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華文化,一種應該選擇的記憶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的演講想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談談中華文化。

從十九世紀以來，國際學術界有關文化的定義很多，比較著名的也有一百多條。我們現在有條件跳出各個學術流派的爭議，在一般意義上來描述一下文化是什麼了。

我們總是把人類最早在地球上活動的遺跡說成是「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等等，因為那裡出現了人在自然界的創造。後來文化的高度成熟，也一直伴隨著人在創造中的發展和選擇。因此，說大一點，文化是人類留給自然界的一切痕迹；說小一點，則是不同人群對於各種痕迹的選擇方式。

這種選擇方式因不斷延伸而積累成歷史，文化也就成了歷史對後人的一種設計。這種設計，主要體現為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兩個方面。相比之下，精神價值更值得研究。

歷史對我們的設計，並不是留在歷史學家的著作中，而是留在我們自己的記憶里。

我們當然有權利突破歷史對我們的設計，但首先應該了解這種設計。了解這種設計，其實也就是激活我們的記憶，認識我們自己。只不過，歷史太長，設計太多，記憶太亂，我們必須首先找到其中的大框架、主巷道，否則就會迷失在歷史的原始森林中。

因此，今天我要講的「中華文化的記憶」，其實也就是「中華文化中應該被選擇的重大記憶」。今年我在香港鳳凰衛視開的專欄《秋雨時分》，正在系統地講述這個主題。

奄奄一息的武士聽到了童年的歌聲

要說中華文化的重大記憶，我必須講述一件真實的往事。

十九世紀後期，中華文化遇到了毀滅性的災難。這不是危言聳聽，我親自考察過世界各大古文明隕滅的廢墟，知道一種文明面臨隕滅的種種跡象。你看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先是兩次鴉片戰爭，再是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焚燒圓明園，後來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戰爭，軍事上的一連串可怕失敗帶來了文化上的絕亡心理，中華文化在當時不僅對遠來的列強毫無招架之力，而且對聲息相通的近鄰也完全束手無策。後來，連八國聯軍都佔領了首都，所有的侵略者都抱有明顯的瓜分中國領土的企圖，而且眼看就要實現。

領土像一個盤子，文化像是裝在盤子里的水，盤子被瓜分成了碎片，水還盛得住嗎？盛不住，只能成為一種流亡者文化，但中華文化的本性與猶太文化和吉卜賽文化完全不同，是以五湖四海、三山五嶽為依託的農耕文化，一旦流亡，就失去了魂魄。

眼看著高山將崩、大廈將傾。蹊蹺的是，恰恰就在十九世紀最後一年的深秋，一個叫王懿榮的金石學家從中藥「龍骨」中發現了甲骨文，而他，又正巧是「京都團練大臣」，承擔著聯絡義和團、保衛首都北京的責任。在他發現甲骨文後才幾個月，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清廷西逃，他這個首都防衛長官不願成為侵略者的俘虜，又不甘擅離職守，就壯烈自殺。先是吞金，再是喝毒，都沒有立即死亡，便採取第三種自殺方式———投井。他幾乎是把官員的自殺方式、市民的自殺方式和農夫的自殺方式輪了一遍，義無反顧地走向死亡。我曾評價，這位金石學家是中華民族真正的「金石」，這位「龍骨」的發現者是中華文化真正的「龍骨」。

我最注意的是，為什麼恰恰讓這位首都淪陷時的防衛長官發現了甲骨文？我想用藝術的語言說，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讓後代在滅亡前激活一項重大的文化記憶。甲骨文，向我們展示出一個具體、完整的商代，而商代又是那麼偉大。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終於有大量文字可以印證的起點，連孔子、司馬遷也由於沒有見到過甲骨文而對商代不太了解，而這居然被臨近毀滅災難的現代中國人感知了。幾乎在發現甲骨文的同時，又發現了敦煌藏經洞，展現出來的是一個更偉大的唐代。請大家想一想，在八國聯軍的槍炮、鐵蹄下，一個活生生的起點———商代和一個活生生的高峰———唐代，同時出現在國破家亡的中國人面前，意味著什麼！

我有一個比喻：一位武士在備受欺凌之後終於奄奄一息地倒下了，但就在此時，他突然聽到了美麗而響亮的童年的歌聲。他渾身一抖，踉踉蹌蹌地站起身來。

這就是說，激活一種重大的文化記憶，足以挽救整體生命。文化的滅亡，從失去記憶開始。只要喚醒一種記憶，也就是喚醒了一種文化。但是，這種記憶必須是重大的，而不是瑣屑的。就文化記憶而言，清代的考據學派相當發達，考據出來的歷史文化非常細密，卻無法產生一種巨大的驚醒之力和拔擢之力。

那麼，我們也就把甲骨文所刻畫的商代作為中華文化第一個重大的記憶吧。商以前的夏，或者更早的時代，還要等待今後的考古發現。

人類有一種頂級哲學是用中文寫的

在甲骨文所刻畫的商代之後，中華文化的第二個重大記憶應該放在哪裡呢？毫無疑問，放在老子、孔子和他們引領的「諸子百家」時代。

他們為中華文化進行了精神奠基，所達到的高度讓人嘆為觀止。後代再傑出的思想家，往往也只是他們的追隨者或別離者而已。

更令人驚奇的是，老子、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全人類進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時代，最偉大的哲人幾乎同時出現在地球上，常常使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我可以舉例說說他們的年齡對照。孔子只比釋迦牟尼小14歲；孔子去世后10年，蘇格拉底誕生；墨子比蘇格拉底小1歲，比德謨克利特大8歲；孟子比亞里士多德大6歲；莊子比亞里士多德小15歲；阿基米德比韓非子大7歲。波斯的精神鼻祖瑣羅亞斯德（也就是尼采所說的查拉圖斯特拉）的生卒年份有多種說法，據比較可靠的一種說法，他去世的那一年正好孔子出生。

