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事件不是宗教民族衝突

　　參考消息21日發表綜合文章，題為：「7·5」事件不是宗教民族衝突，文章綜合了海外媒體對於新疆「7·5」暴亂事件的報道，摘錄如下:

　　導讀：新疆「7·5」暴亂事件過去兩個星期了，烏魯木齊的局勢也大致平靜下來。在這段時期，有些伊斯蘭國家和組織指責中國政府歧視或鎮壓穆斯林，極端組織甚至恫言要對中國發動聖戰。那麼，這場造成197人死亡的人間悲劇，究竟是不是宗教矛盾引起的呢？

　　政策寬容  中國沒有「鎮壓」問題

　　【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20日報道】題：中國有沒有鎮壓伊斯蘭教徒？

　　新疆「7·5」暴亂事件過去兩個星期了，烏魯木齊的局勢也大致平靜下來。在這段時期，有些伊斯蘭國家和組織指責中國政府歧視或鎮壓穆斯林，極端組織甚至恫言要對中國發動聖戰。那麼，這場造成197人死亡的人間悲劇，究竟是不是宗教矛盾引起的呢？

　　在「7·5」事件發生後不久，中國外交部就指責「東突」分裂分子是幕後黑手，並指出這是一起以「世維會」為首和熱比婭為代表的境外分裂勢力參與煽動、策劃的事件，隨後又把「三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列入歸咎對象。幾乎同時，熱比婭在美國否認她涉及煽動「7·5」暴亂，並反駁說，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長期實行的高壓政策，以及在中共縱容下滋長的漢族極端民族主義，才是造成維漢流血衝突的真正原因。

　　由於維吾爾族是穆斯林，伊斯蘭國家當然很關注新疆局勢的發展。可是，在」7·5」事件的初期，很多情況都還沒有明朗化，包括死者的人數和構成等等，伊斯蘭會議組織只是在7月7日發表措辭謹慎的聲明。但當中國政府公佈「7·5」事件中的死者情祝後，該組織就沒有進一步指責中國政府了。

　　當然，還是有個別伊斯蘭國家的政府和組織仍然指責中國政府，伊朗和土耳其就在其列。伊朗和土耳其之間，不僅有宗教派系的矛盾，也有著地緣政治的矛盾，兩國都在爭奪中亞的資源和「穆斯林兄弟」。在土耳其高調力挺新疆的「突厥穆斯林兄弟」的情況下，伊朗宗教界自然不可能再保持沉默。從這個角度看，其高調反應與其說是針對中國，倒不如說是衝著土耳其去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國並不存在抑制伊斯蘭信仰的問題。相反的，這些年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是相當蓬勃的，而且是有數據支援的。

　　在中國的少數民族中，信仰伊斯蘭教的有十個民族。根據中國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這十個少數民族的人口總數為2032.06萬人，比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統計時增長了13.38%。由於這十個少數民族基本上是全民族信仰伊斯蘭教，大致可以推算出中國在2000年總共有2000萬伊斯蘭教徒。

　　今年是2009年，明年中國就要公佈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統計數字了。如果這十個少數民族的人口增長速率保持不變，仍然是13.38%，那麼我們大致可以推斷中國現在的伊斯蘭教人口總數大約是2300萬人。

　　此外，伊斯蘭教在中國雖然不是信徒人數最多的宗教，其宗教活動場所清真寺的數量卻位居中國五大宗教之冠，共有3萬多座，而且還在增加中。

　　從以上的幾組數據，可以看出這些年來，伊斯蘭教在中國其實是在持續發展，穆斯林的人數也是有增無減的。

　　暴力犯罪  「三股勢力」乃是黑手

　　【摩洛哥通訊社拉巴特7月16日電】中國呼籲伊斯蘭世界看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局贄，並表示目前中國正在同極端主義、分裂勢力和恐怖主義進行一場持久戰，將會毫不猶豫地堅決回擊境內外的任何分裂力量。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司馬義·鐵力瓦爾地近日在接受摩洛哥通訊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包括阿拉伯國家在內的大部分國家都理解中國政府的立場，只有極少數人響應熱比婭等反動勢力，也有極少數國家的國會議員支援他們。」

　　對於「7·5」暴力事件，他強調說這是一起無關宗教的事件。它足由「三股勢力」在境外煽動、境內實施的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他表示，中國在處理這一事件過程中採取的措施並不針對哪一個特定民族或者某個宗教。

　　他呼籲伊斯蘭國家認清新疆局勢的真相，了解中國政府的所有舉措都是針對「三股勢力」的，是為了維護國家團結、保障群眾的基本利益。

　　這位中國官員再次嚴厲譴責「世維會」在背後對烏魯木齊「7·5」事件前後發生的暴力事件的策劃。他說，事件發生以後，以熱比婭為主的「三股勢力」，又繼續通過網路、電視、電話等多種形式煽動，同時頻繁接受境外新聞媒體的採訪，鼓動分裂分子到駐各國的中國大使館鬧事，造強誣衊，他們都是打著人權、民主的旗號，以期對中國政府施壓。

    政府在西部地區反分裂地方立法

　　【美聯社北京7月20日電】中國國家媒體今天報道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說，政府將加快在這個西部地區的反分裂地方立法工作。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報道說，艾力更·依明巴海將7月5日的騷亂歸咎於境內外的「三股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

　　中國已經有一部反對分裂的國家法律，但並沒有類似的地方性法律。艾力更·依明巴海說，新疆正在開展立法工作，從而「為新疆反分裂鬥爭，打擊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法律支援」。

　　「人權」作幌  美國著眼地緣戰略

　　【墨西哥《每日報》7月19日文章】題：新疆不可告人的議程：石油、天然氣和輸油管道

　　新疆「7·5」事件與西藏「3·14」事件的相似之處在於，兩次暴力犯罪事件都發生在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敏感的戰略地區。不同之處在於，西藏與周邊地區的佛教徒鮮有聯絡，而新疆的維吾爾族與中亞和土耳其的穆斯林以及其他民族之間有著廣泛聯繫。

