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51年毛澤東為何要督促各地「大殺幾批」？

　　揭秘1951年毛澤東為何要督促各地「大殺幾批」？

　　1951年春天，毛澤東乘專列由北京沿京廣鐵路南下視察，途經許昌時停車聽取許昌地區負責人的工作彙報。這是時任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的紀登奎第一次晉見毛澤東。

　　在專列上，紀登奎扼要地介紹了許昌地區的歷史文化、鄉土風情、資源物產等基本概況，彙報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農業生產和宣傳等方面工作。

　　在紀登奎結束彙報時，毛澤東突然問他：「你挨過整嗎？」紀登奎回答：「挨過，挨過兩次。」毛澤東說：「我挨過三次，比你多一次。」並說「挨點整，有好處。」

　　毛澤東二問：「人家整你，是整對了，還是整錯了？」紀登奎說：「整錯了。兩次都整錯了。」並簡略地敘述了自己在冀魯豫兩次挨整的經過。

　　毛澤東三問：「那麼，你整過人么?」紀登奎坦誠地回答：「整過。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澤東四問：「整錯過沒有？」紀登奎說：「有，也整錯過。」

　　毛澤東突然又嚴肅地第五次問：「你殺過人嗎?」紀登奎一怔，隨即答道：「殺過人。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殺了不少人。」

　　毛澤東最後第六次發問：「殺錯過人嗎?」紀登奎答道：「也有殺錯的。」並解釋說「那是在情況緊急時發生的，沒有來得及做調查就把人殺了。」並隨即檢討說：「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

　　應該說，毛澤東在專列上對紀登奎的工作彙報是滿意的，緊接著向紀登奎連續發出的六問，看似閑談，實則是對紀登奎的經歷、水平、膽識、人品等諸多方面進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層次的面試。

　　毛澤東首先問紀登奎挨過整沒有，紀登奎說挨過兩次整，並說兩次挨整都是整錯了的，也就是說自己在革命隊伍中受過兩次冤屈。這時，歷史上曾經受過三次錯誤打擊和處分的毛澤東從內心與紀登奎產生了共鳴，並說「挨點整，有好處」，展示了一個笑在最後的勝利者回首過去憋屈往事時的那種淡定、從容和自豪。那些挨整后至死都沒有洗清冤污、討回公正的蒙冤者們是很難像毛澤東那樣瀟洒地向人們說出「挨點整，有好處」的大度之言的。

　　精通辯證法的毛澤東不僅問紀登奎是否挨過整，還問他是否整過人。紀登奎沒有迴避這個問題，他坦率地承認自己整過人，而且整人比自己挨整要多。在毛澤東問「整錯過沒有」時，紀登奎仍不迴避，承認自己整錯過人。即使在毛澤東層層遞進連續問到「你殺過人嗎」、「殺錯過人嗎？」的問題時，紀登奎同樣沒有迴避，回答自己殺過人，而且「殺了不少人」，並坦陳其中也有殺錯了的。

　　面對毛澤東的六問，紀登奎沒有張口結舌，沒有刻意迴避，沒有顧左右而言他，更沒有假言矇騙，而是在總體上作了實事求是的回答，使毛澤東甚為滿意。後來，毛澤東在「九大」會議的大庭廣眾之中稱比他小30歲的的紀登奎為「老朋友」，並把他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首先應當歸功於這次專列上成功的面試。

　　紀登奎沒有像有些人那樣，或者上推下卸，或者文過飾非，謊稱自己沒有整過、殺過人，或者雖然承認自己整過、殺過人，但卻泯滅良知，強詞奪理，硬說整得對，殺得好，而是坦率地承認自己整過、殺過人，而且整錯、殺錯過不少人。當然，他同時也解釋說「那是在情況緊急時發生的，沒有來得及做調查就把人殺了。」實在有點強調客觀原因、為自己減輕和開脫責任之嫌。因為，人命關天，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怎麼能不做調查就把人給殺了呢？儘管如此，總體上說，紀登奎對毛澤東六問的回答是實事求是的，非常難能可貴。

　　至於是在什麼情況下錯殺了多少人、錯殺的都是哪些人以及對那些被錯殺的人是否作了糾正平反和善後處理等問題，紀登奎都沒有作進一步的介紹，毛澤東也沒有再問，只是泛泛地說「還是要刀下留人，能不殺的不殺，能少殺的要少殺」。

