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美國是以清教徒為標誌的基督教思想立國的國家,但最近數十年來,美國國民,尤其是青年人對上帝的信仰明顯、甚至急劇弱化。在《衝突中的王國》(Kingdoms in Conflict)一書中,寇爾森博士(Charles Colson)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國民主政體的道德基礎。近至1954年,最高法院還毅然決然地拒絕國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張。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這樣說:『我們是有宗教信仰的,我們政體的創設是建立在天地間有最高主宰的大前提之下的。』短短几年之後,法院否決了在學校準許禱告的提案。但這一提案卻反應了社會的傾向:在國事上,基於宗教信仰的價值觀逐漸消失了。在美國政壇上,這一決定是一個很大的震撼,是一次足以引發斷層的地震。」「至1970年代,傳統的猶太教與基督教所共有的價值觀被忽視的情況有增無減。在政壇和國事上,宗教被視為是落伍的甚至是對其發展有妨礙的。最高法院的決策越來越趨向無信仰,甚至公然敵對宗教,1973年的墮胎合法化就是一個反教的高峰。」
錢錕博士還提到:「在過去100年左右,達爾文主義已成為生物學家公認的表率,在西方被視為主流的世界觀,任何人反對,都會被群起攻之。就是被古爾德譽為『十九世紀美國最偉大、最具影響力的生物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阿格拉西斯(Louis Agrassiz),因為公開批評達爾文的學說,使他『如日中天』的聲譽驟降。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教授高爾德施密茲( Richard Goldschmidt)也曾說:『我不但被視作瘋狂,而且幾乎成了罪犯。』1999年6月舉辦『動物體形構造的起源』國際討論會前,有些科學家發現許多範疇的工作與新達爾文理論不符合。一位中國教授建議邀請其他學科,如分子遺傳學、發育生物學,甚至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參與討論有關動物大爆炸更廣泛的問題,但是在會議期間,他受到美國達爾文老臣子的壓力,不能公開討論,而且非達爾文觀點的文章也不能出版。約翰遜(Philip Johnson)在1999年刊於《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中,引述一位中國教授的話:『你們美國人說中國人不能批評政府,但我們可以批評達爾文;你們在美國可以批評政府,卻不能批評達爾文。』其實對許多人來說,達爾文主義已不再是科學探索了。他們已把它當成一個信念,失去了客觀性。雖然他們不自覺,也不承認。但這信念已根深蒂固,是他們行事為人及研究的基礎。要推翻它將會遇上巨大的阻力。許多科學家窮一生的研究,都是建立在進化論上。他們再也看不到別的。但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卻看到了達爾文理論的大裂痕。當反對的動力從不同領域同時增強時,達爾文主義只有如柏林圍牆般傾坍。也許在我們有生之年能看到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