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教授、學生、校友公議劉曉波獲諾貝爾獎

——就劉曉波獲諾獎感言（之一）
王文迪
2010年10月23日 來源：中國人權雙月刊

對黎安友教授和王軍濤的採訪已經由中國人權雙月刊發表
     導言：二十多年前，劉曉波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中途歸國參加天安門運動后，致力於中國的民主化建設。2010年初，哥大 06屆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先生說服具有推薦資格的黎安友教授和林培瑞教授向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舉薦劉曉波，並幫忙起草了推薦詞。黎安友教授略作修改後這份推薦詞從紐約寄往了瑞典。在哥大新聞學院做訪問學者的一位國際知名記者將哈維爾、高瑜和黎安友的推薦詞一併轉給了紐約時報海外部常務副總編Joseph Khan先生（哥大新聞學院06年普利策獎獲得者），並隨後促成了紐約時報多篇支持劉曉波的社論。本次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哥大大二學生Wendy Wang小姐採訪了推薦人黎安友、推薦詞起草者王軍濤、紐約時報趙岩、憲政專家王天成等數十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校友、訪問學者和哥大的在讀學生，請看
   
    Wendy Wang：黎安友教授您好，我覺得劉曉波獲獎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潛意識我感到諾貝爾和平獎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力量和當年教皇給波蘭人民所帶去的道德力量是很相似的。我有很多朋友都告訴我，劉曉波獲獎不久，很多學校都燃起了鞭炮。您對劉曉波獲獎怎麼看？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Andrew Nathan（黎安友）：當年劉曉波在哥大做訪問學者時，我正巧在校外做研究。我們在電話中交流過，並約定很快見面一敘，可惜他突然回到中國去參加天安門的運動。很可惜我沒有見到他，但我敬仰他在天安門所做的一切，敬仰他的文字，他的勇敢和博學。
   
    我相信他被授予諾獎是因為他所表達和堅持的價值也同樣是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所堅持的。他從來沒有使用或鼓吹過暴力，並且也從未尋求過政權更迭，而是，用哈維爾的語言，他「活在真理中」，他為中國人樹立了一個履行憲法所保護的思想自由的榜樣。他要求中國政府去遵守他們自己的法律，而作為回應，中國政府違反自己的法律去把劉送進監獄，表明了政府在抵制著能為國內以及睦鄰和平所做出的最佳貢獻。
   
    當下在中國成為主要力量的今天，諾貝爾委員會合適地在關注中國會朝著什麼方向發展。中國未來的演變不容置疑地影響著世界實現更大和平的可能性。就社會內部的長遠發展而言，民主比專制更加穩定，而對外部而言，專制權力的發展對世界和平帶來著威脅，而一個遵守法律的憲政體制的崛起則會為世界帶來更多的和平。
   
    如果中國發展出一個系統，言論是自由的，律法得到尊重，並且政府值得人民的信賴，社會的內部矛盾更可能會和平地解決。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更和平地處理好外部的矛盾，並為世界範圍內的種種問題帶來富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對世界和平而言，中國演變與發展是最為重要的問題。沒有外界的力量能夠控制中國的演變，只有中國的改革者，自由派——知識分子，律師，黨內改革派，以及維護自己權利的普通民眾們——在面對巨大阻礙時的努力，會給中國帶來和平的改變。
   