這個年齡對照表說明，他們確實是一起來到世間的同代人，同樣是開天闢地的精神高峰。好像是約好了，要在那個時候一起呈現人類的共同成熟，甚至是同步成熟。

他們還有分工，各自顯出不同的重點。我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來緬懷那個時代：當時，希臘哲人在愛琴海邊上思考著人與物的關係，印度哲人在恆河邊上思考著人與神的關係，而中國哲人則在黃河邊上思考著人與人的關係。

這種不同的重點，也成為一種文化遺產而鑄就了幾種文明的後世特徵。例如中華文明到今天還是在人際關係上特別沉重和複雜，這就是歷史的一種累積性設計。

不管怎麼說，在人類文化進行共同精神奠基時，中華文化不僅沒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首先值得我們記憶的人，是老子。

老子的生平資料並不清楚，一般認為他比孔子大，擔任過周王室圖書館的館長，孔子曾從今天的山東曲阜到河南洛陽向他問過禮。後來他決定出關隱居，邊關守衛讓他留下一些文字作為出關的條件，他不得已就在邊關上寫了五千字，那就是他唯一的著作《道德經》。一開頭就是十二個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乍一看簡直不知所云。他的意思是：道，可以說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恆的道；名，可以說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恆的名。這中間包含著多少看透一切的哲理啊。他對一切講述都是那麼的不信任，於是自己也就不想留下什麼言論，如果不是邊關守衛的強求，這五千個字也不會留下。寫完，他騎著青牛，穿著黃袍，背著白口袋，消失在關外灰色的曠野中。司馬遷說：「不知其所終。」這個背影，實在讓人印象深刻。

就是這五千個字，在人類歷史上處於極高的精神地位。十幾年前美國《紐約時報》評選全人類古往今來十位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歷史上被翻譯成外文而流播最廣的著作，第一是《聖經》，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五千字的《道德經》。據報道，當今國際間哲學素養最高的德國，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一本《老子》。可見，老子的影響在他的祖國還有待於大大提高。確實比較艱深，但再艱深也就是五千字嘛，認真看註釋，怎麼會讀不下來？我曾經對學生們說：對於世界上的很多學說，我們只有懂了才能記住；但是老子創造了一個例外，對於他，我們即使不懂，也要記住。

西方有人曾經說過，世界上的哲學都是用德文寫的。有了老子，我們可以說一句，處於峰巔上的那種哲學，是用中文寫的。所以，在鳳凰衛視的《秋雨時分》中，我對世界各地的華語觀眾說，老子的話雖然難懂，我也要領著大家讀幾段，讓大家體會一下用中文來表達哲理時的那種無可替代的節奏和音韻。

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來越顯出價值。例如他主張簡約，拒絕對自然、對社會的過度耗費；他主張不爭、不辯，不要把勝敗輸贏當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轉化，等等。原來，我們在當代社會的嚴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節約型社會」、「和諧社會」，在老子那裡已經有了精神根源。

與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條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覺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經混亂，君子就應該擔當起不斷講述、四處傳播的責任，不應該輕言放棄。他不會出關隱居，恰恰相反，而是創辦了一所「流浪大學」，周遊列國。初一看，他到處受阻，難以實現自己的主張，而實際上，他在帶領學生流浪的過程中，完成了一項系統的社會文化心理的考察，次次受阻，都是考察最需要的反面例證。他因流浪，從傑出走向偉大，成為中國歷史上一位永遠的導師。

孔子的學說，古往今來被講得很多。我覺得，他最大的努力是從家庭倫理引申到社會倫理，試圖建立一個「尊尊」、「親親」的禮儀世界。尊重一切該尊重的人和事，親善一切親友並推及他人，他覺得，這樣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學說的目標定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陳寅恪先生說儒家的最大貢獻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這個道理。

要達到這個目標，孔子提出了一個人格基礎，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個行為規則，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認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張有可能早已過時，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卻有永遠的價值，必須進入我們的文化記憶。

對於君子之道，孔子並沒有對君子下定義，卻劃出了一道道君子與小人的分界線，讓我們知道君子是什麼，以及作為對立面的小人是什麼。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覺得劃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線，具有極高的學術意義和實踐意義，而且直到今天，我們還找不出另外的科學概念能替代這兩個命題。今天在中國文化界如果說有什麼令人擔憂的趨向，那就是君子話語常常被小人話語所淹沒。美國一位學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說出過一句至理名言：「所謂偉大的時代，也就是誰也不把小人放在眼裡的時代。」

對於中庸之道，過去常被我們誤解成「和稀泥」、「騎牆派」，其實它的本義是反對極端主義，尋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種「合適」和「恰當」。這在當代世界恐怖主義和單邊主義都很張揚的時候，特別能顯現意義。孔子認為，只有這種中庸，也就是合適和恰當，才能溝通一切人、關愛一切人，因此是「至德」。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特徵，我們不能失去對這兩「道」的記憶。

