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儒學會衰亡?

節選自光武中興和儒家精神 (作者：一道閃電）


一、精英體制的弊端：

大凡一個政權穩固都有其核心力量，這股力量就是精英集團，對這個集團的基本要求是道德必須嚴格自律，思想是高度統一的。精英集團的腐朽、分化是政權覆滅的內在原因。精英政治最大難題是：精英們的墮落、腐朽趨勢如何避免？腐朽、分化是必然趨勢，但是其腐朽的速度有快有慢，如何實現精英群體的吐故納新，剔除陳腐是最大的難題。

富勒在《西洋世界軍事史》中談羅馬帝國滅亡時說：「在富有的階級中，征服來的金錢並不用於生產工作，而只用於享樂。高利貸是羅馬共和國的癌症。從來沒有一個民族曾經低落到如此程度。他們沒有宗教、道德和一切社會美德的觀念，於是這些群眾被罪惡所吞噬了。奢侈產生獸性，獸性產生放縱，放縱又導致獨身生活。對於這些墮落的人而言，放縱也就是自由，但是對於豪門巨富，自由又等於權力、利潤和對於財富的無限貪慾。最後人與人之間，就只剩下了金錢為唯一的聯繫了。整個文明是已經衰頹了。」

文明被征服，正如湯因比所言是信仰的喪失，物慾橫流，貧富鴻溝，信仰和現實出現反差。當社會主流出現信仰危機時候，大凡作為文明核心的倫理、道德、宗教就出現崩潰，當倫理、道德、宗教淪為虛偽的說教時，被征服就變得可能了。

軍功貴族集團一般維持不過百年，「胡虜無百年之興」，遼、金、元百年左右就徹底滅亡。蘇聯解體，是由於共產黨集團的腐敗，時間也不過百年。滿清的穩定是由於滿洲貴族集團到儒家士大夫集團的過渡，滿清的文字獄、理學使得滿清一代沒有出現晚明時期儒生思想的分化。相對而言，古羅馬貴族集團，英國資產階級是比較很成功的，能保持幾百年到上千年健康執政，這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二、儒學從內容走向形式，從目的變成手段

前面講過的「形式得利者」，這一理論同樣應用於儒學社會，東漢末年，已經有童謠諷刺儒生，「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唐以後開科舉制，儒生出仕從「德而優則仕」演變成「學而優則仕」，儒學發展到宋明後期，相當一部分「儒生」虛偽化，尚空談。沽名釣譽，精神委靡不振，理想主義衰落，功利主義粉墨登場。即便如明末復社一類的進步團體，得以興盛的原因在於傳授科舉心得。儒學走向反面之時，社會極容易崩潰和重組。

這也正是吳思發現所謂「潛規則」到處橫行的時候，自由主義者是不相信理想、信念、主義之類的，在他們眼裡人類社會活動都是商人式的算計。自以為聰明，由此以偏概全，大言不慚自封為定律。

但社會總要重樹新的主義、新的理想，延續人類文明的進程。

儒學從內容走向形式，關鍵在於科舉制度。

科舉之害

科舉制度存在弊端，科舉制下，儒生把儒學當作求官立名的工具，儒學異化了。士大夫儒家精神的培養本來要靠個人行為修養，社會的贊同。但是在科舉制度下，這種激勵機制弱化了，淪喪了。儒生們對國家對黎民也不必有什麼責任心，舉子們認為個人尊嚴，功名富貴都是寒窗苦讀，科場考試換來的，與皇帝和百姓無干。滿清一開科舉，明末舉子聞風而至，甘當漢奸，他們的理由也符合人情，有誰會不珍惜自己的勞動呢？有誰會白白辜負了自己過去的辛苦，他們長期得益於這條科舉仕宦的道路，積習之下，別的也做不來。

