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從「天堂」到「地獄」的距離

極高的腐敗收益和極低的違法成本，催生了大量貪官。為什麼法治健全的國家貪腐很少，在於那些地方的官員雖有貪慾卻能被嚴格壓抑，因為有效的內部監督體系和外部媒體監督機制都在發揮作用。
　　從天堂到地獄有多遠？這或許是個永遠無法回答的難題。
　　但在2011年7月19日，兩個官員分別用自己的生命軌跡同時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天上午，根據最高法院的核准和命令，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和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傑因犯受賄罪，分別被執行死刑。這兩個年富力強的官員，從曾經所生活和工作過的素有「天堂」美譽的蘇州和杭州，同時跌入了「地獄」。從「雙規」走到這一步，姜人傑花了近7年時間，而許邁永只花了2年。
　　最高法院核准認定，許邁永利用職權受賄1.45億餘元，姜人傑受賄1.08億餘元。兩人的共同點：落馬前都是分管城市建設的政府官員，都是利用城建和土地管理的權力大肆謀取私利且金額過億。或許有人會問，對姜、許的極刑，是否意味著中國反腐提高了金額標準？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讀，因為在此之前，已經有多名貪官的貪腐金額過億卻並沒有被處死，包括中石化前董事長陳同海(1.95億元，死緩)、海軍前副司令王守業(1.6億元，無期徒刑)、上海電氣前董事長王成明(3億元，死緩)。僅從這一點來說，當前的反腐敗刑事政策確有值得檢討之處。為什麼貪腐1.95億元的陳同海可以不死，而比他少貪數千萬元的許、姜卻必須死？要知道，對貪污腐敗犯罪的刑事懲處，雖然有其他可以考量的犯罪情節，但犯罪金額畢竟是最重要的量刑標準。在這個標準上如果差距過於明顯甚至過大，不僅對當事人不公平，而且不利於反腐敗的深入開展。因為這樣的差異性執法會讓很多官員產生誤會：是不是只要有足夠的關係，哪怕貪腐更多，也能避免最重處罰？如此一來，就會鼓勵官員心存僥倖，在貪腐之路試探性地走得更遠。
　　回顧近十多年來的反腐歷程可以發現，中國曾經樹立了多個死刑標桿———前江西省副省長鬍長清受賄的「500萬元」標桿、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的「國家級領導人」標桿。而這一次，許邁永和姜人傑在同一天被處決，我認為這是一個新標桿，也體現了反腐刑事政策的一個新動向——— 那就是高層重新祭起重刑主義，希望藉此震懾腐敗。
　　姜人傑和許邁永兩案沒有聯繫，執行死刑的司法機構，一個是南京市中級法院，一個是寧波市中院。即便最高法院的核准令在同一天發出，但下級法院只要在接到執行命令后一周內執行便為合法。可見，兩家相隔千里的法院在同一天處決姜、許二人並非巧合。這樣做，顯然是有關部門希望營造「規模處決」的氣氛，以此震懾貪腐犯罪。但問題是，貪官不同於普通刑事犯罪人。他們有見識，有對抗能力，對他們來說，多殺一個和少殺一個，威懾力並無實質差別。之前一個個貪官在刑場上前仆後繼，早就表明死刑無助於反腐。腐敗泛濫的原因在於，極高的腐敗收益和極低的違法成本，催生了大量貪官。
　　我們常常從報端讀到一些落馬貪官的言論，稱「一念之差一生之毀」。其實這不是假話。但問題是，從人性上說，每個人都有逐利的天性，共產黨員即便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也依然無法免除趨利之「俗」。有貪慾念頭正常，關鍵是如何遏制貪念，讓一念之後不至於犯錯，這就需要外部的有效制約力量。眾所周知，貪腐源於權力，為什麼法治健全的國家貪腐很少，在於那些地方的官員雖有貪慾卻能被嚴格壓抑，因為有效的內部監督體系和外部媒體監督機制都在發揮作用。
　　從天堂到地獄的距離，其實就是一瞬間對貪慾和念頭的把握度。現在，已有官員從天堂墜落至地獄，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咫尺之隔的天堂和地獄之間築起阻斷牆。要建好這堵牆，關鍵有兩點：一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讓權力真正納入到有效的系統監督機制中，讓監督成為權力的安全閥和腐敗的過濾器；二是尊重和保障民間輿論和媒體的監督權，讓官員在輿論緊盯之下「不敢貪、不願貪」，自覺止步於墜落地獄的懸崖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