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格勒：我國對藏文古籍的保護世界上絕無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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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4月03日 13:36:34 　來源：新華網  





    作為一名藏族人以及藏文化研究者，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博士生導師格勒4月2日接受了新華網電話連線專訪，講述了親身經歷的藏區變化，並介紹了有關西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展。



圖為電話連線現場。新華網 郭毅 攝

格勒：出生在最低層農奴家庭 生命沒有保障

    主持人：格勒老師，您好！您是藏族人，您小時候的家鄉是什麼樣呢，您的成長經歷又是怎樣的，能不能給我們廣大的網友說一說？

    格勒：我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我的名字叫格勒，是一個藏族學者，出生在青藏高原。我的家鄉就是現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縣，那是一個相當偏僻的地方，從成都往西800多公里，在雅魯藏布江和金沙江邊上。非常有趣的是，西藏是1951年和平解放，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西藏的路上經過我們家鄉的時候出生的，可以說我是與新中國一起長大的。那個時代的環境和社會多多少少我也經歷過一些，這裡面有兩個情況。

    第一、作為傳統與現代分界的社會標誌就是西藏1959年的改革。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是沒什麼變化，它保留原來的制度。在我的家鄉，因為解放軍來得早，所以它是1956年就改革了。我們家鄉1956年建立了第一個新中國辦的小學。而辦小學之前，我們這個地方仍然是封建農奴制社會，這個社會的特徵就是它把整個藏族社會和藏族人民劃分成十幾種等級，西藏最高的就是貴族，貴族裡面最高就是達賴喇嘛。

    在我們家鄉也是同樣有貴族，貴族下面農奴又分成三種等級。農奴超過舊西藏人口的９０％，藏語叫「差巴」（即領種份地，向農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窮」（意為冒煙的小戶）。他們不佔有土地，沒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領主的莊園中為生。此外還有占人口５％的「朗生」，他們是世代家奴，沒有任何生產資料，也沒有絲毫人身自由。這是最低的等級，基本沒有土地、沒有住房、終生全家為貴族服務的，也就是為他們勞動、最後有一點吃的，這就是最低層的農奴。我出生的家庭就是這種家庭。

    我們家沒有自己的一寸土地，也沒有自己的住房。在我印象中當我懂事的時候，我們的家就在貴族家的廚房和客廳之間的過道上，有幾件衣服、墊子，其他什麼都沒有。我兩個姐姐和我媽媽全部為貴族家打工，幾乎沒有家可言。而我又從小沒有見過父親，所以我是家中唯一的男人，很小。在這個社會當中最突出的一個印象就是一個男人生活在這個社會當中，沒有什麼別的出路，因為當時一座小學也沒有，沒有機會接觸社會，也沒有機會認識這個世界。要麼你去參與社會上各種械鬥，要麼就去寺院當僧人，通過二三十年的學經，有點出路。

    械鬥就是打仗，部落和部落之間為了貴族的利益，發動局部的戰爭。這種事經常發生，因為我們的家鄉純粹是藏族地區，但是內部又分為很多很多小塊的頭人的領地，大大小小的頭人都管著一片農奴。他們自己有自己的草場、自己的地界，稍微一不注意就會發生一些不間斷的械鬥，這種械鬥最後形成的結果就是冤讎不斷增加，要報仇雪恨，所以械鬥也是非常痛苦的事。

    生命是沒有保障的，能吃飽就不錯了。像我母親、姐姐，她們沒有理智地意識到這個社會的不平等，因為她們從父輩下來就相信宗教，認為這就是命中注定的，相信前世和來世，認為人是不斷地轉世，認為自己現在命不好，就是因為前世造了什麼業，這種信仰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她也意識不到，同樣的人為什麼富的那麼富，而窮的一無所有，也不可能因為這個而進行掙扎或者是奮鬥，她始終就是馴服的工具，也可以說是，自己一無所有，一生獻給了貴族。