另一方面，科舉出身的士人缺乏民意基礎，科舉制后再無賢人之說。這時的臣子們「理不直，氣不壯」，喪失了與皇權抗爭的底氣，這為官僚奴性的養成提供了條件。君主也完全有理由不把他們當作民意代表來看，士大夫在皇帝眼裡地位一落千丈，尊重不尊重他們的人格，完全由皇帝的素養而定。皇帝暴虐專制，臣子們唯唯諾諾，像個奴才；皇帝仁慈，臣子們就沽言賣直，濫罵皇帝，博得賢名。到晚明時，一部分儒生悟心學，自以為悟了道，成了聖，要「發聖人之言」訕言博名尤其嚴重。然而滿清一來，大部分儒臣卻投降當了漢奸，完全成為「食君之祿，為君謀事」的家奴。這都是不管社會和民意，空論自我德性的科舉所害。

再次，明末士人黨爭非常嚴重，這類黨爭，多是門派之爭，意氣之爭而非完全是正邪之爭，黨爭的出現和科舉制關係甚大，科舉出身的舉子們有鄉誼之情，有學宗之分，有師徒之恩，很難逃離宗黨色彩。國家就這樣陷入無休止的內耗。


八股之害更糟糕，顧炎武談八股之害時總結到：八股之害，是消弱學校教育功能，造成空疏學風，所學內容很窄，守宋人一家之言，刻意揣摩題目。學非所用，不能取真人才，養成士子利祿之心。「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為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

「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惟此而已 。」（顧炎武《生員論》）
「錄取的士人。生員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遍於官府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由此也。」。

最終造成「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

他總結到：「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
漢代採用察舉制，當時的儒生出仕要經過鄉里眾人的考察和推舉，他們有著比較成熟的儒者人格和才能。漢代以後不同，門閥制、科舉制完全省去了儒生踐行成才的這一最重要的環節，儒生們沒有經過最重要的品格鍛煉、心理訓練和身體鍛煉。大部分儒生只是空有知識，難得實才的腐儒，越到王朝晚期這類情況越嚴重，國所以不昌也。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半部《論語》治天下」，理論和實踐脫節之後，「百無一用是書生」。毛 澤 東如果像王明那樣系統接受馬列教育，就不會走出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科舉制是導致儒學衰微的重要原因。

三、儒學衰亡

（一）、鄉願泛濫

何為鄉願，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在平隴戰爭中，祭遵病亡，祭遵大公無私，讓劉秀十分感動，但是銚期勸止了他，他說：「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群臣各懷慚懼。」劉秀聽勸止悲，這是對的，祭遵不是人人都能學的，如果不是發自內心的修養，推出這個榜樣，只會鬧的滿朝盡偽。故管子說：「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

商鞅也說：「凡人臣之事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商君書·修權》）

儒學發展到宋明，就是這個樣子，道德理想主義是士大夫的表面形象，然而口是心非，道貌岸然者太多，人人以聖賢自詡，以聖賢苛責他人，但是又人人偽善，帶著假面具做人。到了關鍵時刻不是無一計可用，就是逃避、投敵。這是鄉願泛濫的時代。

李贄說：「名利無兼得之理，超然於名利之外，不與名利作對者，惟孔夫子、李老子、釋迦佛三大聖人爾。舍是，非名即利。」

「市井小民求利，賢者求名，聖人忘名利而超越世俗。雖有高低凡聖之差別，然都是真心之顯露。惟假道學非但欲名利雙收，且又諱言名利而以聖人自居。」（《續焚書》卷一）

儒家學說到宋明，演變成理學，或稱道學。高唱「存天理，滅人慾」，崇尚空談，不務實事。大多數儒生一心嚮往的是金榜題名，陞官發財，封妻蔭子。既不好名又不好利的根本找不到，只好一樣的也少，都是既好名又好利之徒。時代表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呢？就是孟子這裡所講的：「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而終於「陷於罪」的一種社會心理和時代特徵。

（二）、腐儒

南懷瑾講：例如宋代的大儒家程伊川（頤）做講官時，一日講罷，還未告退。宋哲宗站起來鬆動一下，順手摺了欄桿外的一條柳條，程頤馬上就進諫說：「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擲枝於地，下殿而罷。
所以明人馮夢龍便說：「遇到孟夫子，好貨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條也動一些不得。苦哉！苦哉！」因此把他列入迂腐之列。

