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再談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

作者：周瑞金
來源：《同舟共進》2010年第10期
本站發布時間：2010-10-15 21:08:53

    中國改革啟動30多年後，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社會格局特別是政府決策機制，已經從改革前的意識形態之爭，轉為不同利益之間的博弈和協調。這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利益分配機制和憲政民主的政治調適機制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由於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憲政民主改革進程滯后，特別是公權力未能較為乾淨利落地退出社會資源配置，國有壟斷資本和有權力背景的私有資本不適當地佔據了過多的資源且日趨擴張，已經構成對市場自由競爭的瓶頸，導致社會分配不公，特別是嚴重阻礙了草根階層通過經商創業的上升通道。這是新中國建立60年來取得經濟重大發展成果的同時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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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舟共進》：您去年曾提出「應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引起很大反響。當時正值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值得總結的問題很多，您為何特別地把這一點提出來?

　　周瑞金：中國改革啟動30多年後，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社會格局特別是政府決策機制，已經從改革前的意識形態之爭，轉為不同利益之間的博弈和協調。這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利益分配機制和憲政民主的政治調適機制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由於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憲政民主改革進程滯后，特別是公權力未能較為乾淨利落地退出社會資源配置，國有壟斷資本和有權力背景的私有資本不適當地佔據了過多的資源且日趨擴張，已經構成對市場自由競爭的瓶頸，導致社會分配不公，特別是嚴重阻礙了草根階層通過經商創業的上升通道。這是新中國建立60年來取得經濟重大發展成果的同時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

　　我們黨是以最廣大人民的翻身得解放為使命，喚起工農千百萬奪取全國政權的。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因與農村地主富農階層和城市工商金融業寡頭有掙脫不了的利益瓜葛，使得廣大農民在封建生產關係和自然災害雙重擠壓下生活赤貧化，使城市平民在抗戰勝利后官僚資本的「劫收」狂潮中生活無著。這一切導致國民黨政府在城鄉民心盡失，兵敗如山倒，最終失去大陸政權，敗逃台灣。

　　古人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說得嚴重一些，恐怕不能低估「特殊利益集團」對民眾向心力、社會凝聚力甚至政權合法性的傷害。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我不是首倡，其實社會上時有埋怨，黨內也是私語連連。我們本著十七屆四中全會「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的號召，進行嚴肅認真的探討。

　　《同舟共進》：上世紀80年代末，經濟學界就討論過「權力尋租」問題，但為何改革初期意識到的問題，到了現在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突出?這與改革開放初期人們所期望的市場經濟的發展自然會帶來競爭、繁榮、開放似乎相悖。

　　周瑞金：我這代報人和理論工作者，都是市場化改革的擁戴者，並在各自的媒體平台和理論領域奔走呼號，多少起了一些推進作用。近年來我也經常遇到這樣的提問：你們當年呼喚的市場經濟，就是今天這個局面嗎?

　　看看今天的社會現實，一方面是被查處的腐敗官員一人有十幾套住房，另一方面是樓價高企，普通人望房興嘆;一方面是醫藥銷售商的天價醫藥費，另一方面是普通百姓的看病難、看病貴;一方面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大舉移民海外，另一方面是平民出身的大學畢業生歷盡10多年寒窗苦讀，卻變成「蝸居」的「蟻族」，不少人考慮逃離「北上廣」(指北京、上海、廣州——編者注)、退守家鄉，而「農二代」在流水線的代工企業找不到人生的價值皈依，甚至棄世。當年新聞界呼喚「端掉鐵飯碗」、「打破大鍋飯」時，恐怕沒人會想到今日中國基尼係數會高達4.7。

　　但我堅定地認為，這不是市場化改革的過錯，只能說是大規模的市場取向改革單兵突進，沒有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保駕護航，沒能建立起強有力的法律和輿論監督機制以有效制約權力尋租和不當行政。上世紀70、80年代之交，中國改革啟動之初，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就鮮明地提出「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把我們的黨風搞好。對於違反黨紀的，不管是什麼人，都要執行紀律，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氣，打擊邪氣」;陳雲同志發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著名警告;胡耀邦同志在上世紀80年代從嚴治黨，堅決反對領導幹部親屬經商，不留情面地查處了一些高級領導人子女的違法亂紀問題。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風波過後，政治改革著力點從防止權力腐敗、制約公權力，轉向了防止社會動亂、強化行政權力。維護社會穩定，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具有特殊重要性，但如果因此放鬆了建立法治社會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機制的步伐，能真正地維護好社會穩定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性的缺憾。

　　《同舟共進》：改革到了現在，已不僅僅是簡單的意識形態之爭，而面臨盤根錯節的利益格局。您去年提出「必須切割」，現在能否談談「如何切割」的問題?改革者如何克服強勢利益集團過分強大的影響力?

