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自述

　　古之作者，於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後，每別作一篇，述先世，敘經歷，發凡例，明指意，附於書尾，如《史記》之《太史公自序》，《漢書》之《敘傳》，《論衡》之《自紀》，皆其例也。其意蓋欲使后之讀其書者，知其人，論其世，更易知其書短長之所在，得失之所由。傳統體例，有足多者。

　　本書所及之時代，起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迄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中國歷史急劇發  
展之時代，其波瀾之壯闊，變化之奇詭，為前史所未有。書於其間，憶往思，述舊聞，懷古人，望來者。都凡四部分：曰"社會"，志環境也；曰"哲學"，明專業也；曰"大學"，論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長短不同，舊日小說家所謂"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也。

　　揆之舊例，名曰"自序"。非一書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總序也。世之知人論世、知我罪我者，以觀覽焉。

　　"三松堂"者，北京大學燕南園之一眷屬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動亂殆將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撫而盤桓，較淵明猶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隨寓此舍，嘗名之曰"風廬"，謂余曰：已名之為風廬矣，何不即題此書為風廬自序？余以為昔人所謂某堂某廬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風，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書中所記，有歷歷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間，已為陳跡。余亦屆耄耋，耳目喪其聰明，為書幾不成字。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華大學哲學系塗生又光筆受之，於書之完成，其功宏矣，書此志謝。

　　1895年12月4日（農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祖父的家裡。祖父名玉文，字聖征，有三個兒子．我的父親行二，名台異，字樹侯。伯父名雲異，字鶴亭。

　　叔父名漢異，字爽亭。父親後來成了清光緒戊戌（1898年）科進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們這一家就成為當地的書香之家，進入了"耕讀傳家"的行列。


　　聽家裡傳說，祖上是從山西省高平縣來到河南省唐河縣做小生意的，後來就在唐河縣的祁儀鎮落戶了。祖父曾經去考過秀才，本來是可以錄取的，不知道怎麼跟當時的縣官鬧了點彆扭，有人勸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沒有錄取。祖父從此就不再去應試了，一生沒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詩作得很好，他作的不是應付科舉的試帖詩，而確實是一種文學作品，傳下來的幾十首詩，編為《梅村詩稿》。他的詩有一種沖淡閑適之趣。當時鄰縣的新野縣有位名士趙一士，為這部詩稿題了一首詩：

　　身處人間世，心懷太古春。風流伊上叟，擊壤作堯民。

　　是以邵雍的《擊壤集》來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作詩，他把他自己的詩編為《知非齋詩集》。父親也能作詩，有《復齋詩集》。我的一個姑母也能作詩，可惜十幾歲就去世了，留下的詩，家裡的人編為《梅花窗詩草》。

　　我們這一門有一種作詩的家風。我有一個偏見，認為作詩必須有一點天賦才行。宋代的嚴羽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滄浪詩話·詩辨·五》）這兩句話說的是實際情況。有些人學問很大，可以下筆千言，但寫出來的詩並不是詩，儘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寫出來，但就是不是詩。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畝土地，在我們那一帶還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們那一帶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兩萬多畝土地。有幾千畝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帶著他的子孫生活，家裡經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飯，也算是個封建大家庭了。

　　照這個大家庭的規矩，男孩子從七歲起上學，家裡請一個先生，教這些孩子讀書。女孩子七歲以後，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學，過了十歲就不上學了。在我上學的時候，學生有七八個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們先讀《三字經》，再讀《論語》，接著讀《孟子》，最後讀《大學》和《中庸》。一本書必須從頭背到尾，才算讀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讀"四書"不僅要背正文，還要背朱（熹）注，不過我們的家裡沒有這樣要求。

　　當時一般的私塾，叫學生讀一些記誦典故和詞藻以備作八股文、試帖詩之用的書，如《幼學瓊林》、《龍文鞭影》之類，我們的家裡也沒有這樣要求。在我們家的私塾中倒讀過一本新出的書，叫做《地球韻言》，這是一種講地理的普及讀物。

　　地理在當時也算是一種"新學"。我們家的那個私塾，也算是新舊兼備了。照我們家裡規定的讀書順序，於"四書"讀完之後，就讀經書。首先讀《詩經》，因為它是韻文，學生們讀起來比較容易上口。我於讀完《詩經》之後，就隨母親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親成進士以後，以知縣任用，分發到省里去。照清朝的傳統的辦法，分發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籤決定的。在清朝末年，這個朝廷公開賣官，一個人捐給朝廷多少錢，就可以得到一個什麼官，當時稱為"捐官"。即使是由科舉得來的官，在吏部分發的時候，也可以出一筆錢，不由抽籤，而由自家指定，願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餘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稱為"指省"。我的父親以母老為辭，不願到邊遠地方去，用"指省"的辦法，分發到湖北。因為湖北是河南的鄰省，唐河縣跟湖北省棗陽縣是鄰縣，唐河這條河在襄樊入漢江，一直通往漢口。我們家鄉這一帶，按政治區域說屬於河南，按經濟區域說屬於湖北。

　　我們那一帶的貿易往來和貨物出入，都是通過唐河、漢江到漢口的，所以漢口、武昌這些地名，對我們那一帶人來說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親是哪一年往漢口、武昌去的，我現在記不清楚了，只記得他是一個人先去的，去了以後還回來過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畢後到家裡看看。當時父親在武昌還沒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個人在那裡候補。

　　所謂"候補"，就是等著哪一個縣的縣官有了缺，去補那個缺。

　　補上了缺，稱為"得缺"。本來這些有資格候補的人，都是科舉出身的，後來因為有捐官，所以候補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缺還就是那麼些，所以"得缺"越來越困難。朝廷又開了一種賣官的辦法，就是候補的人可以再花一筆錢，買到一個優先補缺的權利，稱為"遇缺先"。沒有"遇缺先"特權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場現形記》寫的那些情況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緒三十年左右，我父親終於在武昌得到一個固定的差使。那時候，在武昌做兩湖總督的是張之洞，他辦了一些洋務，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樣是辦新式教育，在武昌辦了一所外語學校，叫"方言學堂"。學校的監督（相當於後來的校長）由當時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擔任。我父親被委派為會計庶務委員（相當於後來的總務長）。梁鼎芬當時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學堂監督是他的兼職，他大概也不經常到校辦公，所以我父親實際也管除了教務以外的學校各種事情。有了這個比較固定的差使，一個月有比較固定的收入，於是寫信回來同祖母商議，叫我母親帶我和弟弟景蘭、妹妹淑蘭（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當時唐河老家這個大家庭的人，聽到這個消息，都覺得是一種空前未有的頭等大事。因為在地主階級中，家眷向來是不出門的。當時我聽見大家庭中的人紛紛議論，原則上同意我母親帶著我們去，可是路怎麼走，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討論。那時候京漢鐵路已通，我們可以先坐馬車到駐馬店，再在駐馬店上火車到漢口。我父親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時就是這樣走的。可是有人說不行，因為像樣的人家的婦女坐火車，起碼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雜，不成體統。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條船走，跟別人不混雜，可是船家必須很可靠才行。商量來，商量去，終於決定坐船。

　　我有一個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個佃戶有船，坐這個佃戶的船，最可靠了，就決定托她向佃戶說好，包他的船到漢口。這個姑母家離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裡，再到河邊去上船。這條船是內河運貨的小船，在船艙里只能坐著，不能站起來。一上船，船家就告訴我們船上的許多禁忌，特別是說話，有些字像"翻"字、"滾"字都不能說。上船后，走了兩三天到襄樊。到襄樊的頭一天晚上，船家又來告訴，說明天進漢江，這是大河，跟我們家鄉小河不同，在小河裡說句把錯話還不要緊，在大河裡可不能說錯話。進了漢江，一路順利，大概一個星期就到漢口了。船先停在漢口，派人到武昌給父親送信。父親來了，說武昌房子什麼都預備好了，不過要過長江，若是下了這條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麻煩，最好就開這條船到武昌。船家一聽說要他開船過江，嚇得惶恐萬狀，說他這船從來沒有進過大江。經過說服，他勉強答應了，但是囑咐大家，把窗子都關上，一句話都不要說。

　　渡過長江，搬到租的房子裡邊。從鄉下來的大人小孩，一到這房子裡邊，都不舒服極了。

　　在武昌租的房子，外邊只有一條很窄的巷子，裡邊只有一個天井。說它是天井，倒也名副其實，站在院子里看天，真像《莊子》所說的井底之蛙，坐井觀天。我母親尤其覺得不習慣，院子沒有內外之分，很不成體統，不像個樣子。後來搬到黃土坡，天井比較大一點，大門外還有一條比較寬闊的馬路，院子還是沒有內外之分。不過母親不久也就習慣了，習以為常了。

　　當時最大的問題，是我們這幾個孩子上學的問題。經常聽見父親和母親討論這件事情。如果我要再大幾歲，父親就要我上方言學堂了。父親很重視學外文。方言學堂的學生也受到很優厚的待遇，除了管吃管住外，每月還發幾兩銀子，作為零用。據說將來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個事。可是我歲數不到，沒有辦法。附近也有小學，當時父親和母親商量，還是以不上小學為好。因為父親相信，在學新知識以前，必須先把中文學好。他認為，沒有一個相當好的中文底子，學什麼都不行。再者我們都是外省人，小孩到小學里人地生疏，言語不通，他們很不放心。因此他們決定一個辦法，叫母親在家監督我們讀書。母親小時候上過幾年學，認識一些字，有些字只能讀其音，不能解其義。不過那時候教小孩們讀經書，無論哪個先生也都是著重讀和背，只要讀熟了能背就行，本來就是不注重講解的。所以他們認為只要母親監督著我們讀，讀熟了向她背，能背就行。遇見母親不認得、念不出的字，就記下來，等父親晚上回來再教。用這樣的辦法對付，我讀完了《書經》、《易經》，還開始讀《左傳》。

　　照他們的計劃，父親還要經常出題，叫我們作文章。實際上只作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游洪山記》。住的地方黃土坡，離洪山不很遠。我們家的廚師，經常帶我們到洪山去玩。有一次在洪山碰見一個洋人，帶著一條洋狗，那條洋狗見著生人就亂咬，我的腿也被它咬了一口，並沒有大傷。我們的廚師帶我去找那個洋人，那個洋人拿出了幾毛錢，我們不要，我們說，我們並不是為這幾毛錢，只是要警告你，你的狗不能亂咬人。回家以後，我把這些情況說了，父親大加讚賞，說這種態度很好。


　　我和景蘭各寫了一篇《游洪山記》，無非是描寫了一些風景之類。父親一看說都不行，不值一看，他說寫這類文章，要有寄託，要能即景生情，即物見志。他也寫了一篇，作為示範。原來太平軍圍攻武昌的時候，湘軍將領羅澤南率領一支湘軍來解圍，他衝破了重圍，已經衝到城牆跟前，喊叫城內清兵開城門出來接應。可是城內清兵拒不開城門，既不敢出來接應，也不敢讓他們進去。太平軍又合圍了，就在洪山下邊打了一仗，湘軍敗了，羅澤南也陣亡了。父親作的遊記，就借著這件事情發揮，說人應該有大志，作大事，不能只游山玩景，白費了有用的歲月，如果如此，那就要為山靈所笑。

　　我們雖然主要是在家裡念書，但是也不是與當時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絕。因為父親也在當時教育界之內，遇見一般學校都要做的事，他也要我們做。

　　當時武昌的學校，無論大小都要穿制服。制服上身是一件淺藍色短褂，鑲上雲字頭的青色寬邊，很有點像當時軍隊穿的號衣。下身長褲，也是淺藍色。父親也叫母親給我們兄弟倆都做了一套。還教我們唱《學堂歌》。《學堂歌》是張之洞作的，當時大、中、小學堂都唱。歌詞開頭說：

　　天地泰，日月光，聽我唱歌贊學堂。

　　聖天子，圖自強，除卻興學別無方。

　　下邊分說當時所謂各種新學的要點和意義，有些現在看著是很平凡甚至是錯誤的。有一段講地理，說：

　　中國圓，日本長，同在東亞地球上。

　　講歷史的有這兩句：

　　論鄉賢，屈原尚，忠言力諫楚懷王。

　　後來我上大學以後，讀到《荀子·成相篇》，才知道他這歌用的是《成相》的調子。他大概以為《成相》是楚國的調子。我們這些小孩也學唱這個歌，其實也無所謂唱，因為本來沒有譜子，只要大聲念，再把腔拉長一點，就算是唱了。

　　父親和母親訂的這個教育方案，對付了幾個月，又出問題了。父親得了一個兼差，被派跟著粵漢鐵路的勘測隊去勘測粵漢鐵路的路線，名義是"彈壓委員"，實際的職務大概是替勘測隊辦一些同地方上交涉的事。這個隊一直勘測到湖北跟湖南交界的地方，就回武昌了。回來不久，又被派當川漢鐵路勘測隊的彈壓委員，跟著勘測隊勘測川漢鐵路的路線。這兩條鐵路都是張之洞新政計劃的一部分，可是從我父親回來以後，就沒有聽說下文了。粵漢鐵路一直到抗戰開始才剛剛修成。川漢鐵路成為辛亥革命的一個導火線。一直到最近幾年才修成由漢口經過襄樊到重慶的鐵路，人們現在可以從漢口坐火車直達重慶了，這也就是川漢鐵路了。

　　這都是以後的事，我父親當時參加了這兩條鐵路線的勘測工作，寫了幾大本日誌。他當時所勘測的川漢鐵路路線也是經襄樊的，他在日誌中寫有一些按語。其中有一段是討論在襄陽設火車站的問題。他提出了關於設火車站的位置的幾個方案，指出這幾個方案各有利弊。