　　因此，亨廷頓理論的擁躉們樂於將中國境內的衝突看作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明衝突」，他們希望推動中國的巴爾幹化，及其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

　　隨著世界金融風暴的不斷深化，華盛頓和倫敦加緊了在整個歐亞大陸的軍事攻勢，特別是在極右翼學者伯納德·劉易斯提出的「危機之弧」，以便對中國、俄羅斯和印度三個新興的地緣經濟強國形成包圍圈。

　　美國學者威廉·恩達爾目前撰文分析了華盛頓如何插手中國的事務。他指出，除了要造成上海合作組織的分裂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連接中國和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和俄羅斯等國的幾條重要輸油管道都經過新疆。

　　與德國情報部門有密切聯繫的威廉·恩達爾指出，美國所謂的「非政府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在新疆「7·5」事件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他說：「美國的干涉與所謂的侵犯維吾爾族人權沒有什麼關係。相反，同新疆的地綠政治戰略位置有很大關係。國家民主基金會每年向位於華盛頓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提供21.5萬美元的資助。」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尋求新疆脫離中國，成立「東突厥斯坦」。

　　國家民主基金會也捲入了去年3月的西藏暴力事件，目的是在奧運會召開之前抹黑中國的形象。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創始人之一艾倫·溫斯坦曾經在1991年指出，從25年前開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大部分活動就都在中央情報局的操縱之下。

　　威廉·恩達爾指出，烏魯木齊暴力犯罪事件發生在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召開幾天之後，這並非巧合。

　　3月18日，國家民主基金會舉辦了一場題為「東突厥斯坦：中國共產主義政權下的60年」的「人權」研討會也並非偶然。

星島環球網 2009-07-23

平息新疆騷亂　中國不懼分裂主義勢力

　　7月5日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爆發的騷亂，傷亡人數之多舉世震驚，可謂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所罕見。此次騷亂的罪魁禍首熱比婭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真面目究竟是什麼？為何會給無辜民眾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本社匯選有關論點，供讀者參考。（評論員：季　實）


　　第二頁：中國打贏輿論戰　迎面痛擊西方抹黑　　第三頁：分裂勢力恐怖化　無關中國民族政策
　　第四頁：挑動分裂枉費心　熱比婭成不了達賴　　第五頁：上演反華大合唱　土耳其親近熱比婭

一、迎面痛擊西方抹黑　中國打贏輿論戰

1、挑釁文明社會底線　烏魯木齊騷亂觸目驚心

　　隨著新疆烏魯木齊市局勢的逐步平靜和走向正常，回過頭來看這場發生在7月5日，由「疆獨」分子熱比婭為首的境內外「三股勢力」（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策劃操作的暴亂事件，更加令人感到事件的觸目驚心和策劃者參與者的冷酷殘暴。據悉，烏魯木齊7•5事件已經造成197人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無辜群眾，可謂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所罕見。在這些數字中，每一個「1」都代表著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每一個「1」背後都有著一段血腥的恐怖故事。這場騷亂不僅危及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定、百姓的生命，而且還公然挑釁了文明社會的底線。（北京中國網）

　　據瞭解，廣東6•26韶關事件是7•5事件的直接導火索。當時因該市一工廠傳出維族工人強姦漢族婦女的謠言，結果發生漢族工人和維族工人的群毆事件，造成2名維族工人死亡，若干人受傷。雖然當地政府迅速控制並處理善後，但發生前後，當地民間和網路上流言四起，「三股勢力」藉助網路、手機簡訊等高科技傳播平臺，挑唆煽動這起駭人聽聞的慘案。（新加坡《聯合早報》）

　　此次暴力事件的發生令人聯想起1年前的拉薩3•14暴力事件。西藏暴亂活動延續了很長時間，企圖威脅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而「疆獨」分子選擇的時機是北京計劃為新中國成立60周年舉行盛大慶祝活動前，意圖也很明顯，就是破壞60周年的喜慶氣氛。不過從社會各界的譴責聲看來，他們似乎打錯了算盤。（法國《歐洲時報》）


2、慎重對待烏市騷亂　胡總放棄峰會提前回國

　　鑒於新疆局勢，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結束對義大利國事訪問後於當地時間7月8日凌晨提前回國。對於胡錦濤的大動作，有分析認為是為應付事態惡化，中國可能調動軍隊進疆，需要軍委主席的簽字。也有分析認為，為了避免世界領袖向胡錦濤提出新疆問題，造成更多的國際媒體關注，不如缺席峰會，緩和事件的曝光度。而真正重要的是，在八國峰會要與中國討論全球金融海嘯的關鍵時刻，胡錦濤為了新疆騷亂危機打道回府，其實是向世界表明一個既定的立場：如果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領土問題，中國即使暫時放棄經濟發展，也在所不惜。

　　對於新疆騷亂背後涉及到的疆獨東突，北京沒有任何讓步餘地。這不僅因為新疆166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占據中國六分之一的領土，還因為新疆是中國資源的重鎮，尖端武器研發基地，新疆出現問題，將可能導致中國大亂。不僅如此，新疆也是中東回教激進勢力構劃大伊斯蘭國家的一部分，新疆的命運，也與全球反恐戰爭的成敗，與全球文明衝突的大命運息息相關。新疆一亂，對中國是重大危機，對世界也是重大危機，更何況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也關係到世界經濟的安全。因此，任何國家對新疆發生的動蕩，都不應該幸災樂禍。（英國《金融時報》）

