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平型關戰役的迷案

2008-01-16             先鋒國家歷史

　　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國山西省西北角上，那個叫「團城口」的村莊外險要山樑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追尋平型關下的謎團

■［美國］高伐林

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國山西省西北角上，那個叫「團城口」的村莊外險要山樑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了父輩的榮譽，抗日名將高桂滋的子女，70年來一直追尋著真相。



平型關戰役遺址

高斌是中國抗日名將高桂滋的獨生子。「西安事變」爆發后，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就被軟禁在高公館——那是高桂滋剛建成還沒有來得及搬進去住的住宅，被張學良借去派了這個臨時用場，現在這裡是陝西省作家協會所在地。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高桂滋請纓抗戰，於7月9日奔赴南口前線，后被任命為第17軍軍長兼第84師師長。井兒溝、喜峰砦兩役，與藤井少將指揮的兩個配備精良武器的偽蒙軍教導團惡戰，俘敵280餘名，打死打傷800餘人，繳獲迫擊炮6門、輕重機槍13挺等大量武器裝備和120餘匹馬，藤井僅以身免，被史家稱為「平綏線戰場僅有的勝利」。9月14日，在廣靈火燒嶺與日軍板垣師團又惡戰了一場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命令，倉促趕到平型關北翼的團城口、迷回村一帶，在全長約30里的許多山頭布防。

中國民眾熟知「平型關大捷」，實際上，林彪率領的八路軍115師的平型關伏擊戰，是整個平型關戰役的一個組成部分，整個戰役中最慘烈的血雨腥風，籠罩在高桂滋指揮的84師拚死防守的陣地。

高斌回憶，我爸爸率領的84師，是「雜牌軍」，當時交給他指揮的李仙洲21師，是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參加平型關戰役的晉綏軍、陝軍、晉軍、中央軍和八路軍有十來萬人，其中像我父親指揮的84師、21師，晉軍的73師、獨3旅等部隊從前方退來，傷亡減員嚴重，沒有得到休整補充；而像晉軍郭宗汾的軍隊從後面開到，並無對日作戰經驗；口音混雜，裝備懸殊，士氣和戰力差別很大，主軍、客軍又打算各異，根本來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溝通……沒有辦法；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機，有名的精銳之旅坂垣師團，帶著偽蒙軍隊，正馬不停蹄一天幾十里急速追來！

臨戰變卦

汪精衛曾有個一針見血的說法：中國並無真正的「國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數省聯防」。這道出中國面對日寇侵略的一個要害問題：無論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還是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哪有什麼「全國一盤棋」、「覆巢之下無完卵」的觀念，幻想著讓自己的地盤僥倖躲過一劫。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山西王」閻錫山也不例外，他利用各種手段和社會關係，企圖把日寇禍水引到別處，但日寇沿著平綏線直撲他的地盤，避無可避，只得匆忙調兵遣將抗擊。南京中央政府擔心日寇攻佔山西，長驅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調來援軍。

1937年8月底，閻錫山把前線總指揮部設於雁門關下一所窯洞，同周恩來、彭德懷會商制定第二戰區戰役計劃，作戰方針為「利用山地殲滅敵人」。閻錫山在日寇洶湧而來之際分析：日軍欲圖晉綏，必先爭太原；欲爭太原，必先奪大同，於是調集重兵布下迎戰陣勢。

沒想到，日軍於9月13日攻佔大同，主力板垣師團卻打了個「左勾拳」，避實就虛，揮軍直指平型關，沿著板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強橫地假借「遊歷五台山」而親事勘查的路線，要越過平型關天險，抄擊雁門關中國軍隊的後方。閻錫山大同會戰計劃流產，雁門關一帶兵力雄厚而無用武之地，而平型關一帶則危如累卵，只好趕緊調兵趕往平型關。

閻錫山原來的構想是：我方11個軍、10餘萬人，放日軍進入平型關之後，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關以西、繁峙以東沙河一帶開闊地決戰，打一個包圍戰。這一方案風險很大，但若下定決心就這麼打，也未必沒有勝算。閻錫山自詡這個部署為「口袋陣」，親召他的嫡系陳長捷、郭宗汾兩名軍長面授要領，又派高參到平型關、團城口等處，向高桂滋等將領傳達。