　　由此可見，我父親雖然名義上是彈壓委員，但他所關心的和所做的大概不僅止於職務範圍以內的事。照他的日誌看起來，他雖不懂鐵路技術，但關於技術方面的事，他是關心的，也可以說是最關心的。

　　我想父親是很有收穫的，但是對於我們這幾個小孩的讀書卻有一定的影響。因為他幾個月不在家，我們讀書遇見不認識的字，念不出來的字，也沒有地方去問了。我那時候正在讀《易經》，卦辭、爻辭確實也不容易記。等到父親回來查問，母親說已經"包本"了，但是背得不很熟，究竟算不算"包本"呢？他們想了一個抽查的辦法，叫我自己抽出我認為是比較熟的一部分，在父親面前再背一遍。幸而《易經·繫辭》那一部分我在讀的時候雖然不懂，但覺得很有意思，而且其中有些韻文，比較容易記，我就自報重背《繫辭》，果然當著父親一背，就通過了。不過經過這一次周折，他們原來訂的那一種教育辦法，看起來是行不通了。他們就另想辦法。

　　在別的辦法想出來以前，別的事情又發生了。

　　大概在光緒三十三年的時候，我母親娘家來信，說我的外祖母病了，叫我母親回家去一趟，見見面。外祖母有一男一女，兒子先已去世了，現在只有這一個女兒。我母親堅決要回家去看看。還是走水路，同我們縣城裡的一家商店合租了一隻船，他們裝貨，我們坐人。大概是春夏之交的時候，母親帶著我們三個小孩順著漢水北上。可能是貨裝得太多了，又是上水，走了好幾天，才走到沙洋。到了沙洋，又遇見逆風，船簡直走不動，只好停在沙洋，一停就是好幾天。正在焦急的時候，父親派人追來了，信上說，他已經"得缺"，署理崇陽縣，衙門之中，非有太太坐鎮不可，叫我母親不要回家了，趕快轉回武昌，一同到任。我母親當時很為難，最後還是照父親的話辦，另雇了一隻船，舍了原船，轉回武昌。因為船輕，又是下水，不幾天就到武昌了。船停在鯰魚套，這是武昌的一個港口，停的船很多，真是帆檣如林。派人給父親送信，父親來到船上，說到崇陽去的事還沒有籌備完全，需要再等幾十天才能走。在這幾十天之內，也不必再租房子了，給船家說說，把他這隻船包租一個月，你們就住在船上等吧。事情也只好如此，我們就在鯰魚套的船上住下了。

　　父親怎樣忽然"得缺"了呢？也沒有捐過"遇缺先"。原來在我們離開武昌以前，武昌政局就起了變動。張之洞被召到北京，當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所遺總督之缺，由原布政使（藩台）代理；原藩台所遺之缺，由原按察使（臬台）代理。這時候臬台已經是梁鼎芬了，他是知道父親的，所以在他代理藩台的時候，一遇見缺就派出我父親了，也算是有個"遇缺先"吧，不過不是用錢捐的。這是我的推測，並沒有聽見父親這樣說。

　　父親所說的籌備的事，大概包括有：聘請幕僚，選擇家人，還有製造儀仗傢具之類。原來一個新縣官到任，衙門是空無所有的，新縣官需要帶領自家的班子和比較好的傢具陳設，去接收那個空衙門。經過了幾十天，這些事都齊備了，就另外雇了兩隻坐人的船。坐人的船跟運貨的船大不相同，船艙很高，人可以在船艙里隨便走動，桌几床鋪，應有盡有。在父親組織他的班子的時候，我們三個小孩的教育問題也跟著解決了。父親同母親商量，無論怎麼樣也得給小孩請一個先生，在當時官場中稱為"教讀師爺"。有人向父親推薦了一位據說是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棗陽人，恰好是我們唐河的鄰縣，覺得很合適。

　　行期決定以後，所帶的東西都紛紛搬到那兩隻船上。其中有兩乘轎子，一乘大的，一乘比較小一點。還有些比較高級一點的傢具陳設，還有一套儀仗。有一部分隨船走的家人也都搬上船來，其餘的人分別自己到崇陽去報到。船沿長江往上遊走，走了一天，到了金口，第二天就從金口轉入長江的支流，經過一些小湖，走了三天，到了汀泗橋，船停下來了。說是要從汀泗橋改走陸路往崇陽去。崇陽來接的人，也都到了。父親先走，母親帶著我們小孩第二天走。第二天早晨，母親帶著沅君坐頭一乘轎子，我和景蘭坐第二乘轎子，我還帶著我在武昌養的一隻貓。這隻貓很聰明，從武昌到沙洋，又從沙洋回武昌，它都跟著。

　　每天晚上住宿的時候，碼頭上的船可以多至幾百，鯰魚套的船更是數以千計，可是我這隻貓晚上還要出去玩耍，玩耍以後居然能找著自己的船安穩地回來。在汀泗橋坐轎的時候，把它裝在一個布口袋裡，放在我的座位下面，它也不鬧，就在那裡面睡覺。從汀泗橋走了一天，到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說是已經到崇陽城外了。

　　有個人來對我說，城裡面抬了大轎來接，太太已經改坐大轎了，叫景蘭到前面陪沅君坐前面原來的轎，我這轎就剩了我和我那隻貓了。安排已定，聽見前面儀仗擺開，繼續行進。母親的大轎進城門的時候還有三聲炮響。那時候衙門還沒有騰出來，另外為新官安置了公館。到公館的時候又是三聲炮響。在公館住了差不多一個月，衙門騰出來了，又是全副儀仗，把母親接進衙門裡，沅君坐在母親轎里，我和景蘭跟在轎後面走。到了衙門口，又是三聲炮響，我們都跟著進了衙門。


　　父親給我們講，一個官的儀仗，除了他本人之外，太太可以用，老太太也可以用，老太爺不能用。老太爺如果到了他兒子的衙門，只可以跟一般人一樣悄悄地進去，老太太到了，卻可以用全副儀仗，大張旗鼓地進去，太太也是如此。太太可以用她丈夫的儀仗，老太太可以用她兒子的儀仗：這就叫"妻以夫貴，母以子貴"。後來我看見報刊上討論女子教育問題，有所謂"賢妻良母主義"，我想，封建社會妻以夫貴、母以子貴，大概就是對賢妻良母的補償，這也是婦女"三從"的一種表現。

　　我跟著父親在衙門裡住的時候，對衙門的建築也作了一些觀察。建築是樸素的，但是有一定的格局、體制。這種格局和體製表示縣官在一縣中的地位。衙門的大門上邊，掛了一塊豎匾，上寫"崇陽縣"三個大字。豎匾表示以上臨下的意思。進了大門，繞過儀門，就是大堂。大堂前面兩側各有一排房子，這是縣衙門的六房辦公之地。東邊一排三房是吏、戶、禮；西邊一排三房是兵、刑、工。在裡邊辦事的人，叫"書辦"。他們都是"吏"，吏和官不同。官是朝廷派來的；吏是土生土長的。官是經常變動的，常來常往的；吏是永久性的，幾乎是世襲的，如果不是父傳子，也是師傳徒。大堂正中，有一座暖閣。暖閣中間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這就是縣官的公座公案。暖閣的上邊有三個大字："清慎勤"。

　　後來我才知道，這三個字是明太祖規定的，清朝也把它繼承下來了。暖閣的前邊有兩個高腳架子，一個架子上邊放一個黃布卷，另一個架子上邊放一個黃布包著的盒子。我猜想，這個盒子裡面應該是印，那個黃布卷裡面應該是敕。這兩件東西，表示縣官是皇權的代表，他是代表皇帝在這裡辦事的。照原來的制度，縣官是由吏部選派的，他應該是奉敕來的。可是到了清朝末期，各省長官權力越來越大，縣官實際上是由省里委派，就是吏部派來的縣官，省里也可以叫他不到任，而委派有"遇缺先"資格的人。就我所看見的，大堂上那兩個架子上的東西都是空的：那個黃布卷裡面就是一根木棍，盒子里也是空的。就是這兩個空的象徵，也是等縣官坐大堂的時候才擺出來，以嚇唬人民。大堂後邊，就是"宅門"。這個稱號表示此門以內就是縣官的私宅。宅門進去，是二堂。二堂後邊，還有三堂。進了宅門，往西邊拐，就是花廳，是縣官會客的地方。花廳西頭，有一個套間，叫籤押房，是縣官辦公的地方。花廳後邊，隔一個院子，就是上房。母親領著我們都住在上房裡面。還有廚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東邊的院子里。這個格局和體制，大概各州縣衙門都是一樣。這表示這個衙門的主人也就是這一縣的主人。就一縣說，縣官就是這一縣範圍之內的統治者。從前人說，縣官是"百里侯"，衙門的格局和體制就表示他是"百里侯"。從前有兩句詩：

　　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

　　皇居之壯，還不僅在於它建築上的偉大宏麗，更重要的還在於它的格局和體制。當時我有這一點想法，後來到北京見了故宮，我的這種想法就更明確了。像北京故宮這樣偉大宏麗的建築，當然要比一個縣衙門高出千百倍，簡直是不能比，但是故宮和一座縣衙門在格局、體制上是一致的，可以說縣衙門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皇宮，皇宮是一個放大了千百倍的縣衙門。

　　就北京的故宮說，皇宮的本體是紫禁城，紫禁城的外圍是皇城，皇城的正門是天安門。天安門還有一段前衛的皇城，橫斷長安街，一直延伸到離前門門樓不遠的地方。這段城牆現在已經拆了，成為天安門廣場。這段城牆橫斷長安街的地方，東西各留有三個門洞，稱為"三座門"。這段牆的南端又有一座門，明朝稱為"大明門"，清朝稱為"大清門"，清朝亡了以後改稱"中華門"。現在都已經拆了。"大明門"或"大清門"這些稱號的意義，就等於縣衙門大門豎匾上寫的"某某縣"的意義。"大明門"或"大清門"，表示這個門內的主人是明朝或清朝的最高統治者，如同縣衙門大門豎匾上寫的"某某縣"，表示這個衙門的主人就是這個縣的統治者。在天安門和大清門中間那段前衛牆的外邊，東西各有三座大衙門，東邊三座就是吏、戶、禮三部，西邊三座就是兵、刑、工三部。這相當於縣衙門大堂前邊的東西兩側那兩排房子。從天安門進去，經過端門、午門到太和殿，太和殿就是"大堂"，是皇帝正式坐朝的地方。從太和殿進去，中和殿是"二堂"，保和殿是"三堂"。保和殿後邊是乾清門，乾清門就是"宅門"，此門以內，是皇帝的私宅。乾清門以外是外朝，以內是內廷。從乾清門進去，就是皇帝的私宅乾清宮，乾清宮就是"上房"。就格局和體制說，皇宮和縣衙門是一致的。縣衙門的格局和體制，表示縣官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縣官是封建政治機構中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官職，舊時稱為"親民之官"，它的地位很重要，權力也很大，是封建社會政治機構中的一個主要部分，至少在原來制訂官制的人的意圖中是如此。在每個朝代的末期，政治越來越腐敗，當權的人不知道怎麼樣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象，而只是在上面多加機構，多設管官之官，在縣官之上又增加些重疊機構，於是縣官的地位就顯得低了，縣官的權力就顯得小了，這是疊床架屋的政治機構造成的結果。

　　以上是我觀察縣衙門的格局、體制所得的一些猜想。再就衙門裡的人說，縣衙門裡邊住的是縣官和他的家屬，以及由縣官帶來的幕僚和家人等。在新舊官交替的時候，縣衙門完全是空的，原來的人都跟著舊官走了，新官帶著自己的一班人馬來接替。就我所看見的說，跟著我父親來崇陽上任的有三位幕僚，當時稱為"師爺"。一個是"刑錢師爺"，一個是"書啟師爺"，一個是"教讀師爺"。還有十幾個家人。還有伺候家人的人，衙門裡稱為"三小子"。還有一個廚房，實際上是個小館子，獨立經營，給衙門裡的人包飯，預備宴會筵席之類。總共算起來，總也有三四十人。這些人之中，除了廚房的人是由廚房老闆負責之外，其餘的人都是跟著官來的，他們的生活、工資都由官負責，他們都是官的私人，與國家政府沒有關係。可以說，他們都是跟著官來吃崇陽縣老百姓的。

　　在這些人之中，地位最高、工資最多的人是刑錢師爺。當時的官衙和老百姓的關係，主要是兩件事情，一件是交糧納稅，一件是打官司。捐稅這一類的事稱為"錢穀"，訟獄這一類事稱為"刑名"。這兩類事情都是很細緻很複雜的，無論什麼出身的縣官，都搞不清、管不了，都得請這方面的專家們來幫助。大縣的衙門，需要兩個師爺，一個叫刑名師爺，一個叫錢穀師爺。小縣的衙門，一個師爺就兼管了，稱為刑錢師爺。這一類的師爺，在衙門裡地位很高，官見了他們也要稱他"老夫子"。他們最瞧不起教讀師爺，說教讀師爺是少爺的先生，我是老爺的先生。他們工資最高，可是生活卻很"苦"。照規矩，他們是不能跟衙門以外的人接觸的，就是跟衙門以內的人也很少接觸，他們只帶著他們的眷屬住在衙門內單獨的小院子里，自家把自家隔離起來。那些家人們都沒有工資，縣官只給他們派職務，他們可以在他們職務範圍之內收些照例的收入。這些收入是公開的，送的人並不算賄賂，收的人也不算貪污。當時稱之為"陋規"，雖然認為它"陋"，還是照此"規"行事。我們到了衙門的第二天，父親在二堂上貼了一張用紅紙寫的手諭，派定跟來的家人的職務。

