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國民黨非彼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最早的主要資產階級政黨，其前身是1895年8月孫中山與華興會領導人黃興等人創立的中國同盟會。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蔣經國、李登輝，以及政黨輪替以來連戰、馬英九、吳伯雄，他們在不同歷史時期所領導的國民黨，其政黨理念並不完全相同。

　　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一個追求民主屢遭挫折和失敗的革命型政黨。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使孫中山看到了新的革命力量和希望。孫中山避居上海時，中國共產黨曾派代表去見他，剛到中國的蘇聯代表越飛也與他見了面，李大釗、林伯渠等中共領導人還多次與孫中山進行懇談，就民主革命問題交換意見。1921年底，經李大釗介紹，孫中山在廣西桂林約見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馬林向孫中山提出兩點建議：一是要進行革命，就要有好的政黨，這政黨要聯合各個階層，尤其是工農群眾；二是要有革命武裝的核心（孫中山過去一直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借一派軍閥打另一派軍閥），要辦軍官學校。對此，孫中山十分贊成，並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孫中山在總結歷次革命失敗的教訓之後，深感「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鮮血液」，要把國民黨改組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黨」，然後「用改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他接受了共產國際的建議，決心重組革命力量，聯合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改變過去脫離群眾、依靠軍閥進行革命的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推翻北洋政府，奪取政權。1922年1月26日，孫中山和蘇聯代表越飛聯合發表宣言，正式確定在聯俄政策基礎上的平等的中蘇關係。一個多月後，滇桂聯軍擊敗陳炯明，孫中山再到廣州，成立海陸軍大元帥府，任大元帥。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確認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從而把國民黨改組為各民主階級的革命聯盟，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大會選舉了有李大釗、林伯渠、毛澤東等10個中共黨員參加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接著又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共產黨人擔任組織部和農民部部長，工人部實際上也由中共黨員領導。5月，孫中山在廣州黃浦創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親自任校總理，委派蔣介石任校長，同時借鑒蘇聯創建紅軍的經驗，設立黨代表和政治部，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任黨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惲代英、熊雄、聶榮臻、肖楚女等中共黨員先後在軍校任教，並聘請蘇聯顧問加倫等人，依照蘇聯紅軍的建軍原則和軍事制度，培養訓練軍事人才。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孫中山應邀北上共商國事，1925年1月到達北京后，因患肝癌，積勞病發，不幸於3月12日逝世。孫中山在遺囑中指出，「革命尚未成功」，求得中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號召全國人民實現三大革命政策，堅持反帝、反封建，共同奮鬥，完成他未竟的革命事業。

　　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不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迅速走向獨裁專制。蔣介石是孫中山培養的接班人，他既想掌控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又擔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影響其權力基礎，本身是反對國共合作的。但是，在孫中山領導國民黨的時期，蔣介石根基不穩，不敢公然反對三大政策，而且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中共黨員和左派人士佔多數，他不得不有所顧忌。

　　蔣介石為了換取西方列強和大資本家、大地主的支持，撈取個人的政治資本，在成為國民黨的軍政領袖后，不惜放棄孫中山確定的三大政策。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大約10萬人的兵力，不到半年時間就打垮總兵力約40萬人的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的主力，攻克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蘇等省全部或一部，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到長江流域。在北伐戰爭取得重大勝利的情況下，為了爭奪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國民黨內部出現了分裂。北伐軍攻克南昌后，蔣介石在那裡設立了他的總司令部，並主張將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到南昌，使之處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國民黨中央則決定遷都武漢。

　　與此同時，日、美等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維持在華特權，對蔣介石軟硬兼施。當北伐軍逼近上海、南京之時，美國從馬尼拉調來4000軍人增兵上海，英、日、法、意等國也加派軍艦和軍隊，集結在上海的外國軍隊超過2.3萬人，糾集在上海、南京一帶的各國軍艦達90多艘，積極部署兵力，準備進行軍事干涉。在蔣介石派戴季陶前往日本尋求支持以後，美國派出代表與蔣介石進行會談，英、美的大買辦虞洽卿也新自到南昌說項，如果蔣介石取消「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帝國主義就同意關稅二五附加稅，並從財政上支持他。3月下旬，帝國主義者承諾駐紮在上海的外國軍隊，可以幫助蔣介石鎮壓上海工人群眾，同時會同上海大資本家送給蔣介石1500萬元作為經費，承諾政變后再給3000萬元，作為蔣介石建立南京政權的資本。