　　周瑞金：「如何切割」，涉及一系列複雜的決策操作，但歸根到底還是要回歸常識——政府是做什麼的：政府是國民契約的產物，是為全社會提供公共品的，尤其是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的民生和公民基本權益保障。政府不應為特殊利益集團所左右，也不應有凌駕於公眾之上的特殊利益，更不能為了特殊利益集團或政府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威嚴而隨意剝奪公眾利益。

　　我們當然不要把關乎經濟命脈的產業，都視為特殊利益集團的禁臠，不能一概地排斥國有經濟。在現階段，大型國企特別是央企，無論在國民經濟建設，還是在汶川地震、玉樹地震、雲南大旱和舟曲泥石流等搶險救災和災后重建中，都發揮了「共和國長子」的風範，發揮了其他企業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應予充分肯定。但是，一定要清醒看到，由於近年來國企改革停滯，某些超大型資源性企業搞壟斷價格制定和利潤分配，把本該屬於全民所有、理應全民受益的資源溢價收入，單方面地變成行業利益、企業利益、國企員工的高福利，甚至國企高管的天價薪酬。而我國資源、資金高度集中於國企(包括銀行、保險等)，公權力又高度集中，在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的博弈交換中，很容易相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損害廣大民眾利益。對這種日益增長的危害性，再也不能熟視無睹了。

　　《同舟共進》：強勢利益集團掌控了關乎經濟命脈的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重要份額，有人擔心，如果出現大的變動，會影響社會穩定，或導致經濟增速減緩，進而出現失業率上升、通脹等問題。這也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團利用，用作拖延或阻撓改革的借口。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周瑞金：以「維穩」為借口阻礙改革是掩耳盜鈴。其實我們現在已經面臨失業、通脹等問題，此外由於弱勢群體缺乏利益訴求的渠道，草根社會中的怨憤之氣也越來越嚴重。進入2010年以來，出現了多起砍殺幼童的事件。溫家寶總理指出，要注意解決殺童案背後的「深層次社會矛盾」。我贊同胡星斗教授的警示：要警惕「強勢集團欺壓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滑向邊緣群體，邊緣群體中的絕望者可能淪為暴力群體。」

　　由此可見，我們的社會已出現了嚴重的潛在危機。要解決這些危機，簡單機械地「剛性維穩」是不能奏效的。2010年4月，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領銜的課題組撰寫了一份題為《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就必須徹底轉變思路，形成維護社會穩定的新思維，把利益表達制度化和社會穩定作為同等重要的雙重目標，以法治為核心，推進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與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建設，形成社會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

　　利益表達制度化是特殊利益集團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這會使它們的「生財之道」運轉失靈。特殊利益集團打著「維穩」的幌子拒絕改革，表面上是維「穩」，實際是維護它們自己的「利」。

　　《同舟共進》：改革初期，更多的是增量改革，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慢慢轉向存量改革，出現了利益受損者，有學者認為已形成利益受損階層。接下來的改革如何讓這些利益受損階層得到利益補償?

　　周瑞金：這首先取決於建立開放的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最大限度地減少權力尋租，給市場上的新生代和後來者有憑藉才智和勤勞脫穎而出的機會。其次是建立弱勢群體利益表達和社會救濟的通道。

　　第一條是給民眾以上升的機會，第二條則是為民眾守住避免沉淪的底線。對於減少社會動蕩和社會潰敗的風險，第二條可能更為重要。

　　耐人尋味的是，美國的比爾•蓋茨和巴菲特都決定捐出自己的絕大部分財產用於慈善。比爾•蓋茨之所以敢於不給自己的子女留大筆錢，是因為他知道，自己身處一個「起點平等」的環境，每一個人，包括失敗者也能得到良好的社會保障。在一個起點公平、保障可靠的社會，人們更少焦慮，也更少不擇手段地攫取利益，從而更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實現自己的價值。

　　弱者無尊嚴則強者無安全。只有絕大多數人都過上體面的日子，富人才能安全地生活。

　　(本文由本刊記者曾東萍採訪整理)

啊? 這個刊物是哪裡發行的, 這都敢登,
那個 周啥啥是不是也想坐牢了.

啊? 這個刊物是哪裡發行的, 這都敢登,
那個 周啥啥是不是也想坐牢了.
fantasyfun 發表於 2010-10-16 00:58

輿論一定要先於政改。

輿論一定要先於政改。
飽暖思自由 發表於 2010-10-16 01:06

哈哈 有道理呢

中國依然有周瑞金這樣的有識之士，國運可期。

中國依然有周瑞金這樣的有識之士，國運可期。
零雨其蒙 發表於 2010-10-16 14:41

光說不練，知識分子的臭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