腐儒做派也是自古就有的: 有一次光武嘗欲出遊，「（申徒）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為止 」（《後漢書·申徒剛傳》）。
儒家在漢以後，文武雙全者少之又少，大都變成文儒、小儒、腐儒。腐儒既不堪用，文儒也華而不實，光武時期的朱浮就是典型，其人文辭華美，又好賣弄才學。然而對光武中興大業起了極惡劣的作用。
有人問，儒學傳到日本后，為什麼從來不腐朽，而且還成為軍國主義的思想來源，有人回答道：「武士道是一種「軍事型的倫理」，在軍事這個血與火的煉獄中，是容不得不誠實的，任何虛偽都會遭到實踐無情的否定。而中國%

四、儒亡明亡

明朝滅亡原因之一是在於士大夫的無能和墮落，儒學發展到明代其弊端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腐儒意識充斥朝廷

在國家政策指導思想上，明代腐儒意識蔓延，國家無論大事小情都以儒學義理為宗旨，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都能以儒學義理批駁，大臣們各懷私心，置廷議陷入黨爭，謀策陷入道德困境。怕當罵名怕當責任，人人自危，束手無策，不干事的言官總能擺出義正詞嚴的虛偽道學的面目。「以虛理害時務，以小義妨大理」。謀國者少，謀私利者多。在黃仁宇看來「以德治國」必然陷入絕境。

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的統治者應該是符合儒家教義規範的哲學王，君臣之間，臣與臣之間時時用道學這把尺子來衡量。為人處事，政策決定必須符合儒學教義。一旦不符合，道德上被譴責，就動搖了其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可惜這時候是理學盛行，空談性理。臣是這樣，君也是這樣。那些御史以論是非為榮，拚死而成其名。

於是人人出不了主意。皇帝不敢拿主張，皇帝和大臣在作中興無道之君還是作所謂的「有道亡國之君」，在作能臣還是作「偽道賢臣」之間都選擇了後者。
清代李光地說「明代士大夫如黃石齋輩，煉出一股不怕死地風氣，名節果厲，第其批鱗、捋須。九死不回者，都不能將所爭之事於君國果否有益算個明白，大概都是意見上相競耳。行有餘知不足，其病卻大。」東林黨人卻也是「無事袖手淡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這些人吵鬧二十年，不過是宮廷內事。所謂明末四大案。於國何有半點益處。

這種風氣明初就有，「方孝儒留為伊周者。後用起來，當靖難時，著著都錯。這就是他學問有病，才高意廣，好說大話，實用便少。」



（二）、道學之害

1、空談性理誤國

顧炎武論道學的弊端說：宋明道學根本弊端在於「置四海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而聖人則「舉堯舜相傳之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只講民生和人倫。「博學於文」，「行己有恥」。
他還認為：明亡在於清談，「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盪復，宗社丘墟！」

他舉例說道：「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予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 （《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明末，理學無道，心學無術。南明降清的大多是理學中人，先依附閹黨，后投降滿清。講王學的有不少不屈的烈士。只是這些人有心無力，終成不了大事。
所以顧炎武提出恢復征舉制。他認為唐宋以來文武分開，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同時又出現重文輕武，武將面臨低級文官也要趨前相拜，形如走狗，和文官仆隸稱兄道弟，這樣如何培養武將的自尊心和人格尊嚴。儒者忠君愛民精神更不用提了。

清代的唐甄也指出，學者不學兵非全學也。

「學者山獨身，居平世，仁義足矣，而非全學也，仁一也，義一也，兵一也，不知兵則仁義無用而國亡。孫子十三篇，智通圓妙，然知除疾而未知養體也。夫將者，智足於軍未善也，軍不可偏也；智足於戰未善也，戰不可瀆也；智足於敵未善也，破一敵又有一敵也。善軍者使天下不煩軍，善戰者使天下不欲戰，善破敵者使天下不立敵……兵以力勝，力以謀勝，謀以德勝，非學不可。」（唐甄《潛書·全學篇》）