　　1927年4月11日，蔣介石密令「已克複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調集大批軍隊，準備屠殺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12日，他指使上海青紅幫流氓，冒充工人自租界分散四齣，襲擊工人糾察隊，蔣介石所布置的軍隊則借口「工人內訌」，收繳「雙方」的槍械，大肆抓捕工人領袖、中共黨員和革命工人，佔領了上海總工會。同日，上海總工會發出全市總同盟罷工的命令，南市召開了50萬人的市民大會，會後並整隊往龍華北伐軍的總指揮部請願。13日上午10時，總工會在閘北青去路廣場召開工人群眾大會，會後給10萬工人群眾（包括許多女工和童工）整隊向寶山路國民黨二十六軍二師司令部請願，提出立即發還工人糾察隊的槍械，釋放被捕工人，嚴懲進攻糾察隊的禍首，肅清流氓分子等要求。二師司令部已經接到蔣的屠殺密令，正嚴陣以待。當請願隊伍到了寶山路三德里附近時，二師司令部即命令用機關槍向徒手的工人群眾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無數。當時大雨如注，寶山路上頓時血流成河。同時，在南市遊行的工人也遭軍隊槍擊，死傷數十人。僅3天內，上海工人被屠殺者就達300餘人，被捕者500餘人，逃亡失蹤者5000餘人，失業者不計其數。4月18日，蔣介石憑藉掌握的軍事力量，在南京另行建立國民政府，與武漢的國民政府並立。隨後，蔣介石繼續在南京、無錫、寧波、杭州、福州、廈門和汕頭等地，大批屠殺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

　　在蔣介石發動政糴后，汪精衛領導的武漢政府也開始進行反共活動。5月17日，武漢政府所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受蔣介石指使，乘武漢大部分軍隊開赴河南北伐之際，想乘虛襲取武漢，后被葉挺率衛戍部隊擊退。21日，駐紮在胡南長沙的三十五師由許克祥率領一個團發動政變，襲擊並解散了湖南省工會和省農民協會等革命組織，解除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武裝，捕殺中共黨員和工農群眾100多人。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堅持「國共兩黨合作到底」 的政策，一再讓步，反而助長了汪精衛集團打擊工農、煽動「分共」的囂張氣焰。在此情況下，國民黨左派領袖宋慶齡、鄧演達被迫離開武漢出國。宋慶齡發表了嚴正的宣言，痛斥蔣介石、汪精衛等人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叛變革命。7月15日，汪精衛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不顧國民黨左派的反對，舉行「分共」會議，進而封閉工會、農會，打壓工農運動，甚至喊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大量逮捕和屠殺中共黨員和革命人士。

　　1927年9月，南京和武漢國民政府合併，蔣介石全面掌握了國民政府的最高權力，開始了長達22年的國民黨統治。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國民政府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了全國統一，結束了軍閥混戰，中國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7-1937年是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蔣介石利用外交手段處理了割讓租界的問題，收回外國在華享有的特權，國民政府進行了法律及刑罰系統的現代化、穩定物價、償還國債、改革金融及貨幣系統、鋪設鐵路及建設公路、改善公共衛生設施、立法對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業及農業生產，並且從帝國主義列強手中收回中國的海關權和漢口租界、威海市。

　　然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仍然是西方列強、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利益的代表者。國民政府拋棄了孫中山確定的三大政策，長期實行血腥的專制獨裁統治，實行的是「聯帝、剿共、壓制農工」的政策。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下，社會財富繼續向特權階層聚集，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農民和工人依然困苦不堪。對於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國民黨繼續實行白色恐怖，大批中共黨員和工農群眾慘遭殺害。據中國紅色救濟會統計，從1927年政變到1929年，約有45萬人被國民政府殺害。到1932年，被屠殺的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累計超過100萬人。