還有哪些重大記憶

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在今天的演講中列述更多的重大記憶了，這是我在《秋雨時分》中要連續講兩年的課題，今天只能稍稍列舉了。


例如，在諸子百家的時代之後，值得記憶的應該是帝國時代。歷時四百年的秦漢帝國，把諸子百家的真知灼見選擇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於隨風飄散了。按梁啟超先生的說法，中國人開始產生了真正的國家自覺，進入了「中國之中國」時代。此後的文化思維，也就有了九州方圓、社稷國家的底座。

與此同時要記憶的，是中國又快速地進入了「亞洲之中國」的時代。佛教的傳入，使中華文化遭遇到了來自於「九州方圓」之外的另一種精神瑰寶，中華文化謙虛了，又因融合而強大了。從「亞洲之中國」進入「世界之中國」的路途很長，要等到馬可·波羅和大量歐洲傳教士的來訪和鄭和的遠航。這中間，最值得記憶的一個年份是公元755年，始於這一年的安史之亂把唐代折成了兩半，也把中國歷史折成了兩半。那一年，李白和王維都是50歲，中華文化已攀上了燦爛的高峰，從此，一種尚武、強大、奮發的民族精神漸漸轉向平緩、享受、散漫。精神文化的力度，產生了明顯的差異。

在漫長的歷史中，中華文化也在個體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記。榮格說，文化最終沉澱為人格，一點不錯。我想，最早為中華文化打下個體人格基礎的，應該是悲哀而高尚的屈原、司馬遷，騎上了戰馬的曹操、諸葛亮，以及那些放達而風流的魏晉名士吧。中華文化，因他們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溫度。唐宋之後的文人大批湧現，那就來不及細說了。

中華文化的三個「不喜歡」

對於中華文化的記憶，可以是縱向的，也可以是橫向的。所謂橫向，也就是擺脫歷史順序，從邏輯上來感悟中華文化的光榮和缺憾。前些年我在美國的一些大學巡迴演講，其中一個題目是「中華文化的長壽秘密」，這就是橫向的歸納了，我主要講了三個方面。

第一，中華文化不喜歡遠征。

這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區別。看上去是政治思維，實際上還是文化思維。知道熟土可依，遠土不親；知道家人思聚，故鄉難離；知道勝敗無常，禍福不永———這一些，都出自於文化心理。比哥倫布探險早60年的鄭和船隊那麼強大，到了那麼多地方，但從鄭和到每一個水手，沒有一個產生過一絲一毫搶佔領土的幻想，這就是文化的潛在控制變成了集體本能。相比較之下，古巴比倫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遠征中湮滅，甚至亞里士多德的學生、希臘文明的嫡傳者亞歷山大的遠征也是如此。

遠征即便勝利，也極大地耗損了一個民族的文化主題，犧牲了大量青壯年，也就是文化傳承的主體，又讓一種文化在水土不服的異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說，遠征很可能帶來報復，而任何報復都是殘酷的，必以毀壞被報復者的文化作為前奏。中國古代的不遠征思維，使中華文化避免了這種災難，保證了長壽。成吉思汗遠征時，還沒有納入中華文化的主體部位，他在遠征途中去世，最後問鼎中原的是他的後人。元代後來也恢復科舉考試，開始尊重儒家。

中華文化的不遠征思維又與內耗思維連在一起。因此我曾在聯合國的世界文明大會上說，中華文化是一種非侵略性的內耗文化。中國人有很多對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沒有怎麼對不起外國人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這樣。

第二，中華文化不喜歡極端。

這是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二個原因。不喜歡極端，最早是從農耕生態四季輪迴中產生的共識：冬天的「極端」是春天，夏天的「極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熱都極端不了。而且，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可能離開尋常因果，出現極端性突變的奇迹。這種農耕共識，提煉、升華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中國也有過極端主義時代，但那是過場戲，長不了，正劇還是不極端的中庸之道。這正像我在中東某地時的一個感受，在那裡，和談是過場戲，正劇是極端主義。

極端主義不僅會破壞別種文明，對自身的損害也是極大的，尤其是變成了宗教極端主義，危害性更大。這一切，都有重重的歷史廢墟證明。中華文化不喜歡極端，也就產生了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延續至今。

第三，中華文化不喜歡無序。

一種大文化，總是以結構形態呈現的，它要為世間帶來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須有嚴謹的秩序。這種秩序有可能是保守的、極權的，但相比之下，也比徹底的無序好得多。

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區，深知現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無序的地方卻很多。那些地方一直沒有引起人們注意，因為那裡因混亂而落後，失去了被他人注意的理由，偶爾注意，也找不到問題的焦點和邏輯。

中國自從秦漢帝國時確立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的規範，又實行了郡縣制和戶籍制，保證了兩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過建立秩序的夢想，但他們遇到了一個難題：缺少代代相繼的管理人才，而且這種管理人才必須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

這個難題，在中國奇迹般地解決了，那就是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每三年在全國各地選拔一批為數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積很大的國土有效管理起來了。而且，由於考試內容是儒家學說，考生們長年累月準備的也是「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們中的優勝者來做官進行社會管理，基本上「專業對口」。更有意思的是，由於代代考試必須背誦儒家經典來應試，儒家經典也就接受了一千多年無數年輕生命的滋養而得以延續。

