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新文學運動中的積極貢獻

陳獨秀與胡適



胡適在「五四」前後，就文學革命和文藝理論方面，寫了許多文章、通信和札記，做了多次講演。胡適為了貫徹自己的文學主張，促使新文學運動開花結果，還從事創作實踐，用白話寫出了我國第一部新詩集《嘗試集》和第一個獨幕話劇《終身大事》。胡適對新文學運動、特別是這一運動的前期所作出的貢獻，不管你承認它與否，它是客觀存在。

　　一、「首舉義旗之急先鋒」。

　　文學革命作為一個運動興起，決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國，但並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革命果實落到了袁世凱手裡，封建的經濟結構及其大部分上層建築，尚未受到觸動。隨著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現，必然要求在思想上有一個解放運動，來揭露當時還佔統治地位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宣傳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民主思想。以思想革命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便成為時代的必然趨勢。文學革命，正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產物。

　　胡適要求「文學革命」，有它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根據，並且是經過了一個醞釀實踐階段的。早在美國留學時期，他就已在留學生間論辯文學革命問題，並同國內陳獨秀等保持密切聯繫。他從文學進化觀點出發，認為「新時代的要求」，文學必須革命。表現新思想、新事物，需要新的文字。「文以載道」的舊文學是擔負不了這時代的任務的。舊文學只為少數文人所私有，而用文言文表達新思想也不易為「最大多數人所能接受，」只有用白話文表達新思想的新文學，才能為「最大多數人都能欣賞」，才能真正做到「雅俗共賞」。直到胡適寫《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序》時，仍持此觀點。他說：「文字之功用在於達意，而達意的範圍以能達到最大多數為最成功。」由此可見，胡適提的「文學革命」口號是有所為的，是基於時代的要求發動文學的解放運動。

　　早在一九一六年，胡適在美國的時候，就有在國內發動新文學運動的抱負。這年四月，胡適寫了一闕半文半白的《沁園春》，裡面寫道：「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軀馳！」同年十月，胡適寫信給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上，第一次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信中說：「年來思慮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的發難文章：《文學改良芻議》，接著陳獨秀就在二月發表了另一篇著名文章：《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幟。他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吾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胡適的文章，雖沒有陳獨秀的那樣堅定、明確，但是，他對白話文學必將取得正宗地位，還是堅定不移的。他說：「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胡適的這一「斷言」本身，就是對封建文學的挑戰，就是革命。因為，以文言文為工具的封建文學，延續了幾千年，在當時還佔統治地位。胡適敢「斷言」白話文學必將取而代之，這在當時是被當權者和復古派視為大逆不道的。由於白話文學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一旦成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封建文學就大勢已去，只能作垂死掙扎了。

　　因此，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是文學革命的姊妹篇，它標誌著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始。胡適和陳獨秀，同是首舉文學革命義旗的急先鋒。他們對中國新文學運動作為先驅者所作出的貢獻，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

　　二、白話文學的倡導者。

　　文學革命運動不僅要大力破舊，還要積極立新。因此，胡適在五四運動前後，寫了大量文章來闡述白話文學，並對什麼是白話文學作了探討、研究和實踐，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

　　但有的同志卻認為，胡適提倡的不是白話文學而是白話文，是要把文學革命的範圍局限在語言形式上，而並不去觸動封建主義的內容，是形式主義的。有的同志還認為，這是胡適搞陰謀，企圖把新文學運動引向邪路。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是不是形式主義的，還是讓事實說話吧：