    但是作為一個男人出生在那個時代，一般我們的傳統是寄予厚望，至少給家庭帶來了一定的希望，所以我的母親這一生當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我能夠出人頭地，要麼就能夠去學習、讀書，所謂讀書就是到寺院。所以那個時候她請求我們所勞動的貴族家庭，希望用她或者兩個姐姐的的勞動成果，換取一個讓我這個唯一的兒子能夠去讀書的機會，但是那個時候沒有學校啊。所以那個時候的規定就是一個家庭如果有幾個孩子，可以派其中一個孩子去報名到寺院當僧人，但是寺院的僧人報名是有規定的，孩子必須要長到七、八歲甚至十歲以後才能去，所以第一個辦法就是先給我報了名。

    第二個解決辦法是讓我5歲的時候，被允許在貴族家裡的經堂打鼓祈禱，這兒需要一個僕人，當僕人就可以學藏文，我的學習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了。啟蒙教育第一是識字，當時沒有紙和筆，也沒有書，所謂老師就是僧人，拿一個只有一寸長的長方形的黑板。這種黑板很簡單，塗一層比較舊的能吃的酥油，加一點灶灰，灶灰上面就可以用筆寫字，寫完了給老師看，他看完就給你改，然後就天天背，一個是寫字，一個是背經典，再以後免不了每天就挨打，你一個字錯了就要打一下，打得很厲害。所以我逃跑過很多次，但是我印象比較深的一點就是突然有一次來了一大批解放軍，現在想可能是進西藏的軍隊。

    那個時候不知道解放軍是什麼，這些解放軍就住在貴族的樓底下。那個時候我比較喜歡他們，因為他們唱歌、騎馬，我幫他們的忙，他們會給我吃玉米和大米，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上這些東西，所以交了一些朋友。

格勒：第一個報名上學 國家包吃包住



格勒(格勒提供)

    格勒：我的家鄉1950年就解放了，但是在1956年之前一直是這樣的，貴族統治。到1956年，突然來了一批幹部，也不知道從哪兒來的，動員學生入學。這個時候，一般我們受傳統的思想教育，願意送孩子讀書的人不多，因為當時地方有很多人散布對共產黨不滿的言論，我也不了解共產黨，包括我的媽媽也不了解共產黨，但是我媽媽一輩子就知道讓我讀書，無論什麼社會、無論什麼學校，只要能夠讓我讀書她就願意，所以媽媽是我們村子里第一個讓我報名的。後來報名的人就越來越多，我們整個村子裡面有大概100多人報名，其中的特點就是小學不限制年齡。

    新中國解放以後，在甘孜縣建立了區里第一座小學，建立在過去一個大貴族的宮殿里。當時也有很多笑話，因為我媽媽是個文盲，老師問我什麼時候出生的，媽媽也不記得了，很多事情她也說不清楚，就這樣我就開始了在新中國第一個在家鄉建立的小學讀書，學校提供座椅，那兒還有吃的，國家包吃包住。

    主持人：您讀書的內容和以前讀的有區別嗎？

    格勒：不一樣了。剛去的第一年或者第二年，家鄉沒有老師，是找了一個當地的喇嘛，他教我們是藏文，所以我們的語文、歷史、數學全是藏文。老師也只有一個，那麼多的學生，而且這個老師動不動就打人，但是時間不長兩年不到，就來了一批從內地畢業的藏族或者漢族老師，開闢了其他的課程。學習這些課程的時候，我們最大的困難就是語言不通，因為我不懂漢語，但是對於藏語還是比較有興趣的，所以一直到四、五年級，我的藏語成績很好，但是漢語成績依然很差。我們的學生越來越多了，大家基礎都差不多。

    我們家鄉以前就有一些漢族，是從河南等地流浪過來的，他們在當地結婚，也有一些後代，他們在語言方面就會好一些。比如在同學當中還有「韓」姓，但是他們的媽媽幾乎都是藏族。我從小受母親的教育，學習很勤奮，而且很刻苦。我們家都是農民，所以沒有什麼生活來源，我就非常節約，通過想各種辦法，像學校要打豬草，我就多打一點，還幫人家打。