    儘管有著各種壓迫，改革的脈搏在中國卻從未停息。每年都有普通民眾對國家政府呈交著數百萬上訪及請願的文書，更多的人進行著對地方官僚的集體抗議。中國的律師為政府迫害的受害者們辯護，並用民法及行政訴訟法在法庭中保護著普通民眾。一組黨內外的知識分子也對話著法治與憲政的未來。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劉曉波博士和公民社會中的絕大多數精英分子建立了聯繫，努力說服他們支持和平的改革。他成為了協調各種社會運動的核心人物。這也同時解釋著政府對他在零八憲章的角色的懲罰性回應。認可劉曉波，不僅要承認中國對自由與法治的需要，而且還需要認可能夠實現該目標的和平途徑。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承認與肯定，將幫助劉曉波認可在獄中煎熬的價值，更能給予劉曉波政治資源與道德力量，在未來當中國面臨著不同道路的選擇時，劉的力量尤為重要。與此同時，零八憲章的共同簽署人，以及那些不敢簽署但在內心認可憲章思想的人會更加堅定地朝著他們心中和平演變，並做出漫長而艱巨的努力。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決定，對掙扎著把中國置於正確道路上的努力而言，注入了強大的動力。這個決定不僅受益著中國人民，更受益著整個世界。
   
    Wendy Wang：軍濤老師你好~~影帝政改和曉波獲獎在我們年輕人當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請問您可以分析一下曉波獲獎的前前後後和中國未來的發展嗎？
   
    哥倫比亞大學06屆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好的！劉曉波獲獎是很重要的事件，從中國的政治變化的國際環境而言對中國民主化進程是個很好的徵兆。
   
    在1989年天安門民主化運動后，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了嚴厲的制裁，但是到九十年代中期因為經濟原因無法維持。這時國際社會產生了一種觀點，覺得外部力量無法改變中國的情況下，最好的方式是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讓中國學會國際社會的規則，在心裡遷移的過程中，讓他們改變內政規則，並進行和平演變。這就是近十幾年來接觸政策的背景，而這個大背景下，也讓魏京生等朋友錯過了諾貝爾獎。在此情況下，西方商界人士以及很多中國問題專家建議讓激怒中國政府、有損中國政府面子的問題遠離中國政府關係的日程表，以便營造一個環境把中國政府納入到國際體系中來。因此，從九零年代中期開始到這次金融危機之前，民主運動和一些人權問題都是在中國和其它國家的關係的話題之外的。
   
    但這次金融危機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西方國家缺現金，而中國政府由於制度不完善和貧富差距，儘管社會發展並不健康矚目，但有大量的現金結餘，這樣國際社會對中國有很多需要，可中國政府則開始表現出一種傲慢和自大，讓國際社會覺得十多年的努力不僅沒有使得中國接受國際規則，用和平的方式去解決內政問題，還想利用現有的地位去改寫國際規則並挑戰中國曾經承諾要遵守的國際準則。這讓各國感到，中國的姿態以及「低人權、低環境」模式下的快速不平衡發展可能會對國際的和平事業造成很大的威脅，於是國際社會開始重新思考中國的模式，重新評估了中國的各種力量。國際社會意識到，不能僅僅因遷就中國政府而迴避中國社會的內部力量，於是他們關注零八憲章、曉波以及維權運動，重新看待中國民主運動和民間運動在改造中國社會和對未來世界和平所作的貢獻的價值和位置，特別是在中國內部的民間運動，因為激進的暴力的趨勢的抬頭會讓他們的在華利益遭受巨大損失，所以國際社會希望中國和平演變，而不願看崩盤后的包袱。曉波獲獎是這種趨勢的反應，因為國際社會認可了中國民間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價值，認可他們的信念、勇氣和犧牲。
   
    實際上這不僅對於中國的進步，而且對於國際社會的和平事業都是有意義的。就國內而言，尤其是最近一年中間，大家都意識到鄧小平靠暴力維穩然後來促進發展的這種戰略是失敗的，並造成了腐敗、貧富差距、官民的矛盾以及道德淪喪等等，這些情況表明暴力維穩難以為繼。朝野上下都在熱議今後的發展方向，劉亞洲、溫家寶等軍政領袖以及體制內的各種力量都透過不同的渠道先後發表言論要求民主改革，這些都表明中國的大變在即。（待續）




