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布尼克: 89年東歐與中國何以選擇不同道路？

作者  瑞迪
發表日期 19/12/2009 更新日期 28/12/2009  14:09 TU


1989年中國與東歐國家的民主運動走向了不同的結局，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二十年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在國際舞台迅速崛起；而東歐則在民主嘗試的曲折中，謀求經濟的發展。中國媒體眾口一詞盛讚經濟發展成就；東歐輿論則反思這二十年道路的成功與失敗。如何看待東歐各國這二十年走過的道路？如何理解東歐國家民眾對現實表現出的失望與不滿？我們採訪了法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政治學教授、東歐問題專家魯布尼克先生。

亞克-魯布尼克是專門從事中、東歐問題的法國政治學學者。1950年出生於布拉格。八十年代起在法國精英學府―巴黎政治學院任教。1996年起，任法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項目負責人。他同時也是總部設在布魯日（比利時）的歐洲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和 « Transeuropéennes »季刊的負責人之一。

1990年到1992年間，他曾擔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哈維爾的顧問。

問：東歐劇變二十年，各方輿論都在總結這二十年間東歐各國走過的道路。慶祝共產黨政權垮台的同時，人們也注意到東歐民眾對當今現狀懷有某種失望。能不能將這種失望歸結於一種對過去的懷念？什麼因素導致了這種失望？

答：相對於二十年前的一些過高的期望，可能的確有某種失望，但是，這其中沒有任何想重回過去的願望。必須區別看待這種失望的情感。因為任何重大的，徹底的變化都會伴隨著這種情感，特別是在社會動員如此廣泛，對未來有如此多的期待的情況下。當時，人們盼望著一下子就能趕上西歐國家的經濟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但不是對所有人，也不是以同一種方式。所以，他們並沒有任何想重回過去的願望，但面對民主現實他們感到某種困惑。

另一方面，1993年到2008年這15年間，這些東歐國家實際上經歷了一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經濟增長是西歐國家的兩倍。但是，經濟危機來了。這些國家的經濟不同程度受到影響。因此，在面對民主變革的困惑之外，他們發現他們曾經嚮往的資本主義經濟也可以陷入危機，這是他們此前沒有想到的。

問：您剛才提到這些東歐國家民眾對民主體制有些失望。一些調查也顯示，這些國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對民主體制有信心。怎麼解釋這些剛剛體驗到民主體制的民眾會對現實中的民主如此失望？

答：我想，這其中有好幾種原因。其一，是在最近十、或十五年間，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無論是哪一派精英）大體繼續了同一種政策。也就是說，政府換了，但是，政策沒變。他們繼續面向必要的改革，面向加入歐盟的目標，努力達到入盟標準等等。民眾面對這種局面因此有些厭倦，感覺政治本身已經失去了主體內涵。第二個原因是貪污腐敗。這些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從一切為國家所有的社會主義體制，轉向了經濟的全面私有化。這就使那些當權者或者接近權力的人可以通過不透明的手段，獨攬利益，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其實是原來的共產黨機器搖身一變，轉型投入私有化。這也是民眾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其中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人們以懷疑的目光看待權力階層和政治，對嚴重的貪污腐敗表現出一種鄙夷和憤怒。但另一方面，人們也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這些國家的社會從未經歷過如此多的個人自由。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國家沒有人想倒退到從前。表達的自由，旅行的自由，消費的自由，創業的自由，等等，等等，這些自由是真實存在的。他們缺少的是影響公共事務、影響政策、影響集體決策的能力。一句話，他們有廣泛的個人自由，但影響集體決策的能力有限。

問：在缺少影響集體決策能力背後，是否也有對民主建設缺少認識的問題？民主需要建設，不會因為共產黨政權垮台而自動建立起來。

答：對。這當然也是一個因素。在很多情況下，開始時，很多人認為民主就是選舉。的確，開始自由選舉的時候，選民投票率有時非常高，達到百分之八十、九十。但是，民主並不僅僅是選舉，同時也是社會有監督掌權者的可能性。不只是每四年一次在選舉的時候來參加投票，同時也是有可能定期地、經常地參與公共討論、公共決策，有能力影響公共決策。這也正是這些東歐國家民主體制的最大弱點：公民社會力量不足，又缺乏組織。三權分立的機制難以建立。而執行機構、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間各自獨立恰恰是民主體制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司法獨立，這種獨立在這些國家還難以建立起來，傳統陋習仍然在繼續。

我們常常以孟德斯鳩的學說為依據談三權分立。其實，還有兩項權力的獨立對民主體制十分重要。一是安全機器，也就是軍隊和警察；二是媒體。東歐國家如今面對的民主困難往往或者與從舊政權沿襲而來的安全體系繼續運作有關，或者與媒體不能成為權力的有效制衡機制有關，這些媒體往往繼續是權力的附庸。但是，我這裡描繪的是一個整體的情形，審視各國的不同形勢也很重要。

問：從您的介紹來看，是不是可以說，共產黨政權雖然在這些國家垮台，但是共產黨時代的思維方式還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在各國繼續？