在關鍵時刻，前線指揮官卻猶豫起來。

前線指揮官是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副總司令是孫楚。孫楚深得楊的信任，楊對之言聽計從。正是孫楚，突然對這一放日寇進關、關門圍殲的計劃產生了懷疑。他首先說服了楊，然後趕到閻錫山那裡，力陳這一方略之弊，使閻在大敵當前時臨場變卦，決定不放日寇進平型關，改為拒敵於關外。

軍情本來瞬息萬變，必須根據敵我戰況靈活應對，但是這一次改變卻實在太倉促。

如果只有晉綏軍，守土有責，平型關這一仗閻錫山硬著頭皮也得打。可是來了三支客軍：八路軍115師，高桂滋17軍，劉茂恩15軍，閻錫山的想法就複雜了。他本想讓八路軍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關正面，周恩來、彭德懷提出，這非八路軍所長，不如讓115師隱蔽集結於日軍前進道路的側面，從敵後伏擊，閻同意了。

我軍布防時，雖然並不確知日寇的主攻矛頭所向，但根據地形地貌判斷，平型關、東西跑池和團城口應是主戰場。事實證明，84師防守的團城口，承受了日軍最大的進攻壓力。

靈丘縣與繁峙縣交界處內長城上的團城口，東南到平型關直線距離為8公里。團城口以東是一片扇形台地，一條東西向的馬車路，穿過團城口直向西南方將近20公裡外的繁峙縣大營鎮。

高斌攤開當年許多戰報、電報、官兵回憶錄，有的是他從美國的中文、日文史籍中查到的，有的是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潔多年從檔案館、圖書館和政協等單位苦心搜集的。這些資料上，「激戰甚烈」、「重傷」、「陣亡」、「全部殉國」、「傷亡殆盡」等字樣比比皆是，字裡行間瀰漫著血火硝煙。

一個爭論了70年的問題

9月22日夜11時，日軍第五師團21旅團四、五千人配戰車尾隨我第73師，進逼至平型關前，在平型關前繁（繁峙）代（代縣）公路上與高桂滋部王新耀營派出的斷路部隊遭遇，爆發激戰。

進攻84師陣地的是坂垣機械化部隊，裝備精良，整天炮兵轟擊。戰前雖然中央給山西撥了國防經費，但這一帶事先並未挖設工事，84師官兵進駐后匆忙挖的掩體無法抵擋日軍猛烈炮火，石片橫飛，加重了我軍傷亡。到下午4時，敵軍終被擊退，呂曉韜一度出擊，繳獲輕機槍四挺等武器。

23日凌晨5時，晉綏軍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接到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電話命令：「敵以優勢兵力攻我平型關陣地，我84師與敵苦戰中，已調71師郭宗汾部前往大營布防，35軍所屬步兵2旅，著用汽車輸送至大營附近，增援平型關戰鬥。」閻並命令傅作義與楊愛源聯合指揮平型關戰事。

傅作義主張乘日援軍未到，我軍將預備隊投入到團城口方向全線出擊，全殲關前日軍。原定24日出擊，但是郭宗汾稱「預備隊71師行軍疲勞」，改為9月25日凌晨出擊。傅作義無奈，只好趕快通知八路軍總部轉告林彪，推遲一天出擊——好險，林彪的報務員正要關掉電台出發，他們趕忙派通信員通知已經在行軍中的部隊。

9月24日是高桂滋的將士打得最慘烈的一天。敵增兵五千餘，向平型關東西跑池、團城口及講堂村各陣地猛攻。炮擊甚烈，激戰終日，高軍傷亡慘重，各處告急，無兵可派。高桂滋急電閻錫山和孫楚請求增援，卻沒有盼來援軍。

閻錫山命令傅作義赴大營附近指揮。傅率幕僚於午夜12時進駐大營附近之河南村后，又得知郭宗汾師「因天雨行動困難」，出擊「延後二小時」——作戰方案變更，總指揮傅作義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凌晨，84師501團2營營長邵春起腿部負傷，被勤務兵救下火線，2006年10月，高齡95歲的老人對前去看望他的高士潔回憶：「我負傷時，陣地上已經沒有能作戰的人了。」