哥大教授、學生、校友共議劉曉波獲諾獎（一）

   
    Wendy Wang、施毅共同採訪編譯
   
    施毅：你知不知道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件事，你個人有什麼看法？
   
    哥大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不好意思，我們和中領館關係很好，凡是關於政治的話題我們都不方便評論。
   
    哥大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成員：我不太清楚，學習太忙了，我沒聽說。
   
    哥大數學專業陳某：我覺得這是個普天同慶的大喜事，因為天朝給劉老師判重刑是個載入歷史的巨大的錯誤，而且軟禁他的妻子也是令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異常憤怒的，我覺得胡錦濤下台後劉曉波會被釋放吧。
   
    哥大學生李某：知道，但完全不了解。我覺得這件事情很諷刺，初衷是好的，因為中國要實現民主、人權嘛，但我覺得背後的實際上是西方社會在對我們施壓。因為貨幣戰爭的緣故，西方社會希望人民幣升值，但中國政府希望保持固定匯率，周小川覺得升值會對世界造成很大負面影響，這會導致出口產品競爭力會變強，可西方國家經濟危機，復甦時需要國內市場強勁，所以覺得中國出口影響了西方經濟發展，所以人民幣升值會讓中國和全世界的經濟都受到影響。所以當西方無法在匯率上強行要求中國，於是他們就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就像去年奧巴馬獲諾獎一樣。他們想從另外一個視角說，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沒有資格在世界上說話，因為你們國家的人民都沒有權利在自己的國家發表言論，這樣就把中國的國際形象給摧毀了，中國為了國際形象搞了世博會，奧運會等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理，希望樹立一個好的形象，所以諾貝爾和平獎實際上是利用了劉曉波等真正希望為中國爭取人權的人們，總之，我就是非常不爽。我對西方這種輿論壓力非常不爽。在有利益衝突的時候發獎，是借雞生蛋。
   
    哥大學生文學系趙某：當然知道，我那天早上醒來打開人人網，滿屏幕都是關於他獲獎的報道，我當時第一個想法就是對溫總理表示同情——胡錦濤的陰謀得逞了，因為他如果不點頭重判劉曉波，那麼這個獎幾年後就是溫總理的。
   
    哥大學生范某：說實在的我聽說這個了，我不是很關注政治，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有點蠢。自從去年奧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后，我就不太相信這個東西。然後我和同學討論為什麼奧巴馬會獲這個獎，他們得出的結論就是說，他和布希相比沒做壞事就是一大進步。國內的這種情況，客觀的來講，人權，包括審查制度，是不好的，但是有的東西可以理解。我對這個看法很不成熟。我還是有點民族主義的，儘管我對網路意見比較大，但政府主要就是六四，西方媒體沒有必要抓住這個東西一個勁的攻擊，國內比較大的問題是腐敗，他們推也沒有用，我們不會那麼快改變的，我對國內現在的情況還是比較支持的。
   
    哥大校友程某：輿論普遍對劉曉波獲獎持以積極的態度，可是我觀察在年輕人，尤其是留學生當中，意見分歧似乎很大：持以鄙視和否定態度的多是85年以前出生的較為年長的學生，而往後，甚至90年以後出生的學生則有很多是劉曉波的支持者。換言之，很多傾向於接受西方陰謀論之類的說法是研究生、博士生，而本科生們卻有很多人覺得天朝地牢里的劉老師獲獎是名至實歸的。
   
    這是因為本科留學生多半是自費讀書，自幼有著良好的家庭環境和教育，因此信息可能略微全面，他們生長在網路時代，並把自由表達視為一種本能和習慣。而研究生和博士生們則更多的在網路防火牆內讀完大學，世界觀和思維模式已定型后才申請美國的獎學金來讀博。而且有很多學生在出國前就被國安機關找到，許諾提供經濟資助，也許讀書期間並不會接上頭，但在畢業后，在安全的情況下，可以為國家服務（即在工作以後，提供自己工作、科研職務範圍內外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