貧富差距在文革期間並不多見，但因此認為文革的方方面面可以被重新接受，那是極端幼稚的。正當中國面對如何持續發展和政治改革呼聲甚囂塵上，這種左轉的聲音無法不讓人警惕。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不斷提醒文革的威脅可能就是意有所指，更讓有心人希望這種走勢能夠被消滅於萌芽之中，客觀形成了薄被拿下的「群眾」基礎。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在薄熙來積極推動重慶發展經驗期間，七個政治局常委都專程到重慶為其打氣，高度讚賞重慶的經驗，薄自己更將重慶的唱紅直接搬到北京，我們不能不佩服這位意氣風發的政治奇才的魄力。對於圈外的政治觀察家來說，本以為可以憑此斷定薄熙來十八大進入常委，就算是接近權力核心的一些人也都對此深信不疑。而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文化並不是競爭文化，更不是明星文化，而是一種沉穩謙和內斂的領導集體制，這是吸取毛澤東以來中國政治的教訓，就算是鄧小平執政時期也在努力消除個人崇拜的禍害，而且陳雲和彭真等領導人對鄧的「個人崇拜」也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制衡。薄熙來的高調爭取一時間好像改變了中國政治領導集體組成過程的心理預設，但事實上他的表現反而激發了領導集體對這種頂層政權結構和文化的思考。大家無法不同時對薄熙來的「折騰」有所警覺。如果說所有省委書記都向薄熙來學習，建立自己一套發展體系，中國不就成為諸侯割據的分裂局面嗎？中國的政治文化不就根本改變了嗎？集體領導制顯然會因此而遭遇挑戰，而且是一種從內部崩解的挑戰。薄熙來看不到這一點是由於他過於自信和幼稚，他的下台並沒有引起多大的社會不安也說明了這種自信缺乏科學依據和群眾基礎。事實上，不少人開始意識到薄熙來的折騰正是中國所不歡迎的競爭政治文化，他的遭遇讓群眾重新反思中國政治模式發展的各種選擇。

誠然，如果作為一個在西方社會的政治家，我們上面探討薄熙來的折騰可能都不會成立。相反，中國政府領導層擔憂全國各地都推行自己的發展模式，國家將會極為混亂的假設也可能正是西方自然而然所形成的政治格局。既然如此，這究竟是薄熙來的問題還是中國政治體制的「落後」所致？事實上，這種矛盾正好說明問題的核心不一定就是政策的好與壞或者體制的可行與否，而是不同社會的歷史和客觀現實，以及主導著這種現實的政治文化之間的差異。兩種體制或者文化之間的衝突其實是那些強調意識形態和民粹價值認識的社會精英或公共知識分子不斷走向極端所致。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不同的體制和文化都有其獨特存在的客觀因素，而且其內部都有著不斷調整的積極動力，很少會毫無控制地向某種極端方向發展。對於薄熙來事件，如果要將其執政手法進行道德價值或者行政效率評價，不如從文化適應性來分析，可能會獲取更科學的結論。

相對於以薄熙來事件去考察中國的政治文化，我們可以透過西方最近的兩個選舉去認識競爭政治的各種表現。就以俄羅斯的總統選舉而言，明明是以普京為首的保守力量贏得大多數民意，自由派為了證明自己的意識形態，不惜犧牲社會和諧，將觀點的差異激化為社會衝突，企圖將俄羅斯逼進埃及或突尼西亞的發展軌跡里。雖然說最後選舉結果得到了普遍認可，但民意的兩極已經將社會撕裂，對抗式政治已經生根於社會深層，可能會在較長時期里成為社會對話的主要模式，繼續耗費社會的活力。反對派究竟為何以這種手法去挑戰普京的領導權，是為了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發展，還是一種意識形態追求，或者就是這種制度所提供的權力契機的誘惑。至少從美國以及反對派所提出的論據，這裡都是一些意識形態之間的爭議，並非什麼治理國家的不同綱領。正所謂為了權力而去鬥爭，不是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去承擔執政的責任。這種異化了的政治文化可能正是競爭政治培育的結果。