這真是一個驚人的創舉：以文化來選拔社會管理人才，又以選拔來保證文化的延續，兩全其美。中華文化由此普及於空間，又延伸於時間。

中華文化的三個「不在乎」

我們除了要記住中華文化的一系列優點外，也不要忘記它的諸多缺憾。有的缺憾還是優點的派生物，像是陽光產生的影子，使中華文化變得立體。

與三個「不喜歡」相對應，我選了三個「不在乎」，對中華文化的幾項生態性缺憾作舉例說明。

第一，中華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間。

大家都在責備我們的同胞有隨地吐痰、大聲喧嘩等等的毛病，這些毛病看似道德問題，實際上是對公共空間的漠視。中華文化本來是最講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對公共空間的認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會在那裡實現了。

我前面說了，儒家文化講究家庭倫理和社會倫理，但當時他們所認識的社會倫理，主要是朝廷倫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間，應該有一塊很大的公共空間，遊離於朝廷關係和家庭關係之外，但中華文化沒有為這塊公共空間留出足夠的地位。縣官出門，打出「肅靜」、「迴避」的牌子，明顯地把公共空間看成了朝廷空間的延伸。有時也提倡關愛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關愛家裡老人和小孩時能夠推己及人。這當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維的延伸。

現在有關交通安全宣傳的廣告：「為了你的家人，請你注意交通安全」；「開車兩口酒，家人千行淚」等等，當然都很能打動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顯的。不要酒醉駕車，難道主要是為了家人不流淚嗎？那些被酒醉者撞死街頭的路人呢？應該知道，人性、人道具有離開朝廷和家庭的獨立的終極意義。真正的大善，產生在素昧平生的公共空間。

什麼是歐洲的文藝復興？那就是，達·芬奇在公共空間里畫壁畫，米開朗基羅在公共空間里做雕塑，佛羅倫薩的市民們天天觀賞，大家評論，形成市民精神的粹煉和凝聚，然後一起呼喚一個新的時代。

這種公共空間在中國文化史上十分稀缺。我們對藝術品，總是「收藏」，不是皇家收藏就是私人收藏。公共空間的意識，也就是市民意識、公民意識，這是一切現代化思維的載體，這個載體在中國文化中比較狹小，我們應該加以拓寬。

古代文化中一般都缺少公共空間的意識，但歐洲有很大的不同。那時就有一些街頭演說家發表演講：「雅典城的市民們！」「羅馬的市民們！」這種早期意識的沉澱，對後來的現代化起到了不少的正面作用。

第二，中華文化不在乎實證。

中華文化早早地劃分了陰和陽、君子和小人、忠和姦、善和惡、貴與賤，卻一直不在乎真與假的界線，即缺少「證偽機制」。這樣一來，就給虛假、偽飾、謠諑、冤案、假冒偽劣產品留出了廣闊的地盤。

這個問題嚴重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發現，在明代國家檔案《明實錄》中，即使是關係一國命脈的經濟數字、軍事數字，都嚴重不實。連鑄造錢幣這樣的財經大事，該檔案中所記金陵一次所鑄錢幣的數量，實際上整個明代兩百多年間天天加班鑄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這些重要檔案的記錄者、校對者、審核者、閱讀者沒有一個能發現，他們連發現的敏感都沒有。這使黃仁宇先生得出一個結論，他認為中國歷史最大的問題是缺少數字化管理。

這個問題到現代還在強勁地延續。數字是有的，但沒有管理，沒有實證。例如我們小時候常常聽到看到那些公開發表的數字，都未被實證，像「畝產二十萬斤」之類。 「文革」之後，平反的冤案幾百萬件，足可證明至少有幾百萬專案組人員、審查人員完全無法對那些誹謗和誣陷予以「證偽」。他們絕大多數不是惡人，因此更可說明這是一種集體文化慣性。

我們對於謠言，喜歡「無風不起浪」的判斷，造謠者在頃刻之間就贏了一半。被謠言傷害的人也歷來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樣的邏輯來自我安慰，結果謠言充斥四周，無法以實證來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由於大家對虛假缺少敏感，更缺少實證方法，因此這些年假藥、假酒、假文憑、假記者橫行天下，甚至在國際上也產生了不良影響。

現在，我們在經濟建設、國際貿易、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先後走上了實證之路，即黃仁宇所說的數字化管理之路，而在文化思維上還遠遠沒有跟上，「假大空」現象仍存在。本來，「謠言止於智者」，文化應是驗證真偽、抵拒虛假的大本營，沒想到這些年來，謠言出得最多的卻是文化界。為求讀者的耳目刺激而胡言亂語的現象在媒體上大量出現，有人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言論自由」，其實，虛假一旦自由了，真實就被扼殺了。

有人會說，既然是真實，你應該自己證明啊。其實，真實是難於自證的，人們能做的只能是「證偽」，即證明哪裡不真實。證偽，需要有一種集體敏感和共同法則，這一切，中華文明基本上還不具備。西方文化的現代化是從推廣實證主義開始的，中華文化也應在增強實證機制，即證偽機制上，克服自身弊病，煥發新的生命。

第三，中華文化不在乎創新。

這一點，大家都可能有所認識了吧？政府一再強調，中國持續發展的道路在於自主創新，可見中華文化的這個歷史缺憾已經成了沉重的包袱，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時候了。