2、一事無成君子儒

「愧無半策匡時艱，惟餘一死報君恩。」這是明末君子儒的窘境，當時的明末士大夫大多抱著救國無方的慚愧心情走向歸宿的。清初唐甄對此感想很多。
他說：「儒者不言事功，以為外務，海內外兄弟，死於饑饉，死於兵革，死於虐政，死於內殘，禍及君父，破及國家，當此之時，束身錮心，自謂聖賢。世多艱難，己安得獨賢。」道德和功利不可分割。取修身而害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他更明確的指出：「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為仁不能勝暴，非仁也；為義不能用眾，非義也；為知不能決詭，非智也」（《潛書·有為》）。

「德雖至純，不及遠大，皆智不能道之故。無智以道之，雖法堯舜之仁，不可以廣愛，雖行湯武之義，不可以服暴，雖學周公之禮，不可以率世，……是故三德之功皆從智出。」（唐甄《潛書·性才》）。

其實對這個問題，明人早有覺察，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談道：「或問曰：主將者，萬人之敵也，而一技一藝似不必習。光曰：惡！是何言哉！夫主將固以司旗鼓調度為職，然不身履前行，則賊壘之勢不可得，眾人之氣不肯堅，前行之士得以欺哄避難而逆誑莫可辯，斯賞罰不能明、不可行也。如欲當前，則身無精藝，己膽不充。謂習藝為不屑，可乎？」

傅山說奴儒是庸儒，只知用大話空話來嘩眾取寵，遇到有本事的，就用「王霸義利之辨」，「天理人慾之辨」的倫理道德至上來壓制。朝廷都是庸人。相反，明降將洪承疇、吳三桂等人擺脫了道德束縛，就變得生龍活虎一般。

盧梭說：「在亞洲就有一個廣闊無垠的國家，在那裡文章得到榮譽就足以導致國家的最高祿位……然而，如果沒有一種邪惡未曾統治過他們，如果沒有一種罪行他們不曾熟悉，而且無論是大臣們的見識，還是法律所號稱的睿智，還是那個廣大國家的眾多民眾，都不能保障他們免於愚昧而又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的話，那麼他們的那些文人學士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們所滿載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到什麼結果呢？結果不是充斥者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們嗎？」當儒學走偏，不再先進之時，又怎能培養出賢人，怎能再代表人民利益，實現以民為本呢？儒生一直是華夏社會的棟樑，儒學一旦走偏，誤入歧途，國家民族的滅亡就不可避免了。

（三）、藝精則行實，行實則德成。

那麼儒學原本是這樣的嗎？明末清初學者們也有反思，顏元在《習齋年譜》錄一則跟程朱理學與孔子有關的趣事如下:「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他老人家穿了整整齊齊的衣裳，束了腰帶，掛了寶劍。那七十二位生徒，有的習禮，有的鼓瑟彈琴，有的彎弓射箭，有的揮戈練武，有的跟老師談仁孝，有的談兵農政事，服裝也是如此。兩壁上掛著弓箭、蕭磬、算器、馬鞭等等。另一堂上坐著那位程明道老夫子，他峨冠博帶，垂目做如泥塑，如游(酢)楊(時)這樣的生徒，聚在那兒，在返觀靜坐，或執書咿唔(吟誦聲)，或對談靜敬，或執筆 寫作，壁上放著書籍字卷。試問此二堂同否？」

所以，馬克思·韋伯會得出這種結論：「儒教強調君子受教育是為了改善自我而成為完人，這種古老的教育觀反對為了專門致用的目的訓練人，因此在實踐上亦與經濟理性主義所需要的技術和管理的專業化、合理化相衝突。」

真儒必須強調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學問。藝精則行實，行實則德成。「正誼謀利，明道計功」。


書生誤國－南明政權的最大失誤是沒有即時編練出一支新軍

大家已經公認明末有資本主義萌芽，那麼為什麼不能像英國資產階級那樣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呢？關鍵原因在於明末儒生書生氣太濃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東林黨人不抓武裝，空談是非仁義，怎能救國救民？戰爭和政治自有規律，不是書生在書本上辨是非就能把握得住的。

