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心：雜記「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傅斯年

　　　　　　　　　　　　　　　　　　　　　　　　　　　　·慧　心·

談五四學生領袖，傅斯年是繞不開的，他，羅家倫，段錫朋並稱「五四三架馬車」。傅斯年後來成為學界領袖，有關他的介紹和材料很多。他和羅家倫在北大創辦的《新潮》雜誌，與教授們的「新青年」雜誌一起，為培育新式青年，喚醒國民，為五四和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打下重要的基礎。傅斯年本人在五四那天，高舉大旗，被譽為「五四運動總指揮」。不過第二天，他開會時被人打了一拳后，隨即宣布退出運動領導圈（開會打架看來淵源很早），運動中的有些東西已在背離他的初衷了。

認同自由，開明，公平的傅斯年，崇尚的是有序的自由，希望由社會的自然演變和和平推動來實現民主政治，而不是武力與暴動。因此他只好作了政府的諍友。以他「急進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大炮」的性格，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這個「傅大炮」的火力還真打落過中國兩個最顯赫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在他作為國民黨的座上賓時，他也是謹守「道尊於勢」的原則，是國民黨體制內堅決的「異議人士」。他與蔣介石間有一段著名的對話。蔣為保孔，曾請傅吃飯，席間的談話有如下一段：

「你信任我嗎？

「我絕對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說得出這樣豪氣的話，他自然不會接受政府的高官厚祿，遠遠保持在野的姿態，對政府施加壓力，以此推動社會的變革。他對胡適說：「我們若欲於政治有所貢獻，必須也用壓力，即把我們的意見加強並明確表達出來，而成一種壓力。」對於在朝的態度則是：「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當然，他所謂自己是「自由社會主義者』，認同的是羅斯福新政中的「四大自由」概念，是要走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路線。二戰後，英國工黨通過議會選舉，擊敗當時因領導對德戰爭勝利而聲望甚隆的保守黨，此一消息不獨對中國的自由派人士而且對整個知識界鼓舞甚大，他們都希望中國走這條路，開國民大會，由人民的選票決定掌權人。當然國大是如期開了，可接踵而至的內戰炮火擊滅了他們的熱情和希望。

因此社會主義的傾向，有人說傅斯年有些「左傾」。不過，對中共他有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共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雖有這樣的看法，他並不拒絕與中共的接觸。這就有他滿懷希望的戰後延安之行，雖然此行更堅定了他對「早識當年路本歧」的認識。

１９４５年他被國民參政會推為第三勢力的五人代表出訪延安，受到隆重接待。毛澤東也對他當年景仰的五四先驅非常熱情，專門和傅斯年單獨談了一宿。傅先生的延安之行見到好些老友，訪問了好些地方。可他的觀感與他人不同。據老友羅家倫回憶：「他（傅）在重慶被國民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的代表團的五（６）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後，和我談過幾次。他認為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漫步到禮堂里，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真諷刺地贊道：『堂哉皇哉！』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

秉存如此不同的理念，在中國國共政權易手時，他的選擇是以北大校長的身份退避台灣，被毛澤東點名列入三個學界戰犯之列。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是炮火不停。在他同省參議員郭國基爭論教育事宜后，突發腦溢血而去世。當議長李萬居用濃濃的江浙口音宣布：傅先生棄世了時，在場記者誤聽為：傅先生氣死了，以他的大炮性格這有可能，這消息差點在台大引發大風波。之後台大用最高的儀式，修建了他的紀念陵園：傅園，讓他享受了學界的殊榮。

炮盡的濃煙退去，是一片青綠的草地，希臘風格，高大廊柱的陵園，孟真先生就長眠在這間巨大的墓室中，看護著在他「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校訓下讀書的青年。

□　讀者投稿

五四運動值得人們緬懷。

號稱傅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