高桂滋的84師連日血戰損失慘重，漸不能支，上午10時左右團城口一帶陣地陸續被敵突破。502團代理團長杜文卿在率隊強堵陣地突破口時，壯烈犧牲。

郭宗汾71師按再三延遲的方案，應於上午8時抵達攻擊位置，由團城口以北出擊，但據晉綏軍人員回憶錄及戰報記錄：遭到攻佔了團城口高桂滋陣地的日軍射擊，出擊受阻！

怪呀，上午10時，高師殘兵失守部分山頭，怎麼郭宗汾8時出擊就說遭到高桂滋陣地上日軍射擊？

這正是後來爭論了70年的問題。

五改出擊時間

高斌說：傅作義不愧為名將，他極力主張在日軍大批增援部隊尚未趕到之際，集中優勢兵力多路出擊，全殲關前敵人。奈何，傅作義不是晉軍的掌門人。

二戰區「爰定於24日出擊」，然而，郭宗汾71師卻「以出擊軍行軍疲勞之故，變更為25日拂曉前」動手。

對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隊都是從河北、察哈爾一路阻擊、千里轉移到這裡，戰鬥減員十分嚴重，兩個月來連續作戰，沒有時間休息整頓，接到命令后，立即構築簡易工事投入了戰鬥；而郭宗汾部還沒有跟日本人交過手呢，又是在山西本鄉本土，不說養精蓄銳吧，也是以逸待勞，怎麼就「行軍疲勞」不能馬上上陣？同為晉軍將領的陳長捷不是還稱讚郭宗汾「該部初次上抗日戰場，士氣尤銳」嗎！

出擊時間後來再次推遲。按84師高建白旅長的回憶：出擊從24日下午6時，推到晚8時，再推到晚12時，又推到25日凌晨4時，又因雨推到8時以後——「改變五次，結果沒有出動一兵一卒」。

當出擊時間一再延遲時，在最前線快頂不住的84師高建白旅長等人，逼問晉軍202旅旅長陳光斗究竟何時出擊，陳拿出一紙命令：「郭載陽（即郭宗汾）轉閻長官命令『無本長官電話命令不得出擊』。」

高斌說：「戰機稍縱即逝，這推遲一天，對於戰爭勝負、對高桂滋的部隊來講事關重大！」

而郭宗汾71師戰報更稱：9月25日，由於高桂滋84師據守的團城口陣地，竟被日寇佔領向他們射擊，導致71師出擊受阻。

《抗日戰史·太原會戰》說：「平型關正面之敵，獲援軍五千餘后，於本（24）日拂曉起，復向我平型關、團城口及講堂村一帶陣地攻擊，並以戰車隊向我東跑池以南衝擊，戰鬥至晚，敵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師各部隊正前進之際，適敵鈴木兵團及偽蒙軍亦向我84師團城口附近陣地攻擊，第84師被迫撤退，敵遂佔領團城口、鷂子澗、六郎城一帶高地。我第71師，沿公路前進之第404團，於2時許與上述之敵遭遇。」

這裡說的是：高的第84師於9月25日在鈴木兵團及偽蒙軍攻擊下「被迫撤退」。時間雖然沒有註明，但是說郭宗汾的71師「2時許」與敵遭遇——71師出擊是在上午8時以後，可見這裡「2時」只能是午後2時。

時任84師營長的邵春起現仍健在，他曾撰文回憶當時的血戰，令人驚心動魄：

高桂滋雖然多次向總指揮楊愛源及閻錫山請求增援，他們每次都答應，但始終未見派來一兵一卒。終因傷亡過重，陣地無人固守，於26日淪入敵手。

他說的是，陣地無人固守，9月26日「淪入敵手」。

抨擊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將領，以時任晉軍61軍軍長的陳長捷為代表。陳長捷1948年擔任天津警備司令，被解放軍俘虜，被判為「戰犯」關押多年，1959年獲特赦。他在回憶錄中說：

高部的團城口、鷂子澗、西跑池間陣線，雖不斷受敵炮擊，守軍依託強固陣地，配備稍疏，尚無重大傷亡。由於攻平型關之敵源源北展，高部發生了恐慌。一聞郭軍到達大營，更加緊向孫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軍即刻增加前線守御。郭以奉令出擊為辭。孫對雙方爭執，未加明確節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敵，以為郭軍集結好，一展開出擊，便得立解糾紛。……由於錯覺而怨憤，擅自放棄團城口、鷂子澗、東西跑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縮避於恆山方面，依劉茂恩軍，共同保存實力，耍著雜牌軍的故態。……為了對孫、郭泄憤，故意閃開團城口、鷂子澗險隘，讓貿然出擊的郭軍碰釘子去……