　　從中國政府應對本次騷亂的手法，也可看出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是非常謹慎的。比如，在公布傷亡者和施暴者時，儘量迴避其所屬民族；為了不加劇市民的恐慌心理，當地政府和警方是以交通管制而非全城戒嚴名義進行善後；在安撫民眾時，避免使用「維族暴徒」等刺激性語言。（泰國《世界日報》）


3、新聞開放前所未有　不給外媒歪曲報道機會

　　部分西方媒體正在尋找新一輪攻擊中國的途徑：7•5事件發生後，國際輿論廣泛關注。中國政府在當天夜裡就向民眾和媒體發布暴亂事實真相及有關傷亡數字，並且隨即邀請國內外媒體赴新疆現場採訪，保持了高透明度。很多媒體都能依據事實，客觀、公正地報道這一事件，但也有部分西方媒體仍刻意歪曲事實真相。

　　這場造成千餘人死傷和巨大財産損失的暴力犯罪，在這些西方媒體的報道中被定性為「和平示威」、「歧視性民族政策造成的衝突」，而中國警方為維護社會治安、恢復正常社會秩序採取的必要強制措施卻被渲染成「鎮壓」……傾向性十分明顯；更有部分西方媒體甚至再次喪失基本職業道德，在圖片、畫面上造假，在細節和用詞上移花接木、顛倒黑白,甚至把警方解救出來的受害群眾說成是警方施暴的「犧牲者」，試圖混淆事實，誤導海外讀者和觀眾。（法國《歐洲時報》）

　　然而，中國公布的大量影像資料在網上廣泛流傳，成為暴力分子打砸搶燒的鐵證。回顧7•5事件發生後的24小時，5日晚9時30分，騷亂後1個多小時，新華社發出快訊；6日凌晨，新疆自治區主席發表電視講話，對事態做出說明。官方還於6日下午成立新聞中心，為中外記者採訪提供方便，並歡迎外媒前往採訪，讓他們不再有歪曲報道的機會，因為事實勝於雄辯，一切謠言都會不攻自破。（西班牙《華新報》）

　　顯然，7•5事件之後，中國政府所交的危機公關成績單，與過去相比，讓人刮目相看。可見中國政府已從SARS、西藏「3•14」事件等的危機處理過程中，吸取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美國《僑報》）

二、分裂勢力恐怖化　無關中國民族政策

1、騷亂非因民族矛盾　中國民族政策相當成功

　　日前，中央民族大學的楊聖敏教授表示，目前已有充分的事實證明這場騷亂是由熱比婭等人挑起並組織的，而不是突然而生的民族矛盾問題。他近年來在新疆的多次調查表明，絕大多數新疆維吾爾族人對國家的民族政策是滿意的，也沒有什麼所謂的「民族矛盾」：「我想你也應該注意到，這個事起來的很突然、很快，但消失得也很突然、很快。為什麼在那麼大的新疆，其他的地州沒有多少人響應它？因為新疆的維吾爾族和漢族的關係基本上是好的，它沒有社會基礎，沒有群眾基礎。（北京國際在線網）

　　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的民族問題處理得一直相當成功，中國鮮少像其他國家那樣，發生民族間的大規模衝突。中共執政以來實行的是優待少數民族的特殊政策，大致可概括為政治上懷柔、經濟上優惠、待遇上優厚，目的旨在增強少數民族對國家的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這種政策使少數民族人口享受了漢族人所不能享受的好處，因此使一些漢族人頗感羨慕，例如在升學機會和仕途升遷等方面，而且在法律層面，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實行「兩少一寬」（少捕少殺，一般從寬）的政策。（新加坡《聯合早報》）

2、分裂勢力三張王牌　「疆獨」極端化特徵更明顯

　　透過此次新疆7•5事件，聯繫到去年的拉薩3•14事件，可以初步對比出「疆獨」和「藏獨」這兩種分裂運動的若干異同。無論「疆獨」還是「藏獨」，都不約而同地大打如下三張牌：一是宗教文化牌，聲稱其宗教自由受到鉗制，教徒遭到歧視和迫害，民族文化面臨外來漢族文化的「嚴重威脅」，甚至有「滅絕的危險」；二是歷史牌，都肆意歪曲、篡改歷史事實，向當地少數民族群眾及國際社會宣揚當地所謂「獨立建國」的「歷史」，為其分裂運動謀取歷史合法性；三是西方牌，或者「美國牌」，即投其所好地緊緊依靠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充分利用其政府在對華外交上的槓桿需要，及其部分政要、民間團體和群眾在人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數民族文化保護方面近乎潔癖式的拯救情結和使命意識，渲染自己的所謂「民族悲情」。

　　兩個民族分裂運動還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隨著近年來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步步提升，以及中國外交形勢的進一步好轉，分裂勢力普遍有著被邊緣化的嚴重心理恐慌，於是都存在由「文攻」轉向「武衛」的恐怖化傾向。此外，境外「三種勢力」的鼓勵、提攜和支持，分裂勢力內部激進、極端的年輕一代逐步崛起，也加速了「疆獨」、「藏獨」等分裂運動的恐怖化步伐。

　　不同的是，「疆獨」勢力的恐怖化起步更早，極端化特徵更為明顯，與境外恐怖組織的關聯更為直接和頻繁。同時，熱比婭這類「疆獨」骨幹分子目前羽翼未豐，沒有吸引西方世界足夠的關注。相比之下，「藏獨」勢力加速恐怖化勢頭主要表現在最近幾年，由於有達賴喇嘛這個被西方形塑半個多世紀的傀儡式「偶像」，加之其宣揚的所謂「和平路線」、「中間路線」等，其分裂活動更具蠱惑性、僞善性。（香港中評網１）