    主持人：帶有一種勤工儉學的性質？

    格勒：是的。後來大概五年級畢業的時候，六年級還沒有讀，這個地方教漢語教不下去了，就選擇了8到10個成績優秀的人，送到了縣裡的小學去，把我送到了二完小學。從我們那裡到縣城有33公里，這是我第一次離開村，離開母親。從那個時候開始才正式說漢語，學中文。因為那個學校原來的學生漢語說得很好，我們去的時候老師真的沒有辦法，因為差別太大，就把黑板分成兩半，一半教我們，一半是教縣城的人，我們寫的是「人」什麼的，其他的孩子已經開始造句了，我特別羨慕他們，因為我看不懂。所以我就拚命學漢語，1960年後逐漸進入困難年代，吃飯也很困難了，我把國家給的補助節約起來換小人書看。

    當時我第一次進入甘孜縣城，第一次看到電燈、黑板、電影，之前我都生活在傳統的六道輪迴的環境中。我小學畢業以後，就考到了當地的一個民族中學，我們這個區裡面只有兩個人考上了中學，我們村只有我一個人，其他的孩子都回家了。

    中學有80多個人，人太多了，分成兩個班，對於我最大的挑戰就是要如何交學費，如何穿衣服，因為我一直在穿藏裝而且沒有褲子穿，別的學生都穿著中山裝。很多的條件不具備，而且我的漢語依然落後於別人。這個學校分甲、乙、丙三等獎學金，為了照顧我第一次就給我甲等助學金了，這樣的話我就有飯吃了。

    我漢語比較差，為了贏得老師的好感就拚命做好事，比如說主動去做義務勞動，幫別的學生做作業，打掃衛生等等。所以學校每學期都給我評三好生，證書要蓋章的，我母親不認識字，她看到了這個章就非常高興。我每次放假回家鄉，帶回家的就是三好學生的獎狀。這是我媽媽感覺到最光榮的事情，她為我高興，我也為她而高興。

    其次就是生活上的困難，我們家鄉發生了很多自然災害，一夜間全部莊稼被打毀。學校也比較困難，那個時候糧食非常少，由於這種原因，連續兩年走掉了一半的學生。我們區八個縣只有這一個中學，我也遇到了相同的問題，是回家還是繼續上學。在這種情況下，我就自己決定休學了。不到十天，我媽媽就來了，她也是半個月來一次，每次都給我送吃的。她來了以後就抓著我的耳朵又把我帶到了校長那裡，說他只能讀書不能回去。

    主持人：當時你們的校長是如何挽留你的呢？

    格勒：我的校長是藏族，人特別好，他說他不知道我沒有來上課，既然這樣他就讓我媽媽回去，他負責管我。最後我只好又去參加中期考試了，這樣就讀下來了，成績逐漸好了，漢語也越來越好了，我那個時候可以看《三國演義》等書了。初中畢業的時候我們班只剩下了19個人，最後分別送到了成都、北京，大家考的考，保送的保送，我第一次離開家鄉到西南民族大學，主要專業是藏語翻譯專業。



  

格勒（中）在藏區考察時和牧民在一起（格勒提供）

格勒：家裡發生大變化 母親特別感激共產黨！

    格勒：從1956年到1960年，當時整個藏區，特別是西藏發生叛亂。這個叛亂很厲害，因為當時達賴喇嘛是剛剛執政，他們去了北京，回來的時候他的下面有自己的老師，可能就在寺廟到處去講經，煽動叛亂。所以我們村子18歲以上的人都走光了，我們讀小學的時候，周圍的山上都在打仗。整個社會都不是很穩定，但是綜合來說，第一、我有機會讀書。第二、我們家民主改革以後，第一次有了房子，那是民主改革把貴族家剛剛修的新房子，分給我們家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都不敢相信，第一次看到有玻璃，家裡面還有電燈，玻璃可以反光，我當時還比較害怕，而且倉庫進去以後還有很多的酥油、牛肉渣子，我們就撿著吃。後來我們就分了氂牛、馬、土地，自己就開始種地了，家裡的人第一次是為自己活著，我也可以去讀書，家裡還有很多喝的，酥油可以自己打啊。我那個時候很喜歡去放牧，很喜歡放馬、唱歌。