在陳長捷筆下，高桂滋部不僅「無重大傷亡」，只是「發生了恐慌」、「意存避敵」、「耍著雜牌軍的故態」，更嚴重的是，「為了對孫、郭泄憤，故意閃開團城口、鷂子澗險隘，讓貿然出擊的郭軍碰釘子去」。如果說，「擅自放棄」防地還只是為保存自己，故意閃開險隘讓郭軍「碰釘子」簡直就是配合日寇、陷害友軍了！對於抗日軍人來講，這實在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指控。

陳長捷這一說法對後世影響甚大，陶純所著《血色雄關》一書是最突出的一例，用文學手法鋪陳渲染，繪聲繪色地描寫了這一過程。


平型關戰役中八路軍115師指揮所

放棄還是失陷

陳長捷的說法令高斌與高士潔兄妹難以接受。高斌質問：陳長捷率61軍一直在遠隔200里的後方待命，接到命令馳援平型關，先頭部隊24日午夜趕到，他憑什麼斷言高桂滋受敵「猛攻」、「傷亡慘重」是謊言，憑什麼指控高桂滋「意存避敵」、「擅自放棄」甚至「故意閃開」險隘，讓友軍陷入陷阱？

84師是「下令撤退」還是「潰退」？84師陣地是「放棄」還是「失陷」？這兩者含義根本不同，正如陝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員郭潤宇所說：放棄，是能守不守，為了某種目的故意丟掉；失陷，則是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欲守不能，被迫丟失。

筆者大量閱讀了當時各方人士，包括在押犯、戰地記者、當地村民的上百萬字戰報、電報、回憶、交代以及各地學者的分析評論，力圖重新回到歷史現場，從當時的彈雨血火中，釐清真實的脈絡。

大量文字的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場景是：

從23日到25日，日寇全力攻擊團城口一線，高桂滋部隊防守30華里諸多山頭，傷亡慘重。血戰到後來，預備隊都頂上了最吃緊的地方，甚至數十名騎兵也被高桂滋作為步兵派上火線。有的山頭官兵全部犧牲，層層報上來，高桂滋手裡再無兵可派。

高桂滋火急上報前線總指揮楊愛源和副總指揮孫楚，請求增援。楊、孫並不相信這個客軍將領的報告——軍閥混戰了多年的中國，今天握手、明天拔刀，誇大戰果和誇大損失都是常態，他們無法驗證高桂滋的部隊是否真到了千鈞一髮的地步，只是空言鼓勵和安慰，說援軍即將開來，要他堅持、再堅持。

時任第六集團軍秘書長盧宣朗回憶：「第六集團軍總部開會研究對策，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也在座，多數認為全線都頂不住。」盧宣朗特別提出由15軍抽調兩個團兵力增援高桂滋以減輕其壓力的建議，但孫楚堅持不派援軍，「只能以『已飭郭軍出擊』一類的空話，制止高桂滋，不準擅自後退」。

名義上歸高桂滋指揮的21師李仙洲也拒絕了其頂頭上司要其增援的命令。萬般無奈的高桂滋，向就在自己陣地後方待命的預備隊郭宗汾和其它友軍求援——哪怕只一個團、一個營，也可以解燃眉之急。郭宗汾及其部下陳光斗旅長都拒絕了。

老同盟會員續范亭在《三年不言之言》中充滿義憤地記述，閻錫山接到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的報告：「郭師長宗汾作總預備隊，違背命令，不肯增援，現在已經耽誤了很好的時機一日一夜了，最好閻司令長官親來督戰云云。」閻錫山連夜馳往平型關，當晚在第六集團軍司令部里，「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絕，花言巧語地報告了一個多鐘頭，訴說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話就是說『我們要留些餘地，保存些實力，不要把力量用盡了』」！郭宗汾出去以後，楊愛源才把戰爭情況詳細報告了，並說到郭宗汾逃避戰爭、不肯增援的事實。

高士潔費了很大力量，從勞改局找出時任84師502團三營機槍連連長邱仰岳在監獄里寫的材料，詳敘該團的戰鬥情況：杜文卿代團長搶堵突破口時中彈殉國。三營防守團城口左翼，9月25日上午10時，陣地上有戰鬥力的官兵已經很少，大部非死即傷，因之槍聲漸稀。日軍趁機蜂擁而至，陣地失陷，所遺傷號，均被日軍殘殺。高桂滋令21師增援，21師抗命，而晉軍派來配合高師作戰的一營炮兵，一炮未發，懼怕暴露目標，遭日軍炮火回擊。

