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解密：親如兄弟的中越兩國反目成仇的真正原因（圖）

2008-10-21 06:18

　
　　　1972年尼克松訪華


　　1965年中國政府發表援越反美的鄭重聲明

　　中越美蘇四國的越戰檔案披露，當年中越秘密商定，若美地面部隊越過十七度線，中國將出動陸軍迎戰。美國獲知后不敢將戰事升級。越南腳踏中蘇兩船取利，埋下中越反目禍根。

　　中國援越軍人陣亡逾千

　　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料則首次披露了中國援越部隊傷亡情況：一千一百人陣亡，四千二百餘人負傷。同時還詳細披露了中國軍隊的戰績：中國防空部隊在越南對空作戰共 二千一百五十三次，擊落敵機一千七百零七架，擊傷一千六百零八架；鐵道部隊則在越南新建鐵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鐵路三百六十三公里；同時入越的還有通信工程大 隊、後勤部隊、築路部隊、掃雷工作隊、民兵等。中國給越南的物資援助，總額達二百億美元。

　　六十年代開始的這場越戰，其實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印度支那抗法戰爭；中越的結盟起於中國支持越共抗擊法軍、取得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者曲愛國披露，抗法戰爭期間，中國是唯一向越共提供軍事援助的國家，越共軍隊的全部武器彈藥和裝備都由中國按照預算和戰役的需要直接提供；他公布的大量數據表明，越南抗法期間，中國向越南提供各種槍支共十一萬六千餘支，各種大炮四千六百三十門和大批通訊、工兵器材及糧食、被服、醫藥等軍需物資。中方先後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後勤保障等支援部隊共二十三支隊，九十五個團另八十三個營，總計三十二萬餘人，最多的一年達十七萬人。

　　中共和越共這一對「同志加兄弟」，為何會反目成仇 ？從戰爭年代的檔案中其實已有跡可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李丹慧研究有關檔案后發現，中越兩國關係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國際冷戰 格局下，中、美、蘇三國關係變化的制約和影響；中蘇關係及中美關係的變化對中越關係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 她指出，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支援越南，就要求越南不要站到蘇聯方面去，甚至要有所行動；後來中國為了抗衡 蘇聯而改善中美關係，又要求越南有所配合，不免予人改變了初衷又要強人所難之嫌。

　　其實，就是在越戰期間，民族主義感情也高於戰友關係。當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鋼鐵廠和紡織廠學技術，上海官方十分厚待他們，把淮海中路重慶南路一帶的優質民居騰出來讓他們住。他們也一直對上海人民懷有好感。可是，中美關係開始解凍卻大大地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令上海吃驚的是，北越人策劃在尼克松訪問上海的時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議的橫幅。此事被中國方面及時發覺，預先做足了防備措施。在尼克松到訪上海期間，北越人受到所在單位和部門的「熱情款待」，又是帶他們到景點去參觀和遊玩，又是領他們去高級飯店美餐，哄得開開心心，總算避過風頭。雙方都嘴上不說，但心知肚明。這可能是中越民間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國學者楊奎松、沈志華論及上述變化時表示，中國的立場是從主張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實現東南亞和平；從主張和平共處到主張冷戰共處；從反對越美和談轉向聯美抑蘇，一直發展到勸告越南適時結束戰爭，造成了後冷戰時期另一種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中美蘇三方都不是贏家

　　李丹慧還指出，四個三角角力的結局是：中美蘇三方誰都不是贏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獲得實際利益，實現了民族統一，並利用大國間的矛盾，藉助蘇聯實力提高了自身地區性大國的地位，從而走上了聯蘇抗華，推行地區霸權主義的道路。

　　在中越兩黨這一對歡喜冤家的恩仇記中，兩國領導人的個人意見有時左右了局勢，深化了矛盾，加上兩國之間歷史上從屬關係遺留下的成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的利害關係，更使積怨日深，以致連蜜月時期的頻繁交往及好話說盡的外交辭令也無法消融這些嫌隙，最後使關係迅速裂變。

　　共產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往往可由兩國領導人的言辭交鋒中尋出。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據俄國解密檔案文件英譯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領導人七十七次談話的珍貴記錄文本。中國學者據此向越南學界覆核其中一些資料，加上註釋，除選出一部分譯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則引入各自相關論文中。

　　會談記錄顯示領袖性格

　　這些談話記錄了一些事件的蛛絲馬跡並再現了領袖的獨特風格和魅力。譬如毛澤東經常談笑風生，以幽默口吻議論天下大事，其個人意志乃兩黨兩國關係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他主導了這種變化的趨勢，也因此影響了東西方冷戰的格局；鄧小平則坦率直言，對越南方面的誤解敢於不留情面地指出，從他的談話中正可領悟，七十年代末鄧決定教訓越南原來早有伏線；而周恩來的耐心細緻，堅決貫徹毛澤東的主意，似也可略窺一斑。越南方面除黎筍外，參與最多會談的就是越南的總理范文同。這些談話記錄將為研究兩國、兩黨的微妙關係提供新的歷史證言。

　　東西方學者反思越戰

　　在美國為首的西方，有些學者正對發生在印度支那半島的這場戰爭，進行反省和總結，而今年(2005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以亞洲地區學者為主、議題是《關於中國、東南亞與印度支那戰爭的新證據》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也在香港大學舉行。會議由港大歷史系、亞洲研究中心、美國研究中心和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聯合組織，出席會議的有來自中國、越南、美國、俄國、挪威的二十六名學者。

　　參與這次會議的中國學者大都是中青年研究家，分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中共黨史研究室等智庫。他們從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討，並根據美國、蘇聯解密檔案、越南有關文獻和中國有關資料、檔案，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秘辛， 同時闡述了許多新銳的論點。例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戰與一九**年中國經濟政治的變動》中，提出了新論點，指出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也對越戰起著無形的催化作用，為越戰對中國經濟政治產生的影響作出恰當的定位，從中也可看出當年自感內外受敵的毛澤東，將大政由經濟建設扭轉為準備打仗的軌道，反映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思路。

　　中國首部越戰研究力作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已彙集於即將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推出的《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書中。這是中國學者第一部越戰研究的力作，作者們能以較開放的研究視角從事研究，一改過去的八股思辯模式，將中越關係放在冷戰時期的大框架中，依據各種解密檔案和新的史料綜合分析，盡量站在一個公允的立場去闡發論見。此書解讀了越戰時中、美、越、蘇之間錯綜複雜的較量，全方位解構了冷戰中波譎雲詭、合縱連橫的外交角力和慘烈戰鬥的源起與禍害。但仍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譬如：關於越南對華政策心理背景的研究，對寮國、柬埔寨在這戰爭中的作用與地位的探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