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茅於軾現象"看社會思潮的兩極化

2009-02-11 09:02:50　來源: 大河網(鄭州)
陳季冰：上海商報評論版主編，先後就職於文匯報、上海經濟報、東方早報等多家滬上媒體

近年來，經濟學家在中國是一個動輒就容易引發爭議的特殊身份。而在國內比較知名的經濟學家中，茅於軾先生恐怕又是引起爭議最多、最尖銳的一位焦點人物。

    過去幾年中，他對公共事務發表的許多觀點都促發了一段時期內媒體上的激烈辯論乃至無數夾裹著粗暴人身攻擊的謾罵。一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僅憑其顯赫身份和偏激言論顯然是不夠的，他一定恰好站在了這個時代中最具影響幾股（通常是兩股）思潮激蕩交鋒的中心。

    因此，我認為茅於軾先生已經在他自己或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演變成了一個社會現象，而深入剖析這種「茅於軾現象」將十分有助於理解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

    在因去年底的一句「保護耕地政策致使房價大漲」而掀起的「口水戰」尚未完全平息之際，茅於軾兩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又被媒體拿出來重新炒作了一把。他在該文中旗幟鮮明地提出，應當以鐵路票價上漲的方式化解春運困局。文章還認為，導致「黃牛黨活躍」、「服務質量下降」等一系列問題的原因，正是不按市場規律上漲票價。

    正當數千萬生計無著的農民工為「一票難求」而心急火燎的時候，發表這樣的觀點，不激起「民憤」才怪呢！自詡「草根代言人」的時評家們免不了要挺身而出，從許多不同角度對茅於軾的春運漲價論提出理性或不理性的批評。

    我最有興趣的一個問題是，茅老先生這麼多年來所發表的那麼多針對不同領域的「驚人之語」，究竟包含了一種什麼樣的一以貫之的觀念內核？而這種價值立場又為何會對那麼多人造成如此大的刺激？

    顯然，茅於軾把當下的中國當成了西方。這麼說，並非意指八十高齡的他不了解中國國情，而是說他可能沒有認識到：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需要一套完備的制度作為保障，其中不僅包括經濟制度，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法治規範；而當前的中國根本不具備西方社會在過去二、三百年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變遷中逐漸建立和完善起來的這一制度框架。就拿春運漲價論來說，如果僅從單純市場經濟的原則來看，價格隨供求關係而變化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對價格進行管制不僅無助於解決短缺問題，還會以扭曲的信號誤導供求雙方。但是，這种放開價格的要求預設了一個基本前提，即鐵道部是一個以利潤為中心的真正「企業」，並且還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中的競爭性企業。但實際的情況是：兩者都不是。

    由此看來，茅於軾先生的觀點代表了當前中國社會思潮中的一個極端（主要存在於以社科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為代表的所謂「精英」階層）。其核心訴求是反對一切管制，用一句持這一立場的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話來說：「把所有問題交給市場去解決」。我因此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而大部分反對茅於軾的人士的激烈言論背後的觀念內核又是什麼呢？我認為它主要由三方面的精神資源構成：他們中的第一類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擁護者；第二類是包括後現代主義在內的西方左派（自由派）；第三類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簡言之，在那些抨擊和謾罵茅於軾的人看來，中國過去或現在的體制遠比西方發達國家的那套東西更可取。他們也承認當下的中國有很多問題，但在他們看來，這恰是背離了過去的正確道路所致。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還堅稱，當今中國的許多社會問題正是西方或奉行西方體製造成的。

    這種觀點代表了當前中國社會思潮中的另一個極端（主要存在於對文革基本上缺乏切身體認的大批青年和一部分海外或海歸人文知識分子中）。其核心訴求是通過推進全民民主（大多又體現於所謂「經濟民主」）、加強政府管制、復興傳統道德來扭轉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問題。鑒於這部分人士經常對改革前實際上並未真實存在過的絕對「平等」和「公正」流露出無限眷戀和嚮往，我稱之為「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