高斌與高士潔都認為：邱仰岳所說的「陣地於25日上午10時失陷」是可信的，與高桂滋致蔣介石電、李仙洲致蔣介石電，及高建白回憶錄的說法可以互相印證。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一書說到：「戰況進展困難，戰鬥激烈，25日，旅團終於佔領了該地附近的二公里長城線的正面，但同日因優勢的敵人切斷旅團的後方聯絡線，並不斷增加兵力，所以該旅團陷入被包圍的困境。」這裡所說的日軍佔領的「二公里的正面」，應該就是指502團上午10時失陷的陣地。

沒有人能助高桂滋一臂之力。高桂滋的部隊在強敵一波又一波進攻下，戰鬥力極度耗損卻得不到增援，拼散了，拼光了，拼垮了，首尾難以相顧，上下斷了聯絡，陣地上死傷枕藉、無人再向日寇射齣子彈。烈士們死不瞑目，他們怒視著如虎似狼的日寇踏上一個又一個山頭。

陳長捷的諸多說法，都被親歷者、目擊者的說法所否定。

戰地記者秋江如此記載：「在石山上臨時挖洞掩體，總是藏了身子，藏不了頭。敵人的炮火打不中，往往被石塊打倒。」在石山上臨時挖洞掩體，怎麼是「強固陣地」？秋江所親耳聽到高桂滋討不到救兵，只好命令部下一個最低限度的戰法：「別處給敵人突破，你們不能動，還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們達到了任務！」也就是說，人在陣地在。

84師高建白旅長敘述：9月23日晉軍據守的1886.4高地被敵佔領，閻錫山聽了大驚，懸賞萬元要去奪回。高桂滋部的呂曉韜團長指揮奮勇隊，替晉軍在炮火連天中奪回這個高地，仍交晉軍防守，並未得這筆賞金，晉軍給了接收陣地的收據。同樣的事情於25日凌晨2時再度發生：晉軍又失守了1886.4高地，呂曉韜團長挑選奮勇隊再度奪回，奮勇隊50餘名生還者僅11人。不惜自己犧牲去奪回友軍陣地，這是「意存避敵」嗎？

陳長捷說高部敗退後「縮避於恆山」，更沒有根據，9月26日閻錫山還電告蔣介石說：將「17軍軍部和84師師部繁峙上台村」，將17軍的「250旅和251旅（置於）團城口附近」；陳長捷轉述說閻錫山認為高桂滋「更為可殺」，毫無旁證，像高桂滋這樣既無強硬後台、又實力折損慘重的雜牌軍將領，真要犯了軍法，讓閻錫山覺得「可殺」，正好用來祭旗，「殺一儆百」，閻為何不呈報蔣介石下令懲辦？

從閻錫山給中央的電報，也可以旁證陳長捷說法的虛妄。9月24日閻錫山致大本營密電：「特急。南京大本營：……靈邱方面之敵，向我平型關、蔡家峪前進陣地進攻，我守兵極力抵抗，是夜敵以大部猛襲平型關陣地，我軍奮勇拒敵，肉搏多次，將敵擊退，漾曉，敵約一師團，分兩路進攻平型關和團城口，戰況劇烈，因敵我爭奪山頭，傷亡奇重，激戰至午，卒將敵擊退，追擊20餘里，團城口之敵也於午後四時被我擊退。此役我傷團長一，傷亡營長三，士兵約兩千……」

當地目擊此役的老百姓也留下了記載：

「……雨下了整整七天，戰鬥也整整進行了七天六夜。敵我雙方傷亡很大。我軍在第一道防線犧牲的最多，犧牲的士兵大都是『南軍』（高桂滋的部隊）。戰壕里堆滿了屍體。當時，我們就在第二道防線村西的坡上趴著，雙方打仗看得清清楚楚。……儘管我軍將士作戰英勇，但友軍配合支援很差，未能更多地消滅敵人。」

蔣介石的嫡系李仙洲21師當時歸高桂滋統率，陣地緊靠高的84師。李仙洲9月25日給蔣的密電，彙報得比較客觀：「本午84師傷亡較重，全部潰退，致團城口陣地被敵突破。……此間作戰不利原因：（一）指揮官能力薄弱。（二）指揮不統一。（三）上下欠聯絡。（四）友軍互不相信，各不相救，致敵各個擊破。」