3、民族問題歷來棘手　烏魯木齊騷亂發出警訊

　　事件基本平息之後，有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必須提到執政者和所有漢人的面前，那就是：多年來的不可謂不優厚的少數民族政策，為什麼沒能真正獲得少數民族——或至少是回藏兩族——人們的心？從去年西藏的3•14，到今年新疆的7•5事件，民族矛盾激化，是中國發展中的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而一個國家在轉型和走向多元、自由的過程中，民族問題若處理不好，很可能成為民族崛起的滑鐵盧。十幾年前南斯拉夫的教訓，是十分深刻和慘痛的，應當為今天的中國所記取和避免。（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西方媒體堅持雙重標準，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的這種偏見並沒有改變，並且似乎認為是找到了攻擊中國的新途徑：在不斷拋出的經濟威脅、軍事威脅等「中國威脅論」收效甚微的情況下，中國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發展的民族政策，成為其攻擊的新目標。（日本《東方時報》）

　　從世界角度來看，民族問題歷來是一個棘手問題，中國也不例外。有評論認為，這次暴亂不是發生在維族人為主的南疆地區，而是新疆發展最快，經濟最為繁榮的首府烏魯木齊，敲響了漢人與維吾爾族人之間族裔矛盾的警鐘。為甚麼騷亂會在烏魯木齊爆發呢？當附近的喀什、和田，維吾爾族的人民仍維持在八成以上時，烏魯木齊由於是首府，兼經濟重鎮，漢族人口竟然接近八成。維族人如是感覺到，生存空間是縮小了，而本身的利益亦被侵佔了，如是由不安全感變成一種排外意識，到最後以騷亂的方式去發泄。因此這次的騷亂，就是一種警訊。（韓國《東亞日報》）

　　應該看到，烏魯木齊騷亂事件的發生，使中國民間社會、私營企業對維族的成見和戒懼心理加深，分散在各地的維吾爾人日子可能更不好過，産生摩擦的可能性也更大，政府要正視這些問題，要緩解大到新疆一地，小到一個民營企業的漢維矛盾，就要下更大的功夫，不然，把維吾爾人「趕到」北京不喜歡的那一邊去，局面難以控制不說，一直難以成氣候的「疆獨」也可能就此壯大。（美國《世界日報》）

三、挑動分裂枉費心　熱比婭成不了達賴

1、新疆騷亂罪魁禍首　熱比婭反華成為新棋子

　　據初步查證，7•5事件是以熱比婭為首的境外「疆獨」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指揮煽動的。該組織近日通過網際網路等多種渠道煽動鬧事「要勇敢一點」，「要出點大事」。據悉，熱比婭在烏魯木齊7•5事件發生前一天，就與她在新疆的弟弟打電話，「預測」明晚「要發生一些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每次策劃恐怖襲擊後，熱比婭和她的「世維會」總將責任推給中國政府。2008年3月，「東突」分子陰謀策劃南航炸機事件未遂，「世維會」發言人迪西夏提馬上站出來污衊這是中國政府的陰謀。可笑的是，該組織在西方面前總宣稱自己是個「非暴力、與恐怖主義毫無牽連的團體」。這次也不例外，事發後，她就開始忙著與國際媒體聯絡，「控訴」中國政府「殺害維吾爾人」。（北京《環球時報》）

　　7•5事件之後，主席熱比婭已成為在西方媒體上鏡最多的人之一。在7月7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熱比婭出示了一張顯示發生在烏魯木齊「和平示威」的「證據」照片，但很快人們發現，這只不過是6月26日湖北石首一場群體事件的照片，網際網路上到處都有。另一張被放大的、顯示烏魯木齊「街頭暴力鎮壓」的照片，被「世維會」的人們高舉著，拿到安卡拉的中國使館前示威，而事實上，這只是發生在5月15日數千公裡外杭州的一場車禍的照片。在出示如此重要的「證據」來「控訴」中國政府的「暴行」時，「世維會」和熱比婭似乎應該更加仔細一些。（北京人民網）

　　除此之外，一篇署名「熱比婭」的、用流暢的英語寫就的長文，還在7月8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刊登了出來。它「控訴」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殘酷統治」，並熱切要求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當然，也許正如「世維會」和熱比婭期望的，這篇火辣辣的文章在《華盛頓郵報》的網站上很快獲得了很高的點擊率，但這同時也把她和她的組織曝光在了成千上萬網民雪亮的眼睛面前。這篇文章的近百條跟帖，幾乎都認為熱比婭對中國民族政策的指責站不住腳，至少，熱比婭本人，不就是這個民族政策的受益者嗎？她那頗似「美國夢」的傳奇經歷，正是在中國成就的。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新疆後，這個女人在短短十年裡建立了她的商業帝國，她自己從一個「練攤兒」的，躍升為了新疆的女首富。她曾任新疆工商聯副主席，還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成了「政治精英」。她投身政治活動，參與政府工作——而這些如今都成為她批判聲討的對象。（北京人民網）

　　2000年，熱比婭因觸犯中國刑法，構成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附加剝奪政治權利2年。服刑期間，熱比婭個人提出保外就醫申請，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司法部門同意其申請。2005年熱比婭出獄赴美保外就醫。熱比婭出國前一再向政府保證，出境後絕不參與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任何活動。但是她到美國一下飛機，馬上就發表聲明變了臉。（北京《中國青年報》）

　　幾年來，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的刻意包裝、扶持下，熱比婭迅速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分裂分子，成為境外鼓吹新疆「獨立」的「東突」分裂勢力的領袖人物。美國選擇熱比婭的原因涉及當時國際反恐鬥爭、境外「東突」勢力的活動以及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鬥爭。熱比婭長期在新疆生活，瞭解新疆現實情況；她是一個較為成功的商人，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她的坐牢經歷被視作維吾爾族人人權受「侵害」的典型和政治資本。如今，熱比婭已經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用以制約中國的一枚新棋子。（上海《社會科學報》）