   胡適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寄陳獨秀》信中，提出的「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是把「須言之有物」放在最後一條的。可是，兩個月以後的《文學改良芻議》中，就把「須言之有物」列為第一條了。這說明胡適不但沒有忽視內容，而且把它提到了首位。胡適對「言之有物」作了闡述。他說：「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胡適所反對的「文以載道」的「道」，正是封建文化所宣揚的孔孟之道。早在一九一四年，胡適就反對袁世凱頒布的《尊孔令》。他在十一月十六日《藏暉室札記》中，斥尊孔令為「口頭讕言，可笑可嘆」！一九一八年，胡適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反對把「男盜女娼的社會」，說成是「聖賢禮義之邦」；斥責對「贓官污吏的政治」進行「歌功頌德」。胡適所主張的文章要有感情和思想，是針對八股文提出來的，是有具體內容的。胡適在一九一六年《藏暉室札記》中《論譯書寄陳獨秀》里，提出了：「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一九一六年七月他在《藏暉室札記·覲庄對余新文學主張之非難》里，明確提出，《儒林外史》、易卜生、肖伯納等的作品是「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學。胡適還在一九一八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主張應使「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鋪，一切痛苦的情形」，「在文學上佔有一位置」。也就是作為新文學的內容之一。

　　這些都說明了，胡適一直提倡的是白話文學，並沒有把「文學革命的範圍局限在語言形式上」，也沒有「不去觸動封建主義的內容」。恰恰相反，他是以新思想、新題材取代封建主義的舊內容的，是具有明顯的反封建傾向的。

　　當然，胡適是個資產階級學者，他是用資產階級的思想內容取代封建主義的思想內容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但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進步的。胡適不反對封建文學的內容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胡適提倡白話文是從新內容的要求出發的，他看到了文言文這一舊形式束縛新思想，這一認識在當時來說是創新的。一九一九年胡適在《談新詩》中說：「形式和內容有密切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五四」前後當文言文束縛新內容和新精神的時候，提倡白話文，是符合時代要求的，這不能算作形式主義。

　　過去有些《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對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提倡白話文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是輕描淡寫，就是竭力貶低它的意義。這是不實事求是的。我們認為，如果說，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那麼，白話文運動，是同這一思想解放運動互為表裡的。白話文運動是適應思想解放運動的必然產物。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又反過來促進了思想解放運動，促進了新文學運動的蓬勃發展。歷史的發展就是如此。

   胡適在一九三五年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回顧了新文學運動產生的歷史。他認為，以文言文為工具的封建文學，「是一種僵死了的殘骸」，不值得「迷戀」。「引車賣漿之徒」的白話是「有文學價值的活語言」，是能夠而且已經產生了有價值的文學。但由於沒有文學革命運動的推動，一千多年來始終「不登大雅之堂，不能取死文學而代之」。新文化運動初期，用文言文做工具，來宣傳新思想，批判舊道德，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它不能普及，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只有發動文學革命，白話文才能取代文言文，白話文學才能取得正宗地位。這些論述是符合歷史情況的。

　　白話文運動的勝利是在同封建復古派維護文言文的鬥爭中取得的。新文學運動也是在鬥爭中得到發展的。五四運動高潮中，成千上萬的傳單、宣言，都採用了白話文，大大擴展了白話文的影響，用白話文進行寫作的也愈來愈多。到一九二○年，白話文在全國範圍內取代了文言文，成為國語；有了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國語的文學才取得了正宗地位。這是新文學運動取得的一個重大成就，這一勝利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對思想、學術的交流、教育的普及、文字的改革等具有廣泛的影響。實踐證明，胡適的「斷言」是正確的，而且實現了。把胡適提倡白話文斥之為形式主義，並把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列為反面教材，這不僅否定了胡適在新文學運動前期的歷史作用，實際上貶低了新文學運動本身的成就。

　　毛澤東同志在《反對黨八股》中指出：「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這說明毛澤東同志充分肯定了提倡白話文和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成績，並肯定了這個運動是「前進的，革命的」，而決不象有人說的提倡白話文是形式主義的。

　　在提倡白話文的「一班新人物」中，胡適是很活躍的一個。不錯，白話文學在封建社會裡就有，但是，作為一個文學革命運動來提倡，並提出以白話文學取代封建文學，則始於新文學運動。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正因為有了白話文運動的勝利，新文學才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才得以蓬勃發展。因而，胡適提倡白話文學的功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三、胡適積極的文藝主張。