　　應該充分肯定的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是有歷史功績的。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事變后，蔣介石宣示求戰必應戰的原則，全面發動抗日戰爭，先後投入大量兵力與日軍展開重大戰役。據國民黨的軍事報告，國民黨軍隊在八年抗戰中，與日軍大的會戰有22次，包括三次長沙會戰、台兒庄戰役、徐州會戰、浙贛會戰、鄂西會戰、豫中會戰、桂柳會戰、湘西會戰等，主要戰鬥有907次，斃傷敵偽軍228萬人，擊斃日軍陸軍大將諑田攻、中將中村正雄、木谷資俊、酒井直次、木村千代太、海軍大將山縣正鄉、大角芩生和陸航中將小笠原數夫等少將以上軍官40人，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妄圖3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湧現出張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孫立人、薛岳、衛立煌、傅作義、戴安瀾、張靈甫、王耀武等一批著名抗日將領。

　　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陸軍累計陣亡、負傷、失蹤321萬多人，空軍陣亡4300多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損失殆盡，為國捐軀的師級以上軍官有我們熟知的佟麟閣、趙登禹、郝夢齡、張自忠等73人。1929-1933年，從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的軍官大約2.5萬名，約1萬名在 1937年7-11月的對日作戰中犧牲。在大型會戰中，國民黨官兵傷亡巨大，整連、整營、整團為國捐軀者屢見不鮮，有無數可歌可泣、壯闊宏大的英勇壯舉。在淞滬抗戰中，國民黨官兵每小時死傷數以千計，主力各師補充兵源達4、5次之多，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長傷亡達半數以上，其犧牲之壯烈，在世界各民族反侵略歷史上鮮有其例。英國駐中國司令史摩萊少將說：「我們都是經歷過歐戰的軍人，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比中國『敢死隊員』最後保衛閘北更英勇、更壯烈的事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軍民在國民政府領導下，承擔著太平洋戰場抗擊日軍主力的艱巨任務。1941年日本投入戰鬥的陸軍部隊共有51個師團，其中在中國作戰的有35個師團，占日本陸軍總數的68.7%。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后，美、英等國很快對日宣戰。9日，國民政府也正式對日宣戰。日軍隨即對西太平洋和東南亞各國發動全面的侵略攻勢，不到一個月就先後入侵菲律賓、泰國、馬來亞、香港、印度尼西亞。10日，中國政府出於共同的戰略利益和緊急形勢，建議中英美蘇結成軍事同盟，共同抗擊日軍。2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在華盛頓會見，採納了中國的建議，組成反軸心同盟。25日，擬就聯合宣言草案，規定「加盟諸國應各盡其兵力與資源，以打擊共同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單獨媾和」。1942年元旦，宣言發表，入盟國有 26個。接著，羅斯福提議組設中國戰區，以蔣介石為最高統帥，設立聯合參謀部，轄中國、泰國、越南和緬甸等地區，全面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擴張，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力量。當時中國已有200萬平方公里土地淪陷，國民政府仍然派出24萬軍隊與駐緬甸、印度的盟軍並肩作戰，有效牽制了太平洋地區的日軍，為盟軍贏得歐洲戰場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犧牲。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直接財產損失600餘億美元（按1937年美元計算），戰爭消耗4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為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奠定了中國作為聯合國締約國的大國地位。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開羅會議，討論如何協調對日作戰的共同軍事問題和戰後如何處置日本等政治問題，其中，政治問題主要是於23日晚和25日下午中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兩次長談中討論，雙方就八個方面的問題達成若干共識，包括日本用武力侵佔中國之東北、台灣和澎湖列島，戰後必須歸還中華民國。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蘇、美、英、中四國代表在華盛頓共同擬定了聯合國憲章草案，該憲章成為次年成立聯合國大會的依據。客觀地說，中華民國代表了中國近代的一段歷史，中國之所以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抗戰不無聯繫，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國軍民浴血奮戰八年打下來的。