　　我看見，家人看了這個手諭，有的很高興，有的顯出失望的樣子，大概因為有的職務收入多，有的職務收入少。有些職務顯然是不會有什麼收入的，例如有一種職務叫"執帖"，在官出去拜客的時候管送片子（名片），投帖子，送手本。還有管籤押房的倒茶送水的。這些職務顯然是沒有什麼出息的。對於擔任這一類職務的人，父親在手諭中就批明向擔任有收入的職務的人提成，或一二成，或三四成不等。這樣調劑，擔任沒有收入的職務的人也有收入了，擔任有收入的職務的人也不能獨享其收入，也叫"有飯大家吃"吧。在這些職務中，專管  
詞訟的最重要，收入也最多。老百姓的詞訟，在六房中是刑房管，可是刑房也得通過管這種事的家人才能把案卷送到官面前。擔任這種職務的家人，大概收入最多，作弊的可能也最大，他可以在整個過程中"上下其手"。總之，羊毛出在羊身上，家人們這些收入，歸根到底還是都出在老百姓身上。總的看起來，衙門的各種事情，都得通過家人才能辦理，而這些家人又都是縣官的私人，他實際上是把統治一縣的大權都集中在他一個人的手裡。照官制上看，也設置了一些"佐雜官"，幫助縣官處理一縣的事情，可是經過縣官這樣的集權，那些輔佐的官就沒有事情可辦了，成為閑員、冗官了。

　　縣官成為一縣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後來我看到梁啟超寫的一篇文章，講中國封建時代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政治發展的過程。他從中央政府當權的官職名稱上看出來封建君主越來越集權，越來越把權力收歸他的私人掌握，實際上是歸他一人掌握。一個縣衙門中的集權的演變，也是如此，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家人們的收入都有安排了。師爺們的工資，衙門的一切費用，按說是從縣官的工資裡面開銷了，縣官的工資有多少呢？我在父親的辦公桌上看見一個往上報銷的稿子，縣官和那些佐雜官，都有所謂"養廉"。縣官的"養廉"是每年四五兩銀子。顧名思義，"養廉"並不是俸祿，只是一種補貼。朝廷怕這些官們錢不夠花，以至貪污，所以給他們一點補貼，養他們的廉。至於俸祿呢？據我當時所知道的，是沒有的。縣官、衙門的一切開銷，還有縣官一家的生活，怎麼維持呢？母親對我講，原來老百姓向縣官交糧，交的是銅錢。朝廷規定的糧額是按銀子算的，每兩銀子摺合銅錢兩串（每串一千文）。縣官收了老百姓的銅錢，拿銅錢去買銀子，上交國庫。

　　銀子和銅錢的比價，是經常變動的。遇見銀子便宜的時候，縣官可以用少量的銅錢買多量的銀子；銀子貴的時候，縣官只能用多量的銅錢買少量的銀子。無論買多買少，用兩串銅錢買一兩銀子，總有餘額。這個餘額就是縣官的收入。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白銀外流，銀子的價錢越來越貴。在我們剛到武昌的時候，一兩銀子只值七八百銅錢。可是當父親在崇陽的時候，要買一兩銀子就需要一千二三百銅錢。銀價貴了，就使縣官的收入減少了。縣官的收入，無論增加或減少，朝廷是不管的。實際上，朝廷是把這一塊地方包給縣官了，縣官只要把每年規定的銀子定額上交國庫，就算盡職了。

　　縣官實際上等於一個封君，他所管的一縣就是他的"采邑"。

　　所不同於古代的封君者，就是古代的封君把采邑的收入全歸自家享受，而縣官則必須照定額向國庫交銀子。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來古代分封制的殘餘痕迹。縣官確實像個百里侯。我不知道湖北省內別的縣是不是這個樣子，更不知道別的省是不是這個樣子。細節上可能有些不同，但是我猜想，基本精神大概是差不多的。

　　自從教讀師爺（即我們的先生）到衙門以後，我們讀書就上了軌道了。功課有四門：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經書不讀了，只讀古文，讀本是吳汝綸所選的《桐城吳氏古文讀本》，一開頭就是賈誼的《過秦論》。讀古文雖然還不能全懂，但是比經書容易懂多了。並且有聲調，有氣勢，讀起來覺得很有意思。算術是加減乘除從頭學起。此外是寫大字，每星期作文一次。功課不緊，往往一個上午就上完了。父親不准我們出衙門閑逛亂跑，我們也從來沒有出過衙門。我的大部分課外時間都消磨在父親的籤押房裡。在籤押房裡有兩大箱子書，還有一些新出的刊物，我在籤押房總是趴在床上翻看那些新、舊書籍。當時有一種刊物，叫《外交報》，其中發表的文章，都是講世界知識和國際情況，這些文章我很愛看。

　　父親見我在那裡翻書，從不責怪，也不問我翻的都是些什麼書。有時父親不在籤押房，我也在他的辦公桌上翻看一些文件。上面所說的關於"養廉"的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翻看到的。我在父親的辦公桌上，常看到禮房送來的報告，上面總是寫著，某月某日是個什麼日子，大老爺應該穿什麼衣服，到什麼地方，行什麼禮。辦公桌上最多的，還是關於詞訟方面的狀子和其他公文稿子。父親的時間大半用在這些方面。一般的處理辦法是，管詞訟的家人把老百姓的狀子送到父親的辦公桌上，父親就給刑錢師爺送去，讓他擬批，刑錢師爺把他所擬的批，寫在一個紙條上，送回來，父親看了，如果同意，就交給家人傳下去。父親有個小象牙圖章，上面刻"實事求是"四個字，就憑這個圖章，作為他跟刑錢師爺往來送條子的憑據。父親審問官司，總是坐大堂公開審問，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到大堂前邊站在兩旁觀審。我和景蘭有些時候跑到大堂，站在父親的椅子後面，看父親審問。在一件案子結束的時候，父親就用硃筆寫個"堂諭"。"堂諭"就等於判決書，但是其中並不引用法律條文，只是按照情理就判決了。

　　有一件案子，情節是三角戀愛或多角戀愛的事，父親於審訊之後，寫了一個堂諭，這個堂諭是一篇四六駢體文章。文章敘述了事情的經過，然後作出判決說：

　　嗚呼！玷白璧以多瑕，厲實階離魂倩女；棼朱絲而不治，罪應坐月下老人。所有兩造不合之處，俱各免議。

　　此諭。

　　這樣的判決書，現在我們看起來，簡直是個笑話。可是在當時，據說是一縣傳誦。在《聊齋志異》中有許多這樣的判詞。

　　這件案子和這篇堂諭，如果蒲松齡看見，可以入《聊齋志異》。在清末民初的時候，中國公布了一部新民法，其中規定和姦無罪，在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論。父親在崇陽的時候，大概還沒有這部民法。但是他這篇堂諭的精神，卻是合乎這種新精神的。

　　在光緒三十四年元旦，縣城中有許多民間文藝隊，走到縣衙門來表演，表示拜年，全衙門的人都觀看了。表演中有獅子、龍燈之類。我們的先生--教讀師爺就獅子作了一首順口溜：

　　獅子獅子□□□，來到縣前抖一抖。我聞獅吼能醒人，請向人間大聲吼。父親也就龍作了一首：

　　神龍神龍□□□，來到縣前撞一撞。奉勸神龍莫作雨，若要作雨芝麻醬。

　　??意思就是說，在當時情況下，人不可有作為。如果有所作為，會給你引來麻煩。這是父親的牢騷之詞。在當天晚上，衙門的人在三堂舉行了一個晚會。其中有猜燈謎，那時候我的伯父也從老家到崇陽來了。他出了一個謎：

　　慈禧太后的生日。--打一字。

　　據說是很難猜，賞格也最高，當時我想，慈禧太後生日是十月十日，就是個"朝"字。我跑到父親跟前，悄悄地說："是個'朝'字吧？"父親連連點頭，高興極了，我就跑去把謎揭了。

　　在那年夏天，下面出了一條人命案。父親下鄉去驗屍。回來到衙門時，我看見"排衙"。"排衙"是一種儀式。大概因為驗屍一類的事是不吉利的事，縣官回來在大堂下轎，不進宅門，先坐公座，跟隨的人兩邊排開，有一個人跪在中間，高喊："大老爺天喜！"喊了以後，縣官離開公座，走向宅門，宅門預先掛了一大串鞭炮，縣官一腳跨進宅門，鞭炮就響了，大概是相信，經過這一陣鞭炮，一切污穢不吉利的東西都可以驅除了。父親回來以後，隔一兩天就病了。起初是傷風感冒之類。可是那一天，父親在上房卧室里坐著，母親在卧室對面的房間里給我們做麵條（因為廚房的"例飯"都是米飯，我們是習慣於吃麵食的，隔一段時間就給我們做一頓麵食吃）。

　　我們正在圍著母親看她做麵食，只聽得對面卧房裡撲通一聲，我們跑過來一看，父親已經橫躺在床上，呼吸急促，張著口喘氣，已經不能言語了。延至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父親就一句話沒有說，與世長辭了。當時只說是"緊病"，現在看起來是"腦溢血"。終年四十二歲。我當時虛歲是十四歲，實際上還沒有過十三歲的生日，只有十二歲半。景蘭十歲，沅君八歲。以後全憑母親把我們帶領長大，教育成人。


　　老家裡得信之後，派三叔來崇陽料理喪事，發出訃聞，定期開弔。母親與三叔商定，先傳出話去，銀錢禮物，一概不收，只收悼念文字。開弔之日，收到輓聯挽幛很多。有一個秀才很有才，父親很喜歡他，還為他平反了一件冤案。他送來一副輓聯：

　　是上國棟樑，大任能勝，可惜無端遭摧折；

　　真下民父母，誠求務中，誰教哭泣失瞻依！

　　這種誠摯之詞，大概不僅是為他個人感恩而發。

　　那些師爺、家人大都是久在官場中混的，他們都說：老爺在世，愛惜官聲，為的是得到上司重視。現在老爺不在了，趁官印還沒有交出去，可以想法弄一點錢，將來少爺們可以用。他們說縣裡辦法是報虧空，說虧空了多少銀子不能上交，上司會照顧你們，想法替你們彌補。據他們說，凡是官死在任上的，他的家屬大概都是這樣辦，這也許是事實。因為我父親的前任也是死在任上的，父親說他來崇陽上任的時候，上司也囑咐說，要給前任彌補虧空。究竟彌補沒有，彌補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在契稅上作一點假。凡是老百姓買賣產業，買主都要把賣主的賣契送到衙門來，稱為"草契"，戶房從布政司那裡領來正式契紙，把草契中的買價抄到正式契紙上，請縣官在草契和正式契紙上蓋印，這樣買主才算是得到政府承認的產權，政府按買價數目抽百分之幾的稅。據說有些買主情願不要布政司正式契紙，只求縣官在草契上用印，這樣，他可以少交一點稅，而縣官也可以把他所交的稅不往上交，因為沒有用上邊發下來的契紙，上邊也無從查考。母親堅決反對這些辦法，說無論人死人在，都應該是一個樣子，不能因為人死了就可以弄虛作假。可是衙門的人不聽她的，還是報了虧空，印了些草契。虧空報了多少，上邊究竟照顧了沒有，照顧了多少，在契稅上究竟弄了多少錢，我都不知道。只記得，母親屢次含著眼淚告訴我們說，他們是拿著你父親的臉面去耍賴。

　　原來崇陽縣城外面就有一條河，通著長江。要扶著父親的靈柩上路，就不可能走汀泗橋那條旱路了。出了縣城就上船，一直到武昌鯰魚套，在那裡聽說慈禧和光緒都已經去世。

　　我們又在鯰魚套換船，從漢水溯流而上，走了大概一個月，於夏末秋初，回到老家。

　　父親做了一任縣官，沒有什麼宦囊。從前父親進京應考，親戚朋友幫助了些路費。照當時一般習慣，這些錢都是不必還的。可是母親認為這是一筆債務，必定要還清，陸陸續續還了一些，最後只剩下一家還沒有還，這家數目比較大，有二百多兩銀子。這件事，成為母親心理上的一個大負擔，經常同我們說，要還這筆賬。這一次居然把這個賬也還了。這也可以說是出自宦囊吧。除此之外，據我所知，自從母親帶我們到武昌以後，以至又回老家，沒有往家裡送過錢，也沒有向家裡要過錢。這是和母親的儉德分不開的。上邊所說的，母親向我們講衙門的收入，她同我們算這筆賬，意思就是說要節儉。母親的節儉，真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原先在老家的時候，照老家的規矩，每房可以用一個女佣人。工錢由私房出，大"官中"只管飯。在鄉下，工資很便宜，一個女佣人一年的工資只有幾百個銅錢。

　　在那個時候，母親用了一個女佣人。來武昌的時候，帶了一個廚師和一個女佣人。那個女佣人到武昌以後，過了幾個月，說是過不慣，就先回老家了。此後，母親在武昌就沒有用女佣人。快往崇陽的時候，我聽見父親和母親商議，說是否要帶個女佣人，或是帶個丫頭。

　　母親都說不要。到崇陽以後，一算賬，覺得照當時銀子和銅錢的比價，縣官的收入比以前至少要少三分之一。母親覺得很緊張，就再不提用人的事了。至於吃飯，父親每天陪著我們的那位先生在花廳吃。照老家的規矩，教書先生的地位是很高的，每頓飯必須家裡有一個主要人陪著吃。父親照這個規矩，在衙門裡把我們的先生作為上賓，不以一般的師爺相待。母親帶著我們在上房裡吃飯。吃的是廚房的"例飯"，從沒有叫添萊，加點心，更不用說有什麼宴會了。有一次，父親回上房晚了，覺得有點餓，叫廚房送點點心來。送來了一盤燒麥，父親沒有吃完，還剩下幾個，母親就分給我們這三個小孩子吃了，覺得很好吃。可是我們三個不敢向母親要求，叫廚房送點心。上房的地面也很大，每天怎麼樣打掃；全家人的衣服，洗洗涮涮，縫縫補補，大概都是母親一個人做了。