東晉有北府兵，南宋有岳家軍，這都是政權賴以存在的最牢靠的基礎，即便是政權有所變更，精銳的軍隊還在，就能保住江山。軍權在手，朝廷上的黨爭立刻就會停止。同在1644年，英國的克倫威爾發動資產階級革命，1645年克倫威爾勉強組織了1.44萬的軍隊，最著名的馬斯頓荒原會戰消滅了王黨，開始了資本主義時代。而此時明朝的東林黨人還正忙於黨爭。在這中國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關鍵時期，儒家理論的轉型並沒有及時完成，而強敵已經來臨。這是中華民族最大的遺憾。

如果史可法擁有一支新軍，就決不會在朝廷上受制於人。滿清的暴行，士紳的自保，百姓們保華夏衣冠的民族意識，事實證明南明完全有條件的訓練出一支精銳軍隊。嘉定等地，在人們看來民風柔弱的，然而在抗清的旗幟下，卻湧現如此多的英雄事迹。這支軍隊人數不用很多，只要擁有關寧鐵騎的精銳，鄭家水師的實力，就能在陸上、江上、海上自保，乃至收復國土。

其次，軟弱渙散的政權，政治上搖擺不定必然缺乏凝聚力和決心、信心。隗囂不如孫權之處就在於此，總是幻想和光武帝媾和，割據一方。已經爆發激戰了，決心仍然不定。馬援投奔光武在前，牛遵被來歙招降在後，民心、士心、軍心總在浮動。反觀孫權，一旦定下與曹操作戰決心，拔出寶劍，斬去案幾一角，說：「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時時提醒著百官千萬不要再有言和的盤算。

富勒曾經對普法戰爭做過總結，一條很重要的經驗是：一個領導軟弱的民主政體是完全不適於指導戰爭的。內閣每天都陷入無休止的爭論，民眾激情和衝動迫使軍隊在沒有準備好的前提下進攻，不敢根據戰場實際做必要的後退。所以他的結論是：一旦爆發戰爭，就應該轉入戰時責任內閣，實行先軍政治。大敵當前，意志要統一，權力要歸一，明末崇禎政權、南明政權亡就在這點，任何事都要討論，言官誤事，空談誤國。

（四）、儒家精神的喪失

1、為虎作倀，武將乏儒

自唐宋以來，文武分殊，文不知兵，武不習文。縱有報國熱情的儒生卻無報國之能，而武將則多拔於行伍，貪利求貨，毫無仁義廉恥之心。
明末，出現武將擁兵自重不受文臣節制的現象，他們和賊同擄掠，擁兵自重，李自成進京，崇禎封他們公候仍然不肯發一矢入援。文恬武嬉，舔顏事仇，人無廉恥，早已遠離儒學教義。
黃宗羲說：「彼武人之為大帥者，方且飆浮雲起，昔之不敢一當敵者，乘時易幟，各以利刃而齒腐朽，鮑永所謂以其眾幸富貴矣，而後知承平之時待以仆隸者之未為非也。」（《明夷待訪錄·兵制》）
明代從崇禎殉難者都是文臣儒生，在郡縣舉兵者也是文臣儒生。但是儒生久不為將，認為打仗是尚力之事，當屬之豪健之流。要麼就是「陰謀之事，當屬之傾危之士。」所以根本不是滿清的對手。

