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苗︰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大國崛起」

作者 : 陳永苗
2009-02-22
6:00 AM

（陳永苗︰北京後改革研究所）



當下中國進入一個以民生為政治核心的階段。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一直沒有完成的。在民國建立之後不久，人們立即開始考慮民生問題。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具有政治正當性，正是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延續和"惡化"。在共同富裕的旗幟下，社會主義才有號召力。

鄧小平的改革論中，不否定社會主義，就是堅持共同富裕。對於鄧小平來說，專政似乎是可以改變的，也似乎堅持下去很必要，死死抓住不放很必要。那是黨的領導問題，但不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很清楚改革時代，已經把社會主義和專政做了適當分離。

作為改革的兩個終極目標，憲政和共同富裕並沒有沖突。造成沖突是因為一些經濟決定政治的遺毒思潮，也就說憲政取決於市場經濟這個偽命題成立時，才會無事生非造成憲政和共同富裕。市場經濟是良好的，並且趨於共同富裕，促進全民而不是單純是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物質條件完善時，才是憲政的前政治基礎。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是前政治的，是還沒進入門檻的準備條件，而憲政是門檻裡面的事情。憲政取決於市場經濟，是個偽命題。更有甚者，將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對立，那是更虛假的命題（理由請參看我的《資本主義初戀情人是共同富裕》一文）。

帕累托拒絕財產再分配



大國崛起有一種轉移國內政治沖突的意圖。一味拒絕財產再分配，單純依靠經濟發展作為出路，肯定走向對外征服的歷史。

義大利加富爾時期的皮埃蒙特君主王朝，王朝的擴張的誘惑、結合著對底層革命的恐懼，需要一種健全的經濟發展和繁榮，才能供養一隻強大的軍隊，避開社會動蕩。經濟上的放緩，迫使進行政治上實質性讓步，否則堤壩就會奔潰。

對於義大利的掌權者而言，他們出於私人目的和所謂的公共利益考量，過於迷戀集權。而且知識分子也把妨礙進步的原因，歸咎於民眾美德的缺乏。他們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在於模仿英國早期資本主義的理想階段，創造小經營者和佃農階級，這一些人具有道德和經濟上進行自我改善的動機。這個模仿依賴於這一些人的上進心，與經濟發展繁榮的一致性和同構型，如果經濟發展趨於停頓，那麼這一些人的上進心遭受嚴重挫折，模仿英國早期資本主義理想階段的心理動力，將不存在。

義大利的掌權者和知識分子，不是給予民眾財產再分配的真實利益，而是給予自由放任的扭曲性市場經濟機會。而自由放任造成民眾進一步利益受損，進一步沉淪。盡管他們在和平時刻，能以各種方式思考工業經濟時代的立憲條件，意圖創造有自由主義特色的政治整合和凝聚模式，並未新興的工人階級提供某一些有利條件。但當危機出現，他們就完全同意採取嚴厲措施，對付底層的政治訴求，並且贊同武力鎮壓。

法西斯主義崛起之前義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家、法西斯主義哲學家金蒂萊說，沒有人能夠欺騙他們自己說，組織大眾階級戰勝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影響是有可能的。制度的支持者最重要的一個職責就是，說服這一些階級，用行動而不是用誇誇其談說服他們，讓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從現存制度中期望的東西，要遠遠多於從對未來的夢想中所期待的。

著名社會學家帕累托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用政治經濟學的經驗和自由主義的優勢去指導勞動階層和那些同情他們的狀況的中間階層。

但是帕累托通常反對社會立法，例如引入最低工資和就業保險方案。他認為，在義大利，社會問題只能通過增加生產來解決，而上述措施會把資本從更有用的，生產財富的計劃中撤走。盡管他也承認，義大利的企業家，並不是從生產投資中中而是國家補貼中獲得利潤，但是他還是不願意放棄對發展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期待。帕累托主張，通過最大限度地增加生產而提高工資，而不是重新分配現有小得可憐的蛋糕，才更有可能增加幸福。

他把那一些想通過國家干預來改變財富分配的人，稱做社會主義者。他非常同情窮人，也承認暴政造就了暴民，富人的奢侈享受，他們的特權給窮人帶來的巨大的苦難。但是他還是覺得改善問題的唯一方式，就是完全消除國家對經濟的影響，鼓勵將資本投入到企業的生產中去，因為這將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標準。帕累托辯護說，私有制是否具有掠奪性，取決於政治體制是否支持運用私有財產，從政治權威而不是經濟投資獲得特權。從政治權威的獲得特權，私有制具有掠奪性，而從經濟投資獲得特權，則沒有掠奪性。

帕累托意識到，社會主義者想用國家收回一些從他們那裡掠奪走的財富，他甚至認為這對資產階級而言可能是一種有益的體驗，讓他們政治成熟，別短見，被無止境佔有財富的渴望，遮住眼楮。但是他同時又認為，這樣的權宜之計，只會對人民的狀況產生可怕的影響，無論意圖有多良好，任何對財富的計劃性再分配，都會減少生產資本，對國家繁榮造成危害、此外過大的權力會造成腐敗和濫用，侵蝕人性。