　　她向來不叫我們做這些事，也不記得有人來幫忙。母親對我們說，她剛來馮家的時候，管廚房，過了幾天，有位上輩的人說，這個新媳婦很行，能置五頃地。又過幾天，那位上輩人說，不對，不只五頃，能置十頃地。

　　到老家以後，諸事都安頓了，母親第一件事就是安排我和景蘭怎樣上學。她和伯父、叔父說，友蘭的父親說，無論學什麼學問，都需要先把中文底子打好。她主張還是請個先生到家，教我們打好中文底子。伯父、叔父都同意了。以後兩年時間就在家裡從先生讀書，同學的有伯父的兒子五哥，還有幾個表兄弟。頭一年請了一個老年的先生，後來又換了一個年輕的先生。這位年輕的先生，是省里高等學堂的學生。他倒是教了我們一些比較新的東西，還教我們讀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可是後來他又上開封上學去了。經過這兩年的經驗，母親對我們上學的問題又惶惑起來了。一則因為，要請到合適的先生真不容易；二則她想到，光叫我們在家裡上學，沒有一個資格，恐怕於我們前途有妨礙。說到資格，當時人的心中，還是以科舉的資格為標準。無論什麼資格，他都要把它摺合為科舉的資格，心裡才落實。好像習慣於舊曆的人，談到新曆的月日，他總首先要把它摺合成舊曆的月日，他才覺得心裡清楚。按當時清朝所定的學校制度，在縣城裡設小學，在省城裡設高等學堂，在北京設京師大學堂。學校分為這三級，恰好原來科舉功名也有三級：縣一級的功名是秀才，省一級的功名是舉人，中央一級的功名是進士。成了進士，就算是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把這兩個三級摺合起來，縣裡小學畢業就相當於秀才，省里高等學堂畢業就等於舉人，在京師大學堂畢業就等於進士。有很多人推測，朝廷將來會把這三級的功名賞給這三級學校畢業的學生。實際上當時並沒有這樣規定，不過這樣地傳說，多數人認為這樣做也合情理。傳說紛紜，母親心裡也懷疑：如果光叫小孩在家念書，將來連一個秀才的功名也沒有，那就很不好。說到秀才，母親深深知道這個功名的分量。她常對我們說，你父親聽某一個名人說過，不希望子孫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孫代代有一個秀才。父親解釋說，這話很有道理。子孫代代出翰林，這是不可能的事。至於在子孫中代代有個秀才，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這表示你這一家的書香門第接下去了，可以稱為"耕讀傳家"了。照封建社會的情況說，一個人成了秀才，雖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進入士林，成為斯文中人，就是說成為知識分子了。以後他在社會中就有一種特殊的地位。

　　比如說，如果見了縣官，一般老百姓要稱縣官為"大老爺"，自稱"小的"。秀才見了縣官則稱"老父台"，自稱"生員"。

　　如果打官司，輸了，對於一般老百姓，縣官可以打屁股；但對於生員就不能打屁股，如果要責罰，也只能打手心，像先生責罰學生那樣子。秀才是紳士的最低一級，紳士最低一級對於老百姓就算高高在上了。秀才有一種制服，叫"藍衫"，是用綢子縫製的一種像大衣一樣的衣服，穿上這種制服，就可以做一種事，叫"禮生"。人家有紅白事的時候，都要行禮，要請四個秀才，站在禮堂兩旁，高聲贊禮。這個職業，倒是有很古的來源，所謂"儒"，就是這種人，一個人成了秀才，就成了"儒"的繼承人。《論語》中有句話：

　　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

　　這句話，我認為向來都不得其解。什麼是"君子儒"？什麼是"小人儒"？誰也說不清楚。照我們老家一帶舊習慣，紅白事所行的禮是很複雜的。除了"禮生"之外，還有一種人，這種人我們叫做"伺候客的"。哪家有紅白事，就去，幫助伺候客。這種人對於那些繁瑣禮節也很熟悉，他們也是有師父教的。在行禮的時候，他們就站在行禮的人旁邊。禮生贊一句禮，行  
禮的人往往還是不知所措，這就需要"伺候客的"在旁邊作具體指導。應該跪的時候，他們就按他跪下去；應該"興"的時候，他們就拉他站起來。我認為，這種人就是"小人儒"。因為他們懂得那些禮，所以也可以稱為"儒"；但是他們的身份卻是僕役的身份，所以稱為"小人儒"。我認為，這是《論語》上那句話的確切解釋。大概在奴隸社會中，相禮的人有貴族，也有奴隸。懂得禮儀的奴隸也可以幫助行禮的貴族應付行禮的場面。

　　話說得遠了，再回到本題。縣立的高等小學確實與以前的縣學有相似之處。照明清兩代的教育制度，每縣都有一個縣學。縣學有兩個官員，負責縣學的事，一個叫"教諭"，一個叫"訓導"，統稱為老師。考秀才就是這個縣學招生的入學考試。考上以後成為秀才，秀才是縣學的學生的名稱。從前稱考上秀才為"進學"，進學也不是縣官和老師所能決定，還得經過學台的複試，最後才能成為秀才，成為縣學中的正式學生，所以他們見縣官自稱為"生員"。秀才之中有些稱為"廩生"，每年可以得到一定的津貼，這就等於公費或獎學金。

　　這種相似之處，使母親懷疑，如果不上縣立小學，將來是否可以得到與秀才相當的資格。恰好這年的暑假，縣學招生了，伯父主張，叫他的兒子--我的五哥，同我和景蘭去報名，母親同意了。實際上在當時，因為請不來先生，我們在家裡也無書可讀。我沒有應過以前考秀才的那種考試，這一次應考也算是得到一點類似的經驗。考試由縣官主持，他坐在大堂之上，旁邊站著禮房的書吏，他用紅筆在某人的名字上一點，禮房就叫這一個名字。他們大概受過專業訓練，叫名字聲音洪亮而清晰，下邊被叫的這個人，答應一聲："有！"就走上去領卷子，到衙門裡邊指定的地方坐下，等著題目發下來，只考了一篇策論式的文章，就完卷了。過了幾天，縣官把取中的人都叫在一起，在大堂前面排隊，縣官在隊伍面前走一趟。

　　當他走到我跟前的時候說；"你的文章很好。"據說在以前考秀才的時候，縣官這樣地誇獎，是一種殊榮。我們進了學堂以後，我和五哥、景蘭住在一間宿舍。學校雖小，學生的派頭卻相當大。當時學生的宿舍稱為"齋"，齋里有伺候的人，稱為"齋夫"，專給學生們倒茶送水。過了一個時候，消息傳來，我們這一次入學考試，不知道有哪一點手續不合，省里不承認我們這一班。縣官也沒有辦法，只得把我們這一班算是預科。我們這一班裡，有不少人都已年過二十，可是還算高等小學的預科，等於初等小學，學生們很不滿。議論了一番，也沒有辦法，只好上下去。我的堂兄四哥，已經在這個高等小學的最高一班，到年假就畢業了，可是也出了問題。

　　當時的小學沒有教科書，每門功課都由教員自己弄些材料，上堂講，學生記，在黑板上寫，學生抄。後來也弄來一架油印機，有些課用油印機把教材印出來，學生免得抄寫，覺得很方便。可是省里又來了通知，說是在學生畢業的時候，學生們都得交上他們親手抄寫的教材，油印的教材不能承認，不承認就不能畢業。那些快要畢業的學生們，都慌了手腳，趕抄以前發的油印教材。日夜不停地抄。有的請人代抄。四哥還叫我抄了好幾本。不過最後終於都畢業了。伯父就考慮四哥上開封升學的問題。我的堂兄大哥、二哥當時都已經在開封上學。大哥上的是優級師範，二哥上的是中州公學的法政專科。當時民間辦的學校，一般稱為"公學"。公學是相對於清政府的官辦學校而言的。當時的老百姓對於清朝政府已經不信任，一般都認為，民間辦的學校，都比官辦的好。這個中州公學，確實是當時河南的一些比較進步的紳士所辦的。它除了法政班之外，還設有中學班，中學班恰好在年假后招新生。高小畢業，或有同等學力的人，都可以報考。伯父決定叫四哥去報考。大哥、二哥向我母親說，說我也應該去。母親也同意了。

　　過了新年，大哥、二哥、四哥和我四個人，還有些別的同學，一同起身往開封。先坐馬車到駐馬店去坐火車。當時從北京到漢口的火車，夜間不走，從北京到漢口要走三天。第一天由北京走到彰德，就停下了。旅客們都要拖帶著行李下車住旅館，等第二天再上車繼續前進。第二天，從彰德走到駐馬店，又停下來，旅客們又折騰一番，到第三天才到漢口。

　　彰德和駐馬店稱為"宿站"，旅館業都特別興盛。駐馬店本來是一個小集鎮，忽然變成宿站，很快地發展起來。在我們去的時候，那些旅館都還是搭的席棚。我們到駐馬店已經是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頭一件事情就是到火車站去看火車，在火車站台上，忽然覺得似乎是地動山搖，只見火車頭拉著列車，威風凜凜，差不多從南北兩方同時開進站來，當時覺得很壯觀。火車停下以後，旅客們拖帶著行李走出車站。車站門口，有各旅館的接客夥計，手裡拿著小旗，夾道呼喊，各報自己旅館的名字。旅客們接到某一旅館的小旗，就把行李交給那個夥計，交代以後，他就自由自在地走向旅館，行李由夥計負責。第二天早晨，夥計又帶著行李，送旅客上車，代旅客找好座位，把行李安置好，然後向旅客告別。服務很周到，態度也好。他們也沒有學過"旅遊學"，也沒有受過外國旅遊學專家的訓練，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人，照著傳統的旅館業的規矩，就把事情辦得很好。我們於第二天坐火車到開封。我們要投考的中州公學的中學班設在開封南關外，據說是從前的一個書院。考試又分為初試和複試兩次。我初試考了第二名，複試第一名。四哥和其他高小畢業的人都落在後邊，當時我自己也有點驚奇。中州公學的監督是楊源懋，他的官銜是翰林院編修，在開封以紳士資格辦中州公學。他不常到學校來，也沒有和學生講過話。不過所請的教員都是有比較進步的思想的人，據說有些人還是同盟會的人。當時我感覺這個中州公學好像是同盟會在河南的一個機關，因此學生們對於他都很敬佩。暑假回家，暑假過後再來，才知道楊源懋在暑假中病逝，同學們都很惋惜。在他的靈柩上火車回原籍的時候，全體學生都跟在靈柩後邊，哭著送到車站。

　　聽見旁邊過路的人說："這是誰？有這麼些孝子！"

　　暑假后不久，辛亥革命就開始了，武昌起義一舉成功。清朝政府驚慌得不知所措，派陸軍部尚書蔭昌率新軍前往鎮壓。

　　蔭昌帶兵到了信陽，連湖北境也不敢進，就在信陽住下了。整個中國都震動了。各省起義的消息每天都有，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各學校的學生都紛紛回家，大哥、二哥說，我們也以回家為好，怕的是將來路不通，家裡接濟不到。當時我也不知道，是鐵路真不  
通，還是大哥他們怕鐵路不通。他們決定不坐火車了，在開封雇馬車，順著通鐵路以前的大路回家。我倒很願意這樣走，因為想看看鐵路通以前人們旅行的情況。從開封出發，走了一個上午，到了朱仙鎮。原來舊日的大路有一定的站，每隔四十五里就是一站。一天規定走兩站。

　　走完兩站，即使天色尚早，也不再走了。因為再走，就走不到下一站，那就要破站。照當時走路的規矩，無論冬夏，每天都是早上四五點鐘出發，遇見有賣吃食的地方，隨便吃一點作為早點，走到上午十一點左右，就到一站。坐車的人都下來吃午飯，車上也要喂牲口，這叫"打尖"。打尖以後再走四十五里，到下一站，無論天早天晚，都要住下。走路的規矩是每天都要起早走，寧可早一點到宿站住下，這叫做"趕早不趕晚"。

　　每一個站都是一個縣城或者大集鎮，都有很多的旅店。車一進街，各旅店的夥計都跑出來截車，拉住馬叫住他的店。趕車的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熟店，都把車往他的熟店趕。車一進店門，停在大院里，趕車的把鞭子一扔，就不見了。有店家的夥計替他卸車，把牲口牽到槽邊去喂。又有些夥計幫著坐車的人搬行李，送到房間里。這些客店一般都沒有伙食，自有附近的小館子派人來問飯，客人隨便點菜點飯，吃完睡覺。第二天天不亮，店家的人就來打鋪蓋卷，搬行李上車，牽牲口套車。一切都齊備了，趕車的人才出現，拿起鞭子又上路了。

　　我從小說上知道有這些情況，親自經歷一遍，覺得很有意思。車走到汝墳橋，住在一個店裡，牆上都題滿了詩。當時走路，最怕的是連陰天，路不能走，只能待在旅店裡，等候天晴。那種苦悶、焦急、無聊的心情，真是難以忍受。能夠寫字的人，大概都要在牆上寫下幾句，以為消遣。我聽說我父親在汝墳橋的一家店內，在牆上寫了幾首詩，當時很傳誦，我就在我們這個店裡牆上找，事有湊巧，他住的果然就是這家客店。我一找就找著了他的題壁詩，共有六首：

　　記得新春話別時，臨歧溫存挽征衣。曾聞天上玉堂好，莫為思儂願早歸。

　　文場一戰竟拋戈，知爾同聲喚奈何！料得相逢應慰藉，妾家薄命累郎多！

　　苦教夫婿覓封侯，柳色青青怕上樓。誰料天涯仍落拓，相逢莫問黑貂裘。

　　珠璣才調錦年華，久別當知初念差。一掬臨風相思淚，而今應長海棠花。

　　年來事事不如人，慣逐群仙步後塵。自註：己丑中試第九十二名。才藻如卿堪第一，奈何偏現女兒身！

　　萱堂辭罷感長征，晨饈夕膳代奉迎。歸去慈幃仍健羨，曉妝台下謝卿卿。父親於己丑年中舉人，到戊戌年成進士，這些詩大概是己丑至戊戌年間，父親會試落第回家過汝墳橋，在客舍寫的。