    這對我們家來說是一個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當中我母親依然是信教的，她看到了家庭的變化和我的變化而特別感激共產黨！她教育姐姐應該為共產黨做事兒，有些人不敢參加的，她就參加了。在村裡面180多戶中，我們家以前是生活在最低層的，後來就變成了以姐姐為代表的村子裡面的骨幹戶，這個變遷是發生在我的童年時代。

    我們家分房子的時候，房子很大顯得空蕩蕩的，有一天晚上我們全家吃飯以後，看到了外面滿天的星星，當時我特別害怕覺得是不是鬼火啊。媽媽說不是，後來我們就出去看，外面全都是解放軍，因為我們房子大，他們問能不能住到我們家。媽媽說可以，然後就讓出來了房子，他們其實不是住在我們樓上，他們就住在樓下馬圈裡。我的媽媽不同意，就讓他們和我們住在一起，但是他們不同意，就全部睡在廚房裡面。

    第二天姐姐打水的時候，廚房裡面全睡滿了，可能一個班都在我們家，後來他們學習背水，幫我們幹事兒，給我吃餅乾，給我送照片。我和這些解放軍呆了幾個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見到了解放軍，每次小學回來的時候我就會畫一幅畫，就是解放軍騎馬背槍的畫面，一方面顯示了我會畫畫，讓村子里的朋友們看看，另外也表達了我自己的感情。解放軍送給我的衣服和鞋子太大了，所以都讓姐姐穿了。解放軍走的時候，姐姐宴請了他們，我媽媽也是特別同情他們，因為這些解放軍都很好，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到山上去訓練。我媽媽就說那個班長，說他天天帶得孩子們這麼辛苦。我第一次對解放軍有了一些概念，他們給我講了很多外面的世界。這也是後來我考中學的動力！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小學到中學由於處於生活最困難時期，如果沒有國家提供獎學金的話，我是沒有辦法讀書的，也不可能有今天。所以如果沒有解放，我最多是個僧人，現在可能最多就是喇嘛。我讀小學的時候國家還發了幾件衣服，媽媽讓我記住一定要報恩，所以我讀書也很刻苦。

    1964年我到了西南民族大學，在這裡一共從1964年到1968年，發生了文革大革命，後來就當了一年知青，回來分配到家鄉工作。從工作開始一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是77級的本科考進的西南民族大學，就讀了一學期，老師就勸我去考中國社科院的研究生。我從那個時候開始接觸學術問題，研究藏族自己的社會和歷史，後來1981年碩士研究生畢業，我還沒有畢業就已經分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主要從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調研工作，辦公地點在人民大會堂。工作了三年，我一直忘不了學習，後來就考到了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讀博士，1986年畢業，當時四川、廣州都需要我，最後組織決定就到了北京參加籌備建立中國第一個藏學研究中心，我的後面經歷大概是這樣。

格勒：我國對藏文古籍的保護世界上絕無僅有

格勒：在國家優惠政策中讀完從小學到博士所有課程

    主持人：您不僅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藏族碩士，而且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人類學博士和第一個藏族博士，您在很有意義的學習過程中有沒有因為自己本身的民族，而享受到一些優惠政策呢？每一個藏族的學生要求都是一樣的吧？