　　可悲的是，抗戰硝煙還未散盡，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就大舉進攻中共領導的蘇區。日本投降后，國民黨不顧民眾要求民主與和平的訴求，拒絕組建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繼續實行剿共政策，重新挑起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及其軍隊不僅對蘇區進行大規模武裝進攻，屠殺了無數的共產黨人，而且對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也施以威脅毆打，強迫解職，綁架囚禁，甚至暗殺，如楊杏佛、史量才、方振武、杜斌丞、李公朴、聞一多等人，包括國民黨左派人士鄧演達，均慘遭國民黨特務的毒手。失民心者失天下，國民黨的政治黑暗以及慘無人道的暴行，激起了廣大民眾的反抗，在國共軍事較量中，中共領導的工農武裝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殘餘力量則敗退台灣。

　　在台灣，蔣介石吸取了在大陸罔顧民生而招致失敗的教訓，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先後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措施，使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分到了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自耕農數目大大增加，同時推行幣制、稅制改革，實施外匯管制，大大促進了工農業發展，使台灣經濟於 1952年就大致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物價漲幅漸趨緩和，經濟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當時國民黨當局在發展經濟上具有諸多優勢：一是人才優勢，有國民黨當局從大陸帶去的一大批知識分子、行政人才、財經人才、學者和企業家，包括尹仲容、李國鼎、俞鴻鈞、嚴家淦、俞國華等財經專家和技術官僚，填補了台灣光復初期的人才空白；二是資本優勢，國民黨先後分三批從大陸運走全中國國庫的277.5萬市兩黃金和1520萬元銀元，國民黨當局以這些黃金作為保證金髮行新台幣，維繫了台灣經濟的穩定；三是美援優勢，有美國提供的大量經濟和技術援助，僅1951-1968年，美國向台灣提供的援助總額就達14.8億美元之多；四是政策優勢，1953年國民黨當局開始實施第一期四年經建計劃，確定了工業發展的兩大原則：其一，凡可以增加出口或減少進口，對國際收支有貢獻的工業優先發展，其二，凡屬可以民營的事業，盡量鼓勵民間投資興辦，並採取了關稅保護、進口管制、複式匯率與外匯管制、設廠限制等措施，大大提高了台灣工業的發展水平。1960-1972年，台灣進出口貿易額從1.64億美元增加到29.88億美元，增長18.2倍，出口年均實質增長率達到24%，GDP實質年均增長率達到10.2%，人均GDP由154美元增加到522美元。在這一時期，台灣民眾生活迅速改善，但國民黨當局依然延續了在大陸時期的專制獨裁統治。

　　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開始向社會黨性質轉變，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政黨。在政治上，蔣經國首開台灣民主之先河，在適當開放言論自由的同時，積極推行政治「本土化」和年輕化政策，尤其是在出任「行政院長」以後，更是將「全面革新」的重點放在擴大台籍人士的政治參與上，國民黨在他的領導下，廢除了「總裁」制，改稱中央委員會主席。在他去世時，國民黨的240萬名黨員中，台籍達80%；「行政院」所屬各機關49萬名公教人員中，台籍占 74%；國民黨42萬軍隊士兵中，台籍佔79%。

　　在經建上，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當局從1974年推出興建高速鐵路、台中國際港、蘇澳港、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核電廠、發展鋼鐵、造船、石化等「十大建設」，總投資額為2000餘億新台幣，到1979年全部完成；1978年又推動預計總投資額為4000億元新台幣的「十二項建設」，除少數項目外，大部分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建成。1979年國民黨當局還在新竹創建了科學工業園區，引進高科技和高級人才，把科研和生產相結合，研究和製造高級工業產品，推進工業技術的發展，促進了台灣工業由勞力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戰略性轉變。良好的基礎設施和靈活的經濟政策，使台灣經濟實現了20餘年的高速增長。1972-1980年，台灣儘管遭遇1973年和1979年兩次世界石油危機，GDP實質年均增長率仍然達到8.9%，工業生產和出口年均實質增長率分別高達11.4%和12.8%；1980-1987年，GDP年均增長7.9%，成為「亞洲四小龍」中的佼佼者。