答：這是肯定的。歷史的痕迹不會很快抹消。共產主義在蘇聯持續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在東歐存在了四十年。這當然會留下痕迹。但不同國家，程度會有所不同。這種痕迹可以存在於組織中，因為原來的政黨機器和安全體系的網路投入資本經濟後繼續運作；這種痕迹也可以殘留在人的思維、習慣、或者政治文化中。過去的那一套習慣，如與政權、與權力的關係，等等都在繼續。語言變了，但是內容經常同過去十分相似。

問：二十年前，東歐共產黨政權連續垮台的同一年，中國天安門廣場由學生髮起的大規模爭民主運動被鎮壓於血泊之中。如何理解這些東歐國家領導人面對政權被顛覆的危機而沒有仿效中國的選擇？

答：中國的發生的一切與東歐國家完全不同恰恰證明當時並不是只有一種選擇。中歐國家的一些政治機器和安全機器可能都想到過使用中國六四方式。決定這些國家另作選擇的因素是戈爾巴喬夫，是莫斯科。東歐國家前幾次謀求變革的努力都是以蘇聯的反對而夭折。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1981年的波蘭團結工會的誕生等等，這些嘗試都因為莫斯科的干預而失敗。但是，1989年的最大不同正在於戈爾巴喬夫。他告訴東歐國家的改革派，莫斯科不會反對。不僅不會口頭上反對，更不會軍事干預。要知道，當時，蘇聯在東德有40萬軍隊駐守，在整個東歐地區，蘇聯駐軍人數多達一百萬。他們完全可以採取行動。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這些共產黨政權在明白蘇聯不會來幫忙之後，他們就只有談判這一條路。談判完成過渡因此成為可能。這是1989年的奇迹所在。但是，這個奇迹取決於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那些遊行者和反對派人士沒有選擇暴力抗爭；另一方面，在位政權接受了不使用武力的選擇。但政權之所以沒有使用武力，主要是因為沒有莫斯科的支持，戈爾巴喬夫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天安門學生運動開始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其實正好去北京。我想中國在他的決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京的情形讓他面對了是否應當使用武力的選擇。6月4日，北京學生被鎮壓的同一天，波蘭進行首次自由選舉。也就是說，同一天有兩種不同的選擇。戈爾巴喬夫是東歐政權不選擇武力方式的關鍵人物。我想，中國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戈爾巴喬夫。做為東歐蘇維埃陣營的領頭人，中國的經驗迫使他思考他應該做出怎樣的選擇：是像中國政府一樣使用武力呢？還是參照過去武力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經驗？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1981年的波蘭，每一次使用武力都只是延遲了問題，而沒有解決問題。這是戈爾巴喬夫的選擇。

當然，二十年後，如何看待這項選擇產生的後果，觀點有所不同。東歐國家當然很高興，因為可以說他們沒有使用武力就獲得了解放；但是，今天的俄羅斯民族情緒上升，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十分尖刻。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使俄羅斯失去了大國地位，促使了蘇聯的解體。他們指責戈爾巴喬夫使俄羅斯處境困難，陷入危機，失去了他在國際戰略中的重要地位。而與此同時，中國沒有像東歐國家那樣選擇民主改革，只專註經濟改革，通過經濟成就獲得大國地位。這是1989年的兩種選擇。東歐國家選擇了政治改革先行，希望政治改革能夠帶動經濟上和其他層面的變化；而中國則選擇了繼續抓住政權，但引入市場經濟。1989年6月4日，無論對東歐國家，還是對於中國，都是一個轉折。雙方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以不同方式走出了舊體制。要知道，此後的中國也變了，也不再是以前的體制，但中國選擇了以經濟改革的方式走出舊體制。

問：1989年以後，中國政府擱置了政治改革議題，集中發展經濟，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令世界眩目，中國也成為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大國。而東歐國家則往往呈現出一種不穩定性。一些媒體因此也提出中國經濟先行的模式好於東歐國家先政治后經濟的模式。您怎樣看？

答：首先，東歐形勢不能統而論之。這二十年的成與敗在華沙、在布加勒斯特、在布拉格與在其他地方明顯不同。這些國家都經歷了驚人的經濟發展，建立了民主政體，他們如今是歐洲聯盟和北約組織的成員。一位波蘭學者最近在布拉格的一次東歐形勢研討會上總結說，波蘭的今天不只是最近三十年，而且是最近三個世紀最好的時期。也就是說，這些中歐國家的成果完全是成功的。

但是，在巴爾幹地區情況則不同。南斯拉夫發生了戰爭，南聯盟解體。民族主義走向暴力，邊界重新劃定，民族問題突出，等等，他們利用民族主義走出共產主義，其結果當然不同。波斯尼亞面對的是一場人類悲劇。此後則是很長時間的恢復期。

如果從俄羅斯看，這二十年的變化有成有敗。社會自由了，但是大國地位削弱了。俄羅斯不僅失去了對東歐國家的控制，而且也失去了對其邊緣地區的加盟共和國的控制。喬治亞危機和烏克蘭天然氣風波都反映俄羅斯試圖恢復對這些國家的控制。

所以說，從華沙、從貝爾格萊德和從莫斯科不同角度看，這二十年的成就評估也不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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