    使我感到不安的是，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潮正在朝著上述兩種截然對立的極端加速分化和集結，而願意用比較複雜和現實的眼光看待和分析「中國問題」的中間派的聲音越來越微弱。而且，過去10多年來，在這條從右到左的思想譜系中，中國社會思想整體上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左偏移——「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20年前的響亮口號，如今恐怕很少有人敢於在公開場合理直氣壯地說出來。我想，這也正是造就「茅於軾現象」的社會基礎——他代表了社會上越來越多人反對的那種價值立場的極端面貌。當然，我並不認為所有反對（或支持）茅於軾的人在主觀上都自覺地從屬於某一種觀念陣營，絕大多數在網際網路BBS上用惡毒的留言咒罵這位耄耋老者的網民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想的。但社會思想狀況的極端化趨勢確實潛移默化而又有力地影響了生活於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使他們經常無意識地陷入一場接一場的紛爭。

    市場原教旨主義（或「市場萬能論」）的主要謬誤在於它忽略了一個基本現實：現代市場經濟意義上的那種「市場」在中國從未真實存在過，因而所謂「交給市場」等於交給一個想象中的虛假主體。這種觀念過分迷信於市場的自發功能，似乎只要行政力量撤除，稍假時日，一個健全的市場體系就會自動形成。究其深層原因，可能正是因為中國缺乏市場經濟傳統，使得我們中的許多人經常不自覺地把只在現代西方社會發展出來的現代市場經濟與傳統中國社會中運行了幾千年的原始自然經濟當成了同一回事（表面上確實很相似）。歐洲現代化的歷史卻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建立在產權保護和契約精神兩大基石之上的現代市場經濟並不是「自發」生成的，而是伴隨著政治的變革有意識地「演進」或被「建構」出來的。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自由放任主義在西方或許是一種有點書獃子氣的理想境界，但在現階段的中國鼓吹自由放任，在客觀上就等同於鼓吹把社會大眾的利益交由特權階層隨意主宰。這是因為，帶有濃厚計劃色彩的僵化政府干預解除以後留下的真空，一定會被各種更加貪婪腐敗的特權所填補。在沒有合理的制度變革情況下，它們將毫無疑問地扼殺有可能成長起來的真正公正透明的市場經濟的萌芽。伊拉克並沒有在獨裁者薩達姆倒台以後自動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相反卻成為不同教派、種族和包括恐怖組織在內的各色武裝勢力競相逐鹿的血腥「競技場」，道理是一樣的。

    如果說市場原教旨主義是錯誤和可笑的話，那麼，位於當代中國社會思想譜繫上另一端的它的對手——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就是更加有害和要不得的。因為無論其言說中包含了多少眩目的西方時髦理論，一旦放到中國的現實社會土壤，它就會蛻變成一種從根本上說其實是要求走回頭路的精神力量。當代中國確實存在無數尖銳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其中許多還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令人們既憤慨又迷茫。但如果真的把中國拖回到改革以前的那種社會狀態中去，即使那些對茅於軾發出憤怒謾罵的年輕網民中，恐怕也沒有幾個人會興高采烈地同意，而他們飽受政治運動之苦的父母尤其不會答應。道理其實一點也不複雜：當代中國的絕大多數問題，並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恰恰是改革不徹底，以及政治、文化等領域的改革嚴重滯後於經濟改革所造成的。解決這些問題，當然也只能寄希望於進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要下決心將改革推進到經濟以外的政治和社會領域，走回頭路是沒有絲毫前途的。

    法治健全的民主憲政、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獨立包容的多元文化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整體，三者相互支援、缺一不可。民主憲政需要由市場經濟和多元文化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持續滋養，不然就會逐漸枯竭（順便說一下，我認為這就是古代希臘、羅馬民主制度為什麼不可避免地先後走向衰敗的根源）；反過來，市場經濟和多元文化又特別仰賴民主憲政的有力保護，否則就會被輕易地毀掉。而在這三者中，政治現代化又是樞紐——歷史上，沒有憲政改革，就不會有英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我想，這就是「茅於軾現象」折射出來的當代中國社會思想中的巨大缺失。當茅於軾們疾呼把一切「交給市場」時，他或許沒有意識到，這極有可能在客觀上為權貴肆意掠奪公共財富大開方便之門；而當茅於軾的批判者以更大的嗓門和更高的分貝叫嚷「加強管制」的時候，他們也許更加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痛恨的權貴正是憑藉著這種「管制」的強大力量創造和獲得了攫取公共財富的尋租空間。遺憾的是，很少有人嚴肅而審慎地提醒我們這樣一個真問題：怎樣「管」住那隻時不時地伸向市場的「有形的手」，而這個所謂「市場」原本就是極其稚嫩、脆弱和扭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