　　胡適在新文學運動前期，有不少文章涉及他對文學的基本看法。有些觀點，同封建文學理論相比較，是創新的，它有助於新文學運動的開端、鞏固與發展。

　　早在一九一六年，胡適在《藏暉室札記》里的《覲庄對余新文學主張之非難》（按：覲庄即後來學衡派成員之一的梅光迪）一文中說：「吾以為文學在今日不當為少數文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吾又以為文學不當與人事全無關係。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皆嘗有大影響於世道人心者也。」雖然是短短三句話，但是我們認為這是胡適關於文學基本理論方面的重要論述。胡適認為，文學不是少數文人之私產，應當普及到最大多數國人手中。這一思想不僅過去封建文學理論中不可能有，而且一九一七年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中也只籠統地提及「國民文學」。一九一九年李大釗的《什麼是新文學》中，也只提到新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沒有涉及到新文學應當普及到最大多數人手裡的問題。因此，胡適在一九一六年就提出了文學為「最大多數之國人」的問題，在新文學理論上不僅是一創見，而且是他提出文學革命的有力根據。胡適還認識到文學與社會生活（人事）有關係，並指出它的教育作用，影響世道人心。這也說明了胡適是重視新文學的內容的，不是單純的主張形式革命。當然，胡適當時還沒有專門寫論述文學革命內容的文章，比較系統地論述文學革命內容的文章，是在周作人發表了《人的文學》等以後。

　　一九一八年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實際上是提倡白話文學近兩年的總結。在這篇文章里，胡適還強調了創造新文學的工具和方法。工具是指白話，方法是指收集材料、文章結構、人物和景物描寫等。這實際上是講的寫作知識。在五四運動以前，就能突破老八股，比較系統地介紹新的寫作方法，強調接觸「貧民社會」，主張實地觀察，反對閉門造車。這些理論對當時新文學創作都是有指導意義的。因而，這篇文章也引起了較大的反響。陳炳坤（子展）在一九二九年著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中指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的這種主張，在目前看來，似乎平淡無奇了。但在當日，……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震撼。」一九三五年鄭振鐸在《五四以來文學上的論爭》一文中說，胡適的這篇文章，「可算是他們討論了兩年的總結，也可說是一篇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這些評價，反映了當時的一些歷史情況。

　　胡適不僅提出了一般的文學主張，還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就短篇小說、新詩、戲劇等方面，發表了專題論文。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論短篇小說》中，胡適所論述的短篇小說的特徵及繁榮的原因，同魯迅後來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中的論述，是基本一致的。胡適在這篇文章中，還對歷史小說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說：「凡做歷史小說，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卻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全用歷史事實，……沒有真正的小說價值。若違背了歷史事實，……卻又不能成為『歷史的』小說了。最好是能於歷史事實之外，造成一些『似歷史又非歷史』的事實，寫到結果又不違背歷史事實。」這就是說，歷史小說的創作，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允許作者在一定的範圍內虛構和藝術加工，但又不違背歷史的真實性。胡適的這一論述，不僅在一九一八年是新鮮的，而且在今天看來也還是正確的。

　　一九一九年胡適發表的《談新詩》，是我國現代文學中最早的一篇新詩理論方面的文章。文章肯定了當時新詩的成績，肯定了「詩體解放后詩的內容的進步」，對新舊詩的比較、新詩的音節、新詩的發展趨勢，作了一些探討，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見解。關於「詩的音節」，胡適認為：「新詩大多數的趨勢，依我們看來，是朝著一個公共方向走的。那個方向便是『自然的音節』。」朱自清在一九三五年寫的《現代詩歌導論》一文中認為：「胡適的《談新詩》，差不多成為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評價不免過高，但卻反映了這篇文章在當時所起的影響。