他的說法是84師「潰退」，不是「下令撤退」；時間是「本午」（25日中午）。他分析作戰不利原因，更明確地指出：「上下欠聯絡」和「友軍互不相信，各不相救」。

這些說法完全能否定陳長捷流傳甚廣的不實之詞。陳長捷明明不可能目睹高桂滋部隊的作戰情況，為什麼要連高桂滋心裡怎麼想也說得那麼真實呢？陝西省社科院研究員郭潤宇分析，「主要是他的軍閥派系觀念在作怪」，他是晉軍，就對晉軍頌揚備至，而將責任推到高桂滋的陝軍頭上。

許多歷史學者為什麼會忽視大量真實的記錄，而被陳長捷並非親歷的「親歷記」輕而易舉俘獲呢？高士潔分析說：國內歷史學者的資料得來不易，資料佔有不全面肯定會影響對史實本質的判斷；人都有先入為主的弱點，陳長捷的「親歷記」發表以後，許多人以為這就是平型關戰役「鮮為人知的內幕」，誰又能想到陳長捷的派性立場扭曲了史實呢？首先受到陳長捷影響的就是全國政協編撰的《晉綏抗戰》，為了與陳的說法一致，竟把高建白回憶錄中所寫的時間改錯了！

出擊虛實

高桂滋求援不得，孫楚和郭宗汾拒絕他的理由是：預備隊要留著出擊。高桂滋和他的將士只能將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出擊能如期進行。

上海學者楊奎松在《關於平型關戰鬥的史實重建問題（修訂）》中提出一個疑問：國民黨軍當天到底有沒有出擊？「按照國民黨軍當年的電報和戰報，國民黨軍第71師等當天在完成奪回高師所失陣地的任務后，曾一度向東西跑池兩側大舉出擊。奇怪的是，在日軍的戰史資料當中，並未見到有類似情況的相關記載。但從林彪當天（25日）晚上的電報中，還是可以多少印證國民黨方面的記錄的。林電稱：『打了一天仗，至黃昏始見晉軍之出擊部隊，所謂二路出擊，全是勉強！』」

為什麼楊奎松在日軍戰史資料中查不到郭宗汾師出擊記載？高斌經過反覆查證，結論是：郭宗汾的428團是出動了，但是沒有出擊！他向筆者出示了一份行定遠撰稿的《戰鬥在平型關的第428團》。

行定遠當年在郭宗汾71師428團一營三連任班長，后調團部任傳令班長。他寫道： 「（24日）夜間下了一場大雨，但84師防區後半夜仍在激烈戰鬥，槍炮聲和喊殺聲都聽得很清楚。」

第428團25日上午8時后出擊，「84師就私自撤退，致使第428團腹背受敵，被圍困在一個狹長的山溝內。」「同時出擊的還有第202旅第403團中校施國憲帶的兩個營，因而他們也和第428團被圍在一起。出擊時部隊都輕裝上陣，當時團里沒有電台，被圍困后和師里取不得聯繫，不僅對戰況一無所知，連口糧也成了問題，真是一籌莫展。後來忽然聽到東南方向有槍聲，看見溝內公路上有些被擊壞的汽車，王榮爵（428團長）便決定繞西北退回團城口以內。以後才知道是八路軍第115師狙擊日軍，取得輝煌勝利，第428團撤回之後，天黑到達安全地帶，與師部取得聯繫。」

原來，在115師殲敵時，428團藏在「狹長的山溝內」沒有參加戰鬥，最後繞路退回了！難怪楊奎松在日本資料中查不到出擊記錄！

行定遠寫得非常詳細，唯獨沒有提到在山溝內和山上日軍的戰鬥行動、過程、傷亡情況。其中有一個段落：428團撤回之後，郭宗汾令王榮爵到師部接受命令。王率他的弁目、馬弁和我這一班，於夜間徒步走向師部。步行了一段路，弁目賈國棟向王說：「現在實行連坐法，咱們沒有完成出擊任務，又受了點損失，師長若無法交代，會將責任推在你身上。若到了師部，他變臉問罪，咱就成了替死鬼啦！」王聽了這話，決定不去師部，返回團部，命令迅速架設電話線。電話架通之後，王謊稱前線情況危急，他無法脫身，請示下一步部隊行動。出乎王的意料，郭不但沒有責備他，而且對他進行了鼓勵和嘉獎。