　　一路順利，回到了唐河縣城。母親也在唐河縣城。原來唐河也辦了一個女學，縣裡人們覺得，初辦女學，如果沒有一個有名望的婦女參加，恐怕辦不起來。他們就請母親到女學里負責管理學生，名義是學監。我到女學里去見母親，母親談起了辦學經過。她說，她自己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吳清芝，還印了名片。這是她第一次走出家庭的範圍，到社會上辦事。她本來是一個極有才幹的人，有機會到社會上做一點事，自然很高興，心情很舒暢。但是她教學生的宗旨，仍然是賢妻良母。她對我說，她向學生們說，舊規矩還是要遵守的，叫你們來上學，是教你們學一點新知識、新本領，並不是叫你們用新知識、新本領代替舊規矩。這正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當時革命的形勢日益發展，可是實際影響還沒有到偏僻的小地方。在唐河一帶，清朝的統治還沒有動搖。縣城裡各學校都還在照常上課。母親還只能留在縣城的學校里。我跟著三個堂兄先回祁儀鎮。

　　到快要過年的時候，革命軍的隊伍已經開到襄樊，安民告示貼到了河南境內。告示上寫的官銜是"安襄鄖荊招撫使"，不用清朝官名。安襄鄖荊指的是湖北省的安陸、襄陽、鄖陽和荊門這一帶。告示一到，我們那一帶都震動了。清朝在南陽設了一個軍事據點叫"南陽鎮"，有個南陽鎮總兵鎮守。

　　當時那個總兵很頑固，聲稱要和革命軍決一死戰。後來他接到報告，說革命軍漫山遍野而來。他一聽就溜了。這樣，並沒有經過實際戰爭，南陽、唐河這一帶就"光復"了。"光復"是當時用的一個名詞，凡是革命政權建立了的地方，都稱為"光復"，意思是說，從滿人手裡把失地收復了。伯父原是個很守舊的人，有人傳話來，說革命軍就要到祁儀鎮，叫號召群眾歡迎。伯父也很高興，說這就快過年了，哪家沒有酒肉，都願意招待。看到這種情況，我想書本上常說的"傳檄而定"，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那個總兵是"望風而逃"，革命軍是"傳檄而定"。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清朝的政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垮台的。可是，當時真正的群眾，勞動人民，並沒有發動起來，也沒有人想到去發動他們。在革命中，活動的人還多半是知識分子。他們活動的動力，是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他們反對滿人的統治，同時也反對外國洋人的侵略。在鄉村，歡迎革命的，也是一些比較開明的紳士。他們實際上也是知識分子。我現在想起來，當時的鬥爭，是紳權和官權的鬥爭。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官和紳本來是一樣的人。知識分子經過科舉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紳。在清朝末年，實行了一些新政。在新政中，往往用了些本地紳士，特別是教育一項，官是無能為力的。在教育界，紳權很快就發展起來了。父親在武昌的時候，我聽見他同母親商議，說他有些朋友勸他辭去湖北的官，回河南當紳，說紳比官更有前途。我覺得，當時父親心中也有所動，可是後來沒有那樣做。我還聽父親說，當時的總督張之洞要派一批人到日本學法政，梁鼎芬推薦父親去，他以母老為辭，謝絕了。當時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幾個月，回原籍就轉為紳了。我現在覺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動力，是紳權打倒官權，就是地主階級不當權派打倒地主階級當權派。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但當時的一般人不懂，當時革命隊伍中的人也不是都很懂的。我也主張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我也認為，當時的資產階級力量是很軟弱的。所謂官權與紳權的鬥爭，正是表現了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辛亥革命一起來，紳權便自然成為革命的一個同盟軍，一起反對當權的地主階級，即以清朝皇帝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當權派的統治。等到清朝被推翻以後，原來參加革命的那一部分地主階級，就又同資產階級發生了矛盾和鬥爭，因此資產階級又來了個"二次革命"。其結果，還是失敗了，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篡奪了革命的果實，在中國開始了北洋軍閥的統治。

　　孫中山先生所宣傳的，是資產階級思想，可是那些都是上層建築，在中國並沒有堅強的經濟基礎。他主要是以輿論宣傳為武器和封建勢力作鬥爭，這顯然是不夠的。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敗，是先天就註定了的。

　　中華民國成立了。我於民國元年春天又到開封中州公學上學，可是從楊源懋去世以後，學校大不如前，教師的陣容也不整齊。湖北有個紳士名叫陳時，說他奉父命捐款在武昌辦了一所學校，叫"中華學校"，以黎元洪為校長。當時黎元洪的威望很高。我想轉到武昌上學，寫信回去同母親商量。大概是因為武昌是舊遊之地吧，一說母親就同意了。我到武昌上了中華學校。校舍是原來的糧道衙門。這所學校後來改名為中華大學，出了一個有名的學生，就是惲代英。我在中華學校不久，又聽說上海中國公學要招生了。這所學校倒有一段光榮歷史。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有一次不滿意日本政府對中國學生的待遇，集體回國，自辦學校，名為"中國公學"。創辦的時候，也出了一個有名的學生，就是胡適。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中國公學也停辦了。這時候中國公學又恢復招生，推舉黃興為校長。用黃興的名義向各省發出電報，叫各省選派學生。河南省很重視這件事，決定選拔二十名學生，到上海中國公學上學，每人每年發官費二百兩銀子。河南省決定以後，發出通告在開封招考。我同幾個同學回到開封應試，被錄取了，我就於民國元年的冬天同其餘十九人一起到上海，進中國公學。

　　中國公學原來定有一個開學日期。我們這二十人在開封考試以後，就趕往上海，如期報到。校舍在吳淞炮台灣。校舍是一座按當時標準說相當漂亮的洋樓，單獨地建築在炮台灣車站附近，四周並無居民。電燈也是自己發電。我們到的時候，學校並沒有開學，只有一座空校舍，連一個主要的職員都沒有。我們既然到了，就只好搬進去住。漸漸地有些主要職員來了。到了民國二年春天，終於開學了。校長黃興沒有露過一次面。教師都是上海別的學校的教師來兼課，到了上課時間才坐著火車來，下課就又坐著火車走了。當時的上海，完全是一  
個殖民地城市，商店欺負內地來的人。進了商店，或者在馬路上行走，如果不會說上海話，就被他罵為"江北佬"。但是如果你能說一兩個英文名詞，他馬上就尊敬起來。我們住在校舍，四無鄰居，閑了到江邊走走，倒也覺得有點像世外桃源。我只是喜歡到河南路棋盤街那一帶，那裡書店很多，我喜歡買書，那二百兩銀子花不完就買書，也買了一些大部頭的書，如"廿四史"之類。關於在中國公學學習的情況，將在後面詳說。

　　我在中國公學上到1915年暑假，就算是大學預科畢業了。就在上海考入了北京大學，暑假後進北京大學。關於在北大學習的情況，也將在後面詳說。

　　現在要說的是，北大當時的學生，在學習上是自由極了。

　　本系功課表上的課，學生不愛上就不上；別系的課，愛上就去上。教師那裡沒有點名冊，從來不點名。學生要上哪一課，只須在上課時到課堂上坐下就行了。就是與北大毫無關係的人，也可以進去聽講。在上課之前，有一個人站在課堂門口，手裡拿一堆油印的講稿，當時稱為講義，進來一個人，就發給他一份，從來不問他是誰。往往有不應該上這個課的人先到，把講義都拿完了；應該上這個課的人來了倒得不到講義。

　　可是從來也沒有因此發生爭執，後來的人只怨自家來得太晚。

　　當時北大中國文學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黃侃。他上課的時候，聽講的人最多，我也常去聽講。他在課堂上講《文選》和《文心雕龍》，這些書我從前連名字也不知道。黃侃善於念詩念文章，他講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詩，就高聲念一遍，聽起來抑揚頓挫，很好聽。他念的時候，下邊的聽眾都高聲跟著念，當時稱為"黃調"。在當時宿舍中，到晚上各處都可以聽到"黃調"。黃侃也常出題叫學生作詩。有一個本系的學生不會作詩，就叫我替他作。我作了幾首擬《古詩十九首》的詩，他抄好送給黃侃，黃也居然加圈加點，還寫了讚賞的批語。

　　我的這種課外學習，倒是在我家裡發生了作用，那就是我把我的一知半解傳授給我的妹妹沅君，引她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自從我們從崇陽回老家以後，沅君就不上學了。我從北大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念詩念文章，沅君聽了很愛慕，就叫我教她。我照著黃侃的路數，選了些詩文，給她講，教她念。她真是聰明絕頂，在一個暑假的很短時間內就學會了，不但會講會念，而且會寫，居然能寫出像六朝小賦那樣的小品文章。等到我第二次暑假回家，沅君的學問就更大了。北京傳來消息，說是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要招國文專修科。這個學校是當時北京女學的最高學府。我們都主張叫沅君去應考。沅君也堅決要去，她對母親說："如果是說我花錢，我將來什麼都不要。"意思就是說，將來出嫁的時候不要嫁妝。當時的地主家，出嫁一個女兒，陪送嫁妝，是很大一筆花費。母親在這一方面也很願意花錢。記得姐姐出嫁的時候，陪送的嫁妝就很豐富。順便說一下我們那一帶的風俗。有錢的人家，是女家花錢，男家可以向女家提出要求。沒有錢的人家，是男家花錢，女家可以向男家提出要求。這些不同的情況，其實是一個道理，歸根到底還是一個"錢"字。沒有錢的人家，娶了一個媳婦，就是家裡添了一個勞動力，一個勞動力就是一筆財產。這個女家是憑空失去一個勞動力，而且這個勞動力是從小養活、培養出來的，所以有權向男家要彩禮，提要求，以為補償。在有錢的人家，嫁女兒到男家，是替女兒找了一個繼承財產的機會，男家的產業終歸要歸他女兒，所以男家覺得有權向女家提要求，講條件。我的一個堂嫂--五嫂，回娘家的時候訴說在婆家受委屈，她的父親就對她說："你當去接受人家那幾頃地是容易的嗎？"一語道破了其中的秘密。父親在的時候，已經把沅君許婚於唐河的一個人家，所以沅君這時候說出了這樣堅決的話。母親本來是喜歡叫兒女讀書的，也就同意了。在當時我們這一帶，一個女孩子要進京上學，是一件動人聽聞的大事。有人提醒母親說，是否和男家商量商量。母親說，既然已經決定去，就不同他們商量了。如果商量了他們不同意，事情就更不好辦。又有人提醒說，即使不商量，也得去打個招呼。母親說，既然不商量，也不必打招呼。在暑假快結束的時候，母親就毅然決然，不顧別人議論，讓我和景蘭、沅君三人一同進京。到北京報考，果然考上了，於是沅君就開始走上了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道路。

　　關於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力量同以袁世凱為首的封建勢力的鬥爭經過，我在北京上學的時候，見到一些，也聽到一些。在辛亥革命的時候，袁世凱憑著他所訓練的北洋新軍，抵擋住革命軍；一方面又利用革命軍的聲勢，嚇唬清朝的隆裕太后。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議中，提出了清帝退位、交出政權的條件，並且答應在清帝退位以後，仍可以自稱為皇帝，在頤和園內過他的小朝廷生活，民國以異邦君主之禮相待，每年還給他皇室經費幾百萬兩銀子。袁世凱對隆裕太后說，這是革命黨的最後條件，如果再打下去，連這個條件也沒有了。

　　一面又叫當時在武漢前線的將領段祺瑞領銜發出通電，要求宣統退位。隆裕太后沒有辦法，就下了交出政權的詔書。內容說，著袁世凱組織政府，接管政權，結尾說："余與皇帝可以優遊林下，共享太平之福，豈不懿歟！"於是南北和議成功，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五族（漢、滿、蒙、回、藏）共和，建立民國，1912年為民國元年。這段過程，完全用的是中國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形式。就中國封建社會說，改朝換代、轉移政權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暴力的，稱為"征誅"；一種是非暴力的，稱為"揖讓"。辛亥革命以至民國成立，兼用了這兩種形式。就革命軍對清朝政權說，這是"征誅"。就袁世凱對清朝政權說，這是"揖讓"。就袁世凱說，他以為他奉隆裕太后之命組織政府，是清朝把政權讓給他的。宣統退位，仍可在他的小朝廷之內自稱皇帝，民國也以異國皇帝待他，這種安排，也是中國封建傳統思想的表現。照漢朝"春秋公羊家"所講的，一個朝代的新王，都要封前一朝皇帝的後代為一國的諸侯，這個諸侯還可以在他本國之內稱王，維持著前一朝的制度，新王也以賓客之禮相待。民國對於清朝王室的安排，正是這樣，所以民國一開始就打上了中國傳統勢力的烙印。以後就是袁世凱所代表的封建勢力跟民國的一步一步的鬥爭。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以後，設在南京的臨時參議院要求他到南京去就職，袁世凱拒絕了，說是北方沒有他坐鎮就不行。在袁世凱授意下，北京發生了一次兵變，軍隊在大柵欄一帶和東安門一帶搶東西，燒房子。袁世凱就對參議院說，軍隊一聽說他要走就變了！參議院沒有辦法，就改為派代表到北京送當選證書，袁世凱便於民國元年（1912）3月10日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他於民國二年（1913）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總統的時候，就更跋扈了。照他的布置，在太和殿舉行就職儀式。正式國會認為，應該由他們的代表在太和殿中間面向南站立，袁世凱面向北接受證書。袁世凱不同意，認為他應該面向南站立，國會的代表應該面向北站在下邊，向他呈遞證書。由於他的堅持，國會的代表讓步了。在就職那天，他面向南，代表們面向北，本來是國會授權於袁世凱，可是這樣一安排，倒好像是國會代表向袁世凱上"勸進表"。