2、藏獨疆獨早有勾結　熱比婭要做另一個達賴

　　去年拉薩發生打砸搶燒事件後，一直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另一個達賴」的熱比婭便曾呼籲向「藏獨」學習，製造大事。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趙國軍認為，熱比婭曾經在美國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她和其他「疆獨」分子「十分羨慕」達賴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她也希望像達賴那樣在國際社會奔走，宣傳維族人的「人權和民主」。歸根結底，熱比婭就是想以達賴為模板，以「藏獨」分子的策略、途徑和方法為榜樣，進行分裂活動。（北京新華網）

　　7月14日，達賴的新聞官在印度公開了一封來自「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信，信中稱對方為「你們的國家」，並謙卑地「懇求」達賴給予協助和支援。「疆獨」和「藏獨」勾勾搭搭不是什麼。

境外「東突」分裂勢力大起底

　　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帶有明顯的暴力恐怖特徵，截至7月6日19時，已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傷和巨大的財產損失，舉世為之震驚。該事件是由「東突」分裂組織——以熱比婭為首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一手策劃、指揮實施的。暴行讓境外「東突」分裂勢力再次凸現在世人面前。境外「東突」分裂勢力是如何形成的？其又經歷了什麼樣的流變？

流亡出境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不願意參加起義的國民黨新疆黨政軍各系統人員，被網開一面，假道南疆，翻越喀喇崑崙山，經印控克什米爾外逃。曾擔任國民黨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的穆罕默德·伊敏和曾任聯合省政府秘書長的艾沙·玉素甫這兩個老牌「東突」分裂分子，帶領其追隨者也外逃出境。伊敏和艾沙先是暫居在印控克什米爾。當時，歷史上由於經商、朝覲、叛亂等原因而留居印控克什米爾的中國新疆籍僑民不少，並成立有互助組織「新疆僑民旅居克什米爾同鄉會」。伊敏和艾沙不久控制該組織，將其改名為「東突厥斯坦僑民聯合會」，其宗旨是「在新疆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堪稱「東突」分裂勢力在境外成立的第一個分裂組織，印控克什米爾也堪稱是境外「東突」勢力的第一個活動基地。不過，印度政府不久就限制了該組織的活動，並驅逐其人員。1953年10月和1954年7月，伊敏和艾沙分別移居西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開始經營其西亞據點。

盤踞土耳其

　　遷居土耳其後，伊敏、艾沙開始長期經營境外「東突」勢力。最初，由於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伊敏、艾沙表面上保持對蔣介石的承認，但是1956年後，他們公開與蔣介石決裂，成立「新疆獨立聯盟」。1959年，借西藏叛亂之機，他們制定所謂的國旗、國徽，公然叫囂「我們的祖國是突厥斯坦，我們的人民是突厥，我們的宗教是伊斯蘭」。伊敏、艾沙先後成立多個分裂性組織，諸如「東突厥斯坦僑民協會」、「東突厥斯坦委員會」、「東突厥斯坦民族統一聯盟」、「東突厥斯坦文化協會」、「東突厥斯坦青年聯盟」、「東突厥斯坦國際民族陣線委員會」、「東突厥斯坦慈善基金會」、「東突厥斯坦難民福利基金會」、「東突厥斯坦民主聯盟」、「艾沙基金會」、「東突厥斯坦民族中心」、「東突厥斯坦民族黨」、「伊斯蘭反對黨」、「維吾爾互助基金會」等，其中「東突厥斯坦慈善基金會」（又名「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基金會」）最為著名。該組織是由「東突厥斯坦僑民聯合會」發展而來的，改組後與境外泛伊斯蘭主義組織關係密切，艾沙任顧問。該組織實質上是境外「東突」勢力在土耳其成立的一個分裂組織。為擴大影響和謀取更大的生存空間，他們和國際上泛伊斯蘭主義組織及泛突厥主義組織加強聯繫，創辦以多種語言出版的《東突厥斯坦之聲》等刊物，極力在西方謀求支援；其人員逐漸分散到歐洲不少國家，將「東突」分裂勢力傳到歐洲。與此同時，他們還想方設法向國內滲透，影響新疆。主要方式一是將其所出版的刊物和圖書等宣傳品，偷運至新疆境內散發，諸如伊敏的《東突厥斯坦簡史》以及《突厥斯坦之聲》刊物等；二是多次派人進入新疆搞串連，煽動境內宗教人士和青年到國外接受其培訓；三是對出國朝覲、探親、留學等人員拉攏和策反；四是在境外組織遊行、示威，聲援境內「東突」勢力的活動。土耳其是境外「東突」分裂勢力經營時間最長的地區。1964年伊敏去世後，艾沙一直起著主要作用，該地「東突」分裂勢力因此被稱為「艾沙集團」，直到艾沙1996年去世為止。艾沙集團是「東突」分裂勢力在境外最早的分裂組織，活動時間最長，影響最大。艾沙集團新生代領導層中，除了原來外逃分裂分子的後代外，還吸收了不少改革開放後從新疆外逃的「東突」分裂分子。

開闢歐洲據點

　　盤踞在土耳其的「東突」分裂勢力不斷有人員赴歐洲等地務工和學習，但是至20世紀80年代以前，「東突」分裂勢力在歐洲的組織較少，影響有限。80年代後，「東突」分裂勢力在德國、澳大利亞、瑞士和瑞典等逐漸成立分裂組織，特別是在德國其影響凸現。他們在歐洲建立了20多個組織，主要有：「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歐洲東突厥斯坦統一聯盟」、「東突厥斯坦資訊中心」、「美國維吾爾聯盟」、「歐洲維吾爾青年統一陣線」、「東突厥斯坦民族獨立聯盟」、「澳大利亞東突厥斯坦協會」、「英國東突厥斯坦聯盟」、「瑞典東突厥斯坦協會」和「維吾爾人權同盟」等。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歐洲這些「東突」組織加緊和當地反華勢力勾結，擴充力量，試圖籌建「流亡政府」之類的聯合組織，以求得西方反華勢力更好的支援。歐洲「東突」分裂勢力的代表人物為艾爾肯、安尼瓦爾江等。從「東突」在歐洲組織的特點看，這些組織五花八門，其人員有的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部門有聯繫，有的打著學術招牌進行活動，有的則進入廣播電視部門，有的則披著僑民外衣進行各種活動。而這些組織要麼提供經費指導新疆境內外的分裂活動；要麼杜撰新疆的歷史，為其分裂活動尋找依據；要麼進行「心理戰」，煽動分裂。以德國為主要基地的歐洲「東突」分裂勢力，其人員結構較為年輕，以泊居境外的老牌「東突」分裂勢力後代以及國內改革開放後從境內出逃去的人員為主，屬於新生代，是活動最為猖獗的一批。