這一點也是從中華文化的優勢中翻轉過來的。中華文化歷史長，成果多，回過頭去學習、敬佩還來不及，怎麼還會想到創新？結果，我們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點、收藏、註釋，少的是實地考察、荒原歷險、大膽探索。中國最受尊重的學問家，往往是「學富五車」，卻未必有創新的觀點讓世人受惠。中國最推崇的藝術家，往往是各方「無爭議」，卻不知道任何創新都是對原有規範的挑戰，不可能「無爭議」。

現在掀起「國學熱」，對於保護文化遺產、延續文化傳承有積極意義，但也必須注意，不要把我們的歷史文化作過度的盲目讚美，因為歷史的惰性、歷史的悲劇、歷史的災難也都與之有關。在這方面，魯迅先生、胡適之先生的相關論述仍然值得我們重視。

我非常熱愛傳統的中華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華文化的未來生命，在於創新。

以上這三個「不喜歡」和三個「不在乎」，加上我前面所說的幾項重大記憶，大體上都只是舉例而已，說明我所講的文化記憶是什麼。所述內容廣泛，難免有錯，請大家指正。

謝謝大家！（全場鼓掌）

對話篇

（演講結束后）

余秋雨：下面開始現場互動。大家提問，最好偏重於當前，使這屆「文化講壇」的內容能夠古今互補。

進入文學領域，必須接納多元

新聞晨報記者李建中：余秋雨先生，最近王朔開腔批評文化和娛樂圈裡的人物，其中也提到了您，比如說您只寫遊記，沒寫過小說，稱不上作家。此前他也炮轟過金庸大師，現在他又把矛頭對準了您，請問您對此想說什麼？

余秋雨：王朔寫過一些很不錯的小說，與那些只會罵人卻沒有任何作品的人不同。很多年前，上海設立中長篇小說獎，我是設立這個獎的創議者，又是評委，極力推薦他的《我是你爸爸》得獎，當時有一些專家不同意，認為他只是一個不成熟的青年作者，不是作家。我不僅肯定他是作家，而且認為他的小說在「控訴文學」和 「尋根文學」之外開拓出了當代題材，展現出一種當代青年才有的調侃和幽默。由於我的堅持，他終於得了三等獎。我還是頒獎者之一，與他握了手。

今天我需要勸告他的是，進入文學領域，必須接納多元。一個作家，自己的這個作品和那個作品也會不一樣，怎麼能用自己一時的標準來框范別人？到百貨公司買東西，選自己合意的就好，不要對著自己不喜歡的商品大聲叫罵。這對別人和自己，都會造成不自由。而且，很不幽默。

我覺得，對於金庸先生這樣的文學長者，我們都應該懂得尊重。前幾年王朔批判金庸先生時，說浙江人不會寫文章。金庸先生公開回答說：「我是不會寫，但魯迅先生和余秋雨先生也是浙江人。」記得後來我還當面對金庸先生說，您把我比得太高了。大家都笑了一通。金庸先生的幽默顯然與王朔不太一樣。我認為，最高的幽默，是承認多元世界之後的自嘲。

文化屬於大家，無端地損害一個文化藝術人才，實際上是在損害民眾的文化權利

解放日報機動部記者郭泉真：您剛才談到了老子，我也想問一個關於文化巨人的問題。您強調一個文化巨人對於一個民族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像泰戈爾就曾經有力地改變了本國人的選擇。那麼在當下中國，在這樣一個浮躁的社會環境下，您覺得有沒有可能出現泰戈爾式的文化巨人，能夠在和諧與文化間搭建起人格橋樑？

余秋雨：「巨人」，是一種藝術化的描述，缺少準確定位，很難討論。但是，很多文化都是靠個體生命來代表和象徵的，這卻是事實。一個社會不管多麼浮躁和紛亂，有了大家敬仰的文化代表人物就有了定力，而且是人格化的定力。因此，你所說的「文化巨人」都產生於亂世，這是精神對於世相的制衡，或者說，是世相對於精神的呼喚。

現在中國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小小的文化圈裡，誰都想做「巨人」、「大師」，因此對於有「競爭嫌疑」的同行進行抹黑和潑污。其實，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文化代表人物並不是文化圈裡的事，這是全民的文化需求。廣大民眾的目光應該穿越「文壇爭鬥」的迷霧，把自己喜歡的文化藝術人才救助出來，予以守護。應該明白，文化屬於大家，無端地損害一個文化藝術人才，實際上是在損害民眾的文化權利。

文化上比較傑出的創造者，也就是大家抬起頭來都能真正仰望的人。而我們在這方面有一個非常大的障礙，叫作「無爭議的陷阱」，也就是說這個人出來要沒有任何爭議。而任何創新的人都必然是對原有規範的挑戰，必然是對原有秩序的突破，不可能沒有爭議。沒有爭議，就說明他不是創新的巨人。如果大家選擇了一個沒有爭議的人出來，那他一定不是創新者，一定是假的。

我曾多次講過，如果像貝多芬、海明威這些脾氣性格獨特的人出現在我們這兒，不知道會被罵到什麼程度。創造者，特別是藝術的創造者，有自己獨有的特徵，甚至是非常明顯的缺陷，如果不能容忍這點，那大師就無法出現了。海明威曾經在一封信裡面說，昨天去買鞋子的時候自己拿錯了鞋，兩隻都拿了左腳的，為此寫信給鞋店老闆說，我要把你們的鞋店燒掉。如果這樣的人出現在我們這兒，肯定是要受盡攻擊了，而受盡包圍以後就沒有海明威這個人了。

