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高管幾乎「全軍覆沒」？--另一種「旱情」

為何高管幾乎「全軍覆沒」？--另一種「旱情」

為何高管幾乎「全軍覆沒」？

作者：張洪清

　　２月２６日 ，《新京報》報道說，近日，國資委紀委監察局公布了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中央企業紀檢監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講話中透露，中紀委最近查辦了某知名國有企業集團高管腐敗窩案，該企業主要負責人及絕大多數中層幹部涉案，幾乎「全軍覆沒」。
　　近年來查處的國企腐敗「窩案」，令人震驚，一查就是「一窩子」，一抓就是「一串」：一個「一把手」「腐敗分母」帶出一窩子「腐敗分子」。比如，雲南銅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鄒韶祿，原副總經理余衛平，雲南銅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原總經理汪建偉等人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而受審（見人民網，檢察日報http://unn.people.com.cn/GB/14748/8577426.html）。再比如，去年震驚全國的古井集團窩案。安徽古井集團原總經理甘紹玉這個「腐敗分母」，帶出了郭新民（原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古井銷售公司原常務副總經理）、甘紹玉（原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李運傑（原古井集團原副總裁）等１１個腐敗分子（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7/25/content_8770161.htm）。這些國有企業里的腐敗分子，「腐敗分母」濫用職權、內外勾結、貪污受賄，嚴重侵蝕國有資產，黨和人民深惡痛絕。
　　然而，國企腐敗為何「一窩子一窩子」地出，為何企業主要負責人及絕大多數中層幹部涉案，幾乎「全軍覆沒」？有人一口咬定說問題出在制度上。果真如此嗎？我看不是這樣的。如今一些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都是按照現代企業組建或改造的，上有國資委和地方國資委依法進行管理、指導和監督，下有企業里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由經理層組成的領導管理體制，最高權力機構、決策機構、執行機構、監督機構和財會部門的制衡機制也一應俱全。這些制度我們幾乎天天在媒體上看到聽到，難道這樣的制度還不夠嗎，為什麼這麼多制度管不好一個企業？看來，醉翁之意不在酒，漏洞並不在於制度的不健全，而關鍵是無人監督制約，問題出在一些人不負責任上，把一些制度當成了擺設。
　　如今，你到一些國有企業看看，有關企業經營者活動的制度什麼都不缺：職工民主管理與監督呀，職工代表大會制呀，財會審計部門的監督呀，「三會」呀，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呀，等等，這些制度都「長」得有鼻子有眼。然而，這些制度不是「聾子」「啞吧」，就是「植物人」，弄的全是形式。
　　哪個國企里的制度變成「植物人」，哪個國企高管腐敗就「全軍覆沒」。沉痛的教訓再次告訴我們，有些制度在權力和利益面前不起作用。因此，要防止國企高管腐敗「全軍覆沒」，必須從上到下狠抓落實，「全民皆兵」，讓監督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

