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礎是毛澤東打下的

核心提示：這個「偶然」 當然有一定的內在基礎。假如說毛澤東時代中國有很不利的經驗，同時它也建立了普及的教育系統，提高了人民的衛生狀況，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這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比方說我同事阿瑪蒂亞·森（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論述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區別時，經常強調印度不如中國的地方，一個是沒有很好的基礎教育系統，另一個是沒有基層醫療衛生系統--而中國這兩大基礎是在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否則這30年中國經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飛躍。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6期 專訪哈佛教授裴宜理 本文有刪節

假如沒有毛澤東和鄧小平

人物周刊：您似乎說過中國經濟的成功有偶然性和不可複製性，請您做些解釋。

裴宜理：這個「偶然」當然有一定的內在基礎。假如說毛澤東時代中國有很不利的經驗，同時它也建立了普及的教育系統，提高了人民的衛生狀況，所有經濟學家都認為這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比方說我同事阿瑪蒂亞·森（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論述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區別時，經常強調印度不如中國的地方，一個是沒有很好的基礎教育系統，另一個是沒有基層醫療衛生系統--而中國這兩大基礎是在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否則這 30年中國經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飛躍。

同時，如果中國沒有一個鄧小平，也不會有這麼快的進步。所以這跟中國領導者也有一定的關係。雖然他明確地說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但同時他是在模仿日本、美國、台灣地區的先進經驗。鄧小平能動員起人民，我想跟「文革」也有一定關係--如果沒有經歷那麼悲慘的10年，大家不可能改得那麼快。

各式各樣的歷史情況交織在一起，可以說是偶然的，也可以說是結構性的、環環相扣的。我的意思是別的國家不能看著中國模式好，馬上就去模仿，這不一定是能夠複製的。

人物周刊：您還說過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很多機制，比人們想象的有更大靈活性或活力，請具體解釋一下。

裴宜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持續了30年才成功，比蘇聯革命長得多，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碰到過各式各樣的問題，面臨更多的挑戰。他們首先在上海和另一些大城市動員人民，然後又轉入農村；既要跟日本打仗，又要跟國民黨打仗。所以這30年裡，中國共產黨發明了一些統治的手段，跟蘇聯是很不同的。

比方說早期的領導者鄧子恢在井岡山實行土地改革時發明了「試點」。我一個德國同事最近在研究這個問題，他發現在蘇聯沒有這個詞，也沒有「從點到面」的方法，這是192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發明的。

群眾運動也是一個例子。列寧、斯大林都宣布過要搞群眾運動，但毛澤東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有很強的靈活性。他是一個很特別的革命家，我和一個德國政治學家最近合編的書《毛澤東的無形之手》（Mao's invisible hand）中就分析了毛澤東的靈活的、有彈性的政治做法對當代中國的影響。我們不是完全講好話，靈活性也帶來了很多不利的後果，但我們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傳統，帶來了一種比較具有活力、務實的政治方式，這份遺產決定了當代中國的政策是怎樣構思、怎樣決定、怎樣實施的。

跟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共產黨的治理時間已經相當長了。它的許多制度都繼承了一部分傳統，不斷更新以適應新的需求。看得更長遠一些，它如何應對大量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挑戰，如何設法繼續生存下去，這是我們應該探索並給出答案的。

人物周刊：您怎麼看胡溫政府的親民姿態？

裴宜理：我覺得這很重要。中央官員不同情底層人員的困難，對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會引起壞結果。這當然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同時我覺得他們主張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有些好處，當然實行時也會發生很多問題、矛盾。但那個項目的內容也包括提高農村的普及教育、醫療，各式各樣的工程。這個我完全同意，尤其那些比較落後的農業地區，不搞一些這一類的工程，他們永遠翻不了身。他們試圖改革農村醫療，我也非常贊成。

人物周刊：奧巴馬在聖誕節也到普通人家裡去吃飯嗎？

裴宜理：奧巴馬當候選人時幾乎每天跑到老百姓家去吃飯。柯林頓也如此，跑到工人家裡和他們一起喝啤酒，說我就是一個普通百姓。

人物周刊：對中國的政治家來說，儒家文化中有哪些遺產是今天可以利用的？

裴宜理：回答這個問題我同事杜維明應該是最佳人選，他最近在北大建立了一個高級人文研究中心。我覺得孟子的民本思想值得重視，「民怒彌天」、「天下可憂在民窮，天下可畏在民怒」，這些都是中國很寶貴的傳統，我贊成中國人重視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