　　一九一八年，胡適還發表了《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以及另一篇《易卜生主義》。這是他關於戲劇理論方面的兩篇重要文章，這也是我國較早的兩篇比較系統的現代戲劇理論方面的文章。前一篇文章中，胡適用進化論的觀點，論述了中國戲曲的發展變化。他認為，「現在中國戲劇有西洋的戲劇可作直接的比較的參考材料，若能有人虛心研究，取人之長，補我之短，掃除種種『遺形物』，採用西洋最近百年來繼續發達的新觀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國戲劇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新文學運動初期胡適介紹西方的戲劇理論和經驗，作為發展我國戲劇的借鑒，這是必要的。胡適還介紹了西方的「悲劇的觀念」，批判了中國戲曲中「閉眼不看天下的悲劇慘劇」，而搞因果報應的「大團圓」結局。他把這種「大團圓」結局比作「說謊的文學」。他讚揚了《紅樓夢》這一悲劇，「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於人生問題和家庭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他主張「承認世上的人事無時無地沒有極悲慘的傷心境地」，把它寫進劇本里，「故能發生各種思力深沉，意味深長，感人最烈，發人猛省的文學」。胡適提倡寫悲劇，對於利用戲劇形式揭露當時的社會矛盾，暴露社會的黑暗，使之「發人猛省」，毫無疑問，這都是進步的理論，對當時的戲劇運動起了推動作用。這也恰恰說明了胡適主張的文學革命，不是局限於形式，而是形式和內容聯繫在一起的革命。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文，分析介紹了挪威著名戲劇家易卜生的創作和理論。這篇文章對我國當時的戲劇運動有一定的啟蒙作用。胡適通過對《娜拉》的分析，揭露了資產階級家庭的虛偽和腐朽，批判了資本主義法律、宗教和道德的虛偽性，控訴了個人自由受到社會的壓制。並介紹了易卜生的政治主張和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洪深在一九三五年《現代戲劇導論》一文中說：「胡適這樣推崇易卜生主義，對於後來中國話劇的發展，影響是非常大的。」張庚同志在一九五四年發表的《中國話劇運動史》（初稿）中，對胡適有關戲劇的文章也作了有分寸的肯定。但隨後卻遭到了批判，被扣上了「敵我不分」、「投降主義」的大帽子。我們認為，對張庚同志這種批判是不實事求是的；對胡適的戲劇理論的全盤否定同樣也是不實事求是的。

　　四、大膽嘗試的成果——《嘗試集》和《終身大事》。
　　胡適不僅鼓吹文學革命，以文藝理論指導和推動創作，他還自己從事創作實踐。

   胡適是第一個用白話寫新詩的嘗試者。他為了以實踐成果去戰勝文學革命的反對派，於一九一六年起寫白話詩。這一年，胡適在《答叔永信》（《嘗試集自序》）中說：「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這種藐視古人、大膽創新、不怕失敗、勇於實踐的精神，不只是應該充分肯定，而且有了成果。

   胡適的白話詩《嘗試集》，一九二○年三月出版，到一九二二年，出了四版。第四版共收集了六十四首詩。這是我國影響較大的第一部新詩集。這部詩集，從內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探索和嘗試。正如胡適在《嘗試篇·代序二》中所說：「自古成功在嘗試！」

　　但這個新文學運動早期的成果之一，多年來，一直遭到不公正的對待。最近內部出版的復旦大學中文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有一節題為《胡適的反動詩歌》中仍然認為：「《嘗試集》是一本內容反動無聊，形式非驢非馬的東西，這個集子五花八門，象垃圾堆一樣，名堂甚多，但沒有一首是真正的詩，更沒有一首是新詩！」