取消國企高管高薪制又何妨？

　　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企業普遍遇到了困難，效益下降、業績下滑，許多職工面臨下崗的威脅。然而，有些企業高管依然拿高薪，引起職工的強烈不滿。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知情人士透露，一部涵蓋所有行業國有企業的高管薪酬總規範正在緊鑼密鼓的制定中。「人保部正在會同相關部委，集中力量制定這一規範。」「這一規範將成為全國所有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的指導性意見，並於『兩會』前上交給國務院審批。」高管與職工薪酬水平將考慮控制在10到12倍。我覺得「控制在10到12倍」，是控制不住的。
　　自從實施年薪制以來，國資委出台了不少這規定那制度，又是考核，又是監管，文件一大摞，但到今天國企高管拿得錢卻越來越多，高出職工收放的倍數卻越來越大，職工的反感情緒越來越濃，包括人大代表委員和普通大眾在內所關注的程度越來強烈，企業越來越不和諧。面對「民憤極大」、泛濫成災的國企高管薪酬現象，總理知道不知道？請總理要想盡一切辦法，解決這一讓人民群眾不滿、「罵街」的「制度」。
　　有資料顯示：　2001年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結果顯示，國有企業經營者收入形式以「月薪和獎金」為主，比重約佔80%。89%的國企高管收入在10萬元人民幣以下，其中2萬元以下的佔41%左右，2萬元到4萬元的佔27%左右，4萬元到10萬元的佔19%；2002年我國開始推行國企高管年薪制，規定高管人員年薪不得超過員工平均工資的12倍；2003年度國內上市公司高管之間的薪酬差距越來越大。一些高管最高年薪超過了100萬元；2004年由上海榮正投資諮詢有限公司編製的《中國企業家價值報告(2004)》出台，報告顯示，2003年高管年薪平均增長26.7%，不同公司年薪相差懸殊，高管薪酬的最大差別接近400倍；2005年有關部門規定國企高管年薪不超過員工平均工資14倍，成為當年熱點一時間輿論四起；2006年首次出現了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高於民營企業的現象。國企高管最高年薪均值漲到了344887.35元，民企則為316803.96元；2007年國有保險公司、銀行高管年薪相繼被曝光，均在百萬元以上。安徽省能源集團控股企業安慶皖江發電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彭煒，在公司虧損一億多元的情況下，仍有113餘萬元的各項獎金和福利；2008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華民族博物館館長王平對國企高管薪酬提出公開質疑，「中層領導年薪幾十萬、高層幾百萬。這麼高的工資，是誰給他定的？」（見《人民論壇》 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 ）  事實證明，國企高管年薪制，已淪落為國企高管們牟利的工具和堂堂正正搞腐敗的擋箭牌。
　　如今，不僅國企高管們撈錢摟薪，而且國企里的中層們也在拿高薪，已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其惡劣影響還在漫延。其一，違背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國企高管都是黨的領導幹部、共產黨員，都是人民公僕，而公僕應當以人民利益為重，「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可國企高管拿高薪就反其道而行之，只管享受著市場化的高薪激勵制度和政府給予的優惠待遇，不管職工群眾的死活，造成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不信任。其二，違背公平分配原則。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而國企高管拿高薪，合理在哪兒？沒理可說。況且，高管拿高薪還與所承但的責任和貢獻不相符。其三，對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否定。在我國國有企業中，工人階級是企業的主人。企業所制定的勞動報酬等規章制度，必須與全體職工或職代會來決定。而國企高管自定薪酬，顯然是對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否定，同時也剝奪了職工知情權和工人主人翁的地位。其四，挑起干群矛盾，破壞構建和諧社會。在我們的社會中，幹群關係是血肉相連、魚水相依的關係。然而，由於國企高管拿高薪，造成了工人與管理層之間的矛盾越來多、越來越激烈，干群緊張，幹群關係不和諧，企業不和諧。現在國企職工沒幹勁，甚至消極怠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對管理層拿高薪有意見，職工心裡不順暢。如此下去，最終必將影響整個社會的和諧。其六，破壞了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黨的一大法寶，我們常說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把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檢驗一切工作的最高標準。但如今國企高管一邊拿著巨額年薪，一邊在嘴頭上大講思想政治工作，說要增強企業凝聚力，讓職工出大力流大汗，為企業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樣的所做所為沒有說服力。如今，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成了一張皮。事實上，一些人絞盡腦汁行賄搞腐敗，就是想當老總拿年薪、發大財。
　　國企高管年薪制從出台那天起，就一直受到公眾強烈質疑和反對。人民日報主辦的《人民論壇》（０８年４月）記者調查採訪了87名各級黨政官員和76名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人都說國企高管拿薪不合理，認為既然是政府任命的高管，所拿薪酬就必須符合中國國情和中國的分配製度。然而，倍受群眾和幹部強烈質疑和反對的這個年薪制，為何要違背民意強行推行？既然這個規定不符合國情，群眾強烈反對，取消或改革這「民憤極大」的國企高管高薪制又何妨？難道不實行年薪制，國企就搞不好嗎，國企領導幹部難道真的就是為了年薪而工作而奮鬥嗎？如今國企里真的就沒有像鐵人王進喜、孟泰、郝建秀等那樣心不離群眾、一心為公，認真負責，心裡裝著職工，為國家分憂解難，為民族爭光爭氣，頂天立地的英雄和模範嗎？