　　李登輝上台12年，有功也有過，總體上是過錯明顯大於功勞。在功勞方面，他對台灣經濟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在過錯方面，他不斷玩弄權術，官商勾結，把黑道勢力引入政界，鼓吹「兩國論」，把國民黨引向沉淪，致使民眾對國民黨失去信心，國民黨兩次分裂，黑金政治癒來愈烈，台海出現新的危機。1993年8月10日，國民黨「新國民黨連線」成員趙少康、王建煊等人，因不滿李登輝玩弄權術、黑金政治和台獨傾向，宣布脫離國民黨，另行成立新黨，發布了「政治改革、黨內民主、反金權、反台獨」等宣言和主張，造成國民黨遷台以後的首次分裂。因不滿李登輝的壓制，原國民黨少壯派領軍人物宋楚瑜在 2000年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失敗后，宣布成立親民黨，強調要讓陳水扁了解，如果要搞「台獨」，親民黨會第一個不同意，其中許多黨員也是來自國民黨，實際上造成國民黨第二次分裂。當然，台聯黨也吸引了少數國民黨人士，如李登輝在被迫辭去國民黨主席后，加入了台聯，成為台聯的精神領袖，現任黨主席黃昆輝也是來自國民黨。

　　政黨輪替以後，國民黨開始了卧薪嘗膽的日子。李登輝下台後，連戰繼任國民黨主席，並在國民黨「十五全」臨時會上正式當選黨主席。 2004年連戰和宋楚瑜搭檔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再次失敗，國民黨繼續卑躬自省。2005年7月，馬英九與王金平角逐新一任國民黨主席，經過104.5萬名國民黨黨員投票（占黨員總數的50.2%），馬英九最終以72.4%的得票率當選，成為國民黨歷史上的第六位領導人，開始了國民黨新一輪的改革和轉型，增強了黨的活力，贏得了民眾支持。2007年2月13日，台灣「高檢署」公布起訴書，以貪污罪起訴馬英九，馬英九當即兌現自己的承諾，宣布辭去國民黨主席。 4月24日，代理主席吳伯雄在補選中以87%的得票率當選國民黨主席，進一步展現國民黨反省、改革、團結、致力於推動台灣發展的決心，並在第七屆台灣立委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

　　對國民黨來說，在2000年和2004年的「大選」中均告失敗，是兩次沉重的打擊，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國民黨在台灣執政數十年，不斷糾正自身過去的錯誤，同時也積累了許多問題。國民黨曾經在台灣連續執政50多年，在野的最初4年，固然有很多的反省，但4年的時間或許還不夠長，反省可能還不夠深刻。對國民黨來說，在野8年有助於國民黨痛定思痛，是鳳凰涅磐，浴火重生，變得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從而真正成為代表廣大民眾利益的中間路線黨。

　　與政黨輪替之前的國民黨相比，進入民主政治時代的國民黨明顯不同，概括起來，至少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積極變化：

　　一是富有變革意識和活力。國民黨由大陸遷往台灣的政治人物，已經完全退出台灣的政治舞台，其中大多數甚至離開了人世，而國民黨的中生代、新生代政治人物，普遍接受過很好的教育，文化層次較高，思維活躍，具有開放的民主價值觀和國際觀，沒有太多的歷史包袱，政黨理念趨於理性中道。尤其是李登輝辭去黨主席后，從連戰到馬英九，再到吳伯雄，國民黨在不到八年的時間裡換了三任黨主席，不再象過去蔣介石任總裁、蔣經國或李登輝任主席，少則十多年，多則數十年。當然，並非政黨領袖變動越頻繁越好，而是體現了政黨領袖的新面孔，體現了國民黨的開放性和改革精神。國民黨作為一個有百年歷史的老黨，過去黨內精英分子往往靠論資排輩，很難出頭，如今的國民黨，通過賽馬場上選良駒，形成了優秀人才脫穎而出良性機制。2005年，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兩年後獲得2008年「總統」參選人提名，較民進黨參選人謝長廷年輕4歲；在2005年國民黨黨員代表直選產生的中常委中，出現了林益世、周守訓、林奕華等一批40歲以下的新面孔，其中，林益世年僅29歲時就成為台灣最年輕的「立委」，併當選國民黨青年團團長，出任國民黨副主席，2008年接任政策會執行長，重現了國民黨的活力。