    格勒：這種優惠政策是從小學一直到現在，西藏的學生都在有優惠，尤其對藏族學生可能更優惠。作為我個人來說，國家全部包了。考試不僅在成績上，而且如果你表現很好可以保送，當時我考碩士的時候老師說我可以考藏文，那個時候我很吃驚。因為那時文革剛剛結束，我們恢復了藏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恢復了藏語文的教學和使用，後來在西藏還形成了一個法律，就是政府文件或者官方語言都可以使用藏語。國家為了保護藏族的語言，從1964到1968年我讀的這個班就叫做「藏語文翻譯班」。考碩士研究生，我考的是藏語文，很多碩士研究生跟我一樣。實際上這就是一個優惠政策了，本來你沒有辦法考本科和研究生。

    還有一些優惠政策就是現在考大學，藏區考也有優惠分數，正是因為這樣，還有西藏中學的學生考北京大學，肯定比別的學校分數要低，很多的西藏學生考入北大，就是因為他們享受了優惠政策。我們家鄉的很多藏族同胞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藏中學去，因為有優惠，而且政府很重視。比如說北京西藏中學，是北京市政府專門從全市挑的最優秀的教師。辦西藏中學就是中央對西藏的優惠政策，而且我的印象當中，國家對西藏的政策是必須是農牧民的孩子優先，這就是很大的優惠。

    作為我個人來說是在國家和中央的優惠政策當中讀完了從小學到博士的所有課程，沒有這個優惠我可能中學就已經退學了。

格勒：共產黨尊重民俗習慣 藏文受到良好保護

    主持人：剛才在您的介紹過程當中，藏語言文字是得到保護的，現在包括在西藏地區是不是也可以使用呢？

    格勒：國外很多人不了解藏語文。首先，藏區不像別的地方，西藏目前是我國唯一的90%以上人口都是主體民族人口的自治區，我們家鄉藏族人口也是70%多，所以語言和傳統文化就保留得比較厚重。比如說我的家鄉，我讀書的時候沒有人說漢語，內地派來的幹部也都是必須學藏語的，否則你沒有辦法工作，做報告都做不了。後來我有個朋友寫過一本書，這個書上也寫了，調查了一年零一個月，在這種環境之下，藏語就自然得到了保存。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其他的黨是不一樣的，在民族地區就是為少數民族，特別是貧困的人民服務，從紅軍時代開始就特別尊重當地民族風俗，這是它成功的最大的政策。

    我們家鄉在1936年的時候有紅軍經過，朱德也經過我們家鄉，我們當地的活佛和朱德就成了朋友。那個時候的紅軍是根本不隨便進老百姓家的，也不進寺院，這都是嚴格的規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到處寫的標語，紅軍很受到當地宗教界和老百姓的歡迎。

    我的家鄉歷史上從來沒有軍隊進去過。第一個是清代的趙爾豐，整個藏區都佔領了，但是這個地方打不進去。後來國民黨的隊伍也打不進去，再後來紅軍居然經過了這個草原，他們和當地的人談了談，而且尊重了當地的一切習俗，也不和當地打仗，所以就通過了。紅軍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一個是尊重民俗習慣，一個是為老百姓做好事，一個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後來解放以後制定的民族區域自治法，這也是第一條。

    我從小學到碩士研究生一直在學習藏文。改革開放以後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在班禪大師和阿沛·阿旺晉美的努力下，西藏地區的人大常委會通過法規把藏文作為西藏自治區的一個官方語言，所有大小會議都要翻譯，電視台必須有藏語播音，報紙必須有藏文，所有門牌也要寫藏文，這個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這是國家和當地各級政府下了很大功夫的，現在也培養了一大批這種人才。我們家鄉解放剛開始就已經有了一個《甘孜日報》，報紙都有漢文、藏文版。

主持人：您現在進行的課題的研究成果表述出來是用藏文還是漢文呢？

    格勒：改革開放以後我研究的是藏學，這種學科很多國家也有。我們是從50年代開始的，當時主要是調查藏區各地的社會形態，到底西藏處於一個什麼階段，經過了上千人的調查研究最後得出結論，西藏原來是個封建農奴制的社會形態，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相當於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一直保留著1000年這種社會沒有變化。同時也研究了當時的文學，研究藏語言的文字。

