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科生是怎樣被搞傻的

「傻讀書的」這詞，如果是說搞理工科的，勉強說得上是精研業務的代名詞；但要是用搞文科的人身上，除了史學和古漢語等特殊專業，還馬虎勉強地說是敬業的外，經濟、管理、社會、教育、心理……的老師和學生，如果被如此認可，那就是名副其實的傻。而中國文科教育就是如此地傻著這個過程：教師閉門造車固執己見，將前人或外國人的唾沫代代相傳。同時不可否認的：就是這群傻瓜生產線上出來的傻瓜，成為中國管理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說這話是有依據的，而且自己就是某種程度上的參與者。比如：連三四人的教研組都管理不好的人，給學生教行政管理課頭頭是道；當下社會問題的基本動向都不清楚的人，在講公共政策及道德品質課程；企業大門都沒邁進過的人在講市場營銷策略；連罪犯都沒有近距離接觸過的人講犯罪心理學…….以往我一直想不清楚為什麼中國的教授很難當上國家最高行政首腦，如威爾遜；中國官員一上大學講壇，就遭文人譏笑，而不像外國領導人到大學演講時那樣受追捧。相反，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官員和師生「對罵」的詞語竟一樣：傻！為什麼傻？因為都是中國人，雖然對彼此的行當陌生，但不至於陌生到如聽洋人演講時完全讓人家牽著鼻子走的被動，所以，多少都有些發言權，但一個在講壇上誇誇其談的政治學教授，絕對能讓一小科長忽悠地對所講理論動搖，能不說專家傻嗎？同樣，官場和機關理所當然的作為，會被文科專家推定是理論上的違法亂紀，搞學術的能不說官員傻嗎？現實比教科書快，比教科書的理論活絡，而教師卻幾年乃至幾十年抱守教條自說自話。二者的脫節就這樣形成了。更有意思的是，我們很自豪地宣稱：大學就是象牙塔，應當不受外界的「干擾」，而不追究象牙塔的意義本為追求真理的乾淨場所，而不是不問社會冷暖的活死人墓。

    教文科的傻，並進而培養學生傻，問題主要出在管理層面。眾所周知，在發達國家，老師和學生的社會實踐，始終是重要的教學環節，投入經費不菲，故有師生跨國交流、在政府部門和企業作實際學習、引政府和企業項目入課堂，等等。不論是學校、基金會出資，還是以義工、志願者方式參與，教學活動始終與社會實際密切關聯。在這些方面，中國的經費總額本遠遜於發達國家，但每所大學還是有一定數量的教研資金，用於支持教師的教研活動，並支持學生從事社會實踐。但我們教研經費的一般結果是：做出精美課件；發表論文的版面費；掛羊頭賣狗肉的會議旅遊，等等，更多情況下，誰爭到科研課題，就是多了個報發票的項目：計程車票、餐館飯票、電子器材票、買衛生紙開出的辦公用品票、汽油票，乃至色情場所的消費票，都是「科研經費」的去處。有多少花在了課題上？課題的承擔者自己知道，當然，我也知道一些，只不過每人不一，我無法拿出數據罷了。說穿了，爭取到經費基本等同於給老師些福利，給學校換回些公開的或內部的「科研成果」。只要出結果，在年終的成果統計方面增添上內容，管他是傻話獃話廢話。派教師進修專業也多是和學歷掛鉤，很少考慮系統內部的交流，依然多在空對空的圈子裡打轉。從別的高校聽來的學問，本是通過閱讀就可取得。文科學生的實踐課更有意思：參觀展覽是實踐課；學雷鋒掃馬路是實踐課；能去慰問一次孤寡老人，已經是很地道的實踐課了。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畢業的學生，一走向社會，發現來自老師那裡的觀點或土崩瓦解，或是幾十年前的老黃曆，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天書。到這種境地，不認傻不行，只好將理論放一邊，從頭再來。

    派教師和學生到實際工作部門學習和實踐，是師生免「傻」的重要一步。大學應積極尋求這方面的義工途徑，乃至採取搭人又搭錢的方式，讓師生接觸社會實際，而不應只把教研經費從這所大學送到另一所大學；或者變成教師的生活津貼。遺憾的是，我們依然津津樂道：中國學生的基本功紮實，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學生基本功不行。如果這話用於基礎教育還勉強有些道理，用於高等教育，簡直就是傻上加傻。難怪社會抱怨學校教出來的是一批傻子。

不是文科生傻，而是國人太精，沒誰服誰管，所以只能紙上談兵，真要的其實不是「管理」，而是「權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