　　二是具有強烈的反省意識。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在國際上享有「現代管理之父」、「大師中的大師」的美譽，他認為決策的第一條規則就是：在沒有不同意見之前，不要做出決策。「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任何一個政黨，如果只有一種聲音，必然難以作出正確的決策，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只有具備強烈的反省意識、超越自身利益的政黨，不斷否定自我，不斷提升自我，才是不斷進步的政黨。國民黨有長期的執政經驗，也有過慘痛的教訓，淪為在野黨近8年來，不僅允許黨內有不同的聲音，而且鼓勵不同的聲音，通過認真檢討，深刻反省，其政黨理念更加成熟。馬英九卸任台北市長后專任國民黨主席，不到兩周，即提名吳敦義、楊渡分別擔任國民黨秘書長和文傳會主委。由於這兩人都曾嚴詞批評過國民黨，國民黨中常會在討論此人事案時，爭議聲不斷，但人事案最終還是獲得通過，體現了新一代國民黨人開放的胸襟。

　　三是具有強烈的法治觀念。國民黨尊重司法，比較理性、傳統，面對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通常傾向於走司法程序，而不是組織發動街頭運動。如黃俊英競選高雄市長時，因陳菊陣營拋出自導自演的「走路工事件」，致使此前民調一直領先的黃俊英意外敗選，對此，馬英九堅持走司法程序，有人則提出批評，認為國民黨當時應該象民進黨那樣，立即發動大規模的抗爭行動。對於貪腐的陳水扁，國民黨依據法律程序，先後在立法院三次發動罷免案，均因民進黨全力阻撓而未能通過。有人據此認為，民進黨無恥，國民黨無能。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民進黨無恥是事實，國民黨無能則不符合實情。在野黨確實應該嚴密監督執政黨，但在野黨不是沒有監督，而是根本無法監督，對於由一幫政治流氓組成的民進黨，只要支持罷免的政黨席位不足三分之二，任何政黨都無能為力，難道國民黨也應該加入倒扁的紅衫軍？對於死活賴著不下台的陳水扁，國民黨發動街頭運動能奏效嗎？事實證明，無論是依法推動罷免案，還是發動街頭運動，對民進黨都是無效的。要讓貪腐無能的陳水扁下台，關鍵因素不在民進黨外部，而在民進黨內部。國民黨確實「無能」，不會撒謊，不會罵人，不會打架，不會煽動仇恨，不會撕裂族群，不會製造敵人，國民黨能做的，只能是依法推動罷免案。或者說，如果國民黨象民進黨那樣「有能」，讓謊言、謾罵、鬥毆充斥整個台灣社會，台灣豈不更現亂象？也許，如果讓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或者英國保守黨、工黨到台灣與民進黨競選，可能都會慘敗，甚至比過去的國民黨輸得還要慘。