    說到研究成果問題，西藏社科院有藏文雜誌和漢文雜誌，中國社科院有藏文雜誌、漢文雜誌和英文雜誌。目前加起來全國也有不少於二三十種，不僅是我們，國外有很多人都喜歡看，其中一些學術雜誌登的就是我們的研究成果，我們有時候用中文、有時候是藏文，我有時候是用英文寫。

    我覺得讓我非常感動的，也是非常高興的就是，我國對藏文古籍的保護，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我1986年剛剛畢業，分到了中國藏學中心。中國藏學中心的總幹事要接見一個外賓，他是匈牙利人，他研究了一輩子我們的大藏經，大藏經就是1000多年來形成的藏文經典。大藏經裡面積累了所有藏傳佛教從印度翻譯過來的97%的內容，有漢文大綱和藏文大綱。以前有各式各樣的版本，都是由西藏地方政府或者是頭人拿錢印刷的，對他們來說印這個不是研究，而是為了宗教信仰。國家改革開放以後，第一件事兒就是把這個作為一個大事，要求研究、對照，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能力、水平和條件。所以，這位客人來了以後，聽說我們在搞這個工作，他一個是搖頭，一個是激動，這個外賓說：我可不可以給你們打工啊。

    我們從1988年開始成立了一個藏文大藏經對勘部門，把各種版本的藏文一頁一頁對照，看有沒有區別，到今年全部完工，完全出版，這在全世界是沒有的。這種工作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學者高度讚揚，這個工作是怎麼來的呢？就是國家給的錢。現在國家民委就成立了一個少數民族古籍辦公室。

    而且中央成立了一個格薩爾語言辦公室，從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這個格薩爾辦公室，我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就聽說有這個辦公室，我最早做研究的時候還寫了一篇這種文章。此外，我國的藏學研究人員世界上最多、機構最多、花的經費最多、成果也最多。


達賴喇嘛的哥哥：漢族離不開藏族，藏族離不開漢族

    主持人：在解放前後您母親的宗教信仰一直是有的，她最大的信念就是感激，感激解放軍、感激共產黨，在藏族地區老百姓的宗教信仰是一直得到保護的嗎？

    格勒：這個分幾個階段，共產黨在西藏藏區是經過了幾個階段的，第一個是紅軍時代，我們這次為了迎接奧運會單位搞了一個西藏文化博物館，我們徵集了很多遺跡文物，當時有解放軍寫的「喇嘛教信仰自由」標語等口號都保留下來了。第二個就是解放以後一直到民主改革，西藏是沒動的，當然信仰就存在，寺廟也存在。1959年以後民主改革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寺院是貴族的，都要進行沒收和分配，因為藏區的寺院作為一個社會組織，不僅僅是一個宗教場合。寺院有上千萬，寺院是最大的貴族，他占的土地和農奴最多，我們家鄉的幾個寺院壟斷了70%的資本，民主改革就徹底改革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藏區嚴禁信仰，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果，造反派掌權的時候，有些寺廟就毀掉了，但是通過國家也保留了一部分。一直到1977年以後糾正各種錯誤，恢復很多政策，這裡面最早恢復的政策就是宗教信仰，拉薩恢復了傳教法會，各種宗教活動都恢復了。宗教信仰自由了，得到了充分尊重，發展到現在。

    現在所有佛教節日恢復了，而且在國家的幫助下，在北京建立了高級佛學院，各個省和地區也建立了佛學院。因為那麼多年沒有人念經了，有些人當喇嘛也不會念經，所以國家建立了很多佛學院，想要培養一批學經水平高的人。西藏也建立了佛學院。另一方面就是除了恢復學經以外，還恢復了藏傳佛教學位制度。我們研究的成果報告中央批准，現在北京第一次在黃寺成立了藏語系高級佛學院。