流竄中亞和南亞

　　寄居中亞的「東突」分裂組織主要是在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等國。這些分裂組織最早產生於20世紀60年代，在20世紀90年代後得到急速發展，最多時有20多個。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東突」分裂勢力開始在中亞集結。1962年，蘇聯策動的「伊塔事件」中，有不少人員逃到蘇聯，隨後又有一些人員叛逃或者經過合法渠道赴蘇。20世紀60年代末，這些人員中的「東突」分裂分子成立了一系列分裂組織，其基地分散在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等國。蘇聯時期，它們在蘇聯情報部門支援下，大肆進行反華活動。中亞「東突」分裂勢力組織眾多，但力量分散，也沒產生具有影響力的領袖人物。但是經過多年演變，至20世紀90年代，逐步形成了以玉素甫·莫合裏索夫和卡哈爾曼·霍加木拜爾迪耶夫為首的分裂集團。這些組織一度十分猖獗，對我國邊境地區造成極大危害。「上海合作組織」機制建立後，「東突」分裂組織反華活動受到限制。在中亞的20多個「東突」分裂組織中，大多數成立於20世紀90年代。其主要的有：「東突厥斯坦國際委員會」、「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維吾爾斯坦解放組織」、「維吾爾跨國聯盟」和「東突厥斯坦民族革命陣線」。其中，「維吾爾跨國聯盟」影響一度頗大。該組織成立於1992年1月，同年9月通過了哈薩克司法部門的註冊登記，成為合法的社會政治組織。該組織下轄政治、財經、外交、文化宣傳、宗教和青年工作等各部門；主辦有《維吾爾之聲報》；叫囂要「在東突厥斯坦建立無與倫比的伊斯蘭大國」。20世紀90年代前，南亞地區「東突」分裂組織較少，而且規模小，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但是，隨著南亞地區宗教極端勢力的惡性膨脹，該地區成為宗教極端勢力、國際恐怖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活動的一個新的中心。在得到國際宗教極端勢力和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支援後，「東突」分裂勢力在此迅速發展，特別是其發展武裝和進行暴力活動的傾向急速加快。由於交通相對便利，該地區「東突」分裂勢力和國內聯繫密切，企圖危害新疆穩定的地區。該地區「東突」分裂組織相對較少，但是危害嚴重。主要組織有：「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又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真主黨」）、「東突厥斯坦青年黨」、「突厥黨」等。其中，艾山·邁合蘇木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最為猖獗、危害最大。「東伊運」是由艾山·買合蘇木創建的。艾山·買合蘇木是新疆喀什地區疏勒縣阿拉甫鄉人，推崇伊斯蘭教法統治，主張進行「聖戰」。1997年艾山·買合蘇木逃到境外，從中亞輾轉到巴基斯坦。他先後組織了多個「東突」分裂組織，其中「東伊運」最為世人所熟知。艾山·買合蘇木組織武裝力量，並將其中部分力量列入塔利班戰鬥序列。買合蘇木的人員在阿富汗的德薩拉卡基地接受軍事訓練，有時被抽調參加阿富汗、車臣和克什米爾等地「聖戰」。作為國際恐怖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參加過塔利班和「烏伊運」（「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的恐怖活動，和本·拉登關係密切，接受其指示、經濟援助、訓練援助和武器援助，參與基地組織恐怖活動，還多次滲入國內，製造多起恐怖活動。「9·11」事件後，美國對阿富汗的塔利班和本·拉登進行軍事打擊。「東伊運」先後有70多人喪生，其餘或作鳥獸散，或被美軍抓獲，或藏匿起來。2004年10月，艾山·買合蘇木在巴基斯坦被擊斃。目前，「東伊運」雖然力量很小，但是其勢力仍然存在，其頭目是薩克，仍然藏匿在巴基斯坦。

在美國設立新的巢窟

　　1983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插手下，境外「東突」分裂勢力在紐約成立「東突厥斯坦民族獨立聯盟」，並在美國多個州設立分支機構。此後，美國開始成為境外「東突」分裂勢力活動的新巢窟。20世紀90年代，「美國維吾爾協會」在華盛頓成立，「東突」分裂勢力在美國的力量進一步加強。1996年，熱比婭丈夫斯迪克輾轉來到美國，和「美國維吾爾協會」建立聯繫，並在美國拓展生存空間，為熱比婭最終赴美鋪路。2005年3月17日，熱比婭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直接來到美國。在美國一些機構的支援下，熱比婭全面出擊，四處活動。她頻繁接觸境外反華媒體，詆毀中國政府；極力接觸美歐議會、政府，尋求保護傘；以人權為突破口，極力衝擊諾貝爾和平獎，謀求反華勢力提供的各種「榮譽」；積極推動「東突」勢力聯合；著書撰文在國際反華勢力中提高其知名度；成立基金會為其境外活動募集資金支援；勾結達賴集團等境外其他分裂勢力與民運組織，圖謀形成聯合陣線。在3年多的時間裡，熱比婭迅速成為境外「東突」分裂勢力的領軍人物，被標榜為「維吾爾族的母親」。2006年11月在「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二大上被選為主席，2009年5月在美國召開的「世維會」三大上繼續連任主席。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正是其在此任上策劃、指揮的。事實說明，美國已經成了境外「東突」分裂勢力的新巢窟。（來源：中國經濟週刊）