　　事實果真如此嗎？否。《嘗試集》中，有歌頌革命的。如《沁園春》，雖然歌頌的是俄國二月革命，詩的形式也沒有完全脫離舊體詩的束縛，但作者「拍手高歌，『新俄萬歲！』」還是有進步意義的。有揭露進步報刊被反動勢力查封，進而歌頌這些進步報刊在群眾中的深遠影響的。如《樂觀》，描寫《每周評論》被查封，雖然像一棵大樹那樣被砍倒了，但是，大樹的許多種子卻在春風中發芽了，「好象是說：『我們又來了！』」同一類型的還有一首《一顆遭劫的星》，也寫得較好。有懷念陳獨秀被捕和歌頌東京工人大罷工的《威權》，詩中喊出了奴隸的呼聲：「我們要造反了！」這首詩的藝術性也較高。有歌頌勞動的《平民學校校歌》。還有悼念辛亥革命烈士黃克強的。這些詩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是當時真正的詩，而且是新詩！《嘗試集》中還有寫景抒情的，有歌頌愛情的，有追求光明寄託希望的，還有懷舊的，等等。當然，詩集中也有少數寫得不健康和無聊的詩，如《病中得冬秀書》、《我們的雙生日》等。在詩的形式上，雖然是白話詩，但由於開始嘗試，前半部分還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舊體詩的痕迹，這是不足為怪的。後半部分則突破了舊體詩的束縛，採用了自由體。

　　在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用白話做新詩，這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情。除了要有膽量和勇氣外，還要付出艱苦的勞動。胡喬木同志說得好：「要知道，要創造一個新的文體，像詩歌這樣的領域，要擺脫中國幾千年的各種各樣的舊詩體，在那個範圍以外創造一種新的詩體出來，這是非常艱苦的工作，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們決不能把過去的詩人所做的勞動任意貶低。」1胡適對新詩的大膽嘗試、探索所付出的勞動，是不應抹煞的。

　　對《嘗試集》究竟應該如何評價？讓我們再回顧一下歷史吧。《嘗試集》再版時，它的內容曾經過魯迅等人篩選過。《嘗試集》出版后，的確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封建復古派反對它。學衡派胡先驌用文言寫了長達兩萬多字的長文：《評〈嘗試集〉》。胡先驌說：「胡（適）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動出於常軌。胡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趨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徵耳。」作為復古派的代表胡先驌，首先反對胡適的不是用白話做詩，而恰恰在其內容「出於常軌」，「趨於極端」。這正說明了《嘗試集》同封建復古派是格格不入的。可是，這本《嘗試集》卻受到了新文學運動和讀者的歡迎。且不說有的詩被選進了小學語文課本，單就這本詩集的出版也能說明它在當時的影響：它一連出了四版，頭兩版就發行了一萬冊，這在當時是空前的。陳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中寫道：「《嘗試集》的真價值，不在建立新詩的軌範，不在與人以陶醉於其欣賞里的快感，而在與人放膽創造的勇氣。」胡適「對於『文學革命』、『詩體解放』的提倡，和他那種『前空千古，下開百世』的先驅者的精神，是不會在一時的反對者的舌鋒筆鋒之下死滅的。」這一評價，同封建復古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胡適的《終身大事》，是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第一個獨幕話劇。話劇這一劇種是從外國引進的，今天已在我國土地上開花結果。可是，在五四時期來說，則是別開生面的。《終身大事》批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歌頌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戀愛，是有明顯的反封建傾向的。缺點是比較概念化。但在當時寫一個女青年敢於衝破父母阻撓，敢於自由結婚，以至使當時沒有一個女學生敢扮演主角田亞梅，這說明了它的進步意義，魯迅在一九三一年寫的《上海文藝之一瞥》中，對胡適的《終身大事》，在反對鴛鴦蝴蝶派作品的鬥爭中，客觀上所起的重大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這時有易卜生的劇本的紹介和胡適之先生的《終身大事》的別一形式的出現，雖然並不是故意，然而鴛鴦蝴蝶派作為命根的那婚姻問題，卻也因而娜拉似的跑掉了。」