但我們又如何解釋在俄羅斯議會選舉后一度出現對普京政權的不滿。在議會選舉中可能曾經出現的舞弊，人民對現政權的厭倦，或年輕人對新興政治體驗的激情，都可能提供了某種政權更迭的客觀土壤。但這種感性的政治情緒一旦遇到對國家理性發展的要求，可能就潰不成軍。選舉的結果證明了大多數俄羅斯人民對國家穩定的期望，任何感性激情都無法輕易改變。當然這必須建立在統治階層能夠交出合格考卷的前提，而且其統治手法也符合人民的政治文化訴求。

另一個是美國正在進行中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為了迎戰現任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共和黨的內部選舉顯然成為了保守主義陣營的角力場，連稍微溫和的羅姆尼都無法不犧牲立場向極端保守主義靠攏。不少人認為這種激進化只會在初選出現，一旦選出了代表，大家為了爭取中間選民，會再次回歸理性。這可能是事實，但激進思想還是獲得了進一步鞏固。當人民的生活受到威脅，極端保守主義不得不將社會推向非理性。就好像「9•11」之後，美國的極端思想急速抬頭，錯誤發動兩場戰爭，讓美國於期後幾年在政治、軍事和財政領域都身陷泥潭，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個國家所付出的代價就更為悲慘。表面看來，以茶黨為代表的極端主義可能只是在今天的選舉爭論和國家財政管理上持保守態度，一旦美國面對更大的意識形態挑戰，保守主義的殺傷力將不下於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最近美軍在阿富汗焚燒可蘭經的行為導致幾十人死亡，以及一名士兵謀殺了十幾名兒童和婦女可能都是極小的案例。但試問西方積極介入利比亞，造成數百萬人民生活被破壞，國家面對土崩瓦解，無辜百姓在衝突中死亡，這是否都是對抗性政治文化所製造的災難？目前中國和西方在敘利亞問題上所採取截然不同的政治處理手法，是否也屬於兩種政治文化在國際問題上的較量？

顯然，不管是薄熙來事件、俄羅斯和敘利亞所面對不同程度的政治衝突、或美國政治的原教旨主義化，主導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文化都在對不同政治現狀提出了警示。這裡並非針對任何一種文化的對與錯，而是對不同的社會需要什麼樣的文化，以及各種文化如何與時俱進，應對當下的挑戰問題提出討論和探索的要求。當然，將所有問題都歸納到文化層面去分析是另外一種狹隘的觀點，它必須結合現實問題的處理來彰顯其實踐意義。就以薄熙來事件為例，他本人在推進打黑的過程中有否過於激進，忽略了對人權和法律的尊重，從而觸動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對於俄羅斯的絕對領導者普京，他是否會檢討在其執政期間曾經忽略了城市年輕一代對自由表達政見的渴望；或者對敘利亞的現政權，他是否在政治資源投放中忽略了遜尼派人民的利益，以至讓敵對力量輕易建立推翻他的民意基礎。以美國為例，社會問題不斷惡化，行政效率下降，經濟危機此起彼伏，這些都不再只是文化的問題，而是需紮實認識人民的真實需要。但政客們只顧在那裡巧言令色，最後只會讓群眾徹底摒棄，這就是競爭或對抗性政治文化的自然結果。同樣地，如果薄熙來在中國的政治光譜中依然留有一線生機，那就是因為重慶的發展做出了一些成就，讓我們看到科學發展需要更為具魄力的方法去解決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讓社會衝突能夠透過提供全民一種實惠來進行調和。除非薄熙來還有其他不為人知的事情，不然他的政治下場也不會過度悲慘，這也可以說明中國的政治文化不斷走向溫和寬容的表現。

    比較以前的「貓論」有見地。

這也可以說明中國的政治文化不斷走向溫和寬容的表現。

  這句關鍵話是很有問題。完全是顛倒黑白之說。

    下三濫，為了自己一己之私心，誤國害民，顛倒黑白，殘害忠良。 這還是寬容，純粹是胡說八道。替下三濫辯解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