　　四是在政黨競爭中靈活務實。有人認為，國民黨的個性是想著顧全大局，在危機和變革中缺乏膽識和魄力，軟弱無力，一直被民進黨牽著鼻子走，民進黨造謠，國民黨就出來澄清，民進黨設定議題，國民黨就緊追，民進黨玩什麼把戲，國民黨就陪著玩……事實上，如今的國民黨政治立場比較中道、溫和，在政黨競爭中展現出靈活務實的一面，無需象民進黨那樣去不斷製造欺騙民眾的議題。國民黨在「中選會組織法」上選擇擱置、妥協，在中正紀念堂更名議題上選擇沉默，都是不得已的務實選擇，因為陳水扁即將卸任，為了避免個人和家庭被清算，已經焦慮到無以復加、喪失理智的地步，國民黨此時不能與之針鋒相對，否則容易授之以柄，讓陳水扁得到機會宣布戒嚴，延續貪腐政權。民進黨基於選舉利益的考量，以推動「入聯公投」來欺騙民眾，國民黨為反制民進黨，遂推動「返聯公投」，本身體現了靈活性，雖然同樣是欺騙民眾，但相對民進黨來說，此舉確屬國民黨的善意謊言——在民眾不了解真相的情況下，如果國民黨不採取「以毒攻毒」 的方式，反而容易被民進黨鑽空子，以致讓民進黨的陰謀得逞，並繼續為非作歹。

　　五是基本的政治立場沒有改變。「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的指導思想，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有兩層基本而核心的意義，一是對外民族自求解放，擺脫列強的瓜分和統治，二是對中國境內各民族則一律平等，實行民族大融合，形成「中華民族之新主義」；他對民權下的定義是：「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什麼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他創立了 「五權憲法」（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認為用「五權憲法」組織而成的政府，才是「完全的機關，才會去替人民很好的做事」，人民享有選舉權、罷免權，有創製、複決法律的權力，「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民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有了這九個權，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是真正解決，政治才算是有軌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實際上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他表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兩人所可獨佔，民權即民治也，從前之天下，在專制時代，則以官僚武人治之，本總理則謂人人皆應有治之之責，而負治之之責，故余極主張以民治天下。」這些都體現了現代民主的核心價值，如今的國民黨有所變，有所不變，變的是靈活務實，不變的是政黨理念。

　　當然，世界上不存在沒有任何問題的政黨。客觀評價國民黨的積極變化，並非說它已經徹底反省，或者說它已經完美無缺，更不是說它沒有任何問題，而是說它是一個比較進步的政黨，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政黨。如果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一定會有極少數政治人物成為貪腐者、濫權者——現實社會中確實存在這樣的現象：有的政治人物在野時信誓旦旦，對當時官員的貪腐、濫權深惡痛絕，咬牙切齒，可是一旦自己掌權，就可能迅速蛻變、墮落、腐化，成為民眾唾棄的對象。

　　前車之鑒，后師之師，國民黨如果重新上台執政，唯有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認真汲取民進黨的教訓以及過去失去政權的教訓，居安思危，盡心儘力為民眾做事，才能贏得台灣民眾的長期信任與支持。一方面，要緊緊貼近民眾的需求，努力提升民眾的福祉，依法保障民眾的民主權利；另一方面，對於黨內作姦犯科者，要依法懲治，絕不護短，凡是損害國民黨形象的，必須依據黨章進行嚴肅訓誡或果斷作出處理。否則，國民黨在卧薪嘗膽八年之後重新上台執政，即使做得比民進黨好，與民眾的期待也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依然存在被民眾唾棄的風險。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對於民進黨在第七屆立委選舉中大敗，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表示，因為民進黨辜負人民的期待與付託，人民才會以選票對貪腐政權表達不滿，甚至輿論認為選舉結果是選民教訓民進黨，而非國民黨做好改革，「這種意見一定要聽進去」。與頑固保守的民進黨不同，國民黨早已摒棄了冷戰思維，如能重新執政，將可提供民眾有別於民進黨的路線選擇，以社會和諧取代分裂與對立，以拚經濟取代拚政治，以開放取代封閉，在確保台灣安全前提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當然，國民黨自身的改革還遠遠沒有結束，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去解決，今後只要繼續秉持不斷反省的精神，不斷追求進步，不斷完善和提升，就能帶領台灣民眾創造新的發展奇迹。

　　北京　　潘佳瑭

　　《聯合早報網》

共產黨在世界各國都是討厭鬼, 所以蔣介石清黨沒有錯, 在美國也是一樣
但是蔣介石不該磚制血腥統治, 結果換了共產黨上來還是一樣專制血腥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