    我親身經歷的變化最大的就是家家都有經堂，家庭自己信仰隨便。我媽媽、弟弟去世都可以念經。朝聖就是宗教的重要內容，媽媽背著我走到拉薩大昭寺朝聖，這樣她認為孩子比較有前途，到西藏朝聖全部恢復了，現在走路的人不是那麼多了，因為現在坐飛機和坐火車的人多了。各地的這些宗教儀式都全部恢復了。

    宗教方面的信仰我認為現在是最好的時期。解放前，政教合一在西藏持續了很長時間，宗教和政治不分，寺廟不僅是宗教場地，也是地方政府官員的財產，這是不合乎宗教本身最早的意願的，佛教應該是清心寡欲的，而不是為了掌權、發財，應該為大眾服務。但是實際上就發生了變化了，宗教捲入到政治、經濟中了，統治整個藏區，影響非常不好，造成最後的結果就是很負面，原因就是宗教發展到最後就是一切為了宗教，任何人反對宗教就判刑，如果背叛了宗教就沒有辦法活，因為宗教是最高利益。所以，經濟發展完全停止，群眾的生活幾乎都很貧困，沒有褲子、沒有襪子、沒有鞋穿，更談不上工業化、交通發展。  

    1981年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中央邀請了達賴喇嘛的哥哥等家人從美國過來參觀藏區，當時國家副主席烏蘭夫接見了他，我當的翻譯。當時達賴喇嘛的哥哥當副教授，他當時就說，這次看了西藏他很感動，變化很大，舊西藏全部的財政加起來也修不了十公里的路，現在修了這麼多的路，說明了漢族離不開藏族，藏族離不開漢族。

格勒：拉薩暴力事件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信仰問題

    主持人：再問您最後一個問題，近期發生在拉薩的暴力事件，是不是佛教教義所允許的呢？是不是藏族文化所允許的呢？

    格勒：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開頭就說了：

    第一、騷亂的時間選擇是3月10日以後，這是在國外達賴喇嘛作為他們「西藏獨立」的起義日，這個騷亂事件當中一些少數僧人高喊「西藏獨立」口號，還拿出象徵「西藏獨立」的「雪山獅子旗」，同時我看到了報道說，「藏青會」搞騷亂以前就已經提出了口號「為了西藏，要流血犧牲戰鬥」。

    昨天我才知道公安部破案時發現了槍支彈藥，這說明一個問題就是這次的打砸搶燒，甚至還有殺人事件目的非常明確，所以我覺得達賴喇嘛多次講放棄「西藏獨立」不真實，是個謊言，他現在搞的目的就是這樣，所以就不得人心！世界上到目前為止沒有哪個國家公開承認過「西藏獨立」，一直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你搞「西藏獨立」當然就不對了。

    第二、這次騷亂事件的骨幹是僧人，在拉薩、阿壩等地，僧人出來搞打砸搶燒事件，這個影響極不好。因為宗教信仰的宗旨是以仁慈為懷，我們小時候連蟲子都不能殺，怎麼能殺人呢？這損害了佛教的形象，損害了喇嘛的形象，違背了藏傳佛教的根本利益，不僅違背了法律，也違背了藏傳佛教，這種做法是不得人心的。

    達賴有個公開信，說「西藏人民處於惶恐之中」，我覺得恰恰相反。我們調查的結果是，老百姓他們非常滿意的政策第一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就是區域自治政策，第三就是改革開放的優惠政策，特別是家庭承包制度的政策，他們最擔心的就是這種政策會變，最擔心的就是西藏發生騷亂、暴力事件破壞了他們現在安定和諧的社會。

    現在西藏及其其他藏區很多老百姓致富靠的就是旅遊，一個暴力事件就把旅遊破壞了，吃虧的是老百性，所以我覺得從這幾個方面來講都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引起全世界中國人的公憤和譴責也是應該的。這次被害的不僅有漢族，也有藏族，這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信仰問題，完全是一種政治伎倆，就是有組織、有預謀的、企圖破壞奧運會順利在中國召開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