帕累托如果晚生幾十年，並且在改革中國思考，肯定還會援引伯克他們對財產權再分配無效的警惕，並且還可以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主義的殘忍結果（應該說，支配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主義的真正力量，並不是底層民眾，而是底層知識分子，民眾始終具有消極的特徵，只要滿足了生存需求，就不會有攻擊性，而底層知識分子則有無止境佔有財富的渴望，並且需要更高的主義，用來當作大棒，打到上層知識分子，霸佔其女人和財產。對於民眾來說，支持其起來斗爭的是，生存倫理和自我保存的渴望，而對於底層知識分子來說，是妒忌和掠奪的渴望，並且偽造成，混同於民眾的生存倫理和自我保存的渴望。後者才是無底洞，是二十世紀國內政治災難的根源）來見證。

應該這麼說，政治解決對於社會問題和共同富裕，無法根除，但是可以轉換困境，使社會問題變為軟化。我絲毫不否認政治解決對於社會問題，有一種絕望的困境，但是因此就全盤否定政治解決的必要性，這是一個政治幼稚的道德憤青，冒充地進行政治思考。

帕累托堅持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形而上的"或"宗教"理論，用一種種神秘、完全虛幻的關於未來天堂的希望，把人民的注意力，從正確利益上，例如生存權轉移開來。用唯心主義和道德來替代物質利益，對窮人進行醫治。

帕累托相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掠奪者的數量，將超過財富的製造者。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帶來的政治災難和苦難，社會主義將笑話他小兒科。國有制的實施以及之後的改革，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制度，從來就沒有實現有效的和公正的，財產再分配。社會主義，不外乎一個超歷史長度的掠奪，把民眾利益和私有財產轉化為公共財產，積累增值之後由官僚權貴階層瓜分之。

與此相比，法西斯主義人道多了，僅僅是過去罪惡的進一步深化，而不像社會主義制度這樣是加速度地掠奪。



財產再分配至關重要



當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形成並且要上升，就遭遇到不再有外部殖民地的問題。這個問題還無從迴避，必須重新尋找出路。社會主義的政治思考中，本來就蘊含著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旗號，就有超越帝國主義，尋找"無殖民地"的解決出路。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再共同富裕。這樣維系一個崛起的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整體的存在。不斷地"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再共同富裕"，經過螺旋式的發展和上升，是毛澤東在學習列寧對帝國主義的批判之後，找到的解決出路。

發展必須是螺旋式的，要在分享中發展。改革開放到了今天，需要讓每個人都分享發展帶來的福利。改革三十年中的扭曲結構，造成了發展的不均衡。所以需要一個比較和諧的結構作為持續發展的前提，這個和諧的結構，包括起點平等和共同富裕。市場經濟已經帶來的好成果，都不會在共同富裕中而喪失。實現共同富裕，再來重建平等競爭的起點，這是當代的使命。

鄧小平將"共同富裕"的目標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手段進行分離，由特殊趨於普遍。形象地說，都是一家人，才能放心讓一些人先富，都是一家人相互之間有一種模擬的親情，一種類似兄弟般友愛的"合夥"之中，有著共同的利益。差別和不平等處於可以忍受的範圍，沒有尖銳的政治沖突和矛盾。

以市場經濟的名義拒絕共同富裕，這不僅僅是對市場經濟的誤解濫用,而且是捍衛惡的成果。好的東西，無論如何都不會被拋棄,至少可以打折的存在下來。而只有壞的東西，才會裹挾所有美好的名義,來鞏固自己的邪惡，並且欺凌美好的東西。反對共同富裕，實際上等於替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階層進一步解除人類文明底線以下的負擔。　

如同柏拉圖說的，希臘是兩個城邦，一個窮人的，一個富人的。貧富分化造成希臘永遠處於內戰之中，即使帝國主義的沖動也很強大，也有人鼓吹利用著帝國主義沖動，來整合國內矛盾，可是希臘始終無法成為帝國。而羅馬就解決了這個矛盾，他的混合共和結構，能把國內的內戰渴望和政治對立整合起來，一致對外。每一次羅馬的危機，都成了羅馬對外征服的動力。每一個成功的新羅馬帝國都是如此，英國帝國崛起前夕，正是光榮革命和改革法案在國內進行整合，彌平了國內的內戰和危機，成功對外展開殖民。而美國也同，反奴隸戰爭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福利措施，為二戰後的全球霸權準備了條件。

共同富裕和財產再分配是無從迴避的。前進中的民族國家必須是一個有機整體的艦隊，先鋒與本營之間，不能斷裂。不能先鋒是驅逐艦，駛向了紐約，而本營是水排木板，落向非洲。大都市兒子是鄉土父親，拚老命含辛茹苦撫養大的，不能長硬了翅膀就飛走了，而不盡對父母的贍養義務。