我們這一代人，很多人的生命都浪費了，所以真正能夠被全世界所接受的文化大家，會出現在我們下一代。我希望當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學生一代，巍然地被世界承認的時候，不要有很多中國人在背後罵他、拉他，使他逐步降低，因為這樣做是對中華文化的損害。我們現在不一定能夠呼喚出「大家」，但是我們現在能夠通過我們的努力，開闢出一些適合於未來的「大家」站立的一塊土壤。謝謝你的提問。（全場鼓掌）

歷史總由合力組成，合力的結果指向著真、善、美，這裡不需要所謂的「善惡平衡」

解放日報周末部記者徐蓓：這些年來，有人對您的批評很尖銳，總是咬住您不放。當然，更多的人對您這樣的文化創造者是非常欣賞的，總是堅定地力挺您。在您看來，這兩種不同聲音的交鋒，是不是和諧文化時代的一種特徵呢？

余秋雨：我很期待尖銳的批評，例如早些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專家撰文批評我的散文只有日神精神而缺少酒神精神，指出了我的一個終身無救的缺陷，非常痛快。但是，你所說的那幾個「咬住不放」的人，我一開始也認真過，後來發現他們精神上有毛病，因為咬住了一個謊言幾年不鬆口，一再證明是謊言還是不鬆口，你說該不該憐憫和同情？

在國外，文化人中精神疾病的治療和康復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在我們這裡，有些小報喜歡危言聳聽的狂熱言詞。因此放縱和驅使著他們，很不人道。

我看到台灣大學有一位教授仔細閱讀了這些年來大陸文壇對我「咬住不放」的文章，與幾位精神科醫生研究后發表文章，呼籲大陸媒體不要再逗弄這些精神不太正常的文人。

感謝一切支持我的朋友，我說過，歷史總由合力組成，合力的結果指向著真、善、美，那就是和諧。而如果假、惡、丑佔了上風，那就是對和諧社會的破壞。在這裡不需要出現所謂「善惡平衡」。

要滲透出讓世界各國朋友感到親切、隨和、風趣的氣息，這需要高度智慧

新聞晚報記者錢妤：2008年的奧運會、2010年的世博會轉眼就要到了。但是對於屆時如何展示中華文化，很多人還是捏了一把汗。因為很多去過愛知世博會的人，回來后對中國館的感受只能用「汗顏」和「沮喪」來形容。那麼，對奧運會開幕式和世博會，您有怎樣的文化建議呢？

余秋雨：具體的文化建議很多，那次為2008年奧運會的開幕式，我就在北京講了整整3個多小時，這裡來不及多說了。我想提醒的是，按照很多國家的經驗，這種事情不能全都變成一個行政運作，也不能快速落實為現場操作。行政運作和現場操作之前，要集中這個國家最聰明、最有想象力的人出主意，使整個設計在最高智能層面上具有無限的可能性。這個環節一失落，再排場、再艷麗也會變成一種缺少生命的模擬。這次亞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的成績驕人，但最後10分鐘的文化表演節目還是讓人失望。什麼都有了，卻缺少整體性的創新和智慧。

我從來不擔心我們能不能體現出堂皇色塊、場面開合、人流組接、現代科技的魅力，也不擔心歷史概念和圖像的選擇，而只是擔心這中間能不能滲透出一種讓世界各國朋友感到親切、隨和、風趣的氣息。這就需要靠高度智慧。

中國的文明固然是偉大，固然是悠久，但是在世博會上，人家作為一般的參觀者來感受的是一種親切、溫暖，而不僅僅是參觀你的偉大。很多人在愛知世博會上跟我講，中國的偉大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悠久我們也知道，我們從書上都看到了，但我們到這裡來不是為了重溫書上的東西，有沒有可能找找親切感？

你看，法國館的主題是嘲弄自己的法國：我們浪漫有餘，實幹不足，所以我們雖然創造出了好多經濟成果，卻被美國、德國他們享用了。我們法國該怎麼辦？浪漫下去吧？我們在十字路口，讓所有的世界博物館給我們出點子……這麼幽默自嘲，我們覺得法國館很可愛。

德國館驕傲得有點幽默。進門所有的雕塑都是德國偉人的雕塑，但都沒有完成，上面寫著：所有偉大的人都是無法完成的，他們完成在世界各地，完成在今後的歷史當中……後面還放了一塊長長的黑板說：我們德國的偉人有點多，如果我們這兒沒有畫出來，那麼在你們國家產生巨大影響的人，能不能寫在黑板上？好像很謙虛，但是寫的還是德國人。如布萊希特，不也是德國人？

韓國館最後的一張圖像，居然是裴勇俊的照片，很大的照片。有人說，這不是把你們館淺薄了嗎？但是人家說：我們韓國的文化，就是露著潔白的牙齒，向當代世界發出青春的微笑的文化。

我希望今後讓人們看到的世博會的中國館，第一是感到親切，第二是感到在遙遠的歷史圖像背景上面「當代的可愛」。這一點非常重要。人家了解中國文化是了解 「中國的性格」，你卻老講偉大，這是不行的。我們要了解一個人的性格，如果你老說祖父的性格、曾祖父的性格，那怎麼行？應該是現在的你的性格那可愛的程度。我們世博會的中國館，氣魄要大，場面要漂亮，這是肯定的，我們有優秀的導演在做這一切。但在文化上，它一定要親切可愛，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目標。全場鼓掌)