　　當時清朝已經退位的皇帝，並沒有搬往頤和園，還住在紫禁城內，當他的小朝廷的皇帝。只把乾清門以外的三大殿交出來了。袁世凱把中南海改建了，作為總統府。1915年我到北京的時候，袁世凱已經住進中南海。當時中華門還正在改建。新華門原是南海西南角的一座樓，名為"寶月樓"。改建的人把樓的下層打通，作為一個門洞，樓的上層作為門樓，倒也富麗堂皇。就我所看見的，這座樓的改建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成為新華門以後，門外又圍了一層鐵柵欄，長安街的行人車馬，只能繞到鐵柵欄以外走，不準穿過鐵柵欄。在新華門東邊的  
土山上，立了一個大桅杆，桅杆的斗子上邊，經常有一個人站在上面望，看起來很是威嚴。當時的臨時政府，由袁世凱當總統，還有唐紹儀當總理。南京的臨時參議院還制訂了一個臨時憲法，稱為"約法"。照約法的規定，臨時政府中實際當權的是總理而不是總統。袁世凱雖然當了總統，而南方仍寄希望於總理。可是袁世凱不管約法那一套，自以為總統就是皇帝，總理是他的助手，頂多也不過是像清朝的大學士、軍機大臣之類，唐紹儀一切都應該聽他的。

　　唐紹儀鬥爭不過，就不辭而別，掛冠而去。孫中山先生看見約法不能發生作用，就發動第二次革命。當時南方還有很多省，掌握在革命派手裡。但是當時的人民，對於第二次革命的必要都不很了解；原先追隨孫中山的同志也不見得都了解。袁世凱得到了臨時大總統的名義，把中華民國這面大旗，拿到他自己手裡了。照他的邏輯，他就是民國，反對他的人就是民國的背叛者，說起來也好像是振振有詞。第二次革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失敗了，但是革命派還有一張牌，那就是正式國會。約法上規定，臨時政府要舉行大選，選舉正式國會，由正式國會產生正式政府。袁世凱倒是舉行了大選。他為什麼還要舉行大選呢？上面說過，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動力是紳權和官權的鬥爭。大選是紳權的進一步發展。選舉法規定，對於選民的資格有許多限制，必須有一定數量的財產，還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有選舉權，其餘的公民都沒有選舉權，這正合乎紳權的需要。在當時的社會中，尤其是在鄉村中，有一定數量財產和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就是當地的紳士。

　　當時離辛亥革命為時不遠，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人仍有很高的威望，選舉的結果還是革命派得了國會的多數席位。這是對革命派的一個很大的鼓勵。當時他們把一些有革命傾向的小黨聯合起來，組織成國民黨，這是當時國會的多數黨。保守頑固的人也聯合起來，把不屬於國民黨的小黨派組織起來，組成統一黨（后改稱進步黨）。這兩黨對峙，很有點像資本主義國家兩黨政治的局面。國民黨自以為他們是多數黨，應該由他們組閣。早在二次革命之前，他們就內定原來同盟會的宋教仁為領袖，準備在國會開會的時候推他出來當總理，組織內閣。在國會開會的前夕，宋教仁從上海往北京來，國民黨的人都興高采烈，到上海北站送行的人很多，可是宋教仁剛進車站，還沒有來得及上火車，就被袁世凱派去的兇手暗殺了。國會開會了，第一件事情就是選舉總統、副總統。照約法的規定，由國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總統選舉會，進行選舉。在選舉的那一天，剛剛開會，國會就被袁世凱組織的"公民團"（其實是流氓團）包圍了。"公民團"聲稱是向國會請願，要求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選舉會進行第一輪投票，袁世凱、黎元洪得的票比較多，但是都沒有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數，需要進行第二輪投票，就袁、黎二人決選，這就不要三分之二的票數，只要多數就行了。外邊的公民團大吵大鬧，說必須當天把袁世凱選舉出來，如果選不出來，就不準議員們出來回家吃飯，也不讓送飯。議員們進行第二輪投票，投票結果，袁世凱當選為正式大總統，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公民團"這才解除了對國會的包圍。宋教仁被暗殺了，國民黨組閣的計劃失敗了。但是照約法的規定，國會還可以在許多方面限制總統的權力。袁世凱又用了一個陰謀。先製造輿論，說國民黨的議員都是與第二次革命有關的，都是民國的背叛者，應該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他用了一個很有戲劇性的辦法達到了這個目的。這段過程，可以用話劇的形式寫出來。

　　在一個國民黨議員的家裡。半夜。來了幾名警察。）

　　議員：有什麼事？

　　警察：上邊要看看您的議員當選證書。

　　議員：我是國會議員，在國會開會期間，誰也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警察：這不是干涉您的自由，上邊不過是看看您的當選證書，看完了就送回來。

　　議員：（簡直沒有辦法，就把當選證書交給警察，氣憤地）明天開會，我要在會場里向你們的上邊提出質問！（警察拿著當選證書走了。）

　　（第二天。議員去國會開會，到國會門口，被警衛擋住。）

　　警衛：你是什麼人？來幹什麼？

　　議員：我是議員，來開會。

　　警衛：拿當選證書來看看！

　　議員：昨天夜裡巡警把我的當選證書拿去了。

　　警衛：你既然拿不出當選證書來，你就不能進去。

　　議員：我每天都來開會，你難道不認識我嗎？

　　警衛：上邊的命令，認證不認人！

　　（議員無可奈何，只好回家。）有些沒有被拿去證書的議員倒是進去了，但是他們是少數，不夠法定人數，會也開不成了。這樣，袁世凱不用解散國會的辦法就把國會搞癱瘓了。

　　我在外邊上學的時候，唐河老家裡也舉行了三次選舉：一次是臨時省議會議員的選舉，一次是正式省議會議員的選舉，一次是正式國會議員的選舉。我的三叔父也在兩次省議會議員的選舉中出來競選，一次成功了，一次失敗了。我在放假回家期間，也聽到家裡人說到這些選舉的情況。原來這些議員並不是由選民直接投票選出來的，選民通過許多資格限制，有了選舉權，但是還不能直接選舉議員，他們只能選舉能選舉議員的選舉人。他們先選舉了選舉人，選舉人在一定的地方集合，選舉議員。競選人並不需要發表演說，宣布政見，完全靠封建關係拉攏選舉人。在選舉人集合的地方，競選人都設有自己的招待處，看見選舉人到了，就往自己的招待處里拉，好像旅館的夥計拉客一樣。拉進去以後，招待吃喝。所以每一個競選人，無論當選或不當選，都得花費一筆資金。有個人對我說，作一次競選，非賣幾十畝地不可。

　　村的經濟是自然經濟，雖然是地主，也受自然經濟的限制。他們雖然有許多土地、生產生活資料，可就是沒有現錢。就拿我們家裡說，遇見要花錢的時候，雖然數目不大，也需要臨時開倉，取幾斗糧食到街上去賣。作一次競選人要花很多的錢，這在地主們看起來，是很不容易的。我當時就想，看起來選舉制度是並不容易實行的。而民主政治，主要的是靠選舉。西方的國家究竟是怎麼辦的？後來我漸漸地知道，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主要是靠政黨推動的。競選人的競選費用，也是靠政黨支持。而政黨的經費，又是靠資本家供給的。總要有一些富可敵國的資本家才能拿出錢來，支持他們認為合適的政黨。

　　而政黨又用這些錢支持他們認為合適的競選人。在封建社會裡，只有國家才有很多的錢，這個國家機器掌握在統治者手裡，它決不肯用國家的錢支持那些跟它不合的人競選議員。像中國當時的那些政黨，我總懷疑它們辦政黨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它們如果沒有一定的經費，連個辦公處也維持不了，更不用說宣傳政策、競選議員了。所以在封建社會裡，要想跟政府相對抗，非用武力割據的辦法不可。辛亥革命所以能推倒清朝，用的是武裝割據的辦法。袁世凱以統一為名，消滅武裝割據，這就使他取得了一尊的地位。他有兵權財權，而跟他持不同意見的人，什麼都沒有。那就只好像上面所說的那些被收走了當選證書的議員那樣，啼笑皆非了。

　　袁世凱果然不滿足於中華民國總統的地位，他想當皇帝，行帝制，完全恢復封建統治。於是玩弄一些製造輿論，強姦民意的辦法，看起來好像王莽篡漢的時候所行的那一套。我聽說，劉師培（申叔）的夫人另有一個辦法。劉申叔是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籌安會是首先發動恢復帝制的一個組織。劉申叔本人是一個學者，在當時學術界有相當地位，在政治上卻是一竅不通，懦弱無能。據說他的夫人很有些陰謀詭計，她向劉申叔說："你們搞的這一套，太麻煩了。我有一計，到10月10日國慶，大總統在天安門閱兵，等軍隊走到天安門前的時候，忽  
然嘩變，擁上城樓，把黃袍披在大總統身上，叫他非當皇帝不可。大總統作出不得已的樣子，當時即皇帝位，宣布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廢除中華民國的年號，改元洪憲。

　　然後由軍隊擁著他回新華宮（當時已有些人稱中南海為'新華宮'），這不就結了！"這是用趙匡胤的辦法代替王莽的辦法。

　　我不能斷定這個傳說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他們向袁世凱提過沒有。無論如何，這個趙匡胤的辦法是眾所周知的，袁世凱和他的左右也不會不知道。不過他不這樣辦，寧願用王莽的辦法，這是有原因的。

　　袁世凱所考慮的大概是國際上的外交承認問題。如果他用趙匡胤的辦法，照他的估計，大概國內不會有什麼反抗，但是國際上未必能夠得到外交承認。他認為，必須在國際方面都安排好了，才可以正式登基。他派特使到日本去商量，可是還沒有出發，日本就擋駕了。他用王莽的辦法，一方面是要欺騙國內人民，更重要的還是欺騙國際輿論。一個新的政權的建立，本來是靠它自己在國內的實力，並不靠外國的承認，只要它能在國內維持有效的統治，外國遲早是要承認的。

　　可是當時中國並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統治者必須得到外國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國封建勢力，必須與帝國主義相勾結，才能維持它的政權。清朝的皇帝已是如此，袁世凱在清朝辦過多年的外交，自然也明白這一點。沒有同外國特別是帝國主義勾結好，他是不敢上台的。承認就是一種支持的表示。袁世凱的這種考慮，是他的殖民地心理的表現，也是當時中國的殖民地國際地位的反映。

　　中國革命派打算用約法的條文束縛住袁世凱，他們想著這好像是緊箍，只要袁世凱戴在頭上，縱然他有孫悟空的神通，也得服帖。可是法律的威嚴，靠的是它背後的實力，如果沒有實力支持，它只是一紙空文，束縛不了人。好像緊箍還得有觀音菩薩的咒，才能發生作用，如果不念那個咒，孫悟空即使戴上緊箍，也不會覺得頭疼。歷史中的鬥爭，是靠實力進行的，沒有實力，專靠理論，是不行的。理論只有在它和實力相配合的時候才能發生作用。這個道理，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理論掌握了群眾，就成為物質的力量。如果沒有掌握群眾，它就不是物質的力量。不是物質的力量，在實際的鬥爭中是沒有作用的。實力有兩種，一種是軍事上的，一種是經濟上的。用形象的話說，一種是刀，一種是錢。有個笑話說：關帝廟、財神廟的香火很旺盛，有很多人去燒香。孔子的廟前很冷落，很少人去燒香。孔子有點牢騷。有個聰明人問孔子：你有關公的大刀嗎？孔子說：沒有。又問：你有財神爺的錢嗎？孔子說：也沒有。那個人就說：你既然沒有關公的大刀，又沒有財神爺的錢，那當然沒有人理你，你何必發牢騷呢！這雖然是個笑話，但說的也是社會上的實際情況。孫中山先生在當時，經常同軍閥聯繫，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論同刀和錢聯繫起來。可是後來總是為軍閥所拋棄。我在美國上學的時候，有一天在杜威先生家裡吃飯，看見報紙上說，孫中山和奉系軍閥張作霖合作了，杜威先生問我說：孫中山已經上過很多當了，為什麼現在還要這樣做？豈不是又要上當嗎？我也無話可答。後來了解，孫中山在當時如果不聯繫某一派的軍閥，他的主張就沒有人理睬，他是不得已而為之。後來孫中山先生知道在當時中國的情況下，非武裝割據不可。於是就到廣東，成立政府，有了錢了；又辦黃埔軍官學校，自家練兵，有了刀了。錢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勝利。

　　在這兩種實力中，經濟實力還是最根本的。經濟實力來源於社會生產。有某種生產力，就有某種生產關係，這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建立它的上層建築，上層建築是為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必須適合於經濟基礎。如果上層建築落後於經濟基礎，這就要有社會革命。如果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比較起來太先進了，那它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是不能存在的。辛亥革命也是當時經濟基礎要衝破舊的上層建築的一種表現，所以能推倒清朝的統治，得到部分的成功。但是中國的經濟基礎，基本上沒有達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程度，還沒有為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準備好條件。經濟基礎基本上還是封建主義的，硬要把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加到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上面，這就行不通了。不管理論上怎麼說，中國社會還是走它的歷史道路，那就是袁世凱的帝制，後來的軍閥混戰。五四運動把中國革命推進了一步。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已經在中國廣泛流傳。人們對於社會和歷史的認識比較清楚了一點，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