北京日報2007年2月26日發文《質疑"蛋糕做大就能更好地分配"》，評論說，"只有蛋糕做大，才能更好地分配"，"發展了，什麼問題都好解決"等論點，真是太天真了。我國社會階層和利益格局深刻變化的態勢告訴我們，由發展而產生的貧富差距問題，已經到了絕不能拖到所謂"蛋糕做大才能更好地分配"來解決的程度。

在《佔有/分配/生產︰一個從Nomos出發決定每種社會經濟秩序諸幾本問題的嘗試》中，施密特重復了馬克思的一個論斷，生產的每一次增長都實際會讓分配變為更加困難。也就是說施密特攻擊了"做大蛋糕"的信仰，把蛋糕做大，就可以讓分配成功進行，沒有必要通過暴力性抗爭。





擴張的限制



國外擴張可能獲得的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更高的生活水準，將主張革命的人，吸引到既存政權這一邊，並補償他們的政治權利損失。對外擴張的帝國政策與改革吸納的社會政策，是自身力量的兩個支柱，國家在海外擴張必須先伴之以國內的進步。

英國國家在海外擴張同時伴之以國內的進步，恐怕是誤解。英國只有彌平了國內的內戰和危機，才能成功對外展開帝國主義。

英國工人通過參與一個世界霸權的商業成功進入民族國家，也就是分享帝國掠奪的成果，這種歷史經驗，已經不再可能再現。德國崛起之後，正好相反，已經再無殖民地，所以必須以國內的進步作為前提。韋伯認為，唯有德國力量的擴張，才能確保德國人民在國內的永久維持生計和進步改善的可能性。這話說得太晚。大英帝國的政治經驗，德國已經沒有條件學習和模仿。

網路上流傳的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遲浩田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戰爭正在向我們走來》中說，要爭霸權就不能內斗不已，內部要安定團結，英國由於海外殖民的巨大利益，早早地實現了"工人階級貴族化"，日本從中國撮取的巨額賠償和市場不僅有利於上層，也使日本下層獲得巨大利益。

遲浩田說，時代不同了，國情也不一樣，但實質沒有變，我們不僅要以霸權的視角看待軍事、外交問題，更要以霸權的視角看待內部的階層，階級利益的調整問題。只壓榨剝削本國下層的上層精英階級，在這處戰國時代是不能代表民族利益的，它們是腐朽的，沒落的，沒出息的，應該被限制，被消滅的。成熟的，智慧的上層才能代表民族利益即對內實行"讓步政策"，領導下層共同獲取海外利益。

英國從歐洲爭霸戰中推出，形成全球商業殖民體系，並且用強大武力支撐之。美國二戰之後佔據全球商業殖民體系制高點，用不斷的金融創新，並且用強大武力支撐之，來掘起全球其他國家的財富。

那中國海外擴張依賴于軍事佔領征服殖民已經不大可能，所以只有依賴於經濟競爭的優勢，而單純依賴經濟競爭獲得霸權，恐怕是歷史上笑柄。經濟競爭的優勢，在政治角力和軍事之下，不堪一擊。這種優勢，就像股票市場中的牛市，在政治和軍事面前不堪一擊。





民眾不能僅當炮灰



1911年之後，韋伯認識到，領土擴展往往只能提高統治階層的權利和威望，而且它與壟斷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結合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與私營企業和經濟競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結合的可能性。領土擴展往往只服務於權貴榨取超額利潤，其利潤增長來對被佔領區的剝奪。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很容易受到愛國主義的影響，而成為炮灰，忽視其真正的利益。韋伯懷疑，社會主義不會對此有所改善，而且進一步惡化。社會主義膨脹了官僚階層，擴大了壟斷，只會為帝國主義推波助瀾。

如果光是發展模式，那麼不久國內市場就不足以支撐，就要對外殖民和對外掠奪，以轉移剩餘資本和擴大利潤的壓力，這時候就要"大國攫取"，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而這樣的歷史進程，是對過去原始資本主義積累階段民眾奴隸化的進一步延續和強化，並沒有自由和解放的維度，也能夠暫時轉移國內民眾解放斗爭的政治壓力。可是對於德國崛起之後的帝國主義，已經沒法重復英國帝國模式，那麼必先改變自身的內部結構，那就是在國內實行財產再分配。

沒有共同富裕作為前提的大國崛起，沒有消除貧富分化和政治矛盾就進行對外擴張。對外侵略性的帝國主義，是可以看到阻止共同富裕的手段和借口。那麼底層，尤其是農民階層，在解放戰爭作出重大犧牲，幾乎無償當了炮灰，沒有有效的報答，到了建國之後，又犧牲了幾十年，如果在對外擴張，又再次無償當了炮，那不是虧大了。所以必須首先滿足底層共同富裕的訴求，然後再談大國崛起。

現在"不放血"，將來就要"流血"，如果大國崛起，那麼流的是民眾的血，如果貧富內戰，那麼流的是權貴和民眾的血。大國崛起那很容易變為"權貴攫取"，統治階層以國家和人民為犧牲代價，享受窮奢極欲，只能增加大多數人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