　　胡適的這些有較大社會影響的作品，不僅證明了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不是形式主義的，而且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積極意義：胡適在《新文學的建設理論》一文中說：「新文學創作有了一分成功，即是文學革命有了一分成功。『人們要用你的結果來評判你。』」強調用文學創作來檢驗文學革命的成敗，這一觀點極為重要，它說明了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文學革命的成功與否，關鍵在於有沒有成果產生。新文學史，就是因為有了作品的存在，才有了他的主要內容，才顯示出它的存在，才有可能總結文學發展規律。胡適正是從這一觀點出發，結合他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去進行創作，產生了《嘗試集》和《終身大事》以及小說等作品。從這一角度看，胡適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有貢獻的。

　　五四時期，胡適的貢獻不僅在新文學上，在哲學、史學、教育、文字改革，以及古典文學的研究和考證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毛澤東同志對胡適的早期活動曾經作過中肯的評價。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他所著的《西行漫記》中引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雜誌，由陳獨秀主編。當我還在師範學校讀書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做了我的模範。梁、康二人我早已拋棄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胡適、陳獨秀早期是進步的、革命的。

　　這裡應該指出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文化的問題。我們認為，新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五四」以後，無產階級文化思想逐漸處於領導地位，這並不等於說一切資產階級的口號和文學主張都過時了，反動了。例如，科學與民主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但它在反對封建獨裁政治和封建文化上，在相當長時間內仍然有其積極作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都是資產階級提出來的，經過改造，今天仍然可以為我所用，並在批判四人幫的鬥爭中還有現實意義。同樣，對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也應如此，要區別對待，具體分析。對待封建文化遺產有批判繼承的問題，區分精華和糟粕的問題，對待資產階級文化同樣應當這樣。只有四人幫才把封建專制主義奉若神明，而把資產階級文化視作洪水猛獸。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明確指出：「只有用人類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寶藏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時，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包括胡適等人的理論和創作實踐在內，都應該加以認真的研究和科學的總結，下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功夫，這是有一定意義的。

　　以上，我們扼要分析、評價了胡適在新文學運動前期，特別是一九一六到一九一八這三年間，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積極貢獻。事實正是這樣。尊重客觀事實，這是唯物主義者最起碼的科學態度。儘管後來胡適墮落成反動派，但胡適在新文學運動中的歷史地位，是客觀存在。我們既不能因為胡適前期的功績而掩蓋其後來的反動，我們也不能因為他後來的反動而抹煞其前期的功績。只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不管現代文學史上有多麼複雜的人物，不管覆蓋著多大的濃霧，在掌握豐富確鑿資料的基礎上，敢於大膽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進行具體分析，就能象導航的雷達一樣，在熒光屏上顯示出歷史的本來面貌，從而作出公正的評價。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8-11-3 13:08 編輯 ]

如果說，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那麼，白話文運動，是同這一思想解放運動互為表裡的。白話文運動是適應思想解放運動的必然產物。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又反過來促進了思想解放運動，促進了新文學運動的蓬勃發展。歷史的發展就是如此。

體制內對胡適難得比較中肯的評價.

原帖由 NYLASH 於 2008-11-3 13:06 發表 [胡適在新文學運動中的積極貢獻 - 文化沙龍 -  backchina.com]  

陳獨秀與胡適



胡適在「五四」前後，就文學革命和文藝理論方面，寫了許多文章、通信和札記，做了多次講演。胡適為了貫徹自己的文學主張，促使新文學運動開花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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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  建議把反動之類的文字刪除更好.
事實上, 共產黨才是反動派.  一個正走向民主共和的中國被它毀了.

原帖由 Norman 於 2008-11-4 10:03 發表 [胡適在新文學運動中的積極貢獻 - 文化沙龍 -  back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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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 共產黨才是反動派.  一個正走向民主共和的中國被它毀了.

  即便胡適先生見到你這麼寫，也不會完全認同的吧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