　　我認為這個口號到現在還是適用的。"民主"本來是辛亥革命的時候就提出來的，五四運動加上了一個"科學"，這就意味著用科學和技術進行產業革命了。民主是產業革命的產物。民主的中心思想是"天賦人權"。產業革命用機器大生產，把人從家庭中解放出來，成為個人。個人向來就是個人，但是在產業革命以前，個人之為個人是不自覺的。產業革命解放以後，個人自覺地成為個人。他有他自己的能力和才智，以創造他自己的事業，只要條件允許，他願意怎麼創造就怎麼創造，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拘束，這就叫自由。每個人都是這樣，這就是平等。這是他生來就有的權，所以稱為天賦人權。

　　什麼東西都不能壓倒個人的人權，只有一個東西可以壓倒，那就是"多數"。一個有人權的人，不服從於任何東西，只服從於一個東西，那就是"多數"。少數服從多數。社會上的任何爭執，都要靠這個原則來解決。政治上的爭執，也要靠這個原則來解決。具體的辦法就是選舉，如果沒有真正的選舉，那就並沒有民主。

　　我並不崇拜西方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民主，我知道在那裡這種理想也不能真正地實現。

　　我也是五四運動時代的人，但是我在北大1918年就畢業了，沒有趕上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我在北大畢業以後，回到開封，在一個中等專科學校教國文和修身。有幾個朋友商議，也要在河南宣傳新文化，響應五四運動。我們大約有十幾個人，每人每月出五塊錢，出了一個月刊，叫《心聲》。

　　我當時擔任功課比較少，就叫我當編輯。我寫了一篇發刊詞，其中說：今更以簡單之語，聲明本雜誌之宗旨及體例曰：

　　本雜誌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這個刊物的內容很平庸，但在當時的河南這是惟一的宣傳新文化的刊物了。

　　在1918年，我和任載坤結婚。載坤字叔明，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任芝銘先生是清朝的舉人，但是他反對清朝，在他的本縣新蔡縣反抗縣官，還組織人劫獄，因此他的舉人被革了，還受通緝，長期不能在家。他沒有兒子，只有六個女兒。他在河南最先提倡婦女解放，叫她的女兒們都放腳，並送她們到外邊上學。他的大女兒馥坤，二女兒緯坤（后改名任銳），都在清朝末年就在北京進了北京女子師範學校，任緯坤當時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在進步報館里做事，和孫炳文相識。孫炳文是四川人，當時在北京京師大學堂預科上學。他們二人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在當時是一種創舉，也受到許多的誹謗。

　　後來孫炳文烈士於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時犧牲。任載坤於民國初年進了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我在上海上學的時候，有個同學是任芝銘先生的學生，介紹我與載坤訂婚。我也不知道他向任芝銘先生怎麼說的，一去信就得到回信，表示同意。我也寫信回家告訴母親，母親也同意了。這一點也可以見母親的開明。對任緯坤的一些誹謗之詞，也傳到她耳中，可是她向來主張女子要讀書，願意有一


　　個讀書的兒媳婦，就毅然同意了。

　　這樣，我們兩家訂了親。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等載坤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以後才能結婚。當時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設本科和專修科，關於婚姻問題，專修科沒有什麼限制，本科則只收未婚學生，如果中途結婚，就要中途退學。當時在北京，北京大學是男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是女子最高學府，我們兩個人各居一個最高學府。恰好我們都是在1918年畢業。我們同時畢業以後，就在開封結婚了。我們結婚以後，一同回唐河。當時有人擔心，怕回到唐河以後，母親就不讓叔明再出來了，也許要留她在家裡幫助照料。我知道不會的。果然到家以後，住了幾天，開學的日期快到了，母親就催著我們走。她說："我不要媳婦在家幫助照料，也不要媳婦在我面前伺候，我不要媳婦這樣，我只希望你們在外面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們照管。"於是我們就又回到開封。叔明在河南女子師範學校任預科算術教員。

　　我的岳父家裡，是有革命傳統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岳父親自送他的第六個女兒，也是最小的女兒任平坤（后改名任均）到延安參加革命。我和叔明結婚以後，也從他們家裡接觸到一些革命氣息，得到一些革命的消息。

　　就在這個暑假，景蘭上美國留學去了。當時軍閥混戰，各省的財政都很困難，教育經費尤其困難。當時河南設有一個"教育款產經理處"，由教育界推人出來自己管理，出入都不經過財政廳。河南的教育界有了錢，就想多辦點事。他們認為，河南出的人才太少，要有個辦法多出人才。辦法是在開封辦了一個"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招收學生，畢業以後，由河南用官費把他們送出去留學。到1918年，第一批學生畢業，河南省決定送二十名到歐洲或美國留學。別的學校的學生，很有意見，說留學預備學校也無非是中學程度，為什麼這個學校的學生畢業以後官費留學，而別的中學畢業的學生就不可以？為了平息這種意見，河南教育當局決定，再公開招考二十名，同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畢業的學生一起出去留學。那時候景蘭在北京大學預科上學，就報名應試，他的專業是地質學。我不能報名，因為那一批留學限定要專學理工科。1918年夏天，景蘭就往美國去了，母親先是捨不得，後來也同意了。

　　河南在民國元年已經送出去過一批到歐美的留學生，我在開封的時候那批人陸續回來了，所以那一批的名額中也出了缺額。當時的教育部把各省民國元年送留學生的名額都收為教育部的名額，錢還是由各省自己出，不過原來是哪一省的名額，仍由那一省的人補缺，補缺的兩次考試，第一次由那一省自己主持；第二次由教育部主持，作為複試，複試及格才算錄取。1919年河南出了一個缺，並把這個缺定為哲學，我考取了初試，又到北京來複試，也通過了，於是也取得了出國留學的資格。恰好五四運動的一個學生領袖傅斯年，也來到教育部應試，他是1919年在北大中文系畢業，來考山東的官費的，他也通過了。他打算往英國，約我一同去，我因為母親願意我弟兄兩個都在美國，於是就跟傅斯年分手了。大約在9、10月間由開封到上海。當時有一部分在美國的華僑，辦了一個"中國郵船公司"，有兩隻船，一隻叫"中國"，比較小一點，一隻叫"南京"，比較大一點。這個公司以愛國主義相號召，說中國人要坐中國船。我們決定坐這個公司的船，而且要坐"南京"號，因為這隻船比較大。可是在我們到上海的時候，"南京"號已經開了，我們沒有趕上，要坐"南京"號只好等待下一次航行。我們就住在上海等，終於坐上了"南京"號，於12月到紐約，上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

　　當時在美國，上研究院是很容易的，上本科倒是很難，要經過各種考試。上研究院不需要經過任何考試，因為北京大學是他們承認的大學，只要拿出北京大學的文憑一看，就報上名，入了學了。

　　到美國以後，覺得樣樣新奇，跟中國不同。我當時作了一個對比，歸結起來說，中國是個"官國"，美國是個"商國"。在中國，無論什麼事，都要經過像進衙門那樣的手續。

　　就拿北大說吧，北大的學生無論對學校有什麼請求，都得寫呈文呈報校長，等著校長批。校長的批示，也用玻璃匣子裝著掛出來，上面寫著"校長示"。美國則不然，即使國家最大的事，也往往用商業廣告的方式宣布出來。我在紐約街上看見貼了些大標語，上邊寫著："加入海軍，週遊世界！"原來那時候正在動員群眾參加海軍，就用"週遊世界"這種利益以為號召，並不用"切切此令"等形式。其實這種分別就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別。

　　美國人賺錢的方法，也真是無孔不入，而中國人則是有孔不入。有個中國同學，在街上被一輛汽車撞倒了，受了一點微傷。第二天就有律師找上門來，對他說："照法律你可以提出訴訟，叫車主賠償你的損失。你要是願意起訴，你也不必操心，一切手續全由我們辦。等到賠償費要來了，給我們分幾成就可以了；即使得不到賠償費，我們也不向你收費，你可以坐在家裡拿錢好了。"這位中國同學照中國的規矩，想著既然沒有大傷也就算了，覺得不必起訴了。當時我在美國東部，景蘭在美國西部，相距很遠，到美國后還沒有見面。暑假到了，我就到景蘭住的地方過了一個暑假，又回紐約。回到紐約以後，看到在暑假中寄來的一封信，那是一家鐵路公司寄來的。打開一看，裡面寫著："聽說你要到西部去旅行，請你坐我們的火車，可以買來回票，價錢打八折。"我心裡奇怪，他們怎麼會知道我要到西部去？而買來回票價錢八折，可以省不少的錢。我當時不知道有這個辦法，來回都是買單程票，沒有佔到這個便宜。我想，鐵路公司為什麼叫買來回票而且打折扣呢？原來美國有許多鐵路公司，到一個地方不只靠一條鐵路線，要是在一家公司買了單程票，將來回來時是不是再走這條鐵路線就不一定，很可能旅客要換一條鐵路線。

　　要是買來回票，那麼旅客回來時就非走原線不可了。這家公司賣出了一張來回票，就等於它賣了兩張單程票，雖然是打了折扣，但總比只賣一張單程票好。而旅客呢，雖然來回都必須走這條鐵路線，不能再走別的鐵路線換一個樣子，但是也可以少花一點票錢，這就是兩得便宜。各種交通工具在賣票的時候，都是這樣打算盤。旅客也都知道買一張來回票比買兩張單程票便宜，不過我們這些不會做生意的人不知道而已。

　　在當時的美國，種族歧視是普遍的現象。聽說在美國南部，這種現象更是顯著。他們先把人分為兩種，一種是白色人，一種是有色人，凡不是白人，都是有色人。黃人也是有色人。但是他們又把黃人分為中國人和日本人。日本強盛，美國人認為日本人要比中國人高一級。他們看見穿戴比較整齊的黃人，都先問：你是日本人嗎？如果說不是，是中國人，他們的敬意就差得多了。他們對於中國人，有兩種稱呼，一種是Chinese，這是一般的稱呼；一種是Chinaman，這是含有侮辱性的稱呼。我們在街上走，在有些地方，往往有小孩子跟著叫：Chinaman！Chinaman！遇見這種情況，我們只好趕緊走開。往往有些房間出租，下邊寫著："不租給有色人"，或者"不租給中國人"。有個日本朋友告訴我說，他有個朋友到理髮店去理髮，剛坐在椅子上，那個理髮師就問："你是哪個民族的人？"他說："我是日本人。"那個理髮師說："我不給日本人理髮。"這個日本人就問；"你是哪個民族的人？"那個理髮師說："我是猶太人。"這個日本人說："我的發也不讓猶太人理！"站起來就走了。

　　我在美國上學的時候，碰到一次美國的總統大選。到了投票的一天，我到附近的幾個投票站看了幾遍，也看了他們的選票。選票上印了一大串各黨候選人的名字，選民只許在名字上打上同意或不同意的符號。原來美國選舉總統，並不是直接選舉，而是間接選舉，選民所直接選舉的並不是總統，而是總統選舉人。各州的選舉人都選出來以後，他們再到華盛頓開會，選舉總統。所以選票上印出來的，是各黨派所提名的總統選舉人的名字。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間接選舉慢慢地改為直接選舉。不過沒有改變選舉的形式，在形式上還是間接選  
舉。但是在各黨所提名的選舉人的旁邊加上幾個字："為某人"，這個"某人"就是這個黨的總統候選人的名字，就是說，這些選舉人都是要投那個"某人"的票的。這樣，這個間接選舉在實質上就變為直接選舉了。可以說是形式上沒改，而內容上改了。中國有句話說："換湯不換藥"，說的是只改形式，不改內容。美國的這種辦法，可以叫做"換藥不換湯"。

　　他們講究的是實際不是形式，而中國這一方面倒是只講形式不講實際。我想這也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一種不同吧。封建主義辦事，靠官僚。官僚主義有一個辦事的辦法，叫"瞞上不瞞下"。因為掌握官僚升降的人，是上，而不是下。官僚們只需在形式上做一點布置，瞞住上面的眼就可以了。下面有什麼意見，他是不管的。"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這是官僚們做官的一個妙訣。當然也有上下都瞞的，叫"欺上瞞下"。美國大選時的選舉票上，把兩大黨所提名的選舉人的名字都印上，也印有幾個小黨所提名的候選人的名字。聽說，新出現的小黨，要想把它們所提名的人的名字印在選票上，是很不容易的，要通過許多的限制，經過許多的手續，還要交一筆保證金，保證這個黨能夠得到選民投票數的百分之幾，如果得不到，保證金就被沒收了，而且在下一次選舉中，也沒有印在選票上的資格了。所以選舉基本上為兩大黨所壟斷，所操縱。在投票和開票的時候，都有兩黨的代表監視，誰也不能在其中作弊。這就是互相監督。

　　在我去美國的時候，北京大學的"五大臣"也到美國了。

　　有一個中國資本家名叫穆藕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辦紡織業發了大財，他捐了一筆款給北大，叫送五個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出國留學，所給的費用，比一般官費學生都多。我們那時候的官費是每人每月九十美元，穆藕初給的費用是每人每月一百二十美元。北大選出了五個人：段錫朋、羅家倫、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當時稱為北大"五大臣出洋"。清朝末年曾經派五位大員出國考察憲政，時稱"五大臣出洋"，現在是戲用這個典故。還有一個孟壽椿，本來也可以去，但是因為名額限制，不能去。這五個人都自願每月只要一百美元，把多餘的錢湊起來增加一個名額，叫孟壽椿也去了，實際上是"六大臣"。在這六個人中，段錫朋和周炳琳都在紐約上了哥倫比亞研究院。羅家倫上了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兩下距離不遠，羅家倫一有空就到紐約來。我們這些北京大學畢業的和其他經過五四運動的人，同當時別的中國留學生顯然有些不同。不同的是，對於中國的東西知道得比較多一點，對於中國政治和世界局勢比較關心。缺點是英文比較差，社交比較差，穿戴比較隨便。在當時的中國留學生中，顯然有兩大派。一派就是像方才說的那些人，這一派以北京大學畢業的人為典型。還有一大派，不僅專業學得好，英語也流利，社交活躍，衣冠整齊，但對於中國的東西知道得比較少，對於政治不大感興趣。這一派以清華畢業的人為典型。還有些人講究搞戀愛，學跳舞，以及吃喝玩樂之類，這些人畢竟是個別的，是很少的一部分。當時的中國學生，男的多，女的少，女的不到男的十分之一，在戀愛問題上競爭是很激烈的。當時就有一個笑話，說是搞一次戀愛，要有一年睡不著覺。先是看中一個滿意的對象，鬧單相思，這要三個月想得睡不著覺。以後是進行追求，這要三個月忙得睡不著覺。追求有點成功，看起來有點希望，這就要三個月喜歡得睡不著覺。最後是吹了，前功盡棄，這又得三個月氣得睡不著覺。這雖然是誇大其詞，但是搞戀愛確實是極其麻煩的事。