2、小人儒賟顏事仇
光武中興，儒生們為家去身，為國去家，舍小我顧大家的集體主義精神起了關鍵作用，而在明末則正相反，儒學在民間則是言不及義，明末清初，顧亭林就引用這兩句話批評明末的社會風氣，他說南方的知識分子「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北方的知識分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這些小儒就是明末的自由主義者。
明亡原因之一就是自由主義泛濫，自私，利己主義成為時尚。顧炎武和王夫之認為何心隱、李贄等人的學說，雖然揭露了偽道學，又整體瓦解了儒家道德體系和價值系統。又提不出建設目標，造成小人儒明目張膽的將放縱合理化，物慾橫流，情色文化泛濫，士不知恥，言不及義。利己主義再不用偽裝，無所顧忌地登堂入室。偽君子乾脆拋下了最後一塊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論語·衛靈公》）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大學》）
劉邦要平定陳豨叛亂，舍人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劉邦以為「愛我」。
這就是小人儒，明末歷史，小人儒現象特別突出，這些人和滿清之間有殺父之仇的，有奪妻之恨的，殺父之仇，九世可報，但是明末這些漢奸卻賟顏事仇，為虎作倀。豈只非儒生，連一點人格都不要了。

自由派所嚮往的社會，明末已經實踐過了，自私自利，損公肥私，黨爭不斷。國家再也無法組織起來，土崩瓦解，一盤散沙。人民則成了任人宰割的魚肉，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滿清時代，轉眼又變成了奴才。從高唱人權自由，個性解放到轉眼成為奴才，這一過程奇怪嗎？一點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 傑、焦國標、馬 立 誠等人不就是這樣嗎？

組織被解構之後，成員就成了一般散沙，就成了另一方強大組織的待宰羔羊。明末小儒乾的就是解構，解構國家，解構民族，解構家庭，解構信仰，解構道德。之後開門揖盜，認賊作父。而今天的自由派干著同樣的勾當，為此甘作漢奸走狗，他們在所不惜。

明末中國正處於古代向近代的轉型期，舊的政治、經濟制度在瓦解，舊的意識形態受到衝擊，但是新的卻還沒有成熟，李贄等反封建反禮教的書籍摧毀了正統的儒家意識，士儒禦敵喪失了精神武器，晚明的進步人士尤其對李贄恨之入骨，被稱為是西學三柱石的馮應京甚至將李贄埋骨之塔焚毀，東林黨領袖顧憲成譴責李贄「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學術塗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遺民遭亡國之恨后，痛罵李贄禍國之深，認為他們是華夏淪亡的罪魁禍首。但今天的李贄卻成了反封建的標本，是自由派極力推崇的榜樣，「成佛徵聖，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為貪，一夜御十女不為淫也。」如此放縱實際同西方的個人主義並不同，但今天卻不加鑒別地被吹噓成個性解放了。

東漢之初儒學那套虛偽的形式主義學會的人不多，後期的儒學越來越虛偽，越來越為求功名的小人利用。到宋、明儒學變為道學。實用的東西越來越少。儒生們則是把儒學當作了手段，風雲際會之時，或者為利，或者為名，擇機而動，良鳥擇主，知禮知義者少矣。


五、天下無儒

明亡以後，隨著滿清入主中國，儒學淪為滿清專制的統治工具，異化為赤裸裸的奴學。1645年，浙江發生反對滿清統治的風潮，總督張存仁建議說:「速譴提學，開科取士，則讀書人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念自息。」按馬斯洛人心理需要層次原理，人在滿足溫飽、安全需要之後，就會追求尊重和個人價值，作為明季儒生，張存仁說出了這些人的心理需要。滿清的科舉和文字獄，讓儒家精神徹底消亡了，這時的儒學是有術無道，朱熹理學成了官方聖典，理學成為理教：「藉寇兵，資盜糧。」按清朝人自己說，「理學家好色，漢學家好貨」，毫無人文精神，之前的俗儒、小儒演變而成清代奴儒。

滿清開科取士，滿足知識分子的這類需要的同時，又把等級尊嚴體系刻在每個秀才、舉子的腦子裡，所以滿清政權得以鞏固。但是人是不會知足的，總有得到更高尊重的心理，滿人朝廷終究會變為漢人朝廷，這個過程緩慢但是存在，這也是滿清末期得到眾多改良派、立憲派支持的原因。但這些人腐朽在於他們腦子裡並沒有改掉滿清這種封建等級尊嚴體系，落後於時代，袁世凱稱帝不還政於民的道理也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