另一種「旱情」也應拉響警報

　眼下，我國北方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嚴重旱情正在威脅著河南、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甘肅等7個小麥主產省份。很多地方甚至從去年10月下旬以來，連續100多天沒有下過一場像樣的雨雪，土地龜裂、河流乾涸，地里的冬小麥面臨絕產危險。嚴重旱情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要求各級領導組織動員一切力量抗旱，千方百計減輕旱災損失，打好這場硬仗。
　　水是農業的命脈，是莊稼的命根子。不論是確保小麥豐收，還是春播春種，均要有足夠的水予以保證。有資料顯示，我國華北地區l畝小麥約需40—50噸水，l畝棉花要35—50噸水。事實上，農業豐收，如果沒有水立下第一大功勞，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天不下雨，就會發生旱情，農作物缺水就長不好，嚴重缺水，就會導致死亡。在此情況下，就要抗旱澆地，搶救農作物。
　　農業是這樣，人也是如此。如果人發生「旱情」，身體缺水，就會造成水代謝功能紊亂，生理紊亂又會得許多疾病。比如，哮喘病、過敏症、高血壓、體重超重、糖尿病以及包括抑鬱症在內的某些精神疾病，等等。總之，身體缺水是許多慢性疾病的根源。
　　如今，有些黨員領導幹部身上卻發生了另一種嚴重的「旱情」。這種比土地乾旱一樣可怕的「旱情」，當然也是缺「水」。而這種「水」就是「道德之水」、「思想之水」。道德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所蘊含、賦予、創造的富有積極、健康、向上意義的精神價值。而對一個黨員領導幹部來說，道德是一種理想信念，一種思想境界，一種精神支柱，一種內在力量。但這些年來，在一些黨員領導幹部中缺乏理想信念、思想境界和精神支柱的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那些貪官、色官、惡官、黑官、跑官，更是缺了這種「道德之水」。他們由於長期不「抗旱」，不補充「水」，又諱疾忌醫，這些「官」早已百病纏身，病入膏肓。溫家寶總理曾說過：「企業家不僅要懂經營、會管理，企業家的身上還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而有些企業家身上「道德的血液」少得可憐，血管里流的僅是一個「錢」字，一至於引發了令人震驚的「三鹿」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三鹿的「缺水病」，是這些年來一些企業家缺「德」的一個「縮影」、一個反面典型。
　　眼下，金融危機當前，企業遇難關，全社會需要同心同德，共渡難關。但有些企業高管，置國情、時艱、危機和職工的「憤怒」於不顧，依然把高薪理直氣壯地揣進自己的腰包。他們身上「道德的血液」在哪裡，講點社會責任和道德自律為何成了一句空話？而管理機構是不是也發生了嚴重的「旱情」？還有，在北方大旱和金融危機之際，天津將投資300億元世界最大的室內沙灘浴場，而天津本來是嚴重缺水城市之一，將巨資投在一個極其費水的項目上，這是不是政績和面子工程？城市管理者是不是也缺乏「道德之水」的營養和滋潤？
　　面對持續發展的嚴重旱情，紅色警報已經拉響，各地政府機關和廣大農民正在集中力量與旱情進行著爭分奪秒的抗爭。而面一些黨員領導幹部的「旱情」和「缺水病」，也要緊急行動起來，充分認識到這些「旱情」的嚴峻性和做好「抗旱」工作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責任感、緊迫感。只有讓這些「清泉」「雨露」常流常沐浴，幹部才能健康生長、永葆青春，我們的骨幹力量才能有力量，我們的帶頭人才能帶好頭，我們的事業才能興旺發達。

另一種「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