　　在中國留學生中，大部分還是好好學習的，但是對於學位的態度很有不同。有些人不要學位，隨便選課。有些人認為，只要個碩士學位就夠了。因為要想得到博士學位，就要選一些學校要求選而實際上沒有多大用處的功課。例如外國語，英文在美國當然不能算外國語，要得博士學位，必須要學第一外國語，第二外國語，那就是在英語之外還要再學兩種外國語。有些學校承認中文也算是一種外國語，有些學校不承認。所以很多留學生，只要得一個碩士就夠了。我是想要得個博士。我的想法是，學校所規定的那些要求，就是一個學習方案，它所以那樣規定，總有一個道理。照著那個方案學習，總比沒有計劃，隨便亂抓，要好一點。

　　在我上學的最後一年，景蘭也從他所在的學校畢業了，也到紐約來上哥倫比亞研究院。這一年，河南的官費不能按時寄來了。當時在華盛頓，有兩個留學生監督。一是清華的留學生監督，專管清華學生；一個是中國教育部的留學生監督，管各省去的中國學生。各省都按期把它們所負擔的經費寄給教育部的留學生監督，他按期分發給學生。這時候各省都不能如期寄款給留學生監督。我們的學費和生活費都發生問題了。留學生監督向各學校作了保證，學費可以緩交，但是生活費他無法解決。這些留學生可以自想辦法，各謀生路。辦法之一，就是在附近找些小事，得一點報酬。比較普通的是在附近的飯館內作侍者。這在美國是普通的事，作事的人並不覺得難為情，別人也不另眼相看。美國的學生這樣勤工儉學是常事，有些人是因為父母的收入不多，不能供給他上大學；有些人是特意不靠父母，靠自己的力量上學。他們的想法是，只有獨立，才能自由，經濟上的獨立，是一切獨立的基礎。我覺得，這種思想也表示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不同。

　　認為勞動可恥，能上不能下，這是封建主義的等級思想。不以勞動為恥，能上能下，這是資本主義的思想。我也在附近的一個飯館里找了一點工作。任務是把顧客用過的盤子收拾起來送到洗盤子的地方。每天做一點鐘，可以在那個館子里吃一頓"正餐"，包括一湯一菜，一份咖啡，一份甜食，麵包隨意吃，當時定價美金五角。有一天，紐約中國城內有一個什麼會，找一個中國留學生去講演，他們叫我去了。講的有點長了，耽誤了上工的時間，我出了地下鐵路的站門，趕緊往飯館里跑，到了那裡，營業已經開始了。老闆大怒，說你以後也不必來了！我失業了。可是也得到一種補償。不久我那次講演的一個聽眾，寫信給我說，他很喜歡哲學，現在正在讀哲學史教科書，可是英文生字太多，查起來很費事。他想把每天的生字寫下來，標明書的頁數，叫我填上相當的中文字，每個字給報酬若干，他想叫我當他的"活字典"。我想這倒不算困難，即使有些字我這個"活字典"不行，還可以替他查"死字典"。我記不清每個字的價錢確切是多少，但是總的說起來，一天也不少於五角之數。後來我又到另一家飯館找到一點工作，任務是刷盤子。這個工作比我原來那個工作還要省力一點。原來那個工作需要來回走動，在顧客多的時候，來回跑還來不及。這個工作不需要來回走，只是站在一個地方，等別人把用過的盤子送來以後，把盤子豎在一塊木板上，然後把木板推進到一個水箱里，擰開水龍頭，就有開水放出來沖洗，過一兩分鐘把水箱打開，盤子已經被沖得一乾二淨了。然後把盤子取出來，放在一起，等著別人來取。

　　我也向哥倫比亞大學請求過獎學金。杜威先生給我寫了一封推薦信。信相當地長，最後一句話說："這個學生是一個真正學者的材料。"這個請求沒有成功。據說是送進去的時間太晚了。不過他們也給了我一個閑差事，任務是管圖書館裡面的中國報紙，工資每月八元。圖書館也訂了幾份中國報紙。

　　所謂管中國報紙，就是中國報紙到了，由我到收發信件的地方把報紙取出來，送到圖書館中文書籍閱覽室，把報紙上了夾子，放在架子上。這樣簡單的工作，也不是每天都有，因為當時的郵政交通靠郵船，不可能每天都有郵船從東方來，平均每星期有一次。我看到同學們中間有人收到新從中國來的信，就到學校收發室取出中國報紙送到圖書館。這樣輕鬆的工作，大概也就是照顧吧。當時我有這三個財源，每月收入三十多元，再加上斷斷續續的官費，維持生活也就夠了。


　　像這樣對付，總算是把生活問題解決了。到了1923年暑假，我的論文答辯通過了，景蘭也得到了碩士，我和景蘭同別的同學一道，經過加拿大回國了。我們回到開封，母親已經先到開封等候我們，把家都安置好了。我在出國前已有一個女兒，景蘭已有一子一女，都跟著我母親在老家，由我母親撫養。這時這三個小孩都跟著祖母到了開封，全家大團圓。

　　這時候，河南的教育界也起了變化。原先的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升級了，改為河南的省立大學，定名為"中州大學"。

　　師資缺乏，要靠我們這一批留學生回來補充。我們在回國之前，中州大學都已經同我們取得聯繫。我被內定為文科主任（相當於後來的文學院長），回到開封以後，就走馬到任。

　　中州大學的校址，原來是河南省的貢院，就是各縣的秀才在開封考舉人的那個場所。原來的房子都已經拆了，但是還留了一兩排號舍。號舍的建築是一排一排的像長廊那樣的房子，每一排都有一個照著《千字文》"天地玄黃……"的次序排列的代號，每一排房子都有許多隔斷牆，隔成許多像鴿子籠那樣的格子。在考試的時候，每一個應考的人佔一個格子．這樣的格子如果在中間挖一個坑，那就是一個天然的廁所。我們也就是這樣做的，有一兩排號舍，被保存起來改為廁所。不知道來歷的人，還認為真是為廁所而建築的。如果仔細一看，原來的《千字文》代號和號數還在牆上刻著。就這樣一塊地方，一個應考的人進去，要住兩三天，這是他睡覺的地方，是他做飯吃飯的地方，也是他作文章的地方。這樣折騰兩三天，身體不好的人，或者再有潛伏的疾病，很可能會發作，又得不到適當的治療，可能就會死亡。如果有這種情況，社會上就會說這個人上輩子必定做了些什麼壞事，冤魂來報仇了。這個人除了功名無分，而且還蒙受了惡名，誰也不能替他平反。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後，中國的兩個革命勢力匯合起來了，聲勢浩大，力量雄厚，為全國人民所擁護。那時候設在廣州的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中央，派人到各省發展組織，各省陸續成立了國民黨省黨部。派到河南來的人，是我岳父的老戰友，也是親戚。他曾經在日本留學，追隨孫中山先生。民國成立，他在國會中任參議院議員。他於1924年在開封開始組織國民黨省黨部。成立那一天，我被選舉為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當時對於"候補"這兩個字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認為所謂"候補"者，就是在正式委員有缺的時候，把他補上。如果沒有缺，他不過虛有其名而已。我當時是這麼了解的。我不知道當時主事的人是怎樣了解的。事實是，我在開封並沒有出席過省黨部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聽說後來執行委員中出了缺，把我補上了。不過那時候我已經不在開封了。

　　我在中州大學，一切都很順利。也常有外邊的朋友，約我到他們那邊去。這種事情我剛回來的時候就有了。我剛到開封，傅佩青來找我，說他在北京，擔任了好幾個大學的哲學課，每月可以收入四五百元，他有別的事要離開北京，叫我去接他的事。我的母親聽說了，就勸我說："這可不行。中州大學前好久就請你了，你也答應他們了，這是眾所周知的。

　　如果剛回來就變卦，這可不好。"我當時就謝絕他了。說一個人可以兼好幾個大學的課，聽起來好像是笑話，其實當時就是這個樣子。當時在北京一個任課最多的人，在他自己的功課表上，可能每天都排滿，而且還可能有重複。有重複怎麼辦？那就輪流請假。這也難怪他們，因為當時軍閥混戰，教育經費被挪用了，學校的工資發不出來，專守住一個大學，實在是不能維持生活。開封沒有這種情況，因為有獨立的教育專款，上邊已經說過。這一次的邀請我沒有去，以後的邀請還是不斷而來。這個中州大學的組織，有一個校長，還有一個校務主任。他們兩個的分工是：校長對外，辦一點奔走應酬的事；校務主任對內，處理校內事務。到1925年，原來的校務主任李敬齋走了，繼任的人還沒有找到，我通過一位朋友向校長張鴻烈開誠布公地說："我剛從國外回來，不能不考慮我的前途。有兩個前途可以供我選擇：一個是事功，一個是學術。我在事功方面，抱負並不大，我只想辦一個很好的大學。中州大學是我們在一起辦起來的，我很願意把辦好中州大學作為我的事業。但是我要有一種能夠指揮全局的權力，明確地說，就是我想當校務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學術研究那一條路，我需要到一個學術文化的中心去，我就要離開開封了。"校長沒有同意我的要求，不過對我的開誠布公的態度很讚賞。因為當時的風氣，在一個大學中，如果某一個人要想達到一個什麼目的，他會用些陰謀詭計，挑動學生起來同校長為難。我的態度是寧可自己離開，也不挑動學生。關於我要離開的事，我對學生嚴守秘密，於1925年暑假乘大多數學生不在學校之時，我就悄悄地自己走了。張鴻烈後來也離開中州大學了。他是因為有人用陰謀詭計，做不下去了而離開的。我們在別處也碰見了好幾次，他屢次都向我表示感激之情。其實沒有什麼可以感激的。因為當時我還有路可走，還有一種前途。

　　我有一個北大的同學，在廣州廣東大學作文科主任，約我去。後來燕京大學又來約我。我還在紐約的時候，燕京大學有一位教授，名叫博晨光（L．C．Porter），他是美國人，到美國去休假，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中文。他想在中國留學生中找一個人幫他的忙，找來找去就找著我了。他在中文方面，遇見他解決不了的問題就來找我，好在課程的要求也不很高，沒有碰見我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在我回國的時候，他說，他也要回燕京，他希望在回中國以後，繼續同我合作，把一些關於中國哲學史的資料翻譯成英文。在1925年春天，我接到他從北京寄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燕京大學同哈佛大學合作，辦了一個哈佛-燕京中國研究社，找了些人做研究工作。他說他已經同有關方面說好了

　　，約我到燕京，一半時間在哈佛-燕京社做研究工作，一半時間在燕京講一兩門課。我當時覺得這個機會不錯。地點在北京，那是當時的中國學術中心，而且有一半時間做研究工作，可以少教一點課。我當時認為，在學校教課是一種苦事，好像是替人家當奶媽，放著自己的孩子不能喂，去喂別人的孩子。當時我已經答應了廣東大學，只可以先到廣州去一趟，再到北京。我照著這個意思，回復博晨光，說我計劃於1925年暑假後到廣州，去一學期，從1926年春季開始到燕京。燕京也同意了。我所以要先到廣州一趟，倒並不專是為守約，更主要的是，我想到廣州看看這個革命根據地。當時的人心都傾向廣州，好像在抗戰時期傾向延安那樣。那時候，孫中山先生已去世了。廣東一省，又為本省的幾個軍閥所割據。所謂革命中心的國民政府的權力，只能及於廣州這個城市。我在離開開封以前，碰見於右任。我問他："廣州的情況怎麼樣？是不是可以去？"他回答說："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我當時是想當一個革命的人，就決定去了。大概在八九月間，從上海坐海輪到廣州。

　　那個時候，香港大罷工還沒有結束，國民政府封鎖香港，我們坐的船從香港背後繞過香港，進珠江口到廣州。我原來是抱著國共合作的希望的，可是一到那裡，所看見、所聽說的是國共分裂和鬥爭。表面上還都說是國民黨，可是實際上內部鬥爭很厲害。當時國民政府軍隊的總司令是許崇智，參謀長是蔣介石。我到廣州就病了，住在醫院。有一天夜裡，聽見街上有人馬騷亂的聲音，又有槍聲，可是時間不長就平息了。第二天看報才知道，昨天夜裡參謀長把總司令趕跑了。許崇智下野，蔣介石自稱總司令。那時廣東大學的校長是鄒魯，他是當時國民黨右派的一個重要人物，後來組織西山會議派。廣東大學上課不久，鄒魯就被撤職了，繼任的是陳公博。這是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鬥爭的進一步的表現。右派的教授和學生反對陳公博，學生罷課，有一部分教師辭職，紛紛離開廣州到上海去。我本來只打算在廣東大學一個學期，正苦於沒有一個借口可以離開，學校一亂，我就乘機也離開廣州回到上海。陳公博派人留我，勸我念北大同學之情，不要離開。我說我與燕京有約，本來就要離開的，並不是反對新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