星島環球網  2009-07-24

切勿再將民族與宗教問題混為一談

　　黎月

　　新疆7?5騷亂發生後，有很多評論認為這是中國宗教民族政策的失敗，更有人將之提高到共產黨的無神論與傳統宗教基本矛盾的高度。這種將宗教與民族問題混為一談，無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宗教之進步的論調，無益於廓清是非，更無助於問題的解決。但民族問題的真正解決，需要確立以文化為核心統領民族事務的思路，通過多元文化的融合共進實現民族團結。

　　現行民族政策反思

　　雖然中國國家民族委員會等部門官員否認中國的民族政策與暴力事件之間的關聯，但這並不能消除外界對於中國民族政策的反思和質疑。

　　新疆騷亂的發生，表現為維漢矛盾，的確是對中共民族政策的一次大考。現行的民族政策，其初衷是通過一系列優遇來提高少數民族的地位，彰顯泱泱大國大族的包容風範。在平均主義的年代，它的確是有效的，因為那時物質不富裕，政治地位及待遇的平等甚至高出，就顯得尤為重要，雖經文革的破壞，但民族關系總體上是穩定的。但改革開放中貧富差距擴大，也拉大了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與東中部地區的差別。出於穩定的考慮，原來的民族政策，就在經濟利益的驅動和地方政府的短視下，異化為「贖買」——在政府方面是，只要你在我這一屆不鬧事，我就給你錢；在少數民族方面是，要想要錢，就得鬧鬧事。這種贖買的結果反而強化了少數民族的民族身份意識，催化了民族問題。不說遠的，2007年初通過的「十一五」（2006－2010年）規劃中，中央政府將在西藏投資778.8億元建設180個項目，可謂投入巨大，但第二年就發生3?14騷亂。雖然這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因果關系，但至少說明經濟贖買並不能換來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計劃經濟時代的民族政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異化，的確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新疆事件後，海內外很多學者都對中國的民族政策進行了反思。普遍認為中國的民族劃分與民族自治制度是效法前甦聯的結果，現行政策在不同族群間實行差別待遇，不僅造成了族群之間的鴻溝，還把族群間的差異與隔閡固定化、永久化，客觀上容易造成族群的敵意與對立，為民族間矛盾不斷升級埋下了伏筆。學者們認為，不僅在中國古代沒有民族的概念，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對民族做法律的劃分，在香港澳門、台灣，也不實行民族劃分的制度，應當取消源自於甦聯的民族定義和劃分，實行國民待遇。很多學者都認為，現行民族制度賦予了「少數民族」自治的權利，而漢族人和漢族地區卻得不到這一權利，其結果必然是「兩邊不討好」。

　　另外，現行民族政策也製造了大量的少數民族特權階層，這些人政治經濟待遇都很高，仗持中央對於他們穩定民族關系的依賴性，把持了中央支援少數民族地區的一些資源，往往暗箱操作，損公肥私，導致中央政策變形，引起所在地區少數民族群眾的不滿，這些情緒也會轉移到對政府的不滿上。

　　綜合來看，海內外學者普遍認為應當反思現行民族政策。雖然國家民放委員會否定民族宗教政策出現問題，但這並不代表問題不存在。

　　筆者認為，中共的民族政策總體上還是成功的，不能因為一次事件就一棍子打死。現行民族政策並不完全來自於甦聯模式，早在民國時期，就有民族區域自治的存在，如民國政府頒行的《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八項》。所謂「源自前甦聯」的說法，暗含著一種「政治正確」，為否定現行政策提供了一種輿論和心理基礎。事實上，中共現行民族政策，的確在保留少數族裔的民族文化傳統，促進民族團結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如一些有語言無文字的民族，中共都花力氣幫他們創立了文字。改革開放之後，中共在保留少數民族文化方面，更是不遺餘力。美國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學文理學院前院長黎岳庭就認為，美國的民族問題比中國的嚴重得多，白人才是真正對本土印地安趕盡殺絕。中國歷史從古到今，都沒有民族滅絕的記錄，從唐開始，中國就注重用文化的傳播融合實現各族裔的和善。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中國都擁有其他國家所不具有的豐富內涵。但現行民族政策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必須會在全球化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不適甚至異化，適時的改良是必須的。而改良永遠比改革困難，這方面有賴於中共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在繼續歷史與傳統的前提下，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積極推進和調整。

　　但這裡面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能再將民族與宗教問題混在一起。

　　切勿再將民族與宗教問題混為一談

　　一種危險的傾向是，對民族問題的反思往往將民族與宗教問題混為一談。很多人往往不加區分地將民族宗教問題看成同一個問題，一個原因是各民族的確擁有不同的文化及宗教背景，利益訪求往往打著文化的旗號進行，另一個原因與中共過去的宣傳中，總是將民族宗教問題同列，甚至視為同一問題有莫大的關系。宗教政策也構成了其民族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其實，西藏、新疆的民族問題，並不表現為藏傳佛教、伊期蘭教與漢文化的沖突。另一些較大的民族，如回、蒙，則保持相對安靜的狀態，都說明這不是宗教文化問題。

　　單看中共的宗教政策，雖有不盡人意之處，但若不帶偏見地看，這三十年來，實則是個大進步。

　　其一，信仰還算自由。傳統五大宗教自改革後都重新回歸中國社會生活，這是基本事實。中共恪守的底線是只要你不威脅政權，就給予空間。這一點還是基本做到的。佛、道、伊斯蘭、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得到官方的認同和支持。近年來，與梵蒂崗的關系也在改善之中。中共提出建設和諧社會，也大大提升了宗教的地位。