不要給春晚太大的文化壓力

解放日報周末部記者任春：還有十多天新春佳節就要到了，在此先提前向您問一聲新年好！對春晚，有的人說現在已經快成為「假大空」的代名詞了。不可否認，這裡面有觀眾的審美趣味提高、資訊豐富的因素，但另一方面，現在的春晚是不是也確實負荷了「不能承受之重」而導致公眾疏離呢？請問您是怎樣用文化的目光去打量春晚的？

余秋雨：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本來是中國這一年的藝術領域的大檢閱，因此它的知名度也高。後來發現，隨著文化的多元發展，它的體量有限，它難以承擔這個使命。由於其體量太小，又由於其面對的是全國廣大的觀眾，所以，春晚就成了一個文化程序，成了我們過年時的一個文化程序。

我希望我們新聞界還有藝術界的朋友，不要給春晚過大的藝術上的壓力，因為它就是中國普通老百姓過年時候的程序之一。這樣雖然講起來好像有點降低，但其實讓它更開闊了。普通老百姓最喜歡看的東西是什麼，大家就看一看，它既難以代表文化界的最高成果，也難以代表藝術界的最高成果，大家都知道這個沒法代表。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不要給予過大的文化壓力，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因為從過去的一元化的時代過來，很容易對一個人、一件事情給予過大的壓力。你是一個歌唱家，你一定道德上最好，什麼最好什麼最好，統統最好，這個壓力太大了。他也是個普通人，他就是個會唱歌的普通人，他喜怒哀樂都有，怎麼可能樣樣最好呢？對春晚也是這樣的道理。從春晚能夠尋找到一個中國普通老百姓喜歡看的東西，大家一起快快樂樂過個年。所以不要給它太大的文化壓力。

我們和春晚關係比較密切，所以我想，不要給它過大的壓力。不要過多的文化壓力，這也是我們當代人心態寬鬆、文化多元的標誌之一。（全場鼓掌）

文化人有國籍，有故鄉，但文化無界

解放日報報業集團事業發展部諸巍：今天我們談論的是有關和諧文化的話題，在當下，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不少媒體囿於劃分，為本地大唱頌歌，陷入您所說的「地域文化迷霧」。您認為這樣的文化陷阱，會給和諧文化建設造成怎樣的障礙呢？

余秋雨：和諧，就是要克服各種排他性自傲。排他性自傲一定會損害他人，引起衝突，破壞和諧。

「地域性迷霧」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排他性，即對其他地域的不尊重。我到全國各地，發現很多省市都在吹自己這裡有多少個「第一」，嚴重鄙視鄰近省市，這很不應該。

中華文化的魅力在於整體性，我前面說的甲骨文出土是在河南安陽，但我們不應該把甲骨文僅僅說成是安陽文化，當然，也不能把孔子僅僅說成是曲阜文化或山東文化。孔子和老子產生了國際影響，外國人把他們看成是人類文化，我們也不要敏感，發誓要「搶回來」。文化人有國籍，有故鄉，但文化無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停火，大批衣衫不整的倖存者立即到尚未修復的音樂廳里聽貝多芬的交響樂來修復心靈，他們誰也沒有因為貝多芬和希特勒都是德國人而拒絕。

我剛才演講時說到，該選擇的記憶都是宏大的記憶。中華文化的力量在於它的整體性。老子後來出關的時候是在洛陽，他是屬於全中國，現在甚至可以說是屬於全世界了。大文化的空間是很大的，我們不要進行地域性的分割。

我也多次講到，母校也不應該對自己的畢業生的成就過於拉到自己身上，因為我覺得，任何一個「大家」其實都是對學校知識的叛逆，他需要接受，同時也需要慢慢地叛逆。

任何一個了不起的行走者，都是對自己家鄉的告別，這種告別帶有哲學意義，不是地理意義。告別，我走出我的空間，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遠方在哪裡？不太清楚，是一種告別。

李白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這是中華民族第一首思想詩，但是李白不上班又沒有工作，他為什麼不回去一下呢？不回去，為了異鄉體驗，一種對故鄉的離開。

所以，在文化意義上，我們不能過多地強調地域文化，老是說我們這裡如何如何。

每一位文化工作者熱愛自己的家鄉是好的，挖掘、保護家鄉的遺產也是好的，應當繼續做下去。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希望能夠從中華文化的整體大背景來看。中華文化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是整體的，不是分割的。不要在某個地域上過多地停留。

中華文化的優點全在於整體，而整體也體現在它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人類的文明是真真實實的一個大實體，然後有燦爛的中華文明。如果再分割再分割，分割得過度的話，就不好了，割碎了。我剛才講到了，我再重複一遍，領土像盤子，文明是裝在盤子裡面的水，當盤子被摔碎分割成一塊一塊的時候，那個文明之水將流向何處？全場鼓掌)

批評家應該放下身段，打開窗子，轉過身來，面對真實的文化社會現象

解放日報經濟部記者陳江：現代資訊如此豐富而日新月異，而您卻過著「不上網，不看報、不議論、不扎堆」的生活。作為一個社會的觀察者，您不擔心自己會與時代脫節？此外，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從象牙塔里走出來，而且一個賽一個地受到媒體和大眾追捧，您不擔心自己有朝一日會被湮沒？