　　此時，我忽然想起毛澤東當年剛到陝北面對當地「肅反」擴大化的緊急關頭所展示的鮮明態度和採取的果斷措施。

　　1935 年10月，陝北的「肅反」正在瘋狂的高潮之中。據親歷者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一書披露，當時，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人都被抓了起來， 「準備活埋我們的大坑都挖好了」。此時，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經過長徵到達陝北，聽說這些情況后，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並委派新任國家保衛局長王首道等組成工作組，前往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調查並糾正肅反中的錯誤。毛澤東對王首道等人說：「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王首道回憶錄》第 167頁)

　　但當新中國成立之後就不同了。195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指出：「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3月18日，毛澤東轉發黃敬關於天津鎮反補充計劃的批語中說： 「必須認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殺幾批，才能初步地解決問題。……天津準備於今年一年內殺一千五百人(已殺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劃，我們就有了主動。」並要求「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3月24日，毛澤東在給饒漱石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殺幾批」。4月13日，毛澤東在轉發南京市委關於鎮反工作報告的批語中說：「過去該市手面太小，不敢大張旗鼓殺人，現已徹底轉變，做得很好，大有成績，並且跑到許多城市的前面去了。」毛澤東嚴詞批評「不敢大張旗鼓殺人」是「手面太小」，多次督促各地「大殺幾批」，堪稱大手面了。

　　平心而論，毛澤東也知道如果無節制地放手大殺可能產生的後果，所以他在督促各地「大捕大殺」的同時，也說了些防止錯捕錯殺的話，如1月24日，毛澤東在轉發華東局電報的批語中既強調「應當放手殺幾批」，又強調「不要隨便捕人殺人。」3月30日，毛澤東在轉發山東分局關於鎮反工作報告的批語中說：「反革命早幾天殺，遲幾天殺，關係並不甚大，惟獨草率從事，錯捕錯殺了人，則影響很壞。……一定不可捕錯殺錯。」這些話與跟紀登奎談話時講「能不殺的不殺，能少殺的要少殺」是一致的。(上述資料均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

　　然而，在建國之初的土改、鎮反運動中，被錯捕錯殺的人不在少數。如文化名人金庸(查良鏞)的父親查樞卿、梁羽生(陳文統)的父親陳信玉、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等人，儘管他們為人民做過好事，如資助革命，掩護黨的幹部等，其中朱邁先在1936 年讀高中時就秘密加中國共產黨，並為黨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在1951年土改、鎮反運動中都被以「不法地主」、「反革命」等莫須有的罪名處決。金庸、梁羽生、朱自清都是知名人士，朱自清曾被毛澤東高度評價，金庸、梁羽生在改革開放之後都受到鄧小平、廖承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邀請和接見。這樣的名人，其至親尚且蒙冤30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的八十年代才平反昭雪，至於那些被錯捕錯殺冤沉海底的平民百姓則不知凡幾!

　　世界上最寶貴的是人，人最寶貴的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管以什麼罪名為借口，利用手中的權勢和運動的風頭強行剝奪無辜者的生命都是罪惡。對錯殺人問題，毛澤東在初到陝北時是把這個問題提高到「犯罪行為」的高度來強調的，並採取斷然措施予以糾正。而當新政權建立之後，他雖然在強調「大捕大殺幾批」的同時也泛泛地講過不能錯捕錯殺之類的話，但只是說錯殺人「影響很壞」，僅此而已。所以，在紀登奎回答說自己錯殺過人時，毛澤東既沒有追問錯殺人的詳情，也沒有了解錯殺者的後事。由於毛澤東沒有嚴詞追問，所以，紀登奎也就沒有談及錯殺之後是否給冤主平反昭雪及善後處理等問題了，只是說「那是在情況緊急時發生的，沒有來得及做調查就把人殺了。」輕描淡寫，一言帶過，雖然也說了句「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但對被自己冤殺的亡靈卻沒有表示應有的痛惜和負罪之感。

　　回首在歷次運動中被錯捕冤殺的人們，不知有多少冤魂沒有得到撫慰!想到這一層，令人心有戚戚焉。因為，對任何人來說，有什麼比戴著莫須有的罪名冤沉海底更讓人悲哀和傷痛的呢?我想，新中國成立后，如果所有的官員都能像毛澤東剛到陝北時那樣，牢記「人頭不是韭菜」和冤殺無辜「就是犯罪」的觀念，多一些慎重，少一些瘋狂，尊重人的尊嚴，珍惜人的生命，那麼，許多像文革中發生在首善之區、「天子腳下」——北京大興縣和湖南道縣將大批「五類分子」及其子孫不經任何法定程序，或刀砍、或棒殺、或繩勒、或活埋，甚至將嬰兒活活劈成兩半的人間慘劇也許就不會發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