　　其二，中共的歷屆領導人對宗教問題特別重視。鄧小平以愛國為標尺，確定了中共改革開放後的宗教政策原則:不能用行政命令的辦法;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獨立自主的自辦教會政策。其後的江澤民、胡錦濤也都堅持這些原則，並且在此基礎上有所豐富。江澤民認為宗教有長期性、群眾性和復雜性。胡錦濤更是將宗教建設納入其和諧社會的理念之中，在他的主導下，2004年中共國務院頒布了以「維護宗教和睦和社會和諧」為宗旨的《宗教事務條例》，這是將宗教事務納入法治軌道的重要步驟。2007年12月，胡錦濤專門發表了關於宗教問題的講話，特別提到了三個「全面認識」︰全面認識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將長期存在的客觀現實，全面認識宗教問題同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方面因素相交織的復雜狀況，全面認識宗教因素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的特殊地位，努力探索和掌握宗教自身的規律，不斷提高宗教工作水平。說明中共高層對於宗教問題的認識，已上升到文化戰略層面。

　　其三，中共一些高級官員也多主張宗教寬容，發揮宗教的社會功能。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葉小文，更是有多篇專著論述宗教問題，如《宗教問題怎麼看怎麼辦》、《化對抗為對話》、《把中國宗教的真實情況告訴美國人民》等。作為專事宗教事務管理的高級官員，葉的態度無疑直接影響著執政黨的決策。葉也主張宗教寬容，認為完全可以引導宗教為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服務;主張努力促發宗教積極、和諧的因素，促進和諧中國，和諧世界的建設。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的潘岳（現任國家環保部副部長）也曾撰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主張宗教寬容，提出要重新審視宗教的心理功能、文化功能和道德功能，主張用中國文化去融合各種宗教，建立科學合理的政教關系，被視為中共發出宗教改革的強音。

　　將宗教與民族新問題混同，會抹殺中國社會在宗教方面的進步，更會使人不加分析地掉入「文明沖突」的語境中，會將一種利益沖突上升為文化沖突，這並不利於問題的解決。

　　用多元文化融合共進解決民族問題

　　但要真正解決民族問題，則又必須具有文化視野。應當改變中國現行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在前主導，宗教在後輔助的倒置狀態，提高文化宗教在民族關系中的地位，用文化包括宗教來統領民族工作，加強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修正民族政策，改善民族關系。

　　在這一點上，葉小文、潘岳等人的見解倒是有可以參考之處。葉小文認為，「中華文明尚『和』的傳統，中國宗教崇『和』的美德」，「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認為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上，少有文明之間的互相蔑視，多是互相尊重；少有文明之間的弱肉強食，多是有容乃大；少有文明之間的生存競爭，多是和合共生；少有文明之間的孤芳自賞，多是互補共榮。集中到一點，就是「和而不同、美美與共」，並以此達致「五教同光，共致和諧」。

　　潘岳認為，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類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那種一教獨尊、政教合一的局面，這是因為中國特有的文化倫理體系的作用。儒家文化下的政教關系使中國從未出現過宗教戰爭，宗教的存在首先不是政治形態，而是社會文化形態，佛、道二教在中國歷朝歷代一直是社會穩定的因素和力量。無論外來宗教如何強勢，凡進入中國，都會與大中華文化相融，無一例外。 他主張改革傳統的宗教管理觀念，用中國傳統文化來融合宗教文化，以法制為基礎來奠定科學合理的政教關系，用「民族融合與正教顯揚」，來對付「邪教與分裂主義」。

　　民族是表，文化是里，只有文化上平等才能是真平等，文化上的尊重才是真尊重，文化的理解才是真理解，文化上的融合才是真融合。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在於以中華文化為核心，在文化宗教問題上尊重多元，融合共進。在民族區域完全自治較難進一步推進的前提下，與其在經濟利益和所謂的社會地位上給少數民族一些優待，不如將這種資源向多元文化上傾斜，像歐美那樣採取多元文化政策，在花大力氣保護各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廣泛促進多元共榮的交流，同時盡快給民族宗教文化活動立法，使宗教管理法制化，如此，才能大幅改善中國顯性或者隱性的民族矛盾，用融合和理解實現多元文化的大一統格局，化解不滿和分歧，讓分離主義找不到文化的土壤，並為世界提供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傳統和解共生的典範。

　　中國的很多宗教學者，如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光滬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文化藝術研究室主任、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王志遠教授，都主張在服務和諧社會的前提下進行宗教及其官理體制的改革，彰顯和積極發揚宗教的文化作用，建立一個龐大的多層次的教化體系，為構建符合中國社會需求的文化價值體系做出貢獻。很多學者認為，在宗教管理上，必須盡快把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納入法制軌道,由過去主要靠政策向既靠政策又靠法律,逐步實現主要依靠法律進行管理的方向轉變。

　　但目前對於宗教文化的認識明顯不足，如主管宗教的宗教事務管理局，只是國務院下面一個副部級單位，而國家民族委員會卻是正部級單位。在文化交流日益重要的今天，文化軟實力已成為大國崛起的重要條件，宗教活動亦日益全球化，考慮到文化宗教活動在建設和諧社會方面的重要性，應當提高宗教事務的管理地位，設立至少是正部級的宗教事務管理委員會，對宗教活動進行依法管理，將宗教工作與中國的和諧文化、和諧社會建設，以及與世界文化的交流納入到同一的體系中去考量和定位，為中華的統一和中華的崛起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

　　總之，要充分認識到宗教文化在民族問題上的根本性和重要性，理順此前倒置的民族宗教關系，從宗教文化入手去解決民族問題，是已經被發達國家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經驗，也符合中國順應時代潮流，進行體制創新的現實需要。

原載多維網  
來源: 新聞船 於 09-07-24 文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