余秋雨：不會脫節，我還看電視中的新聞節目，做一個新聞評論員也基本合格。我不上網、不看報，主要是沒有時間去接受大量過眼雲煙的信息。我不參加會議，甚至從來沒有手機，是想保持頭腦的疏朗、空闊，這樣才有可能面對長天大地，靜思生命的價值。或者說，這樣才有資格為繁忙中的朋友說一些超越而安靜的話語。

你所問的第二點，越來越多的學者從象牙塔里走出來受媒體和大眾追捧，這實在是一件好事。十年前我打了前陣，只是做了國際大專辯論會的幾次總講評，就有很多人在媒體上反覆討論「文化人該不該上電視」，多數意見是不該上。我當時獨自認為，文化應該被傳播，傳播是對文化的檢驗和篩選，而電視本身就是文化，因此一直在罵聲中堅持。現在終於到了這麼一個好時代，我真高興。但是，我不認為這是那些批判家的轉復。恰恰相反，這是廣大民眾大大咧咧地參與進來了，成了話語主人。如果交給文化界，多數還是罵。所以，我認為2005年到2006年中國文化的最引人注目的趨勢，是民眾爭取到了自己的文化權利，他們大聲地表述自己的喜好，又快速轉變自己的喜好。文化界一些批評家的地盤越來越少了。我覺得，他們應該放下身段，打開窗子，轉過身來，面對真實的文化社會現象了。

我恨不得早一點被「湮沒」。我已經60歲了，60歲是個什麼概念？柯林頓比我大幾天，人家都做過總統了。（全場笑）60歲了，走那麼多路，寫那麼多文章，到應該休息的時候了。我很想休息，很想安安靜靜地生活。所以如果有一股不是邪惡的水，是一股溫和的水，年輕人的水，能夠把我「湮沒」的話，那太好了，這個非常了不得。但「湮沒」這個詞好像有一點問題，好像感到我喘不過氣來。（全場大笑）用「掩蓋」比較好。

魯豫有一次在採訪我的時候說，如果你不寫文章、也不上電視的話，我們怎麼聽到你的聲音、看到你的文章呢？我說，也許你和你的先生在散步的時候，突然在河邊看到一個熟悉的背影，那就是我。與妻子漫步在湖邊夕陽下，只與水山對晤，是人生至境。（全場熱烈鼓掌）

沉下心來傾聽文化聲音的人很多，遠遠超過傳媒界和文化界的估計

解放日報觀點版編輯華偉：您曾說過「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望，而精神文化還廢墟重重」，所以您執著於尋找中華文化的DNA。但是在這樣一個所有人都行色匆匆、一心追求財富發酵、熙熙攘攘的年代，究竟有多少人能夠沉下心來傾聽文化的遙遠聲音呢？在您看來，您的思想會以怎樣的方式影響人呢？

余秋雨：熙熙攘攘是一件好事，要把熙熙攘攘統一成整齊的步伐是一個錯誤的幻想，誰也不應該再做這個夢想了，哪怕是文化大師，都不要再想讓大家統一步伐來聽同一種文化的聲音了。

什麼人都可以講話，哪怕不那麼中聽，也可以說，那多好。就像春天的時候，各種各樣的花長出來，有好多花粉，雖然我不喜歡，也沒什麼問題，這才是燦爛春天。你如果認真選擇了幾朵花，然後去普及我們的春天，那麼這個春天會是個災難的春天，哪怕是最美的花。同樣的道理，在這個熙熙攘攘的時代當中，大家還要各自過日子，也有一些人發表自己的言論，發表自己的觀點，發表自己的聲音，他周圍還有一些人願意聽，這正是百家爭鳴的時代或者是文化燦爛的時代才有的現象。多元，總是要有許多個「元」存在的，如果什麼「元」也沒有的話，那就是一個荒荒落落的時代了。

中華文化的崛起實際上是全世界的事情，所以該發出的聲音還是要發出。真正能夠安定地站立在人類精神荒原上的，是少數的精神的哲眼，是一種力量，這樣的聲音需要有人傳播，這個是文化在紛亂的世界上能夠傳承下去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在紛亂當中總有一些人在堅持，這些人就是文化延續的經緯。

我想告訴你，沉下心來傾聽文化聲音的人很多，遠遠超過傳媒界和文化界的估計。你說現在是行色匆匆、一心追求財富發酵的年代，但是，孔子的年代、屈原的年代、司馬遷的年代難道比這個年代好嗎？他們的聲音不也傳下來了？過去很多時候是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年代，文化因此更感悟了自己的責任。

我的讀者和觀眾都很多，而且越來越多，這從我的書的發行量，以及每次大規模的網路投票中都可以得知。前不久在釣魚台國賓館頒發的「中華十大財智人物」，以及後來在人民大會堂頒發的「2006年財富中國十大財富領袖」，我在全國網路投票中居然名列第一，其他九位都是真正的億萬富豪。網友們說，投我的票，是要提升「文化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地位。得票那麼多，可見意見比較一致。對此，我當然愧不敢當。

總之，生在今世，我十分慶幸。我現在擔心的，不是沒有人聽我的聲音，而是熱情的聽眾太多了，使我休息不下來。謝謝！（全場鼓掌）

文化是人類留給自然界的一切痕迹, 也是不同人群對於各種痕迹的選擇方式。表現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兩個方面, 不斷延伸而積累成歷史, 只要喚醒一種記憶，也就喚醒了一種文化。