高斌據此認為，王榮爵迅速架設電話線后，向師部謊稱前線情況危急，晉軍的戰報及回憶錄正是據此宣揚71師出擊受阻。他說：「這哪裡是出擊受阻？是出而不擊！責任人就是該團團長王榮爵。」

林彪在平型關戰鬥總結中對晉軍的出擊這樣評價：「友軍在戰鬥中的配合，實在太差了。他們自定的出擊計劃，他們自己卻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觀，他們時常吹牛說要決戰，但卻決而不戰；或向敵人打而又不堅決打，他們的部隊本來既不充實，在一個突擊中，卻以區區八個團的兵力分成三大路，還留了總預備隊，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這樣不僅缺乏出擊力，而且連被我們打敗了而退下的敵人他們碰著了，竟不但不能消滅之，反而被這些突圍的敵人沖坍了……」

晉軍為何「既不增援又不出擊」？高士潔認為，「傅作義乘敵增援未到全線出擊的意見誰有權否定？只有閻錫山！」五改出擊命令的始作俑者，就是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自己。

高斌也坦承他對出擊流產的看法變化過程。開始，他推測晉軍拒絕增援、拖延出擊，是郭宗汾耍滑頭。後來看到高建白回憶，晉軍202旅旅長陳光斗聲稱「我執行的是長官的命令」，並出示油印的命令紙，用紅鉛筆寫著郭宗汾「轉閻長官命令，非有本長官電話，不得出擊」，他開始相信原因在閻錫山身上。

日本的《華北治安戰》一書載有日軍對韓復榘、劉汝明及閻錫山的評估：「山東及察哈爾29軍一部保持中立。山西及綏遠軍也以一部開至省境採取消極態度，不致出現積極行動」。

高斌說，後來閻錫山的行徑也可以說明問題。1941年起閻錫山越走越遠，和日本簽訂停戰的「汾陽協定」，閻親自率大小漢奸參加與日軍的「安平會議」，表明閻一貫親日態度。該會議因偶然事件中斷。日軍為施壓攻擊晉軍，閻竟然寫信給日本人：「你們不要把同情你們的人當成敵人」，日軍即停止了向晉軍的進攻。難怪第六集團軍司令楊愛源向閻錫山告狀說郭宗汾既不出擊又不增援，閻卻不指責、處罰郭，反而升郭為二戰區參謀長。

高斌強調：高桂滋84師在平型關經三天四夜血戰，傷亡重大是不爭的事實；團城口被日軍突破，作為抗戰軍人不能推卸責任，當然愧疚於心——若上至軍長下至伙夫全部戰死，方可卸去責任吧。但是陣地畢竟還是失陷，仍然沒有能全殲關前日軍。而本來是有這樣的機會的！追究何以未能全殲，閻錫山、孫楚和郭宗汾就是責任者。無論「既不出擊，又不增援」的動機是什麼——對抗戰消極？犧牲友軍，保存實力？判斷失誤，舉措失著？——都不應將責任推到84師頭上。「軍中無戲言」，說了出擊，說了增援，卻言而不行。這就難怪李仙洲向蔣介石告二戰區的狀，並要求中央速派大員來晉主持。隨後衛立煌奉派來晉任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前敵總指揮，取代閻錫山指揮了忻口戰役。

高斌到抗戰後期時已經十來歲，去過父親的軍營數次，經歷過戰火紛飛，傾聽過父輩的戰鬥故事，目睹過許多伯伯叔叔的流血犧牲。高士潔告訴筆者，她見過軍人性格的父親流過一次眼淚，那是在1955年8月陝西省政協「世界反法西斯勝利十周年紀念會」上，一個也是前國民黨軍人的省政協副主席發言說「國民黨不抗日」，高桂滋與其當面爭執起來，難道那些抗日將士的英名事迹被一筆抹殺了嗎？高桂滋悲憤之極，潸然落淚。

高斌說：「許許多多軍官士兵跟日本軍隊拼殺倒下，永遠不可能弄清姓甚名誰了。但是，我們要記著他們，記著他們。」

先鋒《國家歷史》2008年1月下旬刊

